近代中国“半工业化”农村中的经济社会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中国论文,农村论文,社会变迁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04（2005）01-0001-06
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表明，鸦片战争后，除了少数行业的传统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打击下逐步衰弱并销声匿迹外，大多数行业均能维持下来，其中，若干农村地区的若干手工业行业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还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形成了“半工业化”现象，笔者曾在相关论著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分析[1]。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对近代机器工业和传统农业与农村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学术界对于前者多有研究，本文探讨的重点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传统农业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进而对农村社会状况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讨论主要建立在近代华北、江南、华南、鄂南等地区的乡村织布业、缫丝业、制茶业，尤其是河北高阳、定县、宝坻、山东潍县、江苏南通、海门的织布业，浙江吴兴、嘉兴的缫丝业、丝织业，及广东顺德、南海的缫丝业、鄂南羊楼洞的制茶业等。上述地区及行业在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
一、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与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
在封建经济体系下，传统农业与手工业从生产到消费环节上在农民家庭内牢固结合，构成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圈，但是这一结构在鸦片战争之后逐步瓦解，以市场为导向的近代乡村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造成手工业经济收入在区域经济总量及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大量增加，手工业生产的季节性与性别限制进一步解除，进而改变了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有些地区甚至还出现了副业变主业的现象。与此相应，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传统习俗观念有所弱化。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农村种植结构，传统农、副业结构以及收入结构等方面。在乡村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农村，农户从事手工业所得收入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1924年，河北宝坻织布业经济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1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农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2]。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自织布匹净利45.60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3]可见，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同年，在定县453村约385500人口中，从事家庭手工业的男女人数达8万余人，占总人口的21％。家庭工业总值达4352496元，其中棉纺织业生产总值为2964608元，纯利润达878341元，这对于农民经济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补充[4]。在通海织布区，20世纪初，农民从事织布业的利益“善织之人，每成布一匹可赢墨银一圆，至少亦半之”[5]。1933年，南通全县共63140户，13万余人从事手工织布业，占全县50万人的26％，直接或间接以织布为生活依靠的达92％，土布产值约9180543元，平均每户145.4元[6]。1939年，满铁对南通头总庙村具有代表性的18家农户的调查表明，有7户、即39％的农家副业以织布为主，其中6户的织布收入占到了全部收入一半以上，平均高达83.8％。很显然，手工织布在这些农家中已非副业而是主业了[7]。手工织布业的发展增加了纺纱原料的需求，对南通种植结构产生了影响，张謇在“大生纱厂第七届说略并帐略”中记载，“农家率易种杂粮之地种棉”[8]。据1915年调查，南通县农民已将70％的稻田改种了棉花，其它大部分年份超过了一半，说明植棉业在当地农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如表1：
表1 1912～1933年棉田面积占当季耕地面积比例（％）
年份
南通 海门 启东
19127078—
19266948—
19274838—
19284751—
1929705452
1930535282
1931575258
1932485258
1933605354
在后起的潍县织布区，据《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统计，1934年潍县户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产值都高于山东全省平均水平，全县手工业产值12116千元，户均103.8元，手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48.4％[9]。在织布中心区的眉村，农忙季节，壮年男子白天农作，晚上仍从事织布，织布业很快由家庭副业“一变而为正业，反视农业为副业”[10]。
嘉兴农村中以织绸“做正业的也不在少数”，其中，“梅湖全乡2401户，以织绸为副业的约计1700户左右，占总户数70％以上……复礼乡的本帮人，以织绸为主业的在60％以上，每家仅种田5亩至6亩以充饭米，反使农业退居次要地位。”[11]吴兴蚕丝区，据调查，1930年全县育蚕户数124237户，占全县总户数75％以上，占农户数95％以上，全县桑地面积545569亩，全县约产茧30万担，按当时价格每担60余元计算，总值达2000万元以上。在1920年代前期，蚕丝业经济收入在农民家庭经济的比重达70％，成为家庭经济的主业，“在民国十年前后，蚕桑产销最盛时代，吴兴农户，蚕桑收入占七成，种稻收入占三成”[12]。粮食消费总量中的相当一部分需要外地提供，据调查，稻米消费总量中的35.57％需要在市场上购买，从而有利于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就全部日用生活品论，自产部分只占49.14％，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如金陵大学农学院调查，北部农民生活日用品，按四省八处平均计算，取给于自己农场者，占73.3％，中东部一带计三省五处，平均占58.1％[13]。这说明，在乡村手工业较为发展的地区，农民的购买力相对较强，与市场联系程度也相对高一些。
乡村手工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农民家庭经济收入中比重的提高反映在农民生活水平上。1930年代的吴兴，“饮食方面，从前民风俭朴，不过粗茶淡饭蔬茶佐餐而已。但近数十年来风气愈下，乡民多好至镇市游遨，因而留连小饭馆，几为一般现象。”[14]“家庭妇女，时至今日尚盛行着裙，在户前工作之时，亦几皆着裙……女儿则着旗袍，剪发，装饰若中产以上之家……一般闺中少女，即非着旗袍，衣着亦必丝绸之短衣”[15]。广东南海缫丝区，“男女工借此觅食者已受益良多矣，乡中既无行乞之妇人，而穿金戴银者亦复不少。”[16]广东顺德也是一个以蚕丝业闻名的地区，1922年蚕丝业兴旺的时候，“蚕农过的是极度优裕的生活，平日置酒欢呼，酣歌嬉舞，闾巷交闻。可是自从受了世界经济恐慌，丝价惨跌，及因自己的生产技术太落后，失去了市场后，全县的蚕业，已日趋凋零，到了今日，更是陷于破产的状态。”[17]正反两方面的材料恰好说明了在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与上述经济变迁相适应，千百年来的乡村传统习俗也发生了若干变化，“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形态开始弱化。在自然经济时代，由于农业生产劳动的强度、男女生理、社会习俗（如妇女裹脚对其劳动能力的摧残）的限制，“男耕女织”的界限十分明确。随着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织布已不再是女人的专利。如对高阳织布区内织户劳动力使用状况的调查，“织布者，男多于女，约为3与1之比，络线则以女多于男，约为4.5与1之比”[18]。由于铁轮织布机的广泛应用，男子较多地介入织布工作中，妇女退而从事整经等辅助环节。在潍县织布区，还有农民将织布工场搬到县城的例子。如居住潍县眉村的辛德昌与家族合伙以3台织机、300元资本于1938年8月到县城东关开始经营机房，到1946年已发展成为拥有织机13台、雇佣织工10人的小型织布厂，其雇工皆为本村同乡，且多为男性。居住潍县北乡的魏儒庭与东乡的徐明寿、王秀农、于续立等4人各出资50元，于1940年8月到县城东关开设机房[19]。
妇女的社会观念也开始悄悄发生变化，“早婚早福”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青年女性中明显流露出要求晚婚、自主自立的现代意识。如广东南海蚕丝区，乡村妇女走进丝场后，“在这些女工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一种要求独立的心理状态。在一个丝厂中，很难制约这些女工。罢工的意识，已经深入缫丝女工的心中，她们已经懂得用罢工来对付实际存在的或她们所设想的不公平”[20]。这在1880年代的华南，已经相当超前了，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近代早期女权主义的萌芽。在这种早期女权主义的冲击下，男女同工有伤社会风化的旧习日趋淡化，“在鬼絚创办之初，乡人以其为西洋鬼子的机械文明，皆存歧视的心理，并认为不祥之物，此为鬼絚名称之由来。故初时鬼絚之招致及训练絚丝女，颇多困难，而乡人更以鬼絚内男女工人混集，认为有伤风化，诸多留难。惟当鬼絚发展到相当时期，乡人皆知鬼絚原为可以兴旺蚕桑、繁荣农村及养人之所，而一般观念都认为缫丝工作为一种正当的职业，絚丝女的地位由是得到社会的承认。且每当鬼絚开工，此等絚丝女皆争先恐后到厂，务求占得一位置为荣幸矣。”[21]
华南缫丝区“自梳女”数量的增多与乡村缫丝业的兴起和发展密不可分。研究表明，“自梳女”（实即不愿出嫁的独身女子）早在清初就已经出现，随着1870年代以来缫丝业的发展，自梳女数量急剧增加，19世纪末20世纪初，乡村缫丝业集中的广东番禺大龙乡的自梳女占妇女人口的12％[22]，顺德、南海的情况也大体相似，这种现象是与乡村缫丝业的发展相关联的。有人统计，南海乡村缫丝工场从1881年的11家增至1926年的45家，顺德也由1874年时的1家增长到1926年时的156家[23]。缫丝工场只招未婚青年女性，在1928年广东丝织业调查中，每厂平均需用女工的人数是450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自梳女[24]。乡村缫丝业的发展使青年女性有了独立工作的机会与一份独立的收入，自主性增强，“其女子皆能采桑缫丝，一日所得，多者可得七八角，小者亦三四角……以此自给绰然有余，彼辈既有所恃，又以嫁人为人间最羞辱之事，于是遂相约不嫁，即为父母所强嫁，亦不必落家。”[25]她们可以不必像传统社会中的女性那样惟男性是从，生儿育女，遵从“妻以夫贵、母以子贵”的旧式伦理，对“女大当嫁”的习俗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在花边业中，从事花边编织的妇女必须保持“个人及家庭整洁异常、井然有序”，方可保证花边成品的洁白与较高售价。受农村家庭生活极度贫困以及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束缚，女子多在十五六岁依父母之命、凭媒约之言，被迫结婚，很少有自主择偶的机会。而今，青年女子藉花边收入可以自养自立，不必再受家庭束缚，“早婚之陋习，自可免也”。一些从事花边编织的女子“以物色相当之夫婿，有至26或28岁而未结婚者”，这种现象在以往是不可想像的[26]。
二、传统市镇的转型与新兴市镇的产生
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市场的繁荣，出现了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专门交易市场，集镇的数目增加了，市场辐射范围扩大了，集期的密度加大了。高阳县兴起了专门的“线市”、“零线市”、“色线市”、“白布市”、“色布市”、“麻布市”等。约在1915年，高阳县城西门内大寺坑出现了专门交易棉纱的“线市”，1929年迁往篮子街，分早晚两市各2小时，参加交易的商号或商人不下200余家，营业兴盛时，每集可销售棉纱二、三百包之多。民国初年兴起的“零线市”在西门内大寺坑城厢第一小学后空场上，逢四、九集期。“色线市”在县城东街，白布市在县城西街，逢阴历四、九集期上午举行，色布市在城隍庙前及枣市街一带，逢阴历三、八上午交易，麻布市则在城内南街，亦逢阴历三、八举行，进入各专门集市交易的既有商人，也有从事织布生产的农民，市场兴旺时，远处农民甚至提前一天入住客店[27]。县城以下还有作为棉纱棉布初级市场的乡村集镇。定县不仅出现了专门从事某种手工业生产的专业村，而且还形成了相应的集市，据调查，定县除县城外，有集市的村镇共计大小82处，其分布状况如表2：
表2
与集市距离（里）村庄数 与集市距离（里） 村庄数
在本村82 7
9
1 36 8
8
2 2810
10
3 6012
12
4 1015
15
5 8020
20
6 29
总计 453
从潍县来看，据地方志记载，康乾时期潍县有21个集市，光绪年间已增至73个，民初已达94个[28]。眉村原是一个普通的村庄，织布业发展之后，这里迅速成长为覆盖周围50里的纱线市，逢一、六集期中，每集可销纱2000件以上。
最能体现农村市场繁荣的要算传统市镇的转型与新兴市镇的产生。江南织布业与缫丝业发达的乡村地区，传统市镇如南浔、菱湖、双林、震泽、新塍等都不同程度地处在转型之中。南浔是江南古镇转型的代表，它地处江南家庭缫丝业最发达的湖州，原来就是一个商肆栉比、街面繁荣的古镇，鸦片战争后，在国际市场生丝需求量扩大的背景下，“七里丝”所在地的南浔缫丝业因此得到较大发展，南浔成为生丝销往国际市场的桥梁。据南浔丝业公所记载，从1880～1934年的年销量平均为5265包，占上海生丝出口总数的17.9％，每年出口丝经值约在2000万至2500万之谱[29]。古镇面貌也在日益变化之中，到1930年代初，南浔镇虽仍带有传统市镇的特色，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式教育、医疗卫生、通讯、消防、慈善机构等公共设施较为完善的新型市镇（表3）。与此同时，人口快速增长，1929年的调查，南浔区有户数16656户，人口70934人，其中镇常住人口18889人[30]。
表3 1930年代初期南浔公共设施一览
项目 类别 数量
软硬设备及服务范围 备注
教育 普通教育 中学：1所，学生145人
教师15人，经费9100元镇上尚有私塾6所，就
小学：28所，学生2371人 教师87人，月薪180～350元不等读学生约140余人
民众教育 学校5所，学生182人 兼职教员22人，总经费716.6元，各种
图书共计871册，万有文库第1、2、3期
医院 西医 3家，浔溪、同仁、郁冠球医生6人，护士17人，病床80余张，门
以浔溪医院设施最齐全
诊、住院各种科室齐备
中医 中医诊所25处
内外科、小儿科、眼科、伤科，产科
卫生 厕所 86处
全镇街巷卫生由镇卫生
垃圾箱117处 会专职工人19人清扫
通讯 电报 电报局1所，位于浔镇西栅接线生6人，每日工作16小时
电话 电话公司1家，电话用户120户 接线生7人，每天开通18个小时，通达
1920年开办
邻近及江苏重要地方共46处
邮局 邮局1所局员、邮差3人，工作9小时，投递平
信，挂号信及快信、汇兑、包裹等
消防 救火会7处，即安宁龙、南区救火会、邢家龙、镇宁消 共有洋龙4，水龙4，“龙友都是工商二
防社、北区救火会、东恒和龙、东区救火会 界中人，自愿入会加入”
慈善 鳏寡孤独 4所育婴堂、老人堂、师善堂、承济善堂经费大都由绅商捐助
贫病愚弱 4所贫儿院、施药局、义仓、游民习艺所
交通 水路 轮局13家，航船48艘，无名乡下航船近千艘 远达上海、苏州等处，近至各乡镇
轿行 3所轿夫14人，轿子9顶
地处鄂南的羊楼洞则是一个因乡村制茶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兴市镇。羊楼洞在鸦片战争前夕，还只是一个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村落，至多也不过算得上一个乡村集市罢了。随着19世纪50～60年代中国茶叶出口量的急剧上升，羊楼洞制茶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同光年间达到鼎盛，年产销青茶、红茶、包茶、砖茶等一系列“洞茶”达4949万斤，“绝对的、相对的与附属的商行及劳动者凡五十一万人”[31]。随着制茶业的勃兴，羊楼洞很快由一个村落发展成为一个以茶业为龙头的工商业重镇，极盛时的同光年间，镇上常住人口达4万，茶庄200余家，有5条主要街道，各业店铺数百家，豪门巨宅鳞次栉比，其时“峒市商业骎骎焉，驾各镇上”[32]，其繁华程度超过县城，有“小汉口”之称。民国初年，羊楼洞设立峒自治区，办起了电报局、邮政所，公路交通、教育文化事业也都获得了发展，早在1905年废科举时，羊楼洞就创办了新式高等小学堂[33]，1907年广东人魏鉴彬父子在羊楼洞用手摇发电机放映无声电影[34]。这一切都是与制茶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眉村位于潍县东乡潍河沿岸，潍县近一万家左右的织户中，近3/4集中在东乡。眉村有居民300余户，铁轮机250余台，几乎每户拥有1台。每织机日织布能力为1匹布，每织5匹布可得1匹布的纯利润，利益所驱，全村“妇孺咸从事于此”。眉村不仅是重要的织布中心，而且是东乡棉纱、土布的主要集散地。胶济铁路线上的南流车站，因“与织布中心眉村有大道可通，棉纱之输入，年约7000吨”[35]，由该地售出之布占潍县全境土布总数的1/4[36]。该村与织布业有关的一系列行业相继兴起，眉村仅布店就有几十家，此外，广丰、王其利、李元华、王西庆四家铁工厂专营安装、维修织布机，眉村西门外有大车四、五十辆，并有专门从事装卸布匹、棉纱的“小杠队”几十人，1935年眉村开设潍眉汽车客运站。该镇初步实现棉纱、织布、机件、运销一条龙。眉村人由最初的“兼农就织”逐步发展到“弃织经商”，眉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纺织名镇，织布很快成为该镇甚至环镇乡村经济赖以发展和维持的支柱产业[37]。
三、乡村商人阶层的崛起与社会救助能力的增强
虽然农民的经济状况与生活水平从乡村工业的发展中得到了改善与提高，但获益最大者莫过于一部分农村中的富有者，他们形成一个颇具经济能量的商人阶层。如吴兴生丝业中，“无资农民，所得系辛苦换来，生活虽较昔略丰，而由布衣崛起，一跃而为富豪者则极希。至有资产者则不然……其间虽不无几时许困难，然其致富之机会，显较贫苦之农民占优势。于是小富者一跃而为中富，中富者一跃而为巨富，一时崛起者甚众。”[38]最著名者当数吴兴南浔富商的崛起，“计南浔一镇，以丝商起家者，何止数百十户，举其著者，竟有‘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只狗’之称焉。”[39]据传，财产达百万以上者谓之“象”，五十万至百万者谓之“牛”，三十万至五十万者谓之“狗”，而据考，财产百万以上者有刘、张、庞、邢、邱五户，刘、张二氏财产竟达到二千万和一千二百万之巨。
商人阶层崛起之后，大多虽脱离了乡土基层社会，进入城市，但对农村社会变迁还是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在慈善事业上倾注了一定心力。湖州丝商为南浔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0年代初，南浔拥有育婴堂、老人堂、师善堂、承济善堂、贫儿院、施药局、义仓、游民习艺所等八处慈善机构，它们的设立及运转与丝商的捐助是分不开的，其中贫儿院4000～5000元，育婴堂30000～40000元，由庞、刘二氏捐助，承济善堂年需经费6000元，由庞氏一人负担，施药局“经费在起初由绅商捐助，后来抽收丝捐及入官的公产租息等”，老人堂年需经费约二千余元，“有基金三四万元，亦由绅富捐助”，师善堂亦“至同治四年拨丝款为经费”，义仓则由里人“刘锦藻等捐集巨资在南栅设立”，游民习艺所经费5000元，由刘庞二氏捐助[40]。这些慈善设施对救助鳏寡孤独、贫病愚弱发挥了极大作用。
随着通海织布业的发展，一批依靠土布商业发家的商人崛起了，1907年通崇海三境仅花行就多达300余庄，“百年以来所未有也”[41]。其中以创立同兴宏大牌的恒记布庄的沈燮均、新地商人吴斗南、龚文记创业者龚文卿等人最为有名。同业宏在最盛时期的1912年，销售量达二万件，获利多至13万元，龚文记全年营业额，小布共四、五十万匹，蓝布、大布二、三万匹，年余毛利六千元左右[42]。沈燮均以其商业利润支持张謇办厂，他以“自己所经营的同兴宏布庄全部资力接济大生。同兴宏专运南通土布到东北三省行销。它所经营的土布，布质细、门面大、尺头足，合东北人的脾胃，营业额相当大。沈将同兴宏的大部分资金贷给大生。不足，更以同兴宏的名义向上海和南通钱庄透支巨款，转借给大生周转。大生靠沈之力购进了棉花”[43]，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经营大生纱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海土布业的发展，尤其是通海土布业对机纱的使用，反过来，大生纱厂又促进了通海土布业的进一步发展，“机纱的出现促进了土布的改良和市场化，而大生纱厂的兴建与壮大，激发了通海地区土布业的潜力，使关庄布市场进一步扩大”[44]。
潍县依靠土布业致富的暴发户以康子周最为有名，“而作为20世纪潍县经济两大支柱的土布业和烟草业的确造就了不少商界新贵，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并为其他商人提供创业机会。”[45]陈启沅既是华南缫丝业半工业化兴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因半工业化的发展而得益。陈启沅致富后，不仅投资现代工业，而且关心家乡公益事业，他曾捐巨金重修简村、先登两堡“吉水窦”（当地重大水利设施），且亲自主理工程。又捐巨资于官山普济堂，在简村办克勤义学，免收学费，设寿世堂药材店，于贫困者赠施医药，等等[46]。
总之，在中国早期工业化已经启动并在城市获得有限发展、暂时还无法在农村广泛推进的背景下，部分农村手工业利用大机器工业的先进技术，积极进行嫁接、改造，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改良产品，使传统行业获得新生。这一现象不仅在时间、空间上对城市工业形成互补，而且对农村社会变迁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研究生张静、定光平等同学搜集了部分资料，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