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型领导的理论辨析与发展研究
杨琰
（广东省肇庆学院，广东 肇庆）
摘 要： 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就交易型领导的概念内涵、结构维度、调节变量、正向效能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归类与对比分析，指出了研究现状的欠缺之处，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估测与展望。提出在新时代背景和幸福管理的理念下，交易型领导可能更符合 杨 琰当下中国国情，应重新审视交易型领导范式，着重加强整合研究和实证研究，拓展理论适用范围和核心价值取向，让交易型领导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和指引实践。
关键词： 交易型领导；概念；维度；效能；展望
交易型领导是新领导理论之一，最早是由美国的政治社会学家BURNS针对政治领导人的不同风格而进行的开创性划分；BASS等学者则进一步量化探讨了交易型领导的内涵维度等内容[1]，而哈尔平、巴纳德、西蒙等管理大师都高度认可其实效性。研究者们经常将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放在一起作对比研究，并形象地称之为领导理论模式的“硬软”两方面。
一 概念解析
（一） 国外学者的界定
1978年，美国政治学家J.M.Burns在其经典著作《Leadership》中，综合多种文献对罗斯福、列宁、毛泽东、马丁·路德等政治领袖进行了质性分析，开创性的将政治领袖的领导风格划分为2种类型：变革型和交易型；交易型是指“领导者与员工通过对任务和回报进行事前协商而达成一致意见再开展工作，形成了短期的价值交换行为”。在Burns看来，以往的大多数领导理论模式都属于交易型，交易的范畴则包括了经济报酬、政治地位、心理满足等方面[2]。
在进行完现场勘察后，根据所获得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资料，特别是安全要求和技术要求，来进行运维现场的危险源辨识、危险点预测等。所谓危险源辨识指的是系统分析作业现场的实际情况，对有危险隐患存在的位置、方式以及可能发生事故的规律和途径来进行分析和辨识。在实际的辨识危险源过程中，要进行责任制，安排专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来细分责任。全面排查现场的各方面隐患，由负责人实施落实。
B.M.Bass是另一位代表人物，自1985年起开始不断深入研究，他提出了交易型领导是“厘清下属需要--明确工作报酬--提供必要资源和监督--完成任务后给予酬劳”的行为范式；他还率先采用了实证方法进行类比研究，开发了可信度较高的《多因素领导问卷》（MLQ）模型[3]。
Burns和Bass对交易型领导概念理解上的最大分歧在于，Burns认为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是一对截然相反的概念，分别对应员工的低层次和高层次需求，只能二者选其一而存在，具体选哪一种类型则取决于组织的发展时期和个人因素等。Bass则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两种领导模式是互补且共存的一对概念，一个领导可以同时既是变革型的，又是交易型的，端看具体情境需要，而最好的领导显然应同时具备这两种领导行为。此观点得到了后续研究者们的普遍赞同。
（二） 国内学者的界定
交易型领导具有两类典型的行为特征：一是通过奖励或惩罚来管束员工；二是采用例外管理的方式，或主动或被动地对出错行为进行纠正。权变奖励的有效性得到了广泛认可，放任管理的成效被普遍否定，而权变惩罚（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作用却不统一，学者们各有褒贬。
Burns[2]最初将交易型领导分为权变奖惩和非权变奖惩2类，Howell将之分为权变管理、积极例外管理和消极例外管理3类[5]，Mackenzie将之分为论功行赏和依过处罚2类[6]，Podsakoff则分为权变奖励和权变惩罚2类[7]，大家表达的基本是同一个意思，即分成“奖励完成任务的下属”和“惩罚失误的下属”2个维度。
交易型领导具有鲜明的3个特征，一是等价交换，每一次行为都需要领导和下属双方提前讨价还价达成一致后进行；二是持续期短，只要双方条件交换完成后即可宣告交易结束，而下一次交易行为另计；三是强调结果，想方设法促成目标的实现，“对可预测的、可持续的结果的追求，是交易型领导的内在动力”。个别学者认为交易型领导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仅用来满足个体低级需要；事实上，能够准确了解下属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中不断变化的多种需要，必须是建立在对现实情境的充分把握和对下属尊重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准确判断，必然包含了对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等情感需求的考虑，并不是一件想当然的简单事情。
二 结构维度
在此背景下，为了提高糖尿病肾病患者的早期诊断效果，对尿液 α1-MG、β2-MG、TRF、mAlb和 Cys-C 进行联合检测。其中α1-MG由人体的肝脏和淋巴细胞合成的糖蛋白。正常情况下α1-MG存在于人体各种体液和淋巴细胞膜的表面，但当人体出现异常情况时，如肾小球的过滤能力不足、肾小管吸收α1-MG能力降低时，可导致α1-MG升高。因此α1-MG可用于糖尿病肾病患者肾小球早期损伤的判定指标之一。
在组织创新方面，Bass认为，交易型领导倾向于规避风险，会阻碍下属创新；Amabile（1998）和Lee（2008）的研究也支持了此观点。相反，国内学者吴文华（2010）、陈淑妮（2012）等则认为交易型领导对组织和员工创新有正向影响关系。
殖民者采用“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10]111的方法逐步入侵伊博部落。这句话讲究不同的变化过程，有变则会发生作用，在显著的变化之后，便会有着逐渐的变化，即由粗入精；而逐渐的变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发生显著的转变，即以显著的变化才能显示出那些微小的变化。虽然可以用量变与质变的辩证思维来解释后半句，但前半句是其精髓之处。如果没有殖民者突然的到访和改变，伊博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改变。传教士先是大摇大摆的到来宣传自己的思想，然后修盖教堂，接着在了解伊博部族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说明基督教的好处，最后用强硬措施让部落的强硬派不得不屈服以彻底入侵伊博族的家乡乌姆奥菲亚。
国内学者们普遍认为交易型领导是“基于经济、政治、心理等多方面的，已被双方提前认可的价值交换”范式。徐长江[4]提出交易型领导的任务是设定报酬、寻找员工、提供资源和给予帮助；陈文晶（2007）认为交易型领导要通过理性与经济手段对员工进行监控；姜凌燕（2009）认为交易型领导更偏重于明确工作任务和工作回报；吴文华（2010）提出一个领导可以同时兼具多种领导风格……，总之，大部分学者都认同Bass的观点，即变革型领导是对交易型领导的继承、补充和超越，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以变革型领导为例，国内学者时勘等已设计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测量问卷，创造性地增加了新维度，更是被广泛认可并使用；而交易型领导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使用国外现成的MLQ量表对中国组织进行实证测量的阶段，仅有个别学者如陈文晶编制了量表，但使用人群和后续研究远远不足。
三 拓展性研究
（一） 对理论适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已提出了10多种替代领导因素，但是在具体情境中，哪一种影响因素发挥的作用到底是多大，哪几种影响因素最重要，叠加不同因素后将对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如何控制中介因素来提高领导行为有效性……，都很少有清晰的研究结论。
（二） 对中介调节作用的研究
以往的研究表明，组织氛围、员工归属感等因素将或强或弱的影响领导行为和工作结果，这些因素就是Kerr等[11]提出的替代领导，包括个体自我需求、员工自我管理能力、任务难易程度、团队凝聚力等。替代变量的实效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徐长江探究了情境因素和被领导者因素、李晓青论述了上下级人际关系、谢洪涛将之分为员工类型和任务类型两大类别……。公认的可产生积极正效应的替代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1）信任。多次交易成功后容易建立领导与下属的相互信任关系，而信任关系就更有利于双方沟通、应变和确保下一次任务的完成；（2）组织文化。交易型领导风格可有效提高员工组织归属感和工作满意度，尤其是在规则导向型和目标导向型企业文化中表现突出；（3）人际关系。特有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任何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都将极大影响着领导效能和组织绩效，良好的人际关系将更有利于调动个体主观能动性，保证执行力和完成率；（4）组织氛围。组织氛围较为消极时，交易型领导将通过明确的目标奖励来激发个体潜能，更能促进团队绩效，而积极的组织氛围时则不明显；（5）组织公平。交易型领导方式与互动公平、分配公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将会对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三） 对理论有效性的研究
Bass和Avolio（2004）持续了10多年的实证研究后，将交易型领导行为逐渐细化为4个维度：权变奖励、主动例外管理、被动例外管理和放任管理，并认为积极的交易型领导更多采用主动例外管理，随时对工作进展进行监督反馈；而消极的交易型领导更多采用被动例外管理，等出现了工作差错后再介入进行纠错改正。国内学者们基本上是依据这个标准进行了整合：吴敏[8]用积极和消极替换了“主动和被动”例外管理；姚艳红[9]提出了关系支持、无为而治、典型示范、中庸之道4个因素；尹晓峰[10]将被动例外管理和放任管理合为“被动放任管理”，都是指当问题发生后再进行管理；陈文晶（2014）则提出了权变奖励、权变惩罚、过程监控、预期投入4因素模型，首次增加了“预期投入”这一指标。
在工作绩效方面，“交易型领导行为确有实效”的结论被高度认可，尤其是当重视正面奖励和主动监管时，就更能增加员工工作满意度和提高任务完成质量；另有陈训（2013）对正式员工、冯彩玲（2011）对基层公务员、陈菲（2014）对销售员、李伟（2010）对高校管理者等不同群体进行了类别研究，均肯定了其有效性。
拓展研究中表现出明显的如下特征：（1）以心理学和管理学理论为研究切入点，注重实证研究；（2）大多数实证研究的样本量偏少且来源单一，信效度不强；（3）研究出发点基本上是倾向于维持组织现状的；（4）普遍存在轻视其“利益交换”实质的心理。其实，任何领导风格的有效性都必须要和当时的人、事、境相结合而灵活处理，岂能简单推论某种理论的好与坏？而不同的领导风格也是可以并存的。Burns曾指出，在任何组织中，要成为一名有效领导，必须首先具备交易型领导风格的特点，再通过长期经营和建设逐渐成长，“那些认为只凭借个人魅力就能迅速组织起一支高效团队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四 研究欠缺
（一） 缺少比较研究，存在思维定势
单一的领导理论研究较多，但与其他理论的对比研究较少，最常见的就是与变革型理论相比较，并延续了一贯的研究思路且很多学者已提前形成了“变革型领导更有效”的罗森塔尔效应，提前简化了复杂现象，将很容易产生错误假设和误导后续研究。
（二） 实证研究深入不够
由表1可以看出，与原矿相比，经过钠化后，APT-Na的CEC值均有所降低，当碳酸钠浓度超过0.225wt%时，APT-Na的CEC又呈现升高的趋势，这与黏度的变化趋势类似，但CEC的变化幅度并不大，经过相关性分析发现，碳酸钠浓度与 CEC并不符合线性关系，但经过平方拟合，得到的碳酸钠浓度（ w N a2 CO3）与 CEC的回归公式为CEC=相关系数为0.690，说明碳酸钠浓度与CEC的关系较为明显，一定程度上证明凹凸棒石与碳酸钠悬浮液发生了离子交换。
（三） 中介影响因素的研究不足
Bass认为交易型领导适用于简单稳定、可预测的环境；Sparrowe（1997）认为领导和下属双方的关系较差时，倾向于采用交易型领导风格；李芸（2007）和姜凌燕（2009）都指出理论适用于“结构稳定、具有连贯性的组织”；冯彩玲（2011）认为理论适用于科层组织形态的政府部门；谢洪涛认为项目团队多采用交易型领导方式管理；戴万稳认为成长阶段的组织需要交易型领导方式……，即交易型领导理论适用于结构较稳定、组织架构清晰、平缓发展即可的工作环境。
五 研究展望
每一种存在都必然有其合理性。近年来，逐渐开始有学者认为交易型领导可能更符合当下中国国情。如下领域可展开深入探究：
高校现有的创新创业教育，鲜有针对大学生逻辑思维、分析推理及判断力的培养，更缺乏对其思维能力和思辨能力的训练，缺少对其独立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发现问题，却不知如何解决问题。因此，高校应积极引入批判性思维教育，提高大学生思维能力，改革创新创业课程，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一） 本土交易型领导风格的适用性研究
不同国家的人们学习借鉴领导理论时，都应该对其进行本土化修订以适应本国国情。交易型领导是由西方学者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的，它能否应对中国现实情境、是否囊括了中国文化影响、增加哪些本土化指标、如何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认同感等，都需要继续探索。
（二） 不同领导模式共同发挥效用的实证研究
实际工作组织和工作环境中，必然是多种领导模式共存的表现状态，区别只在于哪种风格的比例是多是少，倾向于交易型风格的领导同样可以有意识地采取人文关怀、愿景引领等方法来管理组织。今后可对比、叠加或合并研究多种领导模式下的共同作用实效，要注意扩大样本数量。
（三） 中介变量的确切影响研究
学者们已初步挑选出了多种有效影响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有效变量之间的差异、领导行为发生变化的程度、加减变量产生的变化、发现新的关键变量等内容。事实上，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也已经转向了对其作用机制中相关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研究[12-17]。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是反映土壤溶液中氧化还原状况的指标,与土壤通气程度和养分的有效性相关,当土壤通气状况较好,养分有效性较高时,能够维持较高的氧化还原电位.土壤强还原条件会使得生长有毒物质积累,不利于植物的生长,而氧化还原电位的增强,会提高土壤通气性,更利于植物的生长[10].
（四） 幸福理念下的领导理论整合研究
领导理论发展的支撑基础离不开对人性的思考。经历了科学技术爆炸似的大发展阶段，学者们开始重新反思“人与幸福”这一本源性命题。将来可从幸福的视角切入、秉持开放兼容的非线性思维观，综合考虑社会环境、组织情境与个体等多方面因素，跳出既定的研究框架而进行拓展性研究，使领导理论不断契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交易型领导理论提出至今已有40年了，学界对它的概念内涵、结构效度等内容都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各种实证研究也表明交易型领导确实对员工行为和组织绩效有积极促进作用。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稳步前行的转型发展新时代，幸福人和幸福管理的提出开辟了研究新视角，在突出个人和组织都能获得幸福感的导向下，重新审视交易型领导理论，注重开展实证研究，一定能让交易型领导理论焕发新的思想活力和实践指引能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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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杨琰.交易型领导的理论辨析与发展研究[J]. 教育现代化,2019,6(17)：175-177.
DOI： 10.16541/j.cnki.2095-8420.2019.17.054
基金项目： 本文系肇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批准号15YB-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琰，女，汉族，甘肃兰州人，博士，广东肇庆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教师专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