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姝[1]2002年在《日本兴业银行大连分行内部风险控制系统及其运行绩效》文中认为“风险”通常是指未来存在的某种不确定性。对金融业来讲，“风险”指未来收益或损失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风险管理的目的则是尽可能降低未来的风险因素，并使自身承担的风险能够与实际的收益相匹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地运行，是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加入WTO之后，我国的银行业必将面临更严峻的竞争环境。与此同时，国内的商业银行有机会进入更广泛的经营领域。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风险以获得预期的收益显得十分重要。 本文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全面分析介绍了一家日资银行在华分行的内部风险控制系统。该内部风险控制系统是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和越来越严格的外部监管要求而设计、运行的。在华分行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又是总行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内部风险控制系统的设计方面既体现了总行总体控制的要求又考虑了自身的需要。该内部风险控制系统最后选择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作为主要内部风险控制对象，设计了相应的控制制度和工作流程。从运行绩效上看，该系统达到了预期目的，有效地控制了银行内部风险。虽然该风险控制系统带有浓厚的日本文化色彩，但是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没有国界的。国内商业银行可以借鉴该银行的一些好的做法，开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从而全面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毛永华[2]2014年在《中国邮储银行大连分行发展绿色信贷业务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现代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经济发展的质量也亟待提高。世界经济想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必将从“褐色经济”步入“绿色经济”时代,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全球必将进入低碳经济时代。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却日渐显现。为了摆脱资源浪费型和环境破坏型经济发展模式,从党的“十七大”到“十八大”都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做重中之重。但是,与现代经济管理手段为主的环境管理相比,以传统行政管理手段为主的环境管理有着十分明显的缺点,例如：效率低、有管理成本高、效果不明显等。于是开发研究既有经济手段的灵活,又具备行政、法律管理力度的新型的环境管理手段,变得非常紧迫而重要。发展绿色信贷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对于国际银行业通用的环保措施,即银行在授信过程中,将建设项目的环保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审核要素,并且重点倾向环保和节能的项目,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整个金融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2007年7月12日,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共同发布《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第一次具体提出了绿色信贷的范围和应用方式,至此,绿色信贷正式启动。很多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积极响应,纷纷推出绿色信贷业务,但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本文在介绍“绿色信贷”的含义以及相关经济理论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现今低碳时代的我国发展绿色信贷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分析了“绿色信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说明了中国邮储银行大连分行发展绿色信贷的客观必然性。以中国邮储银行大连分行为例,运用SWOT分析方法,解析了“绿色信贷”的实施将会遇到的阻碍和困难,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国内外成功的经验,本文会给出一些相关建议,以期能对制订“绿色信贷”在中国邮储银行大连分行的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李虹[3]2016年在《基于碳信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机制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底,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已超800万家,在国民经济和发展中已经可以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但由于其所具有高风险性、高成本信贷特征,资金问题一直以来是其发展壮大的瓶颈。而且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整个生产周期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在追求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下,科技型中小企业不仅面临着融资的困难,更面临着碳减排的工作压力。碳信贷作为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国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我国如何利用碳信贷手段进一步完善碳减排举措、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迫在眉睫。基于以上内容,本文对基于碳信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探究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和国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碳信贷融资模式。从政策角度阐述我国及不同国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和融资的扶持力度,结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状况和融资特点,以天津市为例由点及面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以欧洲、美洲和亚洲地域诸多国家的银行,从自身碳减排及对碳信贷的推行力度和成果,及其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践应用经验进行全面的梳理,给我国的商业银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借鉴的思路。(2)分析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碳信贷融资机理。构建了适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碳排放核算模式;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和技术资本叁个维度分析了碳信贷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因果关系;从产业集群的角度验证了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碳信贷融资业务可以有效实施;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全面地、系统地归纳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碳信贷影响因素指标,指出了基于银行,政府和企业叁方下碳信贷融资的推行路径。(3)建立适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碳信贷的融资体系。基于碳信贷融资视角,选取了反映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未来发展和潜在影响的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得到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业务的信用评级体系。最后,通过引入碳指标建立了适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碳信贷融资的针对性信用评级指标体系。(4)从政府、银行、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公众四个角度为碳信贷融资机制的完善提供对策,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葛清俊[4]2007年在《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模型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商业银行竞争及获得竞争优势的路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业银行获得竞争优势开始更多地依赖竞争战略，竞争战略逐步成为商业银行竞争的导向力量，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问题开始逐渐走进理论研究的视野。现有文献尽管从环境、能力和资源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本源问题，但没有将环境、能力和资源等因素放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动态地研究它们对组织竞争战略的影响。本文尝试了以商业银行产业为背景从绩效的视角研究组织竞争战略问题，并在界定竞争战略效率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运用累积Logistic统计分析模型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得出了环境、能力和资源是竞争战略效率的叁个决定因素的结论，进而对环境、能力和资源叁个决定因素分别进行了独立分析和系统分析，并通过对前提和假设两个方面约束条件的规定构建了反映竞争战略效率生成过程的竞争战略效率模型。在对模型的深度研究中，分析了模型运行的主要效应、机制和障碍，设计了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解释了模型指标的度量和评价方法，检验了模型的运行和评价过程。本文的结构包括绪论、相关理论研究进展、商业银行竞争状况分析、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因素、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模型、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模型实例验证及结论和展望等七部分内容。在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依据、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技术路线和有关概念的界定等内容；在相关理论研究进展部分，重点回顾并重新梳理了商业银行管理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绩效管理理论的演进过程和最新发展；在商业银行竞争状况分析部分，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商业银行竞争状况的基于波特“五力”模型的分析，归纳出了当代商业银行竞争的导向模式和战略特征，这部分是进一步探索商业银行竞争竞争战略效率决定因素问题的依据；在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决定因素部分，根据在问卷调查中提炼出的统计信息，借助于累积logistic统计分析模型，归纳出了环境、能力和资源叁个竞争战略效率决定因素，本部分是构建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模型的分析平台和框架基础；在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模型部分，依据竞争战略效率环境、能力和资源叁个要素决定的基本结论，通过对建模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的理论界定，构建了以环境、能力和资源叁个要素为基点的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模型及其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对模型运行机理的分析，给出了模型运行过程中的若干机制和效应，同时，对影响模型运行的主要障碍因素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模型实例验证部分，以CITYGROUP、HSBC HOLDINGS、MUZIHU和中国工商银行四家商业银行为样本，用实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叁个方面。一是将在运行效率范畴中通常被视为外部因素的环境要素内化在竞争战略效率范畴之中，使其成为竞争战略效率决定系统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竞争战略效率范畴既反映了竞争战略制定的质量，也反映了竞争战略执行的效果；二是提出了核心能力生成于环境、能力和资源叁要素系统作用的观点，认为核心能力不是能力要素中的核心元素，而是组织在竞争中环境、能力和资源叁要素长期整合和交融的结果；叁是以环境、能力和资源叁个要素为基本框架，建立了反映竞争战略效率决定过程的逻辑模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2001年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我国于2006年底已全面开放金融业，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已完全融入世界商业银行竞争的大潮之中。有鉴于此，本研究的结论和成果对我国商业银行参与到竞争战略导向下的全球商业银行竞争中去，并在竞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将具有重要意义。
房树人[5]2010年在《转轨时期中国银行业产业组织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银行业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一方面,银行业市场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进而决定或影响着银行业的市场绩效;另一方面,银行业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又会反作用于市场结构,影响银行业产业组织。因此,中国银行业活力的增强和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理的银行业产业组织。本文在对银行业产业组织相关理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重点从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叁方面对转轨时期中国银行业的产业组织进行实证研究,并结合国外银行业产业组织演变的经验,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银行业产业组织提出可行的政策选择。前言包括论题的选题背景和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技术路线和创新点及其不足六个部分,着重说明了选择中国银行业产业组织作为论题的背景和意义以及中国银行业产业组织的研究现状。正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银行业产业组织相关理论。本章内容在对产业组织概念、理论渊源、主要流派进行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银行业产业组织的衡量方法,为后面的论文展开及分析提供了铺垫。第二章是国际银行业产业组织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章分析美国、欧盟和日本的银行业产业组织,全面把握其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并得出国际银行业产业组织的主流演变趋势,这包括:大型银行继续扮演着银行兼并特别是跨国兼并的主角;银行规模大型化与资产集中化潮流加剧行业垄断,深化竞争;广大的中小银行在严峻的挑战中积极寻求着自己的生存空间;银行业的混业化趋势日趋明显;各国的银行监管由分散的部门的分工日益走向跨部门的集中和统一。第叁章是转轨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从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进入与退出壁垒以及区域结构和空间分布诸方面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进行实证研究,从而得出银行业市场结构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由传统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逐步向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过渡,并进一步剖析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等方面的影响和成因。本章是产业组织的重要内容,它揭示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现状,为改善市场结构和优化产业组织提供重要借鉴。第四章是转轨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市场行为。市场行为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价格的竞争行为:二是非价格的竞争行为。转轨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市场行为表现在存贷利率浮动范围的扩大、商业银行之间的兼并收购、实施产品的差异化策略、积极进行金融创新和从事综合化经营等方面。第五章是转轨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绩效。从市场绩效看,2003年是中国银行业的分水岭,从长期的效率低下逐渐走向绩效的良好表现,从不良贷款的居高不下走向风险拨备的空前提高,从体系的脆弱走向行业的成熟,市场竞争力得到较大提升,国际地位获得显着提高。第六章是完善中国银行业产业组织的政策建议。这部分是文章的归宿和落脚点。研究银行业产业组织的目的在于优化市场结构、引导市场行为和提高市场绩效,实现进一步完善银行业产业组织的目标。在立足国内银行业实际,并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初步得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银行业产业组织至少包括:市场结构的垄断竞争和适度集中;市场行为的规范化、多元化和创新性;市场绩效的持续提高和富有竞争力。为了完善中国银行业产业组织,我们需要做到深入调整市场结构、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和努力提高市场绩效,同时要继续加大银行业改革力度、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加强金融监管。
李婧[6]2009年在《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研究（1897-1949）》文中指出19世纪开始,人类迈入了“四海一家”的时代,“华夷隔绝之天下,成为中外会通之天下。”’鸦片战争陷中国于百年屈辱之境地的同时,“西人以利为先”的思想也启蒙了国人的重商主义。国人意识到“惟有利而后能知义,惟有利而后可以获利。”2“惟利、获利”的动机促使西方金融理论被引入近代中国,并作为“振兴商务”的理论基础,得以广泛传播。外商在华银行所获巨额之利,也驱使国人自省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的落后与不足。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国人开始转向新式银行的建设。1897年第一家新式银行一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由此,揭开了中国银行业建设的大幕。在银行业领域规范化、金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中,鉴于市场机制的缺陷,人们呼唤国家实行金融监管,以法律手段弥补市场规则的不足。基于此,清政府启动了银行的立法建制。“光绪叁十四年(1908年)正月十六日颁布《银行通行则例》,此为吾国有银行法之始”。3“1947年的《银行法》代表了近代银行立法的最高水平”4。在近四十年的立法进程中,历届政府主观上都曾尝试建立一个既吸收世界最新法制成果,又符合本国国情的银行法体系,并为之付出了努力。但动荡的政治局势、阶级利益的对立、立法与本土资源的脱节等因素限制了银行法的实施绩效。本文对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加以梳理,从资本组织法律制度、内部组织法律制度、分支行法律制度叁个层面,对银行法的内容、立法意义、立法缺陷、实施绩效等问题尝试解析。并将银行的资本构成及产权演变、内部治理机制、分支行设置与监管等法律问题纳入考察视野,试图概括、归纳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特征。文章分为导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导论,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缘由,回顾近现代银行法制研究的成绩与不足,阐述研究脉络与探索创新之处。最后,针对文中“银行组织法律制度”、“银行法”等概念做出界定,以便使研究规范化。第一章,中国近代银行组织的建立。本章从社会历史变革的角度,介绍了转型时期近代中国金融业的状况、银行组织建设思想,为近代银行法制研究做好背景铺垫。近代以前,中国曾出现过数量繁多、名称各异的信用机构,如泉府、质库、票号、钱庄等。而这些机构与西方资本主义信用机构银行有着本质区别。随着近代自然经济的解体,票号因组织形式、经营机制等缺陷,无法适应外部环境而消亡。钱庄则因与时俱进地改变了经营及组织制度,获得了新发展。这一时期,在中国势力较大的金融机构是外商银行。外商银行为了配合列强政治、经济侵略的需要,进入中国。其助长了外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入,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但同时也带来了以股份公司制为主体的银行制度,为本国银行的设立做了示范。在国人千呼万唤声中,本国银行姗姗而来,并后来居上,与钱庄、外商银行并立为近代叁大金融机构。本国银行的兴起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如自然经济的瓦解、民族资本工业的创建及外商银行的刺激。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银行理论、银行建设思想的传播。知识分子严复、谢霖、李徽通过着书立说,阐述了如何建设以股份制为核心的资本组织制度。他们一致认为,股份公司制是最佳的资本组织形式；在内部组织建设方面,清末官员鹿传霖、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他们在内部治理机制、管理制度等方面做了论述；就如何建立和完善分支行制度,清末官员盛宣怀,银行家程本固、周作民等认为,以实际经济需要为基点,以事权集中制或统帐制的方式合理设置分支行。第二章,中国近代银行组织之立法。本章主要内容为七个部分,以阶段论的观点,论述了近代中国银行组织立法的产生、推广及强化的演变过程。并围绕银行组织立法的法律渊源、资本组织的立法演进、内部组织的立法演进、分支行的立法演进、组织法律制度与习惯法的冲突等问题展开探讨,最后从立法意义、立法特色、立法缺陷等方面对近代银行组织法制进行评议。近代银行法经过清末的初创,民国时期的发展完善,以1947年《银行法》为标志,形成了兼具英美与大陆法系特征,独具中国特色的银行法体系。其引入了股份公司制的资本组织制度、叁权制衡的内部治理制度、总分行制度等新金融制度,实现了制度创新。同时,银行法丰富了近代民商法的内容,有利于打破“以刑为主”的一元法律传统,推进司法、公法并存的二元法律制度建设。但因各种因素的制约,近代银行法存在着诸多不足,如法律概念不规范、立法内容互相抵触、立法思想与实践脱节、司法困难等。第叁章,资本组织法律制度。本章至第五章探讨银行具体组织法律制度。本章内容主要为四个部分。第一节,近代中国银行资本组织制度的引入与展开。简要回顾了股份公司制在西方产生并适用于银行业的历史,阐述了近代中国银行业引入与普及这一先进制度的过程；第二节,官商合股银行之资本组织：中国银行个案研究。通过中国银行官商股份的变化、资本组织建设的历程,考察官商合股银行在争取产权独立、制度创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与探索；第叁节,私人股份银行之资本组织制度。以通商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个案,分析官僚军阀为主体、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银行在资本构成、股权结构上的不同,说明股权结构化对改善银行经营效率的作用；第四节,资本组织制度的创新。此节归纳近代银行在资本组织方面的创新之处。第四章,内部组织法律制度。本章以四节篇幅,从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内部管理、内部组织的创新等方面,解析近代银行内部组织法律制度。第一节,权力机构。主要介绍近代银行股东与股东会,董事、董事会与监察人的构成及特征。通过对金城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章程的分析,了解近代银行股东会的类型、召开及职权,董监会的组成、人员结构等；第二节,执行机构。主要介绍总管理处及分支机构的内部组织机构,探求内部组织叁权机构的设置、运作；第叁节,内部管理制度。本节从职员的录用提拔、收入待遇、奖惩作息叁个方面,介绍了近代银行人事管理制度。最后一节,内部组织制度的创新。该部分从内部组织机构的优化、人事管理的人性化及内部激励机制叁个方面,总结了近代银行内部制度的创新之处。第五章,分支行法律制度。本章内容分为叁个部分。第一节,分支行概述。主要阐述银行组织形式的类型、分支行在中国银行业的适用与普及。单一制与分支行制作为主要的两种制度,各有优劣。基于经济、传统因素的影响,近代中国银行采用的是分支行制度。并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为例,具体介绍了分支行制度在近代银行业的确立过程；第二节,分支机构之设置原则。该节介绍了近代银行在国内、海外分支机构设置所依据的原则；第叁节,分支机构之监管。本节依据国民政府时期法令、法规,着重考察抗日战争后,分支机构的设置与政府的监管措施。并对监管方式-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进行介绍。第六章,归纳与设想。本章以前面的论述为基础,归纳总结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其影响,并从中借鉴经验,构想当今银行体制改革的途径与方法。主要内容为叁节。第一节,中国近代银行组织制度的现代化。以传统金融机构为参照,运用比较分析法,阐述在组织制度方面,近代银行具有不可比拟的生命力与活力,故能取而代之；第二节,中国近代银行组织制度的本土特色。移植至中国土壤的银行制度,呈现出异于西方银行制度的一些特色：官商合股的股份制、“官利”股息分配制,政府过度干预的公司治理机制；第叁节,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启示。影响主要为促进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壮大民族产业、约束了新中国银行制度的构建。近代银行立法模式,给当今银行法制建设以启示,我们可以参考在商业银行法之外,另订专门银行法,以弥补我国政策性银行的立法缺失。此外,还可以借鉴近代监管立法,构建统一标准的外资银行经营行为的法律制度,以修正我国“内外有别”的监管制度。最后,注重国情与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的结合,正确处理立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也是历史给予的启示。最后,文章在结语中指出,我国银行法现代化的逻辑轨迹：以移植为途径、国际化和本土化为目标,体现了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的互动。该部分结合法律经济学、法文化学等基本理论,阐述国际化以法律移植为途径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及实现方式；分析中国传统观念、商事习惯对银行法的冲击及本土化表现；试图就新时期金融创新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若干建议。
赵云峰[7]2009年在《商业银行竞争力培育与管理研究》文中指出银行竞争力既有一般企业竞争力的相同点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商业银行竞争力特性主要体现在能力上,表现为银行能力及其差异。银行竞争力本质是银行内在能力的外在表现,银行能力寓于银行内部而反映在金融产业市场竞争上,由此形成能力特点和差别,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水平。银行竞争力是由资源竞争力、经营竞争力、潜在竞争力叁维能力有机结合构成的内容丰富、结构严密的能力体系。叁个维度在既是时间上的继接链条,又是能力的搭配关系,因而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同时,银行竞争力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能力体系,其演化过程包括不满现状的反思、目标设计、选择路径、能力培育几个环节。演化是通过能力改变而实现的,从而获得新的竞争优势。银行竞争力演化要选择合适的目标模式和适宜的发展路径。银行竞争力培育是提升银行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它通过四个能力(价值构建能力、组织沟通能力、发展控制能力和基本支撑能力)连续脉冲运动来实现,通过连续强化银行竞争力功能使银行竞争力不断提高,实现竞争力发展愿景目标。商业银行竞争力培育管理可以运用竞争力评价方法以检验自身竞争力在某时点的水平,并与其它银行、本行自身的其它时点水平相比较,从而查验竞争力培育的效果,明确竞争力培育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高玮[8]2010年在《市场集中度、竞争与商业银行绩效》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资商业银行产生于19世纪末,初创时期面临着实力强大的外商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因此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内外经营环境的变化,中资银行才得以获得较快的发展,而这一进程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被迫中断。新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银行业实行“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中国人民银行是全国唯一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和货币发行中心。1978年之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也逐渐被打破,成立了四大专业银行,80年代中期以后,四大专业银行开始进行企业化和商业化改革,同时,一些区域性、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建立,中国商业银行再一次获得了发展的历史机遇。因此,可以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两个时段是中资银行发展的重要时期。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考察竞争程度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选用结构法和非结构法两种方法判断了近代和当代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其中,结构法发现近代上海和全国性中资银行的市场集中度在1918-1936年间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市场结构都由极高寡占型向中集中寡占型转变；当代中国银行业处于国有商业银行较高垄断的市场竞争格局,但是市场集中度在样本期内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相应的,市场结构已经显现出从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过渡的趋势。根据结构法可以判断出,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下降,近代和当代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应当都呈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非结构法则更为准确地测度了近代和当代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其中,勒纳指数法(Lemer Index)被用于测度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结果表明近代上海和全国性中资银行的竞争程度在1918-1936年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平均水平显着高于20年代；Panzar-Rosse模型被用于测度当代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结果发现当代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在样本期内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且市场结构在样本期内由寡头垄断型转变为垄断竞争型。结构法与非结构法的测度结果均表明近代和当代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与竞争程度之间呈现出反向的关系,即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下降,银行业竞争程度逐步上升。第二,银行绩效包含微观企业和宏观两个层面,本文主要运用效率水平代表银行微观层面的绩效,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分析近代中资银行的效率水平,结果发现近代上海中资银行技术效率水平在样本期内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而全国性中资银行的技术效率相对较为平稳,但是,两者均表现为20世纪20年代的效率水平整体上高于30年代的效率水平。其次,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估计了当代中国银行业的成本和利润效率状况,结果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总体上高于同期的国有制商业银行,国有制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在逐渐缩小,而利润效率的差距则在逐渐扩大。为了分析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与效率这一微观层面的绩效指标之间的关系,分别运用散点图趋势回归线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判断近代和当代中国银行业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近代上海中资银行以及全国性中资银行的竞争与效率之间呈现出反向的变动关系,即随着银行业竞争程度的上升,效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反,当代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与成本效率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银行业竞争程度是效率提高的格兰杰原因,即银行业竞争程度的上升提高了成本效率水平。第叁,为了分析竞争与银行宏观层面绩效的关系,本文通过考察银行业竞争对我国制造业部门外部融资行为的影响,间接判断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因为竞争程度的提高促使银行业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效率,为制造业部门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为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此类制造业部门加快投资,制造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规模扩张所带来的产量增加,产品带有更高的技术附加值,使得制造业部门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增长。综上所述,本文对中国近代和当代银行业内部管理制度与外部经营环境的分析,支持了结构-行为-绩效(SCP)假说,即市场集中度与竞争程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为竞争提高效率的观点提供了证伪的依据,即只有在有序和适度的竞争环境中,竞争程度的提高才会促进企业效率的提升；最后,为当代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即当代中国银行业市场可以进一步放松进入壁垒,增强银行业竞争程度,这不仅有利于银行效率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杨大鹏[9]2004年在《金融体系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先后有133个国家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金融困难,金融危机频频爆发,愈演愈烈。反思这些危机,原因各异,但主要是指导实践的传统金融理论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运行机制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要准确理解金融体系对当代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就不能以静态的、浅显的分析,而必须要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研究金融体系的协调发展问题。 金融体系的协调发展的实践意义尤其重大。第一,协调性是社会、经济、金融正常运行的关键;第二,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金融体系协调运行;第叁,现代金融的核心作用要求金融体系必须进行协调;第四,金融自身发展需要金融体系进行协调;第五,金融持续创新要求金融体系进行协调;第六,国际金融一体化要求金融体系协调发展。 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一般包括金融机构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金融市场与机构的联结以及有关交易的规则、组织或安排等。金融体系的协调则是指以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为基础,以金融制度为保障,以金融工具为载体,以货币、资本为核心形成的金融要素之间的协调,是金融运行与经济运行的协调,是金融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为了将金融体系协调这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论述清楚,本文采用对策性研究方法,以金融体系协调的叁个核心问题即金融体系协调的本质(提高金融效率)、核心内容(金融机构协调发展)和关键因素(金融监管协调和国际金融协调)为线索进行分析,突破了通常的分类论述对问题分析的分散性。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金融体系的协调运行来实现。金融体系协调的核心标准就是能否顺应要素禀赋变化和产业(技术)结构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把资本配置到在特定发展阶段最符合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中去。 本文的主要内容有:金融体系协调与经济发展,金融体系的宏观协调,金
方芳[10]2005年在《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研究》文中认为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一直引起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和强烈关注,全面提升竞争力已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目前最迫切和最重要的议题。历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银行的实力有了巨大的提高,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大银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综合实力相对较弱。随着入世最后保护期的日益迫近,中国金融业正经历着脱胎换骨的变革。许多历经百年磨砺的国际大银行进入中国,成为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一股推进力量,在使百姓享受优质服务的同时,也把最严峻的挑战带给了中国银行业。 2004年中国银行业取得了良好的发展,经营业绩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也应该看到,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依然偏弱。全面开放市场之前,如果不能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基于当前经营环境的深刻变化,基于这些变化给银行业务、运营和管理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国商业银行越来越感到提升盈利能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本文在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多目标评价与决策理论的基础上应用系统分析,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等等方法,对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体系的构筑、评价和提升做了逐一研究。 首先,本文建立了一个提升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体系的理论框架,该框架由制度安排、组织架构和内部经营管理叁要素组成。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制度安排是基础要素,是保障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提升的条件,它对组织要素和内部经营管理起着激励与约束双重作用;组织架构则是商业银行的载体或媒介,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制度要素的制约,是决定盈利能力的中间层次的因素,是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得以提升的依托要素,它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整个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起着关键的转化作用;而内部的经营管理则是影响盈利能力的核心要素,它寓于组织架构之中,在其协调及有效配置之下,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起着根本的推动作用,上述叁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着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水平。 其次,本文对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水平的评价做了研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评价是为实现盈利能力提升的目的,运用特定的指标和标准,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商业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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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邮储银行大连分行发展绿色信贷业务研究[D]. 毛永华. 大连理工大学. 2014
[3]. 基于碳信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机制与对策研究[D]. 李虹. 天津大学. 2016
[4]. 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模型研究[D]. 葛清俊. 大连理工大学. 2007
[5]. 转轨时期中国银行业产业组织问题研究[D]. 房树人.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6]. 中国近代银行组织法律制度研究（1897-1949）[D]. 李婧. 华东政法大学. 2009
[7]. 商业银行竞争力培育与管理研究[D]. 赵云峰. 吉林大学. 2009
[8]. 市场集中度、竞争与商业银行绩效[D]. 高玮. 南开大学. 2010
[9]. 金融体系协调发展研究[D]. 杨大鹏.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10]. 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研究[D]. 方芳. 同济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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