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理论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的论争及其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界论文,计划经济论文,经济问题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以产品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础的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其根本的弊端，是资源配置方式上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经济失去活力。改革开放之前，尽管我们党和国家采用多种办法发展经济，希望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然而结果却是长期反复出现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问题集中到一点：什么时候企图消灭商品、市场，否定价值规律，轻则经济发展停滞，重则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什么时候重视商品、市场，按价值规律办事，经济就发展和繁荣，人民就富裕。
20年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号召人们解放思想，探索改革，提出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样才使人们敢于去思考经济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正确答案。
一
关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我国理论界特别是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普遍停留在作为僵化的原“苏联模式”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的斯大林的产品经济理论影响范围之内。在“学习苏联经验”口号影响下，当时认为社会主义要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即使搞一点商品生产，也不叫商品经济；认为计划经济就是产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认为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两种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手段。1978年开始改革之前的很长时期内，思想禁锢是十分严重的，任何对斯大林经济理论和“苏联模式”的怀疑和反对，都会遭到批判。
最早站出来批判和反对“苏联模式”及产品经济理论体系的，是我国经济学家顾准、孙冶方和卓炯。
卓炯在创立他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全面地否定了原苏联的经济理论体系。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 他早在1961 年11月18日就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一种东西比市场对人的吸引力更大，它既经常而又持久。我们要消灭商品经济就意味着要消灭市场，这对于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否有这个必要，是值得我们加以重新考虑的。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在那时，由于物品的极大丰富，人们就可以通过市场而自由地取得他个人消费部分所需要的产品，满足他的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消灭城乡差别，也在于使农村都市化，而不是都市农村化。”（注：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6页。）在此，卓炯认为不仅社会主义有市场，共产主义也有市场，市场要在公有制条件下大大发展，将来的按需分配必须通过市场来进行。使农村都市化的预言，随着我国乡镇工业与小城镇的兴起，正在成为现实。卓炯在1961年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命题。
可见，卓炯正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书，不唯上，以大无畏的探索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勇敢地率先突破了传统的产品经济理论及其僵化体制模式，开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理论之先河。
顾准和孙冶方，在1956年就提出了对斯大林经济理论的怀疑。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起着全面的调节作用，经济工作违背了价值规律会遭到惩罚。但他俩尚未能否定计划经济整个理论体系。（注：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 即全国大多数著名经济学家都与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会议解放思想，普遍承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等观点，突破了斯大林的观点。同时，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观点，不少经济学家在论文和讨论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但认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的仍然未能突破将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这一传统观念，因而只是将“市场经济”局限于农贸市场、三类物资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只有卓炯将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看作市场经济。他在为会议提供的论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中写道：“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好像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而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注：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316页。 ）“斯大林所讲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计划产品经济。”（注：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452页。）
现在看来，这是一篇卓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运用他在60年代初开始形成并正在继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从理论上分析和阐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方向、道路问题的战斗檄文。
在这篇改革纲领性的文献中，卓炯一是指出了原苏联经济体制的症结所在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二是概括出了我国旧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三是指出了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市场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体制；四是指出了必须进行有步骤的改革。
有的同志在会议发言中批评了将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范畴的错误观点。一些同志的论文也直接使用了“市场经济”概念，例如，于祖尧：《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顾纪瑞：《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许柏年：《试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刘守恒等：《从吉林市表厂看市场经济》。（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这些同志所讲的市场经济， 等同于商品经济，他们主张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上有一篇《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及其它》的发言，虽然也是将市场经济看作为商品经济的同义语，但“是不赞成把社会主义公有交换经济亦统称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 第47页。）
1979—1981年期间，不少学者发表文章，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结果遭到了批判。这些批评文章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这些固守所谓“正统”观点的文章后曾公开结集出版。（注：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红旗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1982年以后至1984年10月，由于由上而下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仍然将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观点继续受到批评。一时间，谈“商”色变，谈“市”色变，“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概念无人敢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这个概念才不再是理论禁区。但是，一些非商品经济观点的论著马上贴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标签而观点与内容未变，换汤不换药。同时，《决定》中说：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显然，这在理论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于是有人抓住这一句，一方面同意商品经济，一方面反对市场经济。争论展开了，围绕着商品经济等不等于市场经济问题，一直争论到1987年。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推动了理论界的思想解放。不仅可以公开讲商品经济，而且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88年广东开了一个系列讨论会和出版了一本书。这就是广东省经济学界举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双月研讨会”。会上一致意见是探索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上对市场经济概念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二是认为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三是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吴敬琏的文章说要“为市场经济正名”。会议的主要成果结集编为一本论文集，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起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马洪为该书作序， 题目为《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 该书后来在1989年下半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成为被计划经济论者批评的一个靶子。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在论文中公开提出了“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不等于共产主义”三个不等式，向非商品经济论及“计划经济制度论”提出挑战。（注：李炳炎：《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载于《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2期；北京大学《经济科学》1988年第1期。）
1988年10月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和12月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上，都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论文。
张卓元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中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归结为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在理论上有两大进展。第一，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关系的重要性，肯定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而不是外加在社会主义经济的东西。第二，市场的作用范围是覆盖全社会的，而不是只在一部分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和发生作用，同计划的作用领域形成板块的结合，平分天下。”（注：张卓元著：《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于光远在他198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四）》一书中，也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称作市场经济。
1989年下半年起，出现了一股否定和批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潮，不少批评文章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把市场取向改革和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来看待，主张重新回到产品计划经济，主张扩大指令性计划范围，权力上收。一时间，市场经济又成为理论禁区，谈“市”而色变。有的公开文章连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也不提了，只提计划经济。个别文章，将主张市场经济观点的文章扣上了政治帽子。
1991年4月9日，中国舆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导因是《解放日报》发表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 针对当时“左”的僵化思想提出了批评。这就是1991年2月15日、3月2日、3月22日、4月12日《解放日报》第1版连续发表的评论文章， 题目分别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讲话精神。例如，《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一文中说：“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四篇评论一发表，各地读者反响热烈，表示赞同、支持。可是过了不多久，这些文章受到了有计划的反击，将市场经济与市场取向改革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被批评者没有回答。然而，终于在我国经济学界争论双方展开了正面交锋。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市场取向改革”的代表同“计划取向改革”的代表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的争论。这次会议引起全国各界的关注。
会上，吴敬琏就回答对市场经济的责难说：“列宁也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应该说，我们过去认为商品经济肯定姓‘资’。但我们现在发现，要巩固社会主义，要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一定要搞商品经济，……所以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资’还是姓‘社’，这些作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注：《经济研究》1991年第8期，第114页。）这段话是针对有些人的反对市场经济、坚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论点而发的。例如，有人在这个会上说：“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如果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假改革之名，否定公有制，搞私有化；否定计划经济，搞西方市场经济；否定按劳分配，搞两极分化，那就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转向了资本主义。”（注：《经济研究》1991年第8期，第114页。）可见，他们两人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当场进行了正面交锋。
尔后，吴敬琏曾这样说道：“对一些人来说，‘市场取向的改革’或者‘市场化’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义语，显然属于异端邪说。但是，我经过反复思考，仍然不准备改变初衷，因为要实现中国的腾飞，除了坚持改革开放，迅速建立市场经济之外，实在没有别的出路。”（注：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1页。）
“姓资姓社”的争论公开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已日益深入人心，虽然遇到了暂时的挫折，仍不能被消灭。中国一批经济学者，以各种方式为追求真理而斗争。终于，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对这场争论作了总结，为理论界的思想大解放开了绿灯。邓小平同志果断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吹响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军号。中国理论界积极响应，闻风而动，谱写了市场经济论的雄壮大合唱。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和拨乱反正，很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不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被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其实现途径作了明确规定。
随着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改革实践的深入，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再次获得解放。认识社会主义如何搞市场经济，也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前一阶段围绕公有制经济能否与市场经济融合、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是否会影响它所担负的主导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会不会改变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等等问题，也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不但“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的争论没有停止过，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一轮调整和增长并进入深层改革后，对“过热”、“通胀”、“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等经济现象与政策的争论也纷纷扬扬。《中国经济大论战》一书集中反映了这种大论争。然而，只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和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通过论争只会加深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坚定我们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信心。
党的十五大报告总结和汲取了党的十四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研成果，在经济理论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使长期遭受批判的“市场化”得到认定。这些既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目前，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触及了许多深层次的难题，需要我们继续进行艰苦探索。
从以上可见，中国理论界的一些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理论在不断地顺应改革的呼唤而创新，僵化思想一次又一次受到冲击。但是，思想解放的任务并未结束，还有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二
历史经验充分证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关系到改革的道路与前途。突破僵化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既要破除“计划经济＝产品经济”这一公式，又要破除“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两个传统公式。
然而，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却各不相同。这就影响到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的确定。
有的同志主张“板块式结合”，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分为两块，这自然是将计划与市场看作相互排斥的东西，由此产生了计划与市场“谁主谁辅”的问题。
有的同志主张计划与市场“渗透式结合”，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提出计划调节部分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调节部分要接受计划的指导。这仍然是将计划与市场看作是两个外在的并列的东西。
有的同志主张“宏观与微观结合”，即计划管宏观经济领域，市场管微观经济领域，将宏观与微观割裂开来，计划与市场分离开来。这实际上仍然是将计划与市场看作两种对立的力量，看作并不是内在统一的东西。这种种思路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制度论，仍是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将计划看作只是外在于市场经济的力量。只有卓炯的观点才是最彻底的，他认为：计划是市场计划，市场是计划市场，计划与市场两者是内生结合。
应该指出，这种观点之争，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为此，正确理解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学术界关于计划与市场结合问题的种种不同主张，实质上反映了这样一种根本分歧：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是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结合，即是为了实现所谓计划的科学化呢，还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结合，即实现市场经济的计划化？如果按前者的思路改革，那只是为了提高计划的科学性，重视市场的作用仅是为改进计划工作服务，因此市场只能局部放开，价格不由市场形成，仍是人为地制定，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而如果按照后者的思路改革，就必须彻底废除产品经济旧体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建立计划市场经济新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两条思路的立足点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前者立足于产品经济来实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结果是一种计划与市场的外在结合的模式；后者立足于市场经济来实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结果是一种计划与市场内在结合的模式，即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模式。
这里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到底什么是计划经济？我认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计划经济就是有宏观调控的经济。但是，计划经济有两种类型或形式，一种是计划产品经济，一种是计划市场经济。计划市场经济可以理解为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即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宏观调节作用的市场经济。这种计划市场经济，就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的结合或统一的经济。我们要实行的新体制，应该是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认清了这一点，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种种疑难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因此，不仅搞活企业是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且建立现代宏观调控体系也应是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两点是计划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而我们却忽视了后一点，从而吃了苦头。可见要科学地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必须重视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没有对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定，就没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今天的成就。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路线，始终坚持以群众性的经济社会实践作为判别和检验经济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就必定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理论“禁区”，跨越一个又一个理论与体制障碍，不断取得理论创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