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过程与职业教育——问题点的整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发展过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围绕经济发展与教育、现在从研究的观点引人注目的题目，一个是初等教育的普及，另一个是在高等教育中导入私学部分。相比之下，中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上虽受到极大关注，但从实证研究的侧面上对其价值不如说是持否定看法的多。这种差距存在的实质、甚至也可以说正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职业教育的特征。
序：发展与职业研究的观点
首先就关于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至今为止哪些问题被进行了议论进行整理。
关于职业教育的分析
大致划分为人力计划论、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学的研究、运用收益率的研究这三个潮流。
人力计划论
在战后围绕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论争中，首先从分析的观点注目于职业教育的是“人力计划论”。人力计划论主张劳动力不只是以数量来衡量，而以技能等质的侧面来把握才有意义。对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具有技能的劳动力，其不足会构成发展的阻碍。所以为了保证发展，必须充分提供这种技能。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非常直观的、易于理解的议论。
特别是50年代哈比孙(Haribison)与马亚(Myer)的研究，对各国的劳动力的职业、教育程度的构成进行了统计分析，进而对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关系数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力与人均GNP的相关最高。由此、得出了中级人力资源对工业化起作用这一政策性含义。这一发现，不只对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教育政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了更有体系的国际比较分析的是出自OECD的研究(OECD 1970)。
并且这一构想可以与经济计划直接联系在一起。即对一定的成长目标，运用投入产出表，像算出必要的投资、中间财一样，可以算定所必要的分技能类别的劳动力。进而可以算出为形成这样的劳动力所需的学校教育的扩大规模，由此也可以引导出“教育计划”。由这一见地出发，从1960年末到1970年初以OECD为中心作了“地中海计划”等几项研究，进行了使经济发展最合理化、及策定教育计划的探讨。这些计划虽不只是以中等职业教育为对象，但作为这种计划的核心的是经济发展与中级人力资源的关系。
职业教育批判
但另一方面，对于职业教育的实际、从社会学的分析、对其作用产生了否定的看法。在这一点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是福斯特(Foster)的《职业教育神话论》(Vocation School Fallacy,1965)，福斯特通过对印度及非洲的中等职业学校的事例分析，证明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这类学校的入学者、事实上向高层次学校升学的欲望很强，毕业生实际上不能发挥在学校学到的技能，因此不能实现对经济发展所期待的机能。福斯特的这一研究，对此后围绕发展与教育的研究具有极强的影响。并且在此之后，从社会学的观点对发展中国家的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都没有推翻福斯特的结论。
费用·效果分析
但是上述的社会学的分析，只限于指出了问题点，难以说是对职业教育对经济的贡献进行了系统的评价。即使如福斯特所说的那样、职业教育不比普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也不一定就得出普通教育就是最理想的结论。因此，对于中等职业教育是否比普通教育更为理想，就有必要对职业教育所需要的费用、及其经济效果进行系统的分析。这就是第三种费用·效果分析的研究。
首先对费用用多种形式进行了推算。卡明固(Guming 1988)对几个分析结果进行了归纳，表明学校的学生人均费用比普通学校高1到9成。另一方面对职业教育毕业生的评价，有劳戈、诺曼(Lauglo and Nouman1988)对肯尼亚进行的事例分析。另外对毕业生的失业率、工资，特别是与国际机关援助计划相关联也收集了片断性的情报。从这些结果看，无论是从失业率还是工资的任何一点，都没有看出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比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好这样的明显的结果。
进而从费用及利益的双方，对职业教育的收益率(rate of return)的计算进行了尝试。萨卡拉波罗斯(Psachrapoulos 1988)以哥伦比亚和坦桑尼亚为例，对普通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收益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关于哥伦比亚，与职业教育的8.8%相对、普通教育为7.7%，职业教育的收益率略高。关于坦桑尼亚，工业类职业教育为1.7%，普通教育为6.3%，工业教育的收益率的低下引人注目。萨卡拉波罗斯的结论是哥伦比亚的事例并不一定有代表性，一般来说职业教育的收益率相当低。这是因为尽管职业高中的设备投资颇大，但其收益以毕业生的工资、就业率来评价，大多与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并无差异。
援助机关的观点
这样的研究潮流，对向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给与了很强的影响。世界银行于1990年初，发表了分教育阶段的政策书，对职业教育也出了一部政策书(World Bank 1991)。并在此基础上汇集出版了教育部门全体的重点课题与援助方针(World Bank 1995)。在这里提出的关于职业教育的方针，可以概括为如下：
分教育阶段看，就收益率这一点、由于投资效率最高的是初等教育，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给初等教育以相对的优先。关于高等教育，由于社会收益率低但个人收益率高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升学需要正在上升等原因，提出在充实奖学金制度的前提下增加个人负担。关于中等教育，提倡以普通教育为中心，建立几个中等教育机关可以共同利用的职业训练中心，对此集中进行设备投资。另外对部分技能的养成应有效地利用民营企业、私立教育机关。
职业教育否定论的思想倾向
以上关于发展与教育的这证研究，看起来对中等职业教育投资是倾向于否定的方向。而且世行等援助机关也采取了这一方向的政策。但是否应认为中等职业教育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呢。现实上，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对职业教育的期待依然很强，采取推进职业教育的政策的国家也不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在此对其原因作一下归纳。
前面所说的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上的分析，或是世行等援助机关对职业教育采取了怀疑的见解。这是已立足于实证的积累之上的结论，这是事实。但翻过来试想一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的本身，反映着发达国家对职业教育的看法、或社会的变化方向，也不是没有使之产生偏倚的可能性。
首先是历史时机。在发达国家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的扩大，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职业教育、被置于在起着工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的同时、对社会的机会均等发挥重要作用的位置。但在战后，由于中等教育的升学率提高、进而高等教育的升学率的提高，职业学校变成了招集放弃升入高等教育、学习实力相对低下的学生的地方。发达国家及援助机关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一阶段的职业教育的印象极强。由此对职业教育产生了否定的见解。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予以先见性。但另一方面，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意义，发挥了作用这一点也许被不当的忽视了。对于职业教育的这一历史作用，实际上发达国家也没有充分的进行研究。
第二，与之相关，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里有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的、对社会阶段与学校教育联结在一起的批判。特别是在欧洲各国，中产阶级与劳动者·农民的阶级间的障壁经过漫长的历史得以形成，19世纪后半期之后的公共教育体系的发达，基本上是并存着与中产阶级相对应的、直至高等教育的“升学系列”，和以劳动阶级为对象的“职业教育系列”两个系统，沿着所谓的复线型发展而来。在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这种职业教育系列的教育在公共教育体系的发展中的产物。这种复线型的教育制度，被视为会强化或再生产社会性的阶级差、而受到批判，特别是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所周知成了很大的政治问题。并且这对教育学者、特别是教育社会学家给与了影响，指责在公共教育体系中隐藏的这种阶级制其本身、成了分析的中心范例。将上述的福斯特的议论（福斯特是英国人）也置于这种背景之中的话，就容易理解这种想法的背景。并且在被认为阶级性比较弱的美国，一方面进行了以高中的普通课程(track)与职业课程的学生分化(tracking)为对象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对短期大学(community college)的升学期待与职业课程的选择关系进行了分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Clark 1961)。这样的研究在福利国家是将平等的课题与实际上的阶级分化的矛盾，作为中等教育的分化问题来把握的，从这样的观点看职业教育的存在，正是作为隐蔽这种矛盾的问题而成为分析的对象。这种意向一般是福利社会的社会科学的共同之处。这也可以说是在援助机关所依据的思想体系中的某种共同之处。
第三，特别是作为最近的倾向的市场主义的志向开始具有了很强的影响。以这样的观点看对技能的需要是多样的，一律由根据政府的计划而设置的公立的职业学校来供给的政策是非效率的。不如不在公共教育的范围，而由个别的企业自身、或类似特化于个别技能形成的私立的专门，各种学校那样的机关反而可以更为有效地供给。
对职业教育的期待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对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将其作为一项基本的教育政策的国家也不少。对职业教育的根深蒂固的期待具有什么样背景呢。
第一，从历史的观点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被视为“工业化”或“产业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技术·专门知识的人才的不足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原因。并且这种倾向在曾是殖民地的国家，更有着固有的构造。布卡斯(Bucchas 1988,p.34)指出，在非洲、南亚的旧殖民地，在宗主国的长期支配下，不但只给殖民地的住民以极有限的学校教育机会，而且学校教育也是偏重于在宗主国的行政机构里的辅助性的事务工作所必要的人文主义的教育内容，并且由于宗主国向旧殖民地输出工业产品作为重要的政策，因而警戒当地的产业成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引进较高的技术教育非常消极。对于宗主国，技术性的知识的独占是榨取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支柱。这种感情，在没有直接的殖民地经历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共通之处，比如中国长期受到来自诸多发达国家榨取的很大原因是国内产业的落后，与其是说人文知识，不如说是技术知识的不足所致，这种认识倾向可以说很强。从这样的背景中，得出技术知识的形成才是自立的经济发展的关键的认识就不足为奇。
第二是宏观的资源分配及政治性的问题。一般在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机构及部分大企业或外资企业构成的近代化部分、集中了高工资的雇佣机会，另外，存在着包括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巨在的低工资部分、二重构造并存。并且，由于要参与近代部分高学历是必要的，由此特别产生了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高的现象。因此对于家庭生计、中等教育自身并没有多大意义，而是将其置于升入高等教育的一个过程的位置的倾向很强。换言之、对中等教育的投资不是其自身的结束，而是通过与高等教育的升学相联接、具有经济意义。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进展，中等教育的升学需要就急速地增进，这直接意味着对高等教育升学需要的扩大。但在这一发展阶段，大幅度地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受财政的强大制约，至少在此以前的近代部分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受到了限制。即使中等教育扩大，同时大幅度地扩大高等教育，从宏观经济的资源分配方面看是极无效率的。并且高等教育常常会成为政治上的反政府运动的据点，从确保政治安定的角度看也不希望大学毕业生的雇用上不安定的增加。从这样的观点看，制约高等教育的升学需求成为重要的课题，因此强化中等教育作为完成教育的侧面的必要就产生了，作为这种形态的中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技能形成的机制，与其政府的社会地位相关联。一般在发达国家、像后面还要讲到的那样，与生产现场相关的技能，是在企业中长期地慢慢地积蓄、并传继下来的。并且“职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确定下来，它在形成社会地位的同时，对技能本身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不用说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机制还极微弱。在近代部门的一部分大企业或外资企业，这样的机制已被形成并不希奇，这样的机制基本上只在特定的企业内发挥机能，在这里形成的技能也没有全面地波及整个经济。特别是在工业部门，与多种需要相对应的小规模的地方产业的成长很有必要，由此政府直接进行技能的形成的必要性受到强调。但另一方面，形成这样的技能的教育机会的供给能力、人才与财政基础，在民间也受到限制。因此、政府确保着直接统制的权利和制度，对在公共教育的范围中扩大职业教育的政策发挥巨大作用寄予了期待。
作为分析课题的发展与职业教育
如此看来，发展中国家的中等职业教育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问题、或作为教育政策、援助政策的问题还决非可说是已解决了问题。不如说应讨论的问题涉及极多的方面。应考虑到的问题在于确定这样的分析的·实践性的问题的框架本身还没有被明确地设定。那么从这样的观点，确定、整理怎样的分析性的问题才好呢。首先在此整理设置为三个问题群：第一，技能由公共教育，及其以外的教育机关、或企业社会怎样来形成其理想的形态的问题。第二，特别是对于中等阶段的职业教育政府发挥怎样的作用的要求，并且是否具有能力的问题。第三是从更微观的角度对构成职业教育讨论的基础的技能、能力、升学·就业选择的问题。
第1节 技能形成的社会机制
第一个问题领域涉及对社会全体的技能形成的机制，其中的公共教育体系的作用及与这样的技能形成相关的费用负担问题。
技能形成的供给的类型
首先整理一下关于技能形成机制的几个要素。技能形成根据其内容、机会的提供者、可以用以下的图式作归纳。
←理论性·体系性 实践性·技能性→
(a)企业企业内学校
企业内训练项目OJT
(b)职业训练设施
职业教育·训练
(c)学校教育体系普通课程
职业教育课程
首先从教育内容看，可以认为：一方的极点想定为较理论的·体系的或抽象的知识技能；另一方的极点有更为实践性的片断的知识技能。但是这一坐标轴具有连续性，中间的形态也很重要。另一方面作为这样的技能形成机会的提供者，有(a)企业、(b)公立私立的职业训练设施、还有(c)学校教育体系。
其中(a)的在企业里，非正规的实践性的知识技能的形成，即OJT，可以说曾是发达国家最基本的形态。传统上为欧洲中世纪的手工业的同业者集团的基尔特，一方面是保护同业者利益的组织，同时具有由年长的技能者向年轻的手艺人传播技能、具有作为精通徒弟制的传授集团的侧面。之后作为社会制度的基尔特或徒弟制虽失去了效力，但这种技能形成的传统，对于在工作岗位各种形式上的知识·技能的形成，在现代社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特别是在工业部门，随着因产业革命生产过程的大规模化·组织化·体系化，进而采取了有组织性的形式。其中，脱离在工作岗位的实践性的训练，开始由企业进行有意图、有计划的知识·技能的形成。特别是在大规模企业，具有更为理论·体系的教育内容，开始形成了与公共教育体系中的中等教育几乎同样的、可以说是称为企业内学校的机构。
与之相对，(b)从企业脱离出形成面向职业知识·技能的社会设施也建立起来了。在产业革命的发祥地英国，一部分慈善家或劳动者的公会设置的“机械工讲习所”是这种尝试的先驱。或许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也有同行业者公会出资设置实业学校的事例。但是这种形式的职业训练设施、开始被大规模的展示，不如说是由福利国家、作为促进失业者再就业的手段。比如美国的根据职业训练法设立的职业训练计划是以大恐慌为契机而成立的。另一方面，很多以市场为媒介，传授各种特殊技能的、所谓的营利学校也在近代化过程中登场了。
另一方面，(c)在公共教育体系中，特别是在中等教育阶段引入与职业相关联的知识·技能，职业课程由此而形成。如前所述，特别是在欧洲，一般教育体系复线化，职业教育作为其中的一个系统发挥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职业课程的中等教育机关，在高中扩大的过程中，以在通常的高中的课程里引入职业教育的形式扩大，进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区短期大学的职业教育课程也扩大了。在日本，战前采取了欧洲的复线性教育制度，在战后高中升学率的扩大中，采取了高中职业课程扩大的过程。并且在高中升学率超过80%的阶段，作为高中后的升学机会的专修学校专门课程（专门学校）以几乎与公共教育体系相当的资格被予以设置，众所周知，其在职业教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教育机会的分担与统合
以上所讲的是职业知识·技能形成的要素，这些要素不只是一个个独立地发挥机能。不必说，理论性知识·技能与个别的工作所需要的具体知识以某种形式被统合、以具有一惯性的形式来提供比较理想。不同的供给者之间实施的教育训练怎样进行分担，并且以什么形式能保持其一贯性成为问题。
在这一点上，一项重要的尝试是德国的双元制。在这种制度下，儿童在基础教育结束之后，如果选择了职业训练的话，在企业接受职业教育的同时，每周两天的程度来往于职业学校、学习系统的职业知识。根据这样的训练计划的完成，可以获得为社会所承认的职业资格，这与雇用相联系。这样的形态一方面在系统的学习与公共职业资格，另一方面在实际知识·技能的获得，作为这两个要件地巧妙的组合物，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德国型的双元制，是根据包括小规模企业在内的在企业内积蓄了很高的技能、多数的企业负有职业训练的义务、并且职业资格体系作为极重要的社会协定而达成等条件下而成立的制度，这也是事实。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与固有的历史的经济与职业体系作为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分的，是没有满足这样的条件的社会不能容易适用的。
一般，不如说实际的知识·技能的形成是不同的教育内容、供给者被进行组合而实施的更为普通。一般而言，学校等教育训练的个体形成一定的知识·技能，接受教育的劳动者得到一定的资格并在劳动市场上出现，企业根据这一资格来判断劳动者的资质并雇用之，并且在企业中，不断地给与一定的知识·技能，将这一劳动纳入生产过程。这样，不同的供给者、职业资格、劳动市场、企业的录用行为与企业内的技能形成，被进行组合，就产生了技能形成的模式。
其中也例外地有一贯性很高的知识·技能形成的体系产生的情况。这不只是一个企业的OJT，而是具有职业训练计划，甚至是设置以系统的知识·技能作为教育内容的企业内学校的情况。这可以叫做企业内涵型的知识·技能形成机制。这样的事例，在特别是具有与经济的其他的部分相隔绝的资本力与劳动力的大规模企业，断定企业外的学校等教育不能确保其需求的水准的知识·技能时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根据在公共教育体系的基础教育阶段的理论性的学习成绩雇用年轻的劳动者，然后在企业内给与相当于中等职业学校课程的教育训练，进而与具体的工作岗位相应的训练，使其接受OJT。使用这样的形式，进行高度统合的高层知识·技能的形成，这样的事例一般在任何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制造业的大企业中看得到。并且这种倾向，近代·传统部门的差距明显，在日本等后发的发达国家更为显著。或许在中国，国有企业等也采取这种形态。
但是这种大规模企业的企业内内涵型的技能形成只在特定的部门是妥当的，反过来说，对国民经济全体具有的普遍性极少。以这种的观点看成为问题的不如说是，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开放的、流动性的、公开性的高水平知识·技能形成机制怎样发挥机能这一点。特别是在中小企业等、企业自身不能充分提供知识技能的形成机会的情况下，就很有可能对学校教育发挥一定的作用寄予期待。在日本、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实际上职业高中发挥了提供一定技能能力的作用。比如在中国，一般认为国营企业等采用普通高中的毕业生，对乡镇企业这样的小规模企业职业教育发挥着某种作用。
从这样的角度可以明白，社会的职业知识·技能的形成机制、与职业的组合，可以是极多样的，不如说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机制的并存是正常的。并且所起的效果也是多样的。在这一点上，由双元·并行的体系统一了的德国的体系，也被认为实际上其实质也在多样化。并且，在日本，知识·技能的形成过程也因人而异。这一方面受教育制度的制约，在另一方面受产业和职业的应有的状态的制约。把这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为考察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是有必要的。
第2节 关于职业教育的政策形成和实施
第二个问题群是围绕职业教育政策决定过程、及其实现的程序。政府在通过各种法规、补助金或职业资格制度等规范·统治市场整体的同时，自己直接地设置公立的中等职业教育机关以及学校外的公共职业训练机关。在这里将对教育机会全体的统制称之为政府的宏观的统制机能，后者称之为直接供给机能。
宏观性政策
以这样的观点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宏观的职业教育政策怎样形成这一点。政府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论，基本上，一方面出自于技能劳动力需要(manpower needs)的观点，另一方面宏观的物的·人的资源分配的这两个观点的组合。
其中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观点，成为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职业教育中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的理论根据。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将来具有统合性的计划，为了计划所必要的技术劳动力不多不少地供给做成综合性的计划，以此来整备教育训练制度。如前所述，60年代的人力计划的思想描写了这样的理论，并且在其中对技能劳动力的供需预测，和与之相应的教育计划起了中心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构想由于以下的原因至少没有充分地发挥其机能。一是因为除了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之外，市场以其独特的论理运动，计划自身的实效性值得怀疑。二是所要求的知识·技能实际是极为多样的，“职业”乃至“工程”这样的单位自身也不一定具有必然性。并且，第三，一方面知识·技能的形成是以多样的渠道进行的，根据情况供给过剩的状态也容易发生。与之相对，一般关于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成长参照着发达国家的经验更有计划地去进行的志向很强，这是实事。但是在发达国家发生过的诸如以上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发生的充分的可能性。并且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置于经济的全球化之中，容易受国际经济的很强的影响，雇用在外国资本企业中扩大的情况也不少。在这种状况下，可以说关于经济成长的整合性的计划本身也更为困难。从这个意义上，实际上人力需要的预测的有效性在大大地减少。
但这不意味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宏观的物的·人的资本的分配不成为问题。即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即使设置职业教育机关，从经济全体看它只不过是很小规模的存在。但是在经济成长始动的第2期，在学校教育体系，特别是以城市为中心收入急速上升为背景，对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机会的需要大幅度扩大。在这种局面下，对技能劳动力的需要也增加了，同时在经济全体中，投资需要也变得旺盛。在政府财政内部，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的配备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但是在教育部门，在这一时期即使已达成初等教育的普及化，初等教育的质的提高还没有进展，特别是残存着很大的地区差。并且由于高等教育升学需要也扩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成为必要。
但同时，不只是物的分配，关于劳动力也有几个相矛盾的要求存在着。如上述述人力资源计划基本上是从长期性的经济成长的观点，以避免中级特别是技术劳动的不足，构成对工业化全体的瓶颈的可能性为中心发展而来的。但是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劳动需要的问题具有着远为复杂的侧面。即在一方面技能劳动力需要增加也是事实，另一方面初等教育终了程度的青年劳动力被大量地并且廉价地供应也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条件。特别是日用杂货、电器机械零部件等、引入外国的生产技术进行大量生产的产业特别是作为输出市场的对象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必要的是完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并且能够与一定的生产过程相对应的、具有充分的可塑性的劳动力。并且能以低工资大量地供给，是成为获得竞争力的不可欠缺的条件。一般在发展中国家不熟练的劳动力供给被认为过剩，但符合这样的条件的劳动力的供给不是没有制限的。特别是如果初等教育或中等教育的结业者，大量地向上级学校升学，这样的劳动力的供给就受到限制。在此，不论是职业学校还是普通学校，向后期中等教育升学者的增加本身，至少短期性地对经济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在日本从50年代直到60年代，初中毕业的青年劳动力的不足成了问题。经济团体特别对这一短期性的问题敏感，展开活动、希望政府对向上级学校的升学采取抑制性政策。
在这样的发展的一定阶段，特别是如前所述的第2期a直到b，从宏观的资源分配，如何确定中等阶段的职业教育的地位，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阶段的政策错误，有时也会为以后的经济发展留下大的祸根。比如在菲律宾，没有实行将中等教育分为前期和后期的政策，而且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也说不上被充分地配备了。其结果是，对高等教育升学的需要急速扩大，职业教育其主要部分成为在高等教育阶段进行。这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在教育上先行了发达国家的状况，不用说不能不与经济发展阶段产生很大的冲突。并且这样的变化是非可逆性的，不能在以后进行政策的修正。从这种意义上讲，宏观上的政策选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为供给者的地方政府
暂且作为有别于职业教育的宏观政策性的问题，实际的职业教育是由怎样的主体来实施、其各自被期待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其次的问题。如前所述，中级程度的职业知识·技能的形成，可以认为是企业内的教育、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中等职业学校、及职业教育训练机关的民间的教育机关。这三个场所(location)，在这样的技能形成的各个场所、由政府或之外的主体、来提供职业教育的机会。将其图示如下。对于这样形式的供给，家庭生计进行各自的选择，做出升学机会的需要。两者在此就围绕职业教育的机会形成了一个市场。
知识技能形成的场所政府 民间
(a)企业内
公营企业
私营企业
(b)职业训练设施公立设施
民间设施
(c)学校教育体系 公立中等教育机关
私立中等教育机关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知识技能的形成上，特别是通过直接地提供教育机会，政府一直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不用说学校系统是置于政府的统制之下，职业训练设施也几乎由国家运营着。并且企业也是公营企业，其中的教育训练也可以说是在政府管理下。政府是在其宏观性统制及直接供给的双方独占性地进行着职业的知识·技能的形成的。但是现实是，由于这些各自的机能由政府的种种部门担当，它们未必能被计划性地相互进行调整。
在这种意义上，特别是在中等教育阶段，不只是政府与民间的关系，不如说是政府部门的内部，具体上说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地方政府对于职业教育可以在是宏观性政策形成的主体的同时，对于职业教育自身一直是重要的供给者。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在政府部门中的种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才是成为规定现实的现业教育的重要的要因。特别是对中等阶段的职业学校教育，地方政府对其作用寄予很大的期望不是没有理由的。如前所述，在社会全体的职业性知识·技能的形成上，中等阶段的职业学校教育是能够发挥多样的作用的，其很大地依存于具体的产业构造和企业的志向。对职业学校教育的潜在的需要是与地方的产业构造、及地方性经济发展的方向密切相关的。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眼界的同时，也处于接近并具体掌握实验的劳动需要的地位，同时地方政府也处于接触地方住民的地位。同时职业教育在其始发期的阶段，其财政负担一般由政府承担。地方政府必须确立为中等阶段教育的扩大的财政基础，因此就负有了将其有效性、对地方进行说明的责任。在日本，从50年代直到60年代，地方政府将其与地方开发计划相接合，在中等教育上采取独自的政策的县为数不少。其结果，在公立高中的收容力、及其中的职业学校的比例等上，县之间产生了很大差异，其影响波及至今。对此虽有种种意见，但实际上在地方，有进行不同选择的理由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这样的地方政府的作用里有很大的矛盾也是事实吧。即在一方面中央政府、是从宏观的效率性的观点或政治性的判断，在中等教育全体及其中的职业教育中采取一定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地方的企业或家庭生计具有来自各个角度的要求。两者之间，有时发生重大摩擦的可能性不少。并且也不用说地方政府被授予的财政资源有很大的制约。在这过程中，地方政府实际上采取怎样的行动、并且能否采用成为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始发期，并且是对中等教育的需求提高的局面（上述的第2期），中央政府一般持虽抑制中等教育全体的扩大，但容忍职业教育扩大的政策志向。但一方面，在地方、大规模企业不一定对职业学校的增设有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生计对普通教育的升学要求扩大，升学竞争激化，成为社会问题，这样的问题容易发生。并且增设职业学校，不只是教员等专门人才不足，不必说在设施设备等方面比普通学校的增设障碍更大。在这当中，就要求地方政府形成某些政策。
以这样的矛盾的要求为背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及各个学校的具体的实施过程之间失去一贯性的情况也不少。这显著地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课程方面，即使制度上的职业课程的中等教育机关，在对高等教育的升学需要很强的状况中，不如说普通课程的教育内容受重视的倾向会产生。或是职业教育形式化。第二个方面是教育的条件。充实的职业教育，是以人才、机器·设备被充分提供为条件的，如果没有保障，即使在此的职业教育也成为形骸化的东西。这样的非一贯性，不用说结果是歪曲的，并降低职业教育的社会机能。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问题，不如说是起因于在这样的实际的政策实施方面，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的情况不少。并且如前所述，在中等教育的扩大期，对职业学校的升学要求是敏感地变化着的，由于这样的要因，职业学校在还没有发挥本来的作用的时候，升学要求的对象就向高等教育移动的情况的发生也不是没有可能。以前面所述的宏观的效率性的观点看，这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从这一点看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一贯性的政策形成的能力，及能否确保与其对应的财政基础这一点。同时地方政府，对现实的职业教育的效果进行常规地监视，评价的机制成为必要。如前所述，职业教育在不同的背景发挥不同的作用，并且其作用与发展的局面相对应而发生巨大变化，这样的认识可以说是当然的。总之，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实际上在怎样的制约中，采取着怎样的行动，并且其结果产生怎样的问题，对此实证性的研究成为必要。
政府的作用与市场
现在一个问题是，政府部门与民间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被期待发挥很多的作用，其中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在社会全体的技术知识原来积累很少的情况下，政府作为主体从外国导入这样的知识，或者在国内有计划地形成，不得不成为其供给的主体。第二，在收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由于必须尽可能供给低价格的教育机会，政府必须筹备公共资金形成教育机会。第三，政府以外没有能进行这种教育机会提供的资金或组织力的主体。
但是如果经济发展，技术知识在一定程度上积蓄下来，能进行独自的技术形成的企业也增加了，另一方面收入水平上升即使负担一定费用也要求接受教育的家庭也增加，与之相对应提供教育机会的民间设施，学校也增加。以日本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种种的民间企业的生成、成长，独自的知识·技能的形成开始进行。并且种种的学校外的民间训练设施多数以各种学校这一形式建立起来了。进而私立的职业教育的中等教育机关，采取了战前是旧制专门学校、实业学校，战后是职业高中、而后专门学校的形式扩大了。私立的职业高中是在高中升学率急剧上升的从50年代直到60年代初，占据了很大的位置。1975年设置的“专门学校”在中等后的职业教育中占有了很大的地位，其大部分是私立的。在欧洲，美国在中等教育阶段私立机关的作用很小，在中等后教育中私立学校发挥的作用正在大幅度地扩大。
以于企业内教育之外，在职业教育中像这样在发挥政府以外的供给者的巨大作用，有两个说明的方法：一个是，认为职业教育本来是政府应尽的职责，由于政府的财政能力是有限的，就必须对私立学校发挥这种作用寄于期待。再一个，对于政府正确把握工作岗位要求怎样的职业知识·技能是困难的，因此政府直接供给教育机会的情况，会产生浪费。不如是在市场对怎样的教育训练需要做出敏锐的反应，而变换供给内容的私立机关，从宏观上讲更具效率性。关于产生费用负担的问题，不如由某些奖学金补充改正即可。最近世行等的论调，受着这种主张的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前所述，在这样的民间部门的提供者实际上发挥巨大作用中，一定的社会条件是必要的，这也是重要的论点。并且这种情况下也会有，是考虑在以前的学校体系中确定了其地位的私立的职业高中，还是期待游离于法规之外的，自由的学校体系外的各种学校发挥更多的作用，这也可以是一种选择。并且这提出了对这样的民间的教育机关，政府应有的规定·限制与财政性补助这样的问题。看日本的情况也是，民间的机关与政府的机关的职责的组合，根据发展的阶段变化而来的。并且像从专修学校制度可以看到的那样，基于将其编入学校教育体系的品质保证和制度的安定性，由于与民间机关的活力进行一定的组合，也有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情况。
关于这一点的分析，还没有被充分地进行。
第3节 职业能力与职业选择
其次从微观的观点，对人的能力的见解、职业热情与姿态、及对关于职业选择·选择的问题整理如下。
理论能力与职业能力
关于职业教育的议论错综复杂的最基本的要因是，因为它无论如何必须包含人间能力的构造、及由学校教育形成的能力和工作所要求的能力的关系，这样的极为根源性的问题。在初等教育，读写能力这样的基础能力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中根据理论性知识体系决定了教育的框架。与之相比，中等教育在这一点也成为重要特征。但是要将称谓能力的东西作为考查对象就成了非常抽象性、概念性的问题，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上作为直接的问题是很困难的。所谓的职业教育的专门家们、自认为精通于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但追溯到能力的构造的议论未必多。这类职业教育专门家们的看问题的角度与将职业教育与发展等视为问题时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尽管如此，将职业教育与发展作为问题，还是不能回避能力的问题。将以怎样的形式来看待这一问题成为需要探讨的课题。关于这个问题，至今是怎样被谈论的，把至今为止的想法简单进行归纳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下面就此做一下整理。
首先围绕职业教育的议论中共通的是，可以称之为“二元论”的观点。即在一方，有曾是学术知识的传统中的，作为抽象知识系统“理论”性知识·能力群；在另一方面有具体的职业，工作所必要的具体且应用性的“实用性的”知识·能力群。普通课程的中等教育以理论知识·能力群的形成为主要教育目的，职业课程的中等教育程可解释为后者，是将形成实用性知识·能力群的形成为主要教育目的。关于后者是与各工作领域视为必要的个别的职业知识·能力群相对应，构成教育课程的。当然，这两者之间是相互渗透的，特别是因为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论知识·能力，职业能力·知识的获得是困难的，在通常的职业学校，是作为组来供给的。但是不用说在职业学校，是将很大的重点置于职业知识·能力中的。
但是成为上述的人力资源理论前提的是，职业知识，能力自成一组，是在完成一定的工作里不可缺少的，具有这种知识·能力的劳动力的不足，成为生产自身的瓶颈。对此会有两个层次上的批判：即一个是，现实的企业的生产活动是多样的，成为必要的能力也是多样的。同时生产技术急速地进步，构成必要的特定的知识·技能的组合非常困难。反过来说，具备完全适合的知识，技能的组合的劳动力常常很少，现实上是以某种形式对具有相近知识·技能的人才进行再训练来筹措。另一种批判是，在工作上视为必要的能力，经常是在工作岗位具体的环境下被定义的，不如在接近生产岗位的地方可以最有效地传授。职业学校教育以某种形式要对这样的现场进行演示，但这经民现实的工作发生偏差。换言之，职业学校教育由于一方面过于特殊·具体，另一方面由于即使如此也不能是充分特殊的、具有很大的制约而受到批判。从这样的观点、也有在中等教育阶段不如“专心”于理论知识·能力的形成才对职业能力的形成有益这样的议论。
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表示上述的只强化理论能力的普通学校的教育就没有问题。虽然特殊的应用性知识缺乏通用性、容易陈腐化，反过来不能说一般·抽象性的知识·能力就直接表示着通用性。特别是即使中等教育的升学率升高，高等教育的升学机会仍有限的情况，高等教育的入学（资格）试验变得严格，升学准备容易成为学习、及教育的目的。这样的学习成果，不能就这样成为工作所需知识的基础。并且，高度抽象性的知识、急速脱落也是为人所知的。
胜任能力(Competency,Competence)与“姿态”
如上所述的理论上的难点，是限于将理论性知识与实用性知识一分为二的思考的必然产物。脱离这样的观点，就需要更加构造性地把握与工作关联的知识·能力。在这种意义上给以一种启示的是尝试对工作所必须的能力，“胜任能力”(Competency,Competence)下定义。
“胜任能力”这个词，最近在发达国家人事管理论中，被很多的使用起来了。但是其含义及多，在人事管理论中作为个别的工作(job)所需要的能力的一个侧面而使用的很多。特别是在欧洲“胜任力”的概念作为职业资格的定义的一个基础概念而被使用着。这作为产业构造、技术革新的结果对以前的职业资格制度进行再检讨成为必要，在学校教育理论系统与职业教育系统的统合化正慢慢地进行着，由于对其与职业资格的对应必须再定义，此时的职业所需的知识·能力的新的定义成为必要。总之，不是将职业所需知识能力·技能还原为特定的具体的实用性知识或技术、能力，而是可以作为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判断力等，综合能力来定义的定向性来解释。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能力·技能，不是被定义为在学校的课程内容，可操作化了的东西，而是在工作岗位种种情况里能被发挥，工作岗位的规律性的内面化，对应于不同的需要或情况的变化，对工作的过程下功夫，使其起变化，可称之为综合性能力。
在这种意义上的综合性职业能力另一方面是，比如操作现场的整理的方法，工具的整理方法，或与他人分工中对自己的工作的责任感，可以称之为近于对工作的“姿态”的东西。并且各种职业具有一种职业性的文化，将这种文化内面化也可以说是工作的重要的条件。反过来看，在日本的实际的职业教育课程，虽没有体现在教育课程里，但作为所谓的隐蔽的教育课程被强调着的也是这种“姿态”的形成。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已经确立的发达国家，从教育社会学的观点，是作为在学校里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的微观性的再生产过程（例如，H.Gintis）或做为隐蔽的“权力”的承受，被“发现”，并且被“揭露”的同类物。职业学校的教育本来，内部是存在这种目标的。这在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形成，与之相对在发达国家是已经存在的自明的东西，只是作了被批判的对象。
选拔与选择
现在一个问题是，职业选择与职业课程。如前所述，在近代社会儿童的教育选择，与其将来的社会地位的获得有很大的关联，特别是在中等教育阶段的选择，在这里被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近代化的进展几乎与学校教育的发展同时，并且缓慢地进行的欧洲，社会地位与学校教育阶段的对应，未必是明确的。不如说象前面所讲的那样社会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一方与另一方的农民·劳动者阶级的阶段差异，是与学校教育的两个系统相对应的。在这样的制度下，各阶级从最初的初等教育阶段起进入不同的系统，不会发生选择或选拔的问题。在19世纪开始的“国民教育”的思想的影响下，初等教育虽被统一，由于居住地区的差异或私立学校的继续存在，这样的初等教育阶段的复线性持续存在着。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等教育的统合更进一步，由此在中等教育阶段，学术理论与实业教育系的分化的问题就产生了，因此在这里的选择与选拔成了社会性问题。
但是在欧洲社会，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阶级，各自发展了其特有的文化·社会的价值观、行动样式、社交或语言编码。从家庭单位看，父母对于子女，投射着阶级里固有的人物形象，并对其寄予期待，子女将其内面化形成自己的将来的形象。这样的构造，当然是意味着社会阶级间的流动的障壁很高。对语言和动作的细微的差异予以注目的社会学研究（例如Bernstein)等的议论，由此而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通过复线性的教育体系的统合，来达成社会机会均等的福利社会的局限性，在这一点上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在福利国家政策中，非白领的种种的熟练职业形成了，在某种程度上工资受到保证。可以说阶级文化担负着使儿童的职业志向更现实，早期地决定下来的职责。
与之相对，在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如前所述，经济构造自身被二重构造化，这之间的工资水准的差很显著。由于其中近代部门的雇用与学校教育被联结在一起，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升学需要。这就是道尔(R.P.Dore)称之为“后发效果”的现象。这样的议论即使在宏观构造上没有错误，但关于它所包含的构造与问题，不是充分的。特别重要的是，在城市只有小规模的中产阶级存在，社会的大多数是农民或城市的不熟练劳动力，欧洲式的意义上的具有独自的文化的劳动阶级没有成立这一点。当然，一般这样的阶层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由于近代化带来的新的经济社会构造及价值观的变化，这样传统的阶级性失去了力量。其结果是，在新生的近代部分的雇用的可能性，成为大多数传统部分的人们的希望。当然这也导致了对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膨大的潜在需要。从这样的观点看，东亚诸国由于科举的传统或儒教传统，因此热心于教育，是没有根据的议论。不如可以说是这是传统社会置于急速的现代化时的一个构造性的侧面。在这种情况下，至今一直由家庭传授的传统的社会阶级中的社会观，人生观的说服力越来越削弱，近代性的职业达成或民主性的机会均等的思想被引入。作为其结果，儿童的职业上的达成目标一般来说，扩大为极大的视野，并且转向极高的社会地位。或者可以说近代化的思想，要求提高这样的欲望。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儿童的自我认识，对将来的志向容易变为非现实性。可以说职业的达成志向，显著的丧失了现实性。其中对职业达成的淮一的具有正当性的关门，成为向上级学校的入学考试。这不如说是产生对上述的理论性内容学习的偏重，进而使其丧失职业上的现实性。并且结果是使这样的非现实的志向·希望实现的儿童的比例极为有限。
从这样的观点看，职业学校的存在负有二重职责：一个是，儿童在向中等教育升学时的选择中，非升学→就业，升入普通学校→高等教育，升入职业学校→中等专门职业，由于形成这样的三种选择，就要求以一种具体的目光看待将来的选择。第二，在职业教育过程中，针对职业形成的教育内容，与进行同样选择的同类集团之中，形成更为现实的职业志向。像世行所说的，在普通教育之后，在职业教育中心进行训练这样的形态，不能发挥这种机能。
当然这样的过程，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其再生产社会阶级的侧面，并且可以视其为强制限定了儿童所具有的可能性。这样的批判经常产生。比如在美国及高度成长后的日本，以收入增长为背景，由于后期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收容力扩大，升学变得容易，职业选择的时期向更高的年龄延伸，形成了避免选择压力的机制。但这成为可能的是，社会或家庭收入具有负担其费用的能力，在达成这样的局面之前以怎样的形态，制定使其进行职业选择这样的制度成为政策性的问题。并且即使由于职业选择向后延伸，只要还在学校，对职业的思想准备就不会被强化，这样的问题不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都被指出过。
总之，以这样的观点看，至少实证地把握其对儿童将来的职业选择所给与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课题。如前所述，职业学校不只是形成具体的技术性知识·技能，在形成包括对工作的思想准备的基础能力上也具有重要的职责。反过来说，这样的能力的形成，给予职业选择以现实性。可以说作为职业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综合性环境，对职业学校进行实证分析是必要的。
结论
如上所述，对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发挥的作用，不像一部分人所说的那样已有定论。在这种观点中，不如说浓厚地反映着发达国家的研究者和国际机关所持的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政府有时所表示的对职业教育无批判的志向被正统化了。并且有必要留意于职业教育经常与社会阶级的再生产这样的高度政治性问题的密切相关。总之，围绕发展与职业教育，必须分析和议论的问题还有很多。在本稿中，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概观，由此，特别认识到以下三点：
第一，职业教育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具有极为不同的意义，发挥着不同的机能。根据个人的资质、或职业种类，其意义不同，因此在相同的社会，这样的不同的机能同时存在。并且即使从社会全体看，根据产业构造或经济发展的模式的不同其机能也不同。因此对职业教育过度地一般化是极为危险的，有必要持续地对其在具体环境中的作用进行评价。
第二，这样的作用，在经济发展步入不同的局面时，会巨大地变化。特别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的阶段，以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增加为背景，对中等教育的升学需要大幅度扩大的局面。在这样的阶段中等教育特别为人注目，政府的宏观的政策选择，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形成·实验能力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经过了这一阶段，对职业学校的需要就急速地变质。如何与之对应成为政策的重要课题。
第三，职业教育，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由政府直接地强力地推进着的，这是实事，在需要和供给的双方的侧面，家庭生计和企业及私立学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政府与市场形成怎样形式上的关系，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不将其作为一般的命题，而是将职业性知识·技能的形成这一具体点作为问题是有必要的。
对这样的问题点持续地关注，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