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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美元对欧元和其他主要工业国家货币的汇率呈现持续下跌的态势。而由于人民币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人民币再一次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纷纷呼吁中国重新调整人民币的价值。但中国对这种呼声并不理会。中国担心的是，如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就会削弱自身的出口竞争力并对国内的物价带来巨大压力。中国政府目前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立场在国内外都不乏支持者。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肯恩就指出，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建议是错误的。他警告说：如果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中国就会步日本的后尘，陷入通货紧缩的泥潭。
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着不足之处。认为人民币需要被重新估值的意见误读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目前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则忽视了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与货币管理政策及逐步开放的资本账户自由化之间的内在矛盾。
外界对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现象的担心被过分夸大了。此外，通货紧缩也不应当成为长期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理由。目前，国内的一年期固定存款的名义利率仅为1.98%，为历史最低点。但中国几乎不可能出现像日本一样的严重通货紧缩。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在采取措施抑制外汇储备的增长。国内的信贷额以年平均17%的速度在增长，2002年，M2货币的增长率高达19%。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名义及实质产出都在不断地强劲增长，这一情况同日本疲惫不堪的经济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中国陷入螺旋式通货紧缩的泥潭的危险性非常小。麦肯恩教授对中国和日本的类比从表面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的理论并不能充分证明人民币应当实行强势货币政策。许多人甚至认为中国为避免出现通货紧缩而实行人民币长期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是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
人民币并非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关键。中国经济虽然增长迅猛，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全球GDP的3.5%。中国的贸易额虽然在迅速扩大，但依然仅占全球贸易总额的5%。并且如果将中国吸引的年度外国直接投资额与其国民生产总值相比的话，中国吸引外资的成就也并非空前绝后。对跨国公司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于其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高速增长的基本经济要素而非价值被低估的货币。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高速增长的贸易顺差呢？人民币贬值和重商主义政策是否对贸易顺差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呢？仔细研究一下事实就会发现，结论与人们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从表面上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高达1000亿美元，然而这只是外购和贸易链在起作用的结果。以往出口美国的亚洲产品都是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制造的。如今这些产品被转移到中国来制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同一家亚洲公司或西方的跨国公司制造的——再将这些产品从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差额位居美国和亚洲各国之首。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在逐年递增，而对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则出现了贸易逆差。2002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为200亿美元，远远低于日本高达114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此外，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也要低于韩国、台湾地区和东盟5国之和（约为970亿美元）。既然美国迟早要对巨额经常项目逆差进行调整，中国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份额。然而，期望中国起到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根据《广场协议》对世界经济复苏所起的同样重要的作用是不现实的。
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不过，尽管如此，不管用何种估值模型来进行计算，人民币的贬值幅度也只有15%左右。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声明目前人民币的汇率是合适的，但这一观点缺乏充足的证据。截止到2003年第一财政季度，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为3160亿美元。官方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表明人民币实际上已经贬值了。
这让我们再一次思考重估人民币价值的问题。中国和世界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当重新调整人民币的价值，而是这个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货币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应当实行货币管理制度，也就是说中国要有独立地制定国内利率水平的能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投资需求会超过国内资金供应量，这样中国就极有可能由目前的经常项目顺差转为逆差。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贸易改革势在必行，关税税率的大幅度降低，配额的取消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给中国长期受保护的国有工业以及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中国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逐步开放资本账户。中国还开始实施QFⅡ（合格境外机构投资人）计划，该项计划允许外国投资人有限度地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还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实施QFⅡ（合格国内机构投资人）机制——允许内地居民投资于外国的股票和债券。为了促进结构改革并保持金融稳定，中国应当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现行的汇率制度不可能应对来自贸易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双重压力。
目前，中国有可能被“弱势美元”带来的短暂利益所吸引而听任人民币贬值。如果美元转强，中国就会发现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会失去乐趣，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一样。既然三大货币——美元、日元和欧元之间的汇率可以自由浮动，那么对于中国或其他新兴市场而言，将本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都是一种危险的游戏。
人民币仍然是一种来自新兴市场的货币，并且它作为价值储备的手段及国内和国外交易中介的良好信誉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既然中国的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人民币应当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书写新的篇章。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那它将证明中国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调整政策是成功的。同时，它还将有助于增强决策机构的可信度以及公众对人民币的信心。长期收益将远远大于其对出口带来的短期消极影响——事实上，中国有能力弥补由于人民币升值造成的竞争力下降的损失。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进行了结构改革后得到了提高，这让中国获益颇多。同时结构改革对于中国长期保持出口竞争力及经济增长也非常重要。
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成为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胡锦涛主席首次在法国埃维昂出席八国峰会是一个让中国成为全球经济讨论焦点的重要机会。中国对国际货币政策的争端采取冷淡态度或漠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都将激怒自己的贸易伙伴并让贸易保护主义者暴跳如雷。只有实行一种可以更好地反映多变的市场状况和经济基础的灵活的汇率制度才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请忘掉重新调整人民币价值的想法吧。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进行制度改革——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中国越早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自己和贸易伙伴就会越早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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