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八十年概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俗学论文,中国论文,八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之有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西学东渐，使知识界、文化界解放了思想，打破了中国两千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因而给重新审视和认知中国以往的历史和文化，重视民间的、下层的文化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感，必然愤慨于外国民俗学者或有意或无意为殖民者的殖民目的而进行的对中国民俗的调查、挖掘、研究，因而极力倡导自己进行民俗调查、挖掘、研究，以振奋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情感，认识民族心理和文化的良莠，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于是，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走上了时代的舞台。
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胡适、周作人、刘复等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歌谣，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这就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开始，也是中国民俗学的发端。他们的征集简章明确规定了歌谣入选的内容范围：一、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二、寓意深远有类格言者；三、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四、童谣谶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
他们的征集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效果显著。在不长的时间里，征集到全国22个省份的两、三千首歌谣，并在《北大日刊》上选发了近150首。接着，研究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1920年，歌谣研究会成立，由沈兼士教授和周作人教授任主任，管理其事；至1922年，又创办了《歌谣周刊》，搜集和研究的成果有了集中发表的阵地。该刊发刊词说：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
由此可见，这种民俗学的学术目的，已经十分明确了。《歌谣周刊》出版了两年半（1922.12——1925.6），出刊97期，刊载歌谣2226 首，并有不少民俗学研究的论文。此间征集到的歌谣凡13339首，约为《全唐诗》所收全唐诗的四分之一。其间，1923年，北大又在歌谣研究会外成立了风俗调查会，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范围由最初的歌谣开始向民间风俗文化的全面拓展。《歌谣周刊》因而又扩大了征集范围，“一切方言、故事、神话、风俗等材料，俱有搜集之列”。同时还征集有关民间风俗的研究文字，从第62期开始，每期分载论文选录，并随时刊发专号。由于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以及与风俗调查会差不多同时成立的方言调查会等的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和普遍影响，使得这种民俗文化的研究被普遍认同为“国学”的主干内容，因此，1925年，《歌谣周刊》被《国学门周刊》所取代，1926年，《国学门周刊》又改为《国学门月刊》。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等的成员和许多并未加入以上诸会的学者，大量地方上的学者、教员和其他各类文化人甚至青年都热心投入了对民俗文化这种“国学”的研究。
《国学门月刊》出版八期之后，北京教育界受当时的政治局势影响，各学会的活动陷于瘫痪，学者们纷纷南移到了福建、广东等地，因而民俗学的中心也就移到了南方，与南方的许多学者及成立于1924年的“闽学会”等汇流在一起。1926年，厦门大学新设了国学研究院，林语堂、沈兼士、周树人、顾颉刚、容肇祖等名家汇集于此，他们组织了风俗调查会，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后来又因形势的变化，这一中心移到了广州中山大学。1927年8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傅斯年教授主持，它成了继北京大学之后的新的国学研究中心。它的周刊第一期社论明确指出：
我们要粉碎过去知识王国的一切偶像，抛弃一切偏见。我们要搜集自己的真实资料——到普通民众中去搜集他们的方言，到古老的文化遗迹中去发掘，到不同的人类社会中去调查他们的习俗——去建立新的学科。
于是，三个月后，1927年11月，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史上的第一个“民俗学会”在中山大学宣告成立。它继承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首先把民间文艺作为民俗学重要资料的传统创办了《民俗文艺周刊》，同时也特地出版了一些有关节日、婚丧等习俗的专刊；次年春，他们又创办了《民俗》周刊，编印了民俗学丛书，举办了民俗学训练班，并使民俗学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以下是1928年冬顾颉刚等制定的一份颇为详细的民俗学工作计划：
（a）广东、广西的系统民俗考察；
（b）搜集西南各民族（如苗瑶僮等）的民族学资料；
（c）从其他各省搜集有关习俗、信仰、医药、民歌、故事等重要资料；
（d）定出典型的民俗学研究课题；
（e）搜集、编辑地方的历史、短文、速写、故事、歌谣等书面原始资料，再根据这些原始资料，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
（f）做出民间故事、戏剧、歌谣摘要，编辑民俗学书目；
（g）出版民俗丛书，印制民俗照片及图画；
（h）扩大民俗陈列室；
（i）训练民俗研究人员。
尽管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学者们的变动，该计划的有些内容没有得到实施，但《民俗》周刊发表的内容、民俗丛书的出版、西南民族的调查等，都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的辉煌的一页。《民俗》周刊前后共出版了123期（1930年停办，1933年复刊，不久又停刊），不仅发表了大量学者们的民俗资料和论作，而且发表了不少外国民俗学的译作；民俗丛书出版了多种，其中杨成志的译著《印欧民谭类型》和《民俗调查表》、崔载阳的译著《初民心理及各种社会制度之起源》介绍了西方民俗理论，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讨论案》三卷引起很大的反响，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引起了人们对民俗学的更大兴趣，顾颉刚的《妙峰山》和奉宽的《妙峰山琐记》为民俗学的实地田野作业和研究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妙峰山民俗调查与西南民族调查，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的两次壮举。妙峰山是北京以北的一座大山，上有碧霞元君庙，民间朝圣庙会每年都有，香火甚盛。1925年农历四月初八，浴佛日，民间普遍到庙会进香。容肇祖、顾颉刚当时在北京，与孙伏园等一行5人，为了解中国北方朝顶进香这一习俗，研究其中的民间信仰、社交和民俗艺术状况，决定抓住这一机会，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入境随俗，徒步上山，学着香客的样子，使香客们认作同行，一路观察、攀谈、记录、绘图，整理出了一大批成果，范围包括妙峰山所供碧霞元君的来历及其与外地所供的不同，祠的构造，各神的构成，庙会的日期、内容，各种香会组织及其任务、资金来源，庙会规模，进香人数、成份、心理、仪式、目的等等。这些成果最初发表在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上。1928年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正式出版。这一实地民俗调查研究及其成果，被称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霹雳”，被看作是“中国学术界起了革命”。关于中山大学组织的西南民族调查，始于1928年，结束于1930年，地点包括云南、广西、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对苗、瑶、倮倮等族的习俗、信仰、生活等作了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采录，写出了大量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著述，影响和意义极为深远。
毫无疑问，如果说以北大为中心的民俗学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发生、发展期，那么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民俗学则是其发展、繁盛期。北大民俗学时期为中山大民俗学时期奠定了基础，开拓了道路，培养、锻炼了学者，提供了理论和资料上的参考，造成了学科影响，因而中山大学民俗学时期较早地站在了一个学科意识更为强化、学术气魄更为宏大的层面上。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的《民俗》周刊在发刊词中，阐明了人间社会的大部分是小民的世界，然后说：
这些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呢？唉，可怜，历来的政治、教育、文艺都给圣贤们包办了，哪里容得这一班小民露脸，固然圣贤们也会说〔出〕“爱民如子”、“留意民间疾苦”的话来，但他们只要这班小民守着本分，低了头吃饭，也就完了，哪里容得他们由着自己的心情活动！
这班小民永远低了头守着卑贱的本分吗？不，皇帝打倒了，士大夫们随着跌翻了，小民的地位却提高了。到了现在，他们自己的面目和心情都可以透露出来！
我们乘着时代的使命，高声喊几句口号：
我们要站在民众立场上来认识民众！
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
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个体验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发掘出来！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这可以说是民俗学会的宣言书。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思想指导之下，民俗学者们才搞得很有些轰轰烈烈。在这一时期中，他们举办了民俗物陈列室，展出14类陈列品凡数万件，曾举行过公开展览会，举办过民俗学传习班，何思敬的《民俗学概论》、汪敬熙的《心理学与民俗学》、崔载阳的《民俗心理》、马太玄的《关于中国风俗材料书籍的介绍》、杨成志的《民俗学问题格》、陈锡襄的《搜集风俗材料的方法》以及钟敬文、顾颉刚、容肇祖等的其他讲演论题，无论在民俗学理论的建树方面，还是民俗学方法及其文献研究与田野作业的探求方面，都基本上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格局。他们出版的123期《民俗》周刊，编印的包括歌谣16种、故事传说11种、谜语5种、风俗和信仰12种、少数民族8种、民俗研究9种在内的民俗学丛书，都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形成了洋洋大观的局面。
在中山大学作为中国民俗学活动中心的影响、带动下，南方许多省市的民俗学工作者，不仅积极参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民俗学丛书的撰稿、编辑和其他活动，而且在各地纷纷组建民俗学机构，出版民俗学刊物。如谢云声主持的厦门民俗学社，后成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厦门分会，在《思明日报》上增出《民俗周刊》，并刊印民俗小丛书多种；魏应祺主持的福州民俗学会，在《国民日报》出版民俗增刊，并刊印民俗小丛书多种；广东揭阳也建立了民间文艺会，在《潮海新报》增出《民间周刊》；广东汕头，则由林培庐编辑《汕头民俗周刊》、《汕头民俗》、《民俗周刊》等；在浙江平湖，钱南扬主持刊行过《民俗周刊》；浙江的绍兴和吴兴也都出版过《民俗周刊》；在宁波，娄子匡也组织了民间文学会，出版民间文学小册子多种；在杭州，钟敬文于1928年离开中山大学至此，钱南扬于翌年夏也至此，他们一起创办了民俗周刊，至1930年夏，钟敬文与娄子匡又在此建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出版了两卷《民俗学集镌》，将《民俗周刊》出至70期，于1932年10月又创办了《民间月刊》，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出版了10期。这一段时间，可以说中国民俗学的活动中心又由广州移到了杭州，钟敬文、娄子匡、顾颉刚、周作人、容肇祖、赵景深、钱南扬等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出现了一大批有价值的调查和研究成果。一度消歇的中山大学民俗学活动，至1935年秋又得到恢复，民俗学会重新开张，翌年出版了《中国民俗学杂志》发表了一些重要长文。1937年抗战爆发，该杂志停刊。另外，南京的《中央日报》也辟有《民风周刊》，由顾颉刚、方纪生主持，自1936年8月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共出42期，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很有影响的民俗资料及研究文章。在这之前，1935年，北大的歌谣研究会、《歌谣》周刊也得以恢复，北平风谣学会也得以成立，民俗学活动在北方又很有生气地开展了起来。只是，由于1937年抗战的爆发，民俗学的这种生机勃勃、四处涌现的繁荣局面被迫大部分停顿下来。
四十年代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国统区只有少量学者坚持进行，在解放区则更多地表现为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改编利用。建国以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很快成立（1950年3月），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后又创办了《民间文学》，提出的研究目的有，（一）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加以传播；（二）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三）通过民间文学观民风、察政治、听民声；（四）给历史学家提供史料；（五）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尽管其中也有对其民俗学价值的重视，但基本上是四十年代解放区形成的传统和方针的继续。加之受前苏联学术界一直没有民俗学这一独立学科、将folkarts视同为folklore并已经形成了“民间口头创作”或“人民口头创作”的一套理论框架的影响，使民间文艺学形成了独立的学科，而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一道，便逐渐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变得无人问津了。十年文革中，连民间文艺学也被迫停顿，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民间文艺学才开始恢复，民俗学才重新开始得到重视。
1978年夏，顾颉刚、杨成志、钟敬文、马学良、白寿彝、杨堃、罗致平七教授联名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呼吁开展民俗学研究工作，并建立有关研究机构。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中国现代民俗学于1918年诞生并曾搞得轰轰烈烈，时过整整60年之后，却又由学者们联名上书呼吁其新生，这在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是独有的事情。然而仍非顺利，直到198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才设立民俗学部；1981年，辽宁省率先成立省民俗学会；直到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才正式产生。周扬任名誉理事长，钟敬文为理事长。比之1930年钟敬文与娄子匡所建立的中国民俗学会，时针转过了53年。现在的中国民俗学会已开过四次代表大会，在建设理论、培养壮大队伍、组织学术会议和调查研究、出版学术成果、开展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实绩。江苏、浙江、广东、山东、上海等许多省市都相继成立了民俗学会、民俗学社等学术组织，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出版报纸刊物和专著、丛书、研究资料、培养人才，在全国形成了蓬勃兴旺的学术局面。许多高等学校也开设了民俗学课程，北京师范大学还被批准设立民俗学博士点，已由钟敬文教授、张紫晨教授培养民俗学博士生多名。山东大学除开设民俗学课程外，还于1985年创办了民俗理论刊物《民俗研究》，发表了大量国内外著名学者、青年学人和地方基层民俗工作者的重要成果，在民俗学理论建树、民俗学与现代化建设研究、民俗史、民俗学分支与交叉学科、民俗调查、民俗学信息、民俗学书评等各个方面，都为推动中国民俗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山东大学还于1987年成立了民俗学研究所，广泛开展民俗学基础理论、中外民俗比较、中国民俗史、应用民俗学、山东地方民俗等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山东省民俗学会与《民俗研究》杂志社携手联合，以刊物和学术研讨会为桥梁，以省有关部门、地市县有关部门和单位为渠道，纵横铺开，联系和发动了全省乃至全国各有关部门、高等院校、基层单位的大批民俗学工作者，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近十多年来，可谓中国民俗学事业的大繁荣期，由此也相继促成了民俗学基本理论和民俗概说、民俗学史概说性的研究成果的大量问世。乌丙安的《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王文室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等，都为学界所重。山曼、李万鹏等所著《山东民俗》，开一省民俗概观先例，在学术界引起反响。另外，几年来，《中国民俗辞典》、《中国风俗大辞典》、《中华民族风俗辞典》等重要工具书也相继问世，对于民俗学基本知识的普及和民俗学相关学科的广泛使用，都大开了方便之门。其他如《中国民俗大观》（上、下）、《中国民俗传说故事》、《中国民间诸神》、《中国民间禁忌》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中、小型专题民俗丛书，有许多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文化教育界、舆论宣传界以及许多相关系统、部门、团体、单位中，民俗研究热、民俗谈论热、民俗改革热正方兴未艾。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民俗学自五四时期兴起，就存在着未从西方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那里完全剥离、独立出来，并以实用主义的急功近利为特征而来不及进行独立学科理论架构的先天性不足，这种状况至今未能彻底改观。此一因这一学科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出现了四十余年的学术中断，大批活跃过一段时期的学者们弃转他途，这期间民俗学研究即无成果又无新人；二因八十年代民俗学恢复之后不久又出现了学术出版界的不景气，学术著作难产。致使大多数中青年学者“热身”之后将学术研究趋向于市民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位移，从而更加重了民俗学理论的营养不良症，民俗学繁荣的背后依然存在着釜底抽薪的危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