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看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兰论文,日本论文,之战论文,康熙论文,二十九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乌兰布通之战，是康熙时期清朝与准噶尔部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战役。它上承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对漠北喀尔喀的大举进攻，下接康熙三十五到三十六年(1696-1697)清与噶尔丹的最后决战，是整个战局中承上启下的一环。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关注和评说这场战事，但对于战局的胜负走向，看法却不尽一致。曾长期占据主流的传统看法认为，清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噶尔丹部元气大伤，从而奠定了下一轮平准战争全面胜利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清在这场战争中打得被动，伤亡巨大，不可言胜，甚至在某些阶段曾被噶尔丹占据上风，所谓胜利之说的流行，乃是后世史家受清代官私记载中“报喜不报忧”，掩饰乌兰布通战况的误导所致。持后一看法的学者还指出，噶尔丹后来在康熙三十六年的昭莫多决战中惨败走向灭亡，主要是他先在准噶尔内部的权力之争中失手，丧失了根据地，后又遭到瘟疫等天灾袭击，再也没能聚集起扳盘的力量，给了清朝全面出击并取胜的机会，因此不宜过分夸大乌兰布通之战的作用。①
考察一场历史上的战事，需要来自多方面充分的史料才能避免片面和误读。然而受条件的局限，收集史料谈何容易。近年，已经有学者注意在现有的官私文献之外运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如清内阁蒙古堂档等原始记录来爬梳考证，以求去伪存真。就乌兰布通之战史实的研究而言，这无疑是非常基本和必要的。
除了上述努力，笔者以为在开掘史料上，不应拘泥清朝本身的记载，同时期来自清朝外部的相关记载也能提供很多有益的信息。对此史学界也已有共识。不过目前，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还是那些曾经在康熙帝身边供职的欧洲传教士写下的文字，对于来自东亚（如朝鲜和日本）方面的史料则注意不够。在这里，笔者想特别举出江户时代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类史料，因为正是在研读它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不少风说书的内容涉及了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的这场战争，有些甚至言之颇详。
所谓“唐船”，是当时日本对渡海赴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的称谓，他们称前来贸易的中国商人和船员为“唐人”，把对方的家乡也就是彼岸的中国称为“唐山”。直至今天，海外的China Town还被习惯地叫做“唐人街”。众所周知，日本江户时代，主政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严禁日本人出海，以防止西方的基督教进入本国，仅开长崎一口，与荷兰和中国通商。但与此同时，幕府又对海外的动向始终予以很大的关切。所以每当中国商船也就是唐船进入长崎港，长崎奉行都要派出唐通事等官员登船盘查，并仔细询问该船的渡海经过见闻，以及中国方面的形势变化特别是最新动向，即所谓的“异闻异说”，逐一笔录下来，写成唐船风说书，呈送给江户（今日东京）的幕府。关于乌兰布通之战的消息就是经过这种方式传到日本并被记录下来的。
毋庸讳言，唐船风说书与一般官私典籍的特点有所不同，它是日方对中国船员和商人口述的笔录，其内容有传闻色彩，用作史料时必须分析取舍。但是另一方面，这类消息不是后世的追记，而是当时人士对身边的社会热点新闻或事件的见闻以及做出的反应，真实而具有时代性，仅此一点，就有不容忽视的意义。鉴于此类史料至今在国内史学界尚少有注意和利用，笔者拟在本文中加以整理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试做分析，希望能给扑朔迷离的乌兰布通之战及其前因后果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和新的观察角度，对接近历史的原貌有所帮助。
二
已知的唐船风说书约有2300多件。在德川幕府中担任过儒官的林春胜、林信笃父子曾将其整理汇集成书，取名《华夷变态》。1958年，东洋文库将《华夷变态》按上、中、下三卷刊行，附加解题，并对内容有所增补，是目前最通用的版本，也是笔者在本文中所使用的版本。②
据笔者统计，《华夷变态》中言及乌兰布通之战的唐船风说书共有60篇，均为该书的中卷所收。从附表可知，这些船只分别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上海、宁波、普陀山、温州、福州、漳州、厦门、泉州、台州、台湾、高州、广东（指广州）等港口，还有少数远自东南亚，一艘来自山东。最早向长崎奉行报告乌兰布通之战的是以丁锡蕃为船头，康熙三十年(1691)正月廿二日从上海出发，同年二月八日入长崎港的二十二番南京船；最晚一篇是以王茂公为船头，同年七月八日从宁波出发，七月廿一日进入长崎港的八十七番宁波船。也就是说，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从中国沿海不同港口出发的唐船几乎都或多或少风闻了这场战事，并把它作为那个时段中国大陆的头条要闻提供给了日方官员。
这些风说书的原文均为江户时代的文言文，即“候文”。为便于介绍和分析，需要先将其译成中文。鉴于各篇内容详略不一，总的来说前期进港船只的报告较详，后期的则多简略，少数只有一两句话一带而过。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繁琐，笔者将有实质性内容的十六篇译出（只译有关部分），其余从略。又考虑到行文和排版的限制，对日文原文不引用，只注明原典中的页数以备查对之需，“()”中的文字系笔者为照顾文字衔接所加。还要说明的是，风说书中称厄鲁特（即卫拉特蒙古）为“西鞑靼”，文中不出现“乌兰布通”的地名，只作“北京境外”，也请留意。
1.二十二番南京船 二月八日入港 第1321页
去冬西鞑靼国向北京边境进军，挑起边疆之乱，北京亦派兵相向，曾数度交战。当时正值天寒大雪，双方未分胜负，已于冬春之间彼此退兵。大清方面有多名大将战死。以上系在南京听到传闻，详细情形不得而知。
2.二十三番南京船 二月八日入港 第1322-1324页
大清境外，有西鞑靼，屡次向大清之边境发兵，提出各种要求。且西鞑靼自前年以来，国中大饥馑，米粮匮缺。大清收取十五省后，为安抚西鞑靼，去岁曾允给银三万六千贯目③，系遵先例之事。然（西鞑靼）因前述之饥馑故，声言不取既定之银而要求给以粮米，如大清有所异议，便将兴兵。去岁六月，（西鞑靼）发三十余万众进犯清与鞑靼交界的山海关边关，北京的康熙帝大为愤慨，遂从京城派出二十余万人马，授母舅佟氏为总制大元帅，时任兵部尚书的韩氏副之。康熙帝亦微服出阵，亲往边疆。七月，康熙帝带五百骑悄然前往敌营，欲亲观敌军形势。敌营并不知康熙帝在其中，为了防范，当即发箭乱射如雨，其中一箭正中康熙帝肩头。当时不明伤情，随行众人一齐护驾回营。后知伤势不甚重，无性命之虞。见皇帝中箭，身边将士皆大惊失色，慌乱中，总将佟氏与兵部尚书顾不得选择时机，立即向敌阵发起猛攻。原欲与敌接战一决胜负，却不料敌军早已备有大量火枪，未及接近，就遭到密集的弹雨，攻势受阻瓦解，总将佟氏、副将韩氏两员大将也中弹身亡。因此，是役之胜在西鞑靼方，而我方败北。不过我方施放的炮火也很猛烈，致使敌军也伤亡十万人上下。另据传闻我方亦折损十万余人。交战时适逢天奇寒降大雪，其地处于北京边外西北之地，寒气过甚，实在不宜布阵作战，故双方皆撤兵，回到自己的防线。以上乃我等所耳闻。民众都说，若非天降寒雪，以敌方气势正猛，我方两员大将又皆战死之形势，（敌方）定会乘胜大举来攻，我方力不能支，势必有危及大清气运之事。也是康熙帝之天运不衰，得有寒雪从中阻隔，岂非大清之瑞气哉！ 因两员大将皆死于阵中，康熙帝将总将大元帅之兵权授予皇兄康亲王，自身则先期返回。传言两方军队约于今年三月再战以決胜负。此事乃去岁之异说传闻，南京等地并未因此事而稍有骚乱。船头凌我惟乃出入南京官家之人，故得以了解北京方面屡屡飞檄来传的情形，并无欺伪，谨作为风说陈述如上。
3.二十四番宁波船 二月八日入港 第1325页
（大清）十五省之外，去年有西鞑靼国向大清提出各种要求，其内容不一。发兵数十万众进至北京境外之山海关，欲有一战。康熙帝为此亲自往征，大清兵力约二十万余，以帝之母舅为总制大元帅，率副将多人，前往山海关。康熙帝潜往敌阵观其动静，却不料身中流矢，肩头受伤。军中因此大惊，一齐攻向敌阵，而敌阵中火枪齐发，致使清军大量伤亡，连大将、大元帅也中弹而死，故大清一方不得不率残军撤退。其时，寒早至而雪大，双方皆因寒气而各自退兵，返回边关防线。今年三月或有一战以決胜负。我等在宁波亦对情形大概有所耳闻，但委细不得而知，难以细述。
4.二十六番福州船 二月八日入港 第1327页
关于北京境外之事，我等在福州亦稍有耳闻。要言之，三年以来西鞑靼国连续干旱，国中饥馑，不仅向大清索要粮米，还有金银等过分之求。至于大清一方，虽按照历年之成例，每年给以银三万六千贯目，对其将银折改粮米的请求，康熙帝却不应允。对方因此愤而兴兵，大军进至北京境外。面对（西鞑靼的）无理举动，康熙帝亲自出征，兵马浩荡前往北京境外迎击。然而康熙帝前往敌阵时中了乱箭，一战之下，以大清方的大败告终。恼怒万分的康熙帝无奈撤兵。但有传闻说，已约定待天气转暖，两军或再一战。以上系在福州听到的大概情形，至于详情，我等乃商人无从得知。
5.二十七番福州船 二月十一日入港 第1328-1329页
关于北京境外之事，去年西鞑靼国曾发兵与大清对抗。究其缘故，盖大清为安抚西鞑靼，有每年给银三万六千贯目的约定，此乃大清收服中华时定下的成例。两年来西鞑靼国内饥馑，为此要求将该银之数折成粮米给付，而大清末允，因此兵戎相向。康熙帝为此震怒，派兵往境外，却不料左肩中乱箭受伤，加之总大将、大元帅等高官及其他多位将领中弹身亡，兵卒死伤更是不计其数。当然敌方也有大量将士伤亡。虽说互有死伤，终究是大清一方败北。西鞑靼兵数或有数十万之多，据说境外山野上大军如云。大清发至十五省的公文接连不断，急调各省数万兵卒赶往北京。听说今年三月东西双方或有一战。至于其中详情，我等乃商人，对军中始末难以尽知。其大概情形已如上述。待夏船到来之时，或许会有东西交战的胜负结果。耆老们都说，西鞑靼乃强敌，大清征调十五省之强兵前往作战，应可对付，但只怕此间大清境内出现变故，若如此，则大清气数岂非危哉？一般百姓对此亦心有不安。
6.二十八番南京船 二月十一日入港 第1330页
北京境外有西鞑靼派大军进犯作乱，康熙帝亲自出征，但总大将并副将以及数十名武将皆阵亡，康熙帝未能奏功，无奈而返。此战大清固然败北，然西鞑靼所来原不为它，其意只在求财物，经大清应允其愿，西鞑靼既遂愿，便肯撤兵，与清和谈。以上系我等风闻，详情想必先于我等进港的上海船等已经禀报。我等皆商人，对军战始末难以了解，大概情形具见上述，此外再无其他异说。至于南京省，平静如常，米谷平贱，人民安堵。北京境外的动乱对南京未造成影响。
7.二十九番南京船 二月十二日入港 第1331页
听说北京境外去年有西鞑靼之乱，大清方面将领数十人阵亡。此战可谓大清失利，康熙帝恼怒成疾。其中详情，先期进港的上海船等当已禀报，毋需赘言。该战之后不知双方如何议和，西鞑靼已经退兵。
8.三十番宁波船 二月十二日入港 第1332页
关于去年西鞑靼来犯，在北京境外作乱，与大清有一战，大清方面将领数十人中枪阵亡，未能取胜等经过，此前进港的南京、宁波等船想已详细报告，不再赘言。毕竟西鞑靼贪欲重，多有要求，只要大清顺从其意，稍允所求，就不再纠缠而退兵，大清也得以撤兵。
9.三十二番南京船 二月二十八日入港 第1334页
帝都北京境外，去秋有西鞑靼之乱，康熙帝亦亲自出征，但于军中稍染病恙，故于一战之后返京。交战中敌我双方皆有大量死伤，尤其大清方面大将数十人阵亡，因此是役大清战败。不过西鞑靼并未乘胜进攻，缘彼等意在要求财物，只要大清接受其要求，敌军也就不再纠缠而退兵。以上情形，我等在南京听闻，其中详情想必此前进港的船只已经报告，不再重复。此外未再听说其他异闻。
10.三十六番宁波船 三月二十五日入港 第1338页
去岁北京边境上虽发生西鞑靼之乱，但未久便各自退兵。其中详情，想必此前进港的船只已经报闻，不再重复。惟我等从彼岸出发时，听到传言，称今年正月北京又派兵前往边境，或与西鞑靼再有一战，不知是虚是实，风闻而已。
11.三十八番宁波船 三月二十五日入港 第1340页
去岁有西鞑靼之乱，但未久双方即撤兵，事态归于安静。今年初春西鞑靼再度向（北京）境外进兵，引起骚动。北京亦派兵数万迎击，于二月六日从北京出发前往境外。以上系我等听闻。在宁波还有传闻，说三月间已有飞檄到浙江，春夏之间双方或将有一战。如果（西鞑靼）再次提出要求而得到（朝廷）应允，也可能再度达成和解。其中委细不得而知，无从禀告。
12.四十番宁波船 四月二十七日入港 第1342页
关于大清之形势，各省皆静谧无事，帝都北京亦无异常。惟传言今年初春西鞑靼再度来犯（北京）境外，引起骚动。北京为防御起见，也派兵数万再出边境，或有一战。我等皆商人，对军机之事难知其详。要言之，西鞑靼屡次来扰，常为国家之害。别无其他异说。
13.四十一番南京船 四月二十八日入港 第1343页
关于风闻北京境外西鞑靼又启衅端，引起骚动，北京亦为此派兵防御一事，业已报告。据说此次并无大军动作，故未造成各方惊慌，盖（对方）系为要求粮米财物而来犯边。
14.四十四番漳州船 五月三日入港 第1346页
关于西鞑靼在北京境外作乱一事，虽有风闻，然漳州之地偏在南方海滨，详细情形不得而知。南京、宁波等船想必对北京的情形知之更多。
15.四十五番普陀山船 五月九日入港 第1347页
关于大清十五省之情形，各省皆太平。至于北京境外，去岁西鞑靼虽曾一度构乱，去冬双方彼此讲和。今春因动乱再生，（西鞑靼）来犯境外，北京的康熙帝又派五万兵士迎击，曾有一战，但将士的死伤不及去年。且此次之乱，终系西鞑靼有贪欲，图求财物，经康熙帝此次调集价值银七千贯目之物品相与，已合其本意，故又得休战，东西各自退兵。
16.五十一番漳州船 五月三日入港 第1353页
今春北京境外，西鞑靼又图求财宝等物，有所骚动，因大清应允其请，故未多纠缠便双方退兵。总之民众都说，西鞑靼之扰，永为大清之害。
三
乌兰布通之战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初一，战事进行了一天，只有一场激战。但是如果从全过程来看，清廷和噶尔丹之间的紧张气氛在六月噶尔丹追赶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越过克鲁伦河时就开始了。从报告噶尔丹侵入乌朱穆秦地到乌尔会河之战清军失利，再到两军在乌兰布通相遇进而开战，有长达两个月的冲突累积，构成乌兰布通之战的序幕。另一方面，乌兰布通激战后噶尔丹虽然退走，但余波不断，清廷与噶尔丹之间围绕“谢罪”、“讲和”一再交涉，直到第二年三四月间事态才大体平息，双方的冲突暂时告一段落。因此考察乌兰布通之战，不仅要关注该战本身的经过，还要综合其前因与后果，才能完整。通观唐船风说书的内容，可以说在上述三个环节上，都提供了值得重视的信息。
先来看战事经过。
清朝官私著述中关于乌兰布通战况的文字，大体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清朝官方的记载，主要是清军主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于战后第二天上给康熙帝的奏报，以完全相同的文字分别收入《清圣祖实录》和《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二是以马思哈（也作马思喀或马斯哈）和魏源为代表的清人私家著述。马思哈曾作为清军炮兵将领亲身参加战斗，著有《塞北纪程》，后被魏源在《圣武记》书中引用。为便于与风说书的内容相对照，先将福全的奏报和马思哈的记述引录于下：
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等疏报：七月二十九日，臣等闻厄鲁特屯于乌兰布通，即整列队伍，八月初一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见厄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蔽。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卷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昏夜地险，收兵徐退。其噶尔丹死于乱兵与否，俟后查明另奏。④
（大将军）于八月朔己未黎明，亲帅将士，至乌兰布通地迎敌决战。贼骑十万余，布阵于山岗，以橐驼万千，缚其足，使卧于地，背加箱垛，毡渍水盖其上，排列如栅以自蔽，谓之驼城。于栅隙注矢发枪兼施钩矛以挠我师为不可胜计。我兵奋勇先登，无不踊跃递进，炮火齐发，自未至戌，声震天地，驼毙于火，颓且仆，阵断为二。我师乘势进击，无不以一当十，贼惊溃不支，遂破敌垒，大败之。噶尔丹乘夜遁去，我师乃还营。⑤
根据以上可知，清军与噶尔丹的交战经历是：先以炮火猛轰噶尔丹的营垒；再由左、右两翼发起进攻；左翼一度攻入敌阵，右翼却因河崖泥淖阻挡，进攻未能奏效；战至日暮，清军收兵归营。福全强调清军“左翼由山腰卷入，大败之，斩杀甚多”，据此向康熙帝上书“报捷”，传去“取胜”的第一报。马思哈则用“我兵奋勇先登，无不踊跃递进”，“我师乘势进击，无不以一当十，贼惊溃不支，遂破敌垒，大败之”等描述性词句，渲染清军进攻的气势，进一步强化了“清军大胜噶尔丹”的印象。然而正如张羽新、黑龙等学者所指出，无论福全还是马思哈，都回避或者说隐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事实，那就是：清军的进攻并不顺利，仅左翼一度冲入敌阵，旋又退出，激战中清方伤亡甚重，内大臣、国舅佟国纲中滑膛枪阵亡，其他将领士卒也多有死伤。因此，上述史料带有很大的虚饰性，不能盲目轻信。
就战事经过细读唐船风说书，可知涉及到交战情形的主要是前面引用的第2至5及第9篇风说书，里面还多了一些清朝官私著述所不见的细节内容。不过这些情节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辨析推敲。比如关于出征将帅的姓氏，各篇风说书都传佟国纲为总制大元帅，兵部尚书韩氏副之，与正史记载明显不符。此役的主帅乃康熙帝之皇兄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这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佟国纲以都统、内大臣的身份随军出征，至于兵部尚书韩氏并无其人，当系误传。又如作战时的天气情况，有的风说书称当时天寒降大雪（见第1、2、3篇），这一气候影响到双方的用兵作战，也不知所本为何，尚需考订。再如关于康熙帝的亲征，几篇风说书都提到康熙帝微服出阵观望敌情，不慎左肩中箭受伤等情节（见第2、3、4、5篇），虽然描绘得绘声绘色，但在目前可见的满汉文相关史料里了无痕迹，应该不足征信。当然它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据《康熙朝起居注》和《清实录》所记，康熙帝离京亲征，于七月十六到达鞍匠营时“御体违和”，虽身感不适仍抱病前进。二十日到波罗河屯（今河北隆化）后，病情加重。他在此地坚持了三日，希望能够留在前线，但最终因病势趋重而不得不提前折返回京。所谓中箭受伤，看来是康熙帝染恙回京一事被民间附会，把它变成了颇具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受伤”说在后续进入长崎的唐船风说书中被逐渐修正，如：第7篇即二十九番南京船的报告说康熙帝是“恼怒成疾”，已不谈箭伤；第9篇的三十二番南京船更报告说康熙帝是在军中“稍染病恙”，说法已与官书的记载基本吻合。
总的来说，唐船风说书里最值得关注的是，商人和船员们对于乌兰布通之战孰胜孰负的看法。与福全和马思哈一面宣告胜利，一面又对清军的伤亡讳莫如深不同，各船的报告都明确谈到战争中清军遭受重创，其损失甚至超过敌方，进而认定此次战役是大清方面落败，或至少是未能分出胜负。
如二十二番南京船报告：“双方未分胜负，已于冬春之间彼此退兵。大清方面有多名大将战死。”
二十三番南京船报告：“（清军）原欲与敌接战一决胜负，却不料敌军早已备有大量火枪，未及接近，就遭到密集的弹雨，攻势受阻瓦解，总将佟氏、副将韩氏两员大将也中弹身亡。因此，是役之胜在西鞑靼方，而我方败北。不过我方施放的炮火也很猛烈，致使敌军也伤亡十万人上下。另据传闻我方亦折损十万余人。”
二十四番宁波船报称：清军“一齐攻向敌阵，而敌阵中火枪齐射，致使清军大量伤亡，连大将、大元帅也中弹而死，故大清一方不得不率残军撤退”。
二十七番福州船称：“总大将、大元帅等高官及其他多位将领中弹身亡兵卒死伤更是不计其数。当然敌方也有大量将士伤亡。虽说互有死伤，终究是大清一方败北。”
二十八番南京船称：“康熙帝亲自出征，但总大将并副将以及数十名武将皆阵亡，康熙帝未能奏功，无奈而返。”
三十番宁波船称：“去年西鞑靼来犯，在北京境外作乱，与大清有一战，大清方面将领数十人中枪阵亡，未能取胜。”
三十二番南京船称：“交战中敌我双方皆有大量死伤，尤其大清方面大将数十人阵亡，因此是役大清战败。”
上述文中的交战和伤亡人数或不确切，这里暂不做进一步的评析。除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唐船商人尽管来自中国沿海不同港口，他们对乌兰布通之战胜负问题的说法却惊人地相似，这个事实无疑非常值得深思。它使我们看到，乌兰布通战后的几个月里，清廷对噶尔丹作战失利（或说不利）作为一个消息，已经从北方传到南方，从南京、宁波传到福州乃至更远，在民间广为传播。赴日贸易的商人、船员们报告的“大清失利”或者“大清未胜”说，不仅代表他们个人的道听途说，也反映出当时社会里特别是坊间流传的一种有普遍性的舆论动向。
那么，唐船商人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得到有关乌兰布通之战消息的呢？关于这个问题，限于资料，目前尚难确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清代社会里存在着多种而广泛的信息传播渠道，民众完全可能通过官私两方面的途径不同程度地获取信息。每当朝野出现大事要闻，其消息都可能流传到民间，不仅受乡绅士大夫阶层关注，也成为老百姓巷议的热门话题。比如，较早把乌兰布通之战的消息带到长崎并讲述了许多详细情节的二十三番南京船就表示，该船的信息来源是南京的清朝官员，因此消息可靠“并无欺伪”。由于船头凌我惟在南京经常出入官家，故有机会得知北京方面曾“屡屡飞檄来传的情形”，体会到乌兰布通之战期间朝廷内外的紧张气氛。该船人员也因此而发出感慨：“民众都说，若非天降寒雪，以敌方气势正猛，我方两员大将又皆战死之形势，（敌方）定会乘胜大举来攻，我方力不能支，势必有危及大清气运之事。也是康熙帝之天运不衰，得有寒雪从中阻隔，岂非大清之瑞气哉！”
无独有偶，作为同时期人，在康熙帝身边供职的几位欧洲传教士也说清朝在乌兰布通作战不利甚至失败。如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这样说：“皇帝知道他的军队所以蒙受重大损失而未能将敌军彻底击溃，是因为厄鲁特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⑥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李明更加直截了当：“势单力薄的鞑靼王胆敢掠夺帝国的几个土邦，皇帝便派遣自己的一个兄弟统率雄师进行征讨。鞑靼军瞄准战机，及时出击，以少胜多地打败了王者之师，官兵全面败北，溃不成军。”⑦前者承认清军遭受重创，后者则公言清廷被击败，传教士口中的这些消息与唐船商人在长崎的报告内容显然十分接近，互为呼应。
其实，不仅传教士在书信或日记里议论清朝于乌兰布通之战遭受挫折，就是清朝官方同年九、十月份以后的记录，也一定程度地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来看《清圣祖实录》里的记载。
康熙二十九年九月癸巳，“内大臣都统公国舅佟国纲以往剿厄鲁特阵亡，灵榇将至”的消息公开。康熙帝指派皇子出迎灵柩，并一再表示要抱病亲自吊唁，哀痛有加。同日，康熙帝还发布上谕：“朕向闻蒙古临阵，初虽骁勇，一败北即奔窜，首尾不顾。顷我兵讨厄鲁特，厄鲁特败，旋奔高山顶，遁于险恶处，因我兵排列太密，敌人乱放鸟枪，故有被伤者。”⑧无奈地承认了在乌兰布通受创于噶尔丹，将士大量伤亡的事实。十一月己酉，福全率师回朝，等待他的是朝阳门外听勘。随同福全出征者，从恭亲王常宁、简亲王雅布、内大臣舅舅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乃至都统、副都统、统领等各级将领凡二十三人，除了阵亡的佟国纲和迈图二人，其余二十一人均“依议治罪”。虽然康熙帝以“此举击败厄鲁特，噶尔丹远遁”为理由，最后表示可以从宽，减轻了惩罚等级，⑨但作为曾经“报捷”的战事，最后结果竟是主帅、主将无一人不受罚，只有火器营和曾一度攻入敌阵的左翼官兵叙功，无论如何都太不合常理，无法解释。
四
据福全奏报，八月一日激战后的次日，清军再次出战，而噶尔丹“据险坚拒”。随后噶尔丹派出大喇嘛伊拉古克三前来清军大营请和。八月四日，噶尔丹再度派人求和，在得到福全承诺暂停进击后于当夜拔营远走。⑩对此，长期以来占主导的看法是，噶尔丹既然遣使前来求和，又乘夜退走，自然是因败而遁，所以，噶尔丹的“遁走”顺理成章地成为福全军大败噶尔丹的又一重要证据。
不过，近年的研究已经表明，对于噶尔丹的退走，还应做进一步的考察，噶尔丹乘夜拔营究竟是仓皇“败遁”，还是主动撤兵，需要和他率兵入侵的动机结合起来分析判断，才能更加明了。
噶尔丹为何来攻？持传统看法的学者多从政治上解释其来犯的动机。他们根据噶尔丹致书康熙帝时有“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之语，认为噶尔丹政治野心膨胀，借口追击仇敌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进犯内地，有与清朝分庭抗礼之意。(11)乌兰布通之战阻遏了噶尔丹南下的势头，迫其逃遁并乞和，因此是大胜。而另一方面，对此说持质疑态度的学者则多主张噶尔丹入侵动机里的经济因素大于政治因素，抢掠物资是噶尔丹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如张羽新认为，“从噶尔丹来说，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抢掠人畜和物资，在乌兰布通之战前即已达到，不仅抢掠了乌珠穆沁的大批牲畜和物资，乌尔会河之战，又缴获了不少清军物资”。又指出，“疾驰奔驱，忽进忽退，得利急进，失利远扬，是古代游牧民族骑兵作战的特点，噶尔丹的撤军，即属于这种性质”，因此他认为噶尔丹是主动撤退。(12)黑龙也认为，“噶尔丹南下内蒙古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眼前窘境，并迫使清朝遣返喀尔喀部众，从而解决部族的长远生计”，“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能证明噶尔丹的南下出于领土野心”。噶尔丹之所以在乌尔会河一战获胜后继续南下，是因为他未能捕到土、哲二人，故“试图再打一场胜战，迫使清廷在喀尔喀问题上做出让步”，战后则把握时机，及时撤退。(13)
那么，唐船风说书里又是如何谈论噶尔丹入侵动机的呢？请看下面的几段：
“大清境外，有西鞑靼，屡次向大清之边境发兵，提出各种要求。且西鞑靼自前年以来，国中大饥馑，米粮匮缺。大清收取十五省后，为安抚西鞑靼，去岁曾允给银三万六千贯目，系遵先例之事。然（西鞑靼）因前述之饥馑故，声言不取既定之银而要求给以粮米，如大清有所异议，便将兴兵。”（二十三番南京船）
“要言之，三年以来西鞑靼国连续干旱，国中饥馑，不仅向大清索要粮米，还有金银等过分之求。至于大清一方，虽按照历年之成例，每年给以银三万六千贯目，对其将银折改粮米的请求，康熙帝却不应允。对方因此愤而兴兵，大军进至北京境外。”（二十六番福州船）
“去年西鞑靼国曾发兵与大清对抗。究其缘故，盖大清为安抚西鞑靼，有每年给银三万六千贯目的约定，此乃大清收服中华时定下的成例。两年来西鞑靼国内饥馑，为此要求将该银之数折成粮米给付，而大清未允，因此兵戎相向。”（二十七番福州船）
“此战大清固然败北，然西鞑靼所来原不为它，其意只在求财物，经大清应允其愿，西鞑靼既遂愿，便肯撤兵，与清和谈。”（二十八番南京船）
“毕竟西鞑靼贪欲重，多有要求，只要大清顺从其意，稍允所求，就不再纠缠而退兵，大清也得以撤兵。”（三十番宁波船）
以风说书的内容与张羽新、黑龙的分析相对照，可知双方就噶尔丹的来犯意图与其急需获取物资这一点，认识是相通的。张、黑二人强调掠夺物资是噶尔丹来犯的主要目的，但未解释他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大量掠夺人畜及其他物资；而风说书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噶尔丹治下的草原连续两三年大旱，造成严重饥馑，口粮匮乏，已经到了难以为生的地步。噶尔丹迫切需要清廷在经济上给予帮助，提出了种种要求，而康熙帝未轻易应允，见交涉不利，噶尔丹便率兵进逼清朝边界，企图给康熙帝制造压力而迫其就范。乌兰布通之战后，康熙帝最终同意噶尔丹所请，于是双方达成和议正式罢兵。按照风说书的说法，无论战或和，都是噶尔丹为了解救自身困境而使用的软硬两手，是用来与清廷交涉的不同筹码，并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关于西北部草原的旱灾，清朝史料里也有迹可寻。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丙子，厄鲁特噶尔宣多尔济上奏称“去年遭遇旱灾，牲畜倒毙，人民困苦，难以迁移，伏乞鉴恤”。(14)灾荒似乎还不限于准噶尔地区，在此前后，喀尔喀部也屡次奏报发生饥馑，请求清廷给以赈济。我们知道，自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与其侄策妄阿喇布坦反目，他在准噶尔本土的根据地逐渐被策妄阿喇布坦夺占，不得不长期游动在科布多到喀尔喀草原一带，(15)所以草原大旱对他来说不啻雪上加霜，经济上的打击十分沉重。就在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清廷接到报告称：“噶尔丹败于策妄阿拉布坦，下人散亡略尽，又极饥窘，至以人肉为食”。(16)次年五月即乌兰布通之战的两个多月前，康熙帝又在给俄国使者的上谕中提到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等情形。(17)六月，有清朝使者从克鲁伦河发来奏报：“询知噶尔丹前一日驻此，粮尽，杀马为食”；(18)“顷闻厄鲁特穷困，沿克鲁伦河下游而来”。(19)所以，乌兰布通之战前的噶尔丹所部生计艰窘，饥馑不堪，应该是真实的情况，他迫切需要解决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资补给也是势所使然，不得不为。
然而，此处的一个问题是，乌兰布通之战前噶尔丹与清廷究竟进行了哪些交涉，是否如唐船风说书所说，清朝在“收取中华十五省”时，为了争取厄鲁特蒙古作为盟友以免去后顾之忧，曾以每岁付给“银三万六千贯目”的条件笼络对方，噶尔丹也援引此例与清交涉，要求将此项银两折成粮米支给却遭到康熙帝拒绝，因而兵戎相向的呢？
清廷与“西鞑靼”之间曾否存在上述成约？虽然风说书言之凿凿，但目前至少在清朝官方的记载里毫无迹象，无从考证。不过一条来自朝鲜方面的史料透露了些许信息。李朝显宗十一年（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出使归来的朝鲜使臣闵鼎重在汇报中说，他在中国时听说，地处伊州的西凉蒙古是令人畏惧的势力，故“清人多以金帛赂之”。(20)伊州是唐代以来哈密的古称，此处的西凉蒙古当指厄鲁特蒙古。此条朝鲜史料的内容虽然简略，却似乎可以旁证内地社会里关于清与厄鲁特蒙古的关系确实存在类似的传言，认为清朝曾用金帛之约来安抚对方。风说书里的说法或许与此有关。只是朝鲜使臣的消息较早，在康熙九年，而且该说法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目前尚乏其他佐证，不便轻下结论，需等待今后的史料发现。
从现有记载看，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后噶尔丹与清廷之间的交涉主要围绕两点，一是贸易问题，一是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及喀尔喀七旗人众的处置问题。
准噶尔部与清朝的互市由来已久，噶尔丹时规模进一步扩大，来自准噶尔的使团、商团进关人数常至数百人，“多时或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21)但是，清朝在完成平定三藩后，对准噶尔的贸易政策便有所收缩，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大举侵入喀尔喀后，清廷更是利用中断贸易的做法来牵制噶尔丹，使噶尔丹的经济面临很大困难。据史料可知，康熙二十七年(1688)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曾频频向清廷要求将贸易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如二十七年九月，噶尔丹“遣使进贡请安，并乞照常贸易”。(22)同年十一月，噶尔丹再奏：“厄鲁特从来进贡贸易，各自分行，今概不得往来，我国之人，殊为忧苦，今请照常行走”。(23)康熙帝也直言不讳自己对噶尔丹在打贸易牌：“噶尔丹倘不奉诏，则绝尔等每年进贡贸易之路，厄鲁特人众必大失利矣”；“朕欲尔等解释前仇，互市交易，安居辑睦，永息战争”。(24)康熙二十九年六月，随着噶尔丹步步南下，清廷甚至指示有关人员扣留了噶尔丹派到归化城的商队和马匹。(25)由此可知，乌兰布通战前双方在贸易问题上的摩擦曾持续升级。
除了贸易问题，如何处置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也是双方交涉的焦点，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前者。从表象看，噶尔丹以“索仇”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土、哲二人交给自己，是为了给被杀的兄弟报仇，其中惩戒胆敢挑衅达赖喇嘛至上权威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要是一种政治性行为。然而仔细分析其言行举动就会看到，噶尔丹打出的“索仇”旗号背后，包含了重要的经济动机，而且越到后来，经济上的意图就越发显露无遗。
噶尔丹占领喀尔喀草原后，土谢图汗率喀尔喀部众悉数南逃，求清庇护，为此噶尔丹多次对清提出交涉，要求交还仇敌土、哲二人，并将南逃的喀尔喀人众遣返故地。他不但自己陈请，还曾借达赖喇嘛来使之口表达：“达赖喇嘛令奏圣上、但擒土谢图汗折卜尊丹巴库图克图畀噶尔丹，则有利于生灵。”(26)然而他的努力并未成功，康熙帝拒绝了上述要求而决意接受土谢图汗率喀尔喀人众降清。见索取土、哲二人及争取喀尔喀人众回归漠北无望，噶尔丹遂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正月从科布多发兵，再度东进喀尔喀草原，进而入侵内蒙古。这一次，他一方面借各种机会场合仍向康熙帝表示发兵的动机是追讨仇人——“喀尔喀吾仇也”；另一方面则将目标对准内外蒙古各部的人畜财产，所到之处大行劫掠。如，在喀尔喀境内，他先抢劫拖多额尔德尼台吉，掠尽其牛羊，然后往掠昆都伦博硕克图部众，又抢掠济农阿难大赉人畜。进入内蒙古境内后，又于六月十四日抢劫乌珠穆沁四佐领的“男女牲畜辎重”后“溯水上游游牧”。(27)甚至乌兰布通战后，当他从战场退走，仍不忘劫掠，于八月九日再抢克什克腾旗三佐领羊二万余、牛马一千余。(28)这一连串的掠夺清楚地表明，噶尔丹东进和南下入侵的军事行动与急切要解决补给以摆脱生计困境是密切关联的。
事实上，除了直接的抢劫行为，向清廷索仇的举动也与噶尔丹试图解决自身经济困境的意图有关。蒙古各部作为游牧民族，要在一片草原上立足，必须拥有相应的人口和畜群，其实力如何，也由此体现。拥有人口意味着拥有牧人和战士，可以放牧及对外作战；拥有马牛羊驼等畜群，意味着占有相应的生产资料，可以进行再生产，保障生计。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后噶尔丹虽然攻占了喀尔喀草原，但由于土谢图汗等举部南逃，草原一片空虚，加上大旱成灾，以致生计无出，只有清廷同意将喀尔喀人众遣回原牧地，噶尔丹的经济根基才能有着落。所以，噶尔丹要求清廷交出土、哲二人，主要是为了获得对喀尔喀人众的支配权。正因如此，乌兰布通战后虽然噶尔丹退走，又遣使来向清廷讲和，甚至做出“谢罪”的姿态，但是他在喀尔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从来都没有改变。直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仍在不断致信清廷，反复要求将土、哲二人“逐出七旗归于故土”，“将喀尔喀七旗发回于故土”，(29)甚至声称“将七旗发回故土……畀以泽卜尊丹巴胡克图，土谢图汗”乃是乌兰布通之战前清廷使者就已对其做出的承诺，应当切实履行。(30)
综合以上情况，虽然唐船风说书中提到的某些交涉情节尚不能一一得到确认，但总体来看，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的南下入侵，既有草原上大旱成灾，饥馑不堪为其前因，又有土谢图汗举部南逃造成漠北草原空虚，噶尔丹亟待遣返喀尔喀人众以充实经济的现实需要为背景，换言之，经济上的需要是驱使噶尔丹南侵的重要原因。对此，无论风说书抑或清朝官方的记载都可以印证，应该毋庸置疑。而且说到战争的结局，前列风说书第9篇即三十二番南京船的说法也耐人寻味：“不过西鞑靼并未乘胜进攻，缘彼等意在要求财物，只要大清接受其要求，敌军也就不再纠缠而退兵。”回顾南侵过程，噶尔丹先在乌珠穆沁境内的乌尔会河遭遇清军而一战获胜，后在乌兰布通与清军主力激战，给对方造成重创，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选择时机及时退却，重新和清廷开始交涉，也符合噶尔丹的战略战术。由此观之，“败遁”之说未必符合史实。
最后要说到的是，就清朝方面而言，乌兰布通之战构成了康熙帝对噶尔丹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从噶尔丹接掌准噶尔到噶尔丹攻破喀尔喀之前，康熙帝与噶尔丹曾经维持了一种颇为良好的相互关系，那么二十七年(1688)的事态则引起了清廷对噶尔丹的高度警惕。不过此时康熙帝对待噶尔丹，还以劝谕说服为主，而等到乌尔会河及乌兰布通的两场战事发生，噶尔丹的桀骜不驯及其不惜以武力与清公开对抗的态度暴露无遗后，“噶尔丹必为大害”的舆论开始在清朝上下占据主导。同时康熙帝本人“深虑噶尔丹狡诈，此役不行剿除，必贻后患”，反复强调噶尔丹“阳奉阴违，狡诈百出”，“虽认罪立誓，上疏请降，但人殊狡诈，难以深信”，“生事妄行，彰彰明甚”。(31)从唐船风说书中还可以得知，“西鞑靼为祸”的说法当时在民间也颇为流传。如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入长崎港的四十番宁波船就表示：“西鞑靼屡次来扰，常为国家之害”（第12篇）；同年五月进港的五十一番漳州船也谈到：“总之民众都说，西鞑靼之扰，永为大清之害”（第16篇）。
不过，尽管经过乌兰布通之战，康熙帝对噶尔丹妄行为害的严重性已有清楚的认识，但在此后长达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具体对策上还是显得相当谨慎。他一方面积极调兵，不仅从八旗，还从各省抽调绿营兵力来加强沿边部署以防御噶尔丹的再度来犯，同时也运用各种方式，在政治上与噶尔丹展开攻防，可谓战和兼用，软硬并施。这里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事例：二十九年(1690)十一月，已经撤回漠北的噶尔丹向康熙帝示好，会同达赖喇嘛等具疏，请康熙帝上尊号，但遭到拒绝。康熙帝在上谕中以愤懑严厉的口吻指斥噶尔丹阑入讯界，抢夺人畜，导致清廷出兵问罪，也谴责受达赖喇嘛和清廷之命前去调解的济隆呼图克图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非但不行劝阻，反而从中蛊惑，坐看双方开战，为此拒受尊号并退还所有贡礼贺物。(32)但过了不久，到了同年十二月，当噶尔丹上疏称“自喀尔喀变乱以来，贸易不行，吁请恩赐白金”时，康熙帝又称其“言词恳切”，同意网开一面，破例“赐白金千两”以示怀柔。(33)
康熙帝为什么在乌兰布通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以相对克制的态度来处理噶尔丹的问题，笔者以为可能与以下几点有关：
首先，乌兰布通一战，清军作战不利，噶尔丹军又远扬而去，追之不及，战机已失，需要等待新的机会，不宜再轻易用武。
其次，喀尔喀蒙古虽然已经降清，但安置未妥，人心未稳，潜伏着不少危机，通过会盟将其与清朝的关系制度化正成为当务之急，需要集中全力办理。
再次，康熙帝深知安抚蒙古各部必须借助达赖喇嘛的宗教权威（这时五世达赖已经圆寂，但把持政务的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对外仍假达赖名号行事），鉴于达赖喇嘛与噶尔丹关系亲密，所谓投鼠忌器，不得不谨慎处理，相机而行。
上述因素决定了清廷在乌兰布通战后对噶尔丹的态度以牵制为主，甚至包括“赐白金千两”之类的经济援助。这种情形反映到唐船风说书里（特别是后期进港的船只），就多次出现了噶尔丹为求财物而来犯，清廷满足噶尔丹所请，双方于是讲和，各自退兵的说法。这样一种软硬互见的做法大体持续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此后，清廷终于迎来与噶尔丹决战的时机，双方关系因而进入第三个阶段。经过康熙帝两次亲征，噶尔丹败死，两者的较量以清朝方面的最终胜利落下了帷幕。
如前已述，所谓“风说”，顾名思义就是口传耳闻的信息，其来源的不确定性，传播过程中内容的衍生与误解，以及人们在传递这类消息时的个人取向，都可能影响到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程度。为此笔者也主张对风说书中的消息慎加甄别，不能贸然用作信史。另一方面，笔者想指出的是，这类记述其实是被清人带到海外的一种口述史料，他们的见闻、感受与那个时代同步，哪怕不够准确甚至有错误的信息，都折射着当时的社会舆情，是鲜活的记载，其中甚至可能包含了未被官私文献采用甚或有意回避，以致未能引起后来史家关注的真实细节，我们绝不能将这些重要的信息轻易错过。解开乌兰布通之战尚存谜团的钥匙也许就在这里。
注释：
①参见张羽新：《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黑龙：《乌兰布通之战再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②东洋文库刊行的3卷本《华夷变态》系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35册本《华夷变态》为底本，增补了相当于《华夷变态》之续编的《崎港商说》3卷及其他散见的风说书而成，由九州大学浦廉一教授等人整理编辑并加解题。林春胜又号春斋，林信笃又号凤冈。
③贯目，也称贯，是日本的重量和货币单位，江户时代1贯相当于1000文，重量约折合3.736公斤，后期到明治时代约折合3.75公斤。
④《清圣祖实录》卷148，康熙二十九年八月辛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8，四库全书本。
⑤马思哈：《塞北纪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中国边疆史志集成》，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
⑥白晋：《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7页。
⑦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⑧《清圣祖实录》卷148，康熙二十九年九月癸巳。类似记载还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6：“上谕大学士伊桑阿等，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直到噶尔丹败死之后，康熙帝回忆起乌兰布通之战仍然无法释怀：“左翼军虽能胜敌，而右翼军不能制胜，大臣而下以至军士，阵亡、被创者甚众。……六年以来，乌兰布通之役，时廑朕怀”（《清圣祖实录》卷183，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此役给清朝方面带来的打击和震动于此亦可见其一斑。
⑨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49，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己酉。
⑩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48，康熙二十九年八月辛酉，癸酉。
(11)持这种意见的著述很多，至今影响很大，如近年出版的多卷本《清朝通史》（朱诚如主编，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就重申噶尔丹的南侵得到沙俄支持，其“之大志将是问鼎中原，同康熙一决高低”（同书《康熙朝·上》第350页）的观点。
(12)张羽新：《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13)黑龙：《乌兰布通之战再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4)《清圣祖实录》卷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子。
(15)参见《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6。
(16)《清圣祖实录》卷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辛未。
(17)《清圣祖实录》卷146，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
(1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6。
(19)《清圣祖实录》卷146，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壬申。
(20)《（朝鲜）显宗实录》卷22，显宗十一年三月庚申。
(21)《清圣祖实录》卷112，康熙二十二年九月癸未。
(22)《清圣祖实录》卷137，康熙二十七年九月甲申。
(23)《清圣祖实录》卷137，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
(24)《清圣祖实录》卷140，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
(25)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46，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戊子。
(26)《清圣祖实录》卷146，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癸未。《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5。
(27)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46，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戊子。
(28)参见《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80
(29)《清圣祖实录》卷159，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丁巳；卷166，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乙卯。
(30)《清圣祖实录》卷163，康熙三十三年五月丁丑。
(31)《清圣祖实录》卷148，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丁丑；卷149，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己酉；卷156，康熙三十—年九月乙丑。
(3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49，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甲辰。
(33)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49，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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