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思想轨迹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轨迹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中共历史上不断引起关注、思考和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课题，也是中国现代不可绕开的现实问题，而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的思想认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全面完整地研究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分析探讨这一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吸收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加速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程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否定到基本肯定，再到彻底否定，亦即从主张消灭到主张 “广大的发展”，再到主张彻底消灭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历程，可从三个阶段来认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对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简单理解，导致对中国革命目的、对象及革命性质认识的模糊、混乱甚至错误。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主张。（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这种把资产阶级当成革命对象，主张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到党的二大时有了改变，二大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极具创造性地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而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是一个动摇不定的阶级。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阵营，致使党内许多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资产阶级已成为革命的阻力，“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进行到底。”（注：《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左”倾错误不仅主张反帝反封建，还要反资本主义，甚至提出“没收中国资产阶级工厂”的激进政策。这一政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此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和策略的转变，鼓励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方针得到切实实行，而且在政治上承认工商业资本家享有公民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基于对这个问题长期的研究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议》、《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反复深入地阐明了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长期存在，并鼓励其有利于国计民生部分的广大发展的思想。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强调：“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毛泽东批评说：“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但是，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已开始比较多地强调“节制”和“限制”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他还指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
（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基本上延续了40年代对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思想主张。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戒备和警惕，随着政权的稳固和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也在逐渐提高。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这可以视为毛泽东改变新民主主义设想和对资本主义政策的一个信号。1953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反而批评那些不主张立即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同志：“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不久，中共中央公布了由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199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匆匆完成了三大改造。由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于彻底，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很快出现了吃饭难、穿衣难、行路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对彻底消灭资本主义问题不能不有所反思。1956年底，毛泽东在约见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已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后，私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肯定它一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二可以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三可以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这是毛泽东对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一种理性思考，也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宝贵的思想火花。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然而，反右派运动的兴起，中断了这一理性的思考，“新经济政策”也没能在中国真正推行。由于毛泽东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导致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改变了中共八大确立的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论断，为后来“左”的错误的产生埋下隐患。1958年的人民公社规定，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一两年后也变为公有，使生产关系大大变动，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遭到剿灭。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认为，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所有制解决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后来城乡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可视为这种设想的尝试，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途径，建立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以便实现“直接过渡”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接下来的3年困难时期的严酷现实，对毛泽东是一个大的触动，使他认识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诸多弊端。1961年9月底，毛泽东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决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他说：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7年应该醒过来了吧。可惜的是，随着在土地承包问题上党内意见分歧的出现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毛泽东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对资本主义的恶感也日益强烈。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也逐步升级，提出“铲除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直至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对一切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沾边的事物都要进行彻底革命。
二
通过以上对毛泽东认识资本主义的思想轨迹的梳理和考察，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和思考：
其一，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所经历的从否定到肯定、再从肯定到否定的变化，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并且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例如，从建党之初对资本主义的完全否定，到40年代的基本肯定并主张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其间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的艰难曲折，在党内也经历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导致的失败和王明“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沉痛教训。而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思想理论根源，从本质上讲都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陈独秀是“二次革命论”者，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惨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主张“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做一步走。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前做社会主义的事，既反帝反封建，又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一系列打击工商业的“左”的经济政策，实行“关门主义”，白白丧失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几乎断送了红军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正是在总结“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基础上，正确地提出并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即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并鼓励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有一个大的发展；注意团结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中间阶层，同他们合作共事，一起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极富特色、极具创造性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又如，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随着国际国内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毛泽东逐渐改变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设想及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主张。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毛泽东的思想似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其实不然。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已经从原来主张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到“一定的发展”再到“限制、利用”步步后退了。他重申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利用政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对资产阶级的教育问题，并侧重强调对资产阶级的“限制”。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讲道：“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说明这时候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来看待了。建国后，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稳固，随着3年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奇迹的创造，毛泽东产生了创造更大奇迹、争取更大成功的愿望。当时国际上两大阵营尖锐对立，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于我国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苏联是不赞同的，并且讥讽我们是对资本主义“采取的调情政策”。加上50年代初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暴露出许多不法资本家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五毒”行为，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采取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步骤。1955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瓦解”，于是就有了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在合作化高潮推动下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改造后期的一系列偏差和长时期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
其二，30、40年代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肯定和主张鼓励、发展、利用的思想，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为逐步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物质基础。对于毛泽东肯定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些论者认为毛泽东完全是或者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和统战策略上的考虑；也有的论者认为那不过是毛泽东采取的一种暂时的、为了进攻而临时退却的缓兵之计。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都是不符合实际和有失偏颇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根本的依据，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生产力低下、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当时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估计是，现代性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农业、手工业占90%左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提出要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毛泽东在阐述他的这一思想时，反复强调了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毛泽东曾批评那种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反复强调：“要发展中国的落后经济，必须利用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如果没有广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正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理论，提出在无产阶级政权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这一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而为进入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当然，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和建立国际国内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废止国民党一党专制，从政治上也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民族工商业，以便孤立和最后战胜蒋介石反动政府。但决不能由此认定毛泽东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
其三，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思想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当然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思想认识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兴衰。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考察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走过的历程和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思想轨迹，我们发现，当毛泽东能够客观地认识和看待资本主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就能够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反之，社会主义事业则会遭受挫折和损害。例如4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建国头3年国民经济恢复奇迹的创造，都与毛泽东能够制定正确的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密切相关。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生的“左”的偏差和失误，都是由于在认识和政策上出现错误。这些“左”的错误和偏差，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危害，这是令人痛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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