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黄河漕运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漕运论文,黄河论文,元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河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河流，习惯上对黄河水运的研究均集中于中下游河段的晋陕黄河以下部分，而关于黄河中上游河段的水运开发利用情况则涉及不多。元代大运河漕运和海运开通之前与元末漕运阻滞、海运失控之后，西北黄河漕运都显现出重要的地位。吴宏岐、陈广恩的相关文章对元代由宁夏通东胜的黄河漕运之历史沿革、漕运路线、漕运运行情况虽有揭示①，但考虑到元代陆上漕运与海运空前发展的背景，西北黄河漕运在当时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实际效用，黄河沿岸屯田的密集分布与黄河漕运到底存在何种内在联系等问题尚须认真考察。刘再聪、笔者均曾著文涉及或讨论元代宁夏漕运②，但难见全貌，在诸如黄河漕运开辟的时间，所开置水路驿站的分布、名目等环节，也有再行置喙探讨的必要。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各问题之分析，纠缪补缺，以求明确漕粮生产、运输、存贮相结合的黄河漕运结构，并联系本地区的内外部条件动态地把握元代西北黄河漕运的整体面貌，进而较为客观地评价其实际功效。这对于全面理解元代西北交通网络构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北方粮食资源调配方式的灵活性，以及元代甘青藏区与内地联系的强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元代西北黄河漕运开辟的条件
元世祖忽必烈称帝后即开始关注宁夏粮食的生产与运输，并由此开始了宁夏东通东胜的黄河漕运。虽然史载中统二年（1261）七月，朝廷“命西京宣抚司造船备西夏漕运”③，但它绝不意味着黄河漕运已经开辟。由于运粮目的地、粮食生产条件等因素直接决定了黄河漕运的开置，所以，元代西北黄河漕运开辟的时间不应被简单地系于中统初年，而应是从中统初到至元初的数年中，逐步创造漕运条件，最终确立黄河漕运的发展过程。其中，宁夏等地政治局势的稳定、农业生产的恢复、航运路线的勘查等都是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先决条件。
蒙哥死后，忽必烈与胞弟阿里不哥分别在各自控制区称汗自立，随即爆发大规模内战，军粮供应的紧迫性立即凸现出来。然而当时南宋政权尚未消灭，依靠江南粮食、财物供应根本无从谈起，所以忽必烈必须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管道筹集北边战事所需粮秣。北方前线的军粮问题成为忽必烈一方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中统元年（1260）“六月戊戌，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输开平府及抚州、沙井、（靖）净州、鱼儿泺，以备军储”④。次年八月朝廷再次“敕西京运粮于沙井，北京运粮于鱼儿泺”⑤。这些举措正是忽必烈确保对漠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其实现方式主要是由山西大同府地区向位于漠南碛口一带的沙井（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大庙古城）、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土城子古城）、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地区运粮。须知西京（大同）等地原有农业生产水平难以和中原地区相比，短期内筹集大军军粮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于是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保证前方粮食供应，满足战、守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宁夏粮源自然成为筹粮所关注的选项之一。这是中统初年元朝初置西北黄河漕运的背景和原因。
地理位置上，宁夏原本与漠南前线及西京地区相去甚远，陆路交通不便。但是黄河河套的大拐弯却将宁夏平原地区与之联系起来，黄河顺流而下，单向水路交通运输极为便捷。这是启动黄河漕运的地理条件。
农业经济上，宁夏平原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基础较好。如果宁夏农业得以正常发展，对于漠南军粮供应必能贡献良多。这是启动黄河漕运的经济条件。
从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看，中统元年忽必烈漠南称帝后，阿里不哥所属的阿蓝答儿、浑都海等人即盘踞河西图谋东进。为消灭叛军，当年五月，朝廷“以总帅汪良臣统陕西汉军于沿河守隘”⑥，控制了宁夏黄河沿岸，配合诸王合丹等伺机平叛。及至九月汪良臣与合丹、合必赤等兵分三路在西凉府姑臧击灭了河西叛军⑦，扫除了宁夏以西的叛乱所造成的威胁。这是黄河漕运启动的基本政治前提。
从上述主观愿望和对宁夏农业、运输条件的基本估计以及政治形势出发，才有了忽必烈于中统二年“命西京宣抚司造船备西夏漕运”之事，习惯上以此作为黄河漕运开辟的时间。然而揆诸史料，结合当时西北战局发展的情况分析，恐难维持这样的认识，因为初遭战乱的宁夏尚无法为黄河漕运提供可资调配的粮食。实际上经过蒙古灭夏战争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宁夏地区惨遭破坏，城镇荒芜，人民逃徙，水利设施废坏，再经浑都海之乱蹂躏⑧，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恢复农业生产，朝廷运粮东胜的企图短期内难以实现。
既然制约西北黄河漕运体系实施的瓶颈就是宁夏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那么整顿宁夏行政秩序、招徕亡散、组织生产、兴修水利就成为当务之急。从中统二年到至元元年的四年中一直未见事关黄河漕运的片言只语，也反映出黄河漕运被暂时搁置以俟宁夏农业生产恢复的事实，这在当时实属无可奈何。那么，浑都海之乱是导致西夏漕运一度中顿说法则并不准确，至多可将中统二年视作黄河漕运筹办的起点。原本急迫的黄河漕运缘何步履迟缓，个中缘由有必要略作分析。蒙古国初年曾将包括宁夏在内的河西地区分封给窝阔台系诸王阔端以为封地，此时由支持忽必烈的阔端子只必帖木儿袭封⑨。对忽必烈而言，这种来自阔端后王的支持在平定阿里不哥的战争中显得极为宝贵。浑都海之乱戡定，只必帖木儿重返封地后，“其下纵横，需索无算，省臣不能支”，更“毒虐百姓，凌暴官府”⑩，政务混乱。虽然中统二年九月，忽必烈即在宁夏设立中兴等路行中书省，以粘合南合行省事，但是粘合南合次年即迁转，于宁夏并无建树。更兼与阿里不哥战争未止，如果事关宁夏地区的治理措置跟进太繁，有操之过急，影响大局之嫌。所以包括设立漕运在内的整顿宁夏政务的进程从缓亦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随着至元元年（1264）阿里不哥战败来降，忽必烈政权获得了巩固。朝廷立即开始强化中央对宁夏的控制，派遣董文用等人任职于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约束诸王势力，招徕亡散，积极组织恢复生产。
至元初年，宁夏的情况并未有大的起色。“中兴自浑都海之乱甫定，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新任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的董文用在努力遏制诸王亲贵跋扈不法的同时，“始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11)。此时已到至元三年（1266）。经过“复唐来以溉濒河之地”等措施的初步治理整顿，达到了“灵、夏军储用足”的目的(12)。
与此同时，元廷于至元元年“五月乙亥，诏遣唆脱颜、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俾具图来上”(13)。郭守敬等人考察宁夏水利的具体情况兹不赘述(14)。值得注意的是郭守敬在巡视宁夏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向自中兴还，特命舟顺河而下，四昼夜至东胜，可通漕运”(15)。齐履谦《郭守敬行状》系此事于至元二年。然而史载至元元年十二月“戊辰，命选善水者一人，沿黄河计水程达东胜可通漕运，驰驿以闻”(16)，这正是中央得到郭守敬考察结果后，对黄河漕运开置作出反应的印证。所以郭守敬汇报的内容至迟亦应于至元元年底达于朝廷。
宁夏境内获得初步安定，农业生产亦开始复苏，正式开通黄河漕运的主客观条件至此才大体具备了。
二 元代黄河漕运的路线与水站名目
（一）中兴——东胜十水站与茶速秃——燕乙里十四水站的安置及其关系
1.中兴——东胜十水站的置立
据《经世大典》所载宁夏漕运水站的建立是“中统四年”(17)，与《元史》所载不合。通过前面分析可知，中统四年开置漕运之说不确。另就史料本身而言，也能发现《经世大典》原文系年显误。《永乐大典·站赤》是按照时间顺序排比编辑的，如对《站赤一》的内容加以简单检索，年代抵牾也可迎刃而解。《站赤一》卷尾所载系年已至至元二年，所以《站赤二》卷首系年“中统三年”无疑有误，当作“至元三年”。
史载至元四年“秋七月丙戌朔，敕自中兴路至西京之东胜立水驿十”(18)。《经世大典》自同年四月至七月详细记录了起中兴，迄东胜的黄河水站置立事宜。文曰：
四月中书省遣忙古
、锁赤等赍奉御宝圣旨，谕阿出凤哥、东胜达鲁花赤等官及八令迭儿、朵鲁不纳怜站民：仰从应理，下至东胜，站十所。用水手二百四十人，驿船六十艘。宜令应付者。
五月二十一日，中书省据西夏中兴等处宣抚司呈：东胜合立三站，本路合立七站。除从权以东胜见在船二十一艘散给各站行用外，未造船三十艘，拟用已伐到大通山木植。其余物料计该价钞四十余定，及工匠粮食，合无令转运司应办。又忙古回称：只打忽等处旧有船三十六艘，合令修整。
七月一日，中书省奏：准新造船三十艘，修整旧船三十六艘，一切物料、口粮、铁木之工，官为应付。据水手二百四十名内，拟令各投下差拨一百六十二名，中兴府民户内差拨六名，西京抄海所管水手内，差拨七十二名。每站给牛一十只、祗应羊一百口，起置馆舍衾褥，标拨种养之地。札付制府及西夏中兴等路宣抚司施行讫。(19)
中兴到东胜的水站建立之前，沿黄河一线已经有纳怜站道连接河西。至元四年新设之东胜十水驿虽然线路相近，但是性质却明显不同。水站按最初规划是每站有船6艘、水手24人，牛10只，羊100口，侧重于大宗物品运输的特色鲜明(20)。元代河套以北、阴山以南的行政区划实际上沿袭了辽夏、金夏长期政治对峙的结果，从而分属于两个行政区域。表现在对水站的辖属关系上，同样由中兴路、东胜分别控制。两地除了领属水站数量差别较大之外，还应注意差拨水站站户主要来自于沿黄地区的诸王领地。当站240名水手内，来自各王投下的有162名，占到67.5％，中兴、西京合计差拨占32.5％，其中中兴仅占2.5％。引文中之“八令迭儿、朵鲁不纳怜站民”就是出自诸王投下的站户。至元初年，中兴府地区是阔端后王只必帖木儿属地，并且其辖区地跨黄河两岸(21)，在忽必烈子爱牙赤分封兀剌海地区前，也应当包括后套地区，范围不小。
元代中期，中兴——东胜十水驿的统属关系发生了变化。《经世大典》载“大同路所辖站二十六处：陆站一十九处……水站五处……牛站二处……水站：东胜五处，只达温站……白崖子站……九花站……怯竹里站……梧桐站”(22)，这意味着至迟到1331年前（《经世大典》成书时），东胜所辖水站数量已经增加。元初东胜领3站、中兴领7站的情况说明大部分北黄河沿线都是属于中兴路的辖区(23)，所以只达温（亦即前引之“只达忽”）等三站属东胜，而梧桐、怯竹里站应归中兴路。此时，中兴——东胜水站应役船只、牛羊数量较元初有了明显增长也是水站重要性逐步提升的表现。
2.茶速秃——燕乙里十四水站的起讫点
然而，《元史》和《经世大典》中至元四年的另一条史料却值得分析。至元四年正月“壬寅，立茶速秃水十四驿”(24)。茶速秃为蒙语“雪”，空泛不详所指。所以仅凭《元史》中记载无从知晓十四驿站的性质、方位和走向。而《经世大典》至元四年正月条有更详细的说明，现引述如下：
四年正月十四日，线真、脱欢等传旨，送茶速秃之地至燕乙里创立驿馆一十四处图本与中书省，令与制国用使司官同议规划驿船、铺马、人粮之数。续奉旨每站给羊二十口，
三十口，乳牛九只，强牛一只。其价与买驿马钱共斟酌支给。制府钦遵放支钞四百定，下陕西等路转运司，于五月内和买，给付各站去讫。
茶速秃至燕乙里立十四站
拽船牛二百二十只、驴二百二十头、马二百二十匹、孳生羊二百八十口、羊四百二十口、乳牛一百二十六只、强牛一十四只、船五十六艘、人工二千名，备三月粮；常役水手二百二十四人、兀剌赤一百一十人、递送小站者七十人，计四百四户。(25)
这段史料表明：
其一，茶速秃等处的驿站是从“茶速秃之地”到“燕乙里”的14处地点。从驿站数量看高于中兴——东胜漕运线，是一条线路很长的驿路。其二，14处驿站配备的驿船、拽船牛、船只、常役水手等名色与普通的马站、牛站不同，很明显属于水驿。联系《本纪》壬寅条的内容即可明了并非茶速秃等14驿，而是以茶速秃为起点的水驿14处（“水十四驿”应为“十四水驿”）。其三，14水驿的筹建事宜落实到地方上由“陕西等路转运司”负责办理，暗示其所处的地理范围当在陕西行省辖区内。由于至元三年西夏行省被废，至元四年的陕西行省辖境就非常广阔，包括了今陕西、甘肃、宁夏、内蒙西部和四川北部地区。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条件，在当时的陕西行省辖区内惟有黄河中上游沿线地区才具备三种共性，也就是说至元四年最初的黄河水驿规划是沿黄河置十四处水驿。这与最后形成的中兴至东胜十处水驿，不仅数量有异，而且水驿起止点名称也无法建立对应关系，为此须就茶速秃至燕乙里水驿的起止点作一辨析。
先讨论茶速秃水驿的位置。茶速秃一词用于山名的情况在蒙语中比较普遍，早期蒙古史书《蒙古秘史》中即已出现这一地名。可是《秘史》研究者们对此的看法颇不一致。道润梯步既不赞同那珂通世的贺兰山、龙头山说，也未服膺伯希和的六盘山说，而是强调《元史》中的“浑垂山”可能就是茶速秃山，但仍未给出具体地望(26)。札奇斯钦认为茶速秃（chasutu）并非专有名词，而应是泛指，同样比较笼统地把“浑垂山”与茶速秃山联系起来(27)。余大钧则采信了施世杰的茶速秃为甘肃张掖南山之说，同时还引证了村上正二的看法，将浑垂山作为公主山的音讹，并视为祁连山之一部(28)。此外，岑仲勉认为元太祖第五次攻夏战役中的驻夏之地——雪山（茶速秃）在河套北，他还引述《蒙古游牧记》证其地位于乌拉特旗以北90里的雪山，蒙古名察苏台，从而与《蒙古秘史》之茶速秃相对应(29)。这样茶速秃的位置至少有以下四种说法：①祁连山（浑垂山）说、②贺兰山说、③六盘山说、④阴山说。
第一种说法纵然提倡者众，但它远离黄河，并不符合水驿安置要求，应予剔除。其余三种说法虽然均与黄河相关，但只有经过分析辨别才能确定“茶速秃”的合理位置。
首析阴山说。与中兴——东胜十水驿相比，茶速秃——燕乙里十四水驿的驿站数量明显多于前者，这就意味着茶速秃——燕乙里的水驿线路也较其长得多。基于此，如果认定茶速秃在河套北的阴山，则在远比前者距离大为缩短的黄河上设立远比其数量多的水驿根本无法解释。因此，茶速秃十四水驿之“雪山”，不能被视为阴山西北部的雪峰，而只能于黄河沿线的它处另求之。这是阴山说的最大缺陷，也就成为其被摈除的理由。
再及贺兰山说。贺兰山雪峰当位于宁夏境内山脉的中部地区，而不可能出现在贺兰山脉南北延伸，低矮干旱的余脉上。以贺兰山雪峰而言，东距黄河至少80里，此处黄河沿线业已分布了多个水驿，在其间无论如何也安插不下一个茶速秃站。因此无论立站位置，抑或水驿分布密度，都无法支持贺兰山说的观点。
至于六盘山说，批判者多；另从具体位置考虑也与黄河距离较远，不当取。
那么，茶速秃站究竟应位于何处？本文认为至元四年所称之茶速秃水驿的雪山，首先要满足临近黄河的条件，其次是就其长度而言当在中兴路的黄河上游，并且与中兴路境内各州水路交通不存在天然障碍，第三则应是山峰积雪不消。据此，茶速秃山只能位于中兴路黄河上游，同时又是兰州黄河峡谷以下的无峡谷河段沿岸才是其理论上应当存在的位置。检诸《明一统志》有“雪山，在（靖虏）卫城北一百二十里，山势高峻，积雪不消”(30)。以今地度之，当在今靖远县北的哈思山，该山海拔3017千米，更兼“积雪冬夏不消”，元明时代也被称作“雪山”。这个雪山才是茶速秃山——十四处水驿的起点。
至于终点的燕乙里，的确在黄河沿线不见有类似的地名。理论上，根据前面考订的茶速秃位置为起点，沿黄河顺流分布14水驿后，其终点应置于东胜州一带能够提供航运的水道附近。这一区域除了黄河水运之外，黄河支流的大黑河也早就有了航运的历史。隋大业三年（607），炀帝于“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历云中，泝金河”(31)，幸启民可汗牙帐事表明至少在隋代大黑河下游与黄河之间已经形成了水路交通。那么，黄河进入大黑河的航运在元代也能够应用则无疑义。
明初洪武四年投降明朝的蒙古诸千户中有一燕只千户所(32)，和田清认为“燕只”就是“燕只斤”(33)，但他认为燕只斤千户所在地套内，则误。据考，燕只千户所在今大黑河流域也就是元代的东胜、云内州地区(34)。燕只斤部是弘吉剌部的一支，蒙古国早期即已南迁至沙、净州黑水一带，其中部分应据此西徙至大黑河流域，甚至更远。元代大黑河流域有燕只哥赤斤站(35)，当与此有关。史载，至元九年八月“壬辰，敕忙安仓及净州预储粮五万石，以备弘吉剌新徙部民及西人内附者廪给”(36)。
大黑河流域的燕只或燕只斤（Iljiqin）应为燕乙里(37)。早期畏兀儿字体蒙古文中“j”、“y”为同一字母，故燕只也可汉译作燕乙里。因之，燕乙里站大体位于元代丰州、云内州地区大黑河岸边。
3.两水站系统的内在关系
概言之，茶速秃——燕乙里水站是西起今甘肃靖远县北的黄河岸边，沿黄绕河套顺流而下，东达东胜州附近，再折入今大黑河流域的水驿线路。它在至元四年初的黄河水驿构建计划中是最早的方案，与数月后作为黄河漕运线路推出的中兴——东胜线路存在着直接联系。茶速秃——燕乙里水驿实际上包括了中兴——东胜水驿。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水驿线路的长度和水驿数量。既然中兴——东胜十驿系指“仰从应理，下至东胜站十所”，那么应理州以上的站赤就是茶速秃——燕乙里水驿的组成部分，当然中兴——东胜的十个水驿也应包括在茶速秃——燕乙里十四水驿之中。但中兴——东胜水驿绝非对茶速秃——燕乙里水驿的简单替代。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两条大部分重叠的线路是由于其作用的差异而被提出，并且并行不悖。茶速秃水驿是一般意义上的舟船、站马兼备的驿路运输线，它对河流水文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天然河道形成的交通线；中兴——东胜线则是专为黄河漕运设定的运粮专线。由于运粮船载重量较大，吃水较深，因此适合通行的黄河线路长度也就不及前者。
以前的研究者们往往忽视“茶速秃水驿”，认为“延祐三年的东胜至哈温一十四站，就是由元初十站发展而来”(38)。这就意味着东胜十水驿与东胜——甘肃十四纳怜站道具有同一性(39)。事实上“哈温至东胜一十四站”以及“哈剌温至哈必儿哈不剌一十四站”，都是东胜直西穿过阴山达于甘肃行省亦集乃路的东西向陆路驿道，与水站无关。
（二）黄河水站名目
史籍中对于黄河中上游水站缺乏系统记载，也无从考知其具体情况，唯有通过借助沿黄屯田、仓储、渡口以及水陆驿道内在联系推求黄河水站名目与地望。
1.中兴府境内的黄河水站位置
宁夏境内的黄河水站位置多数可考。《经世大典》至元二十五年条所载“（正月）二十五日，通政院奏阿蓝哈迹言，中兴府、朵儿灭站、麻沙、应去里、也孙帖里温五站”(40)，这里提到的5站应为陆路纳怜站道。但是5站所在地均近黄河，因此，以5站名当水站并无不妥之处。进一步说，应理州以上站名当属茶速秃——燕乙里水驿系统。
也孙帖里温站，蒙语意为“九头”，考之《元史·本纪》，是年“秋，取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41)，则“黄河九渡”可当“也孙帖里温”，也孙帖里温是位于今甘肃靖远县哈思山以下至宁夏中卫县以上的黄河岸边。
应去里站，《河源志》作“应吉里州”(42)，《站赤二》作“应去里”。当为“应理”，即今宁夏中卫，是中兴——东胜水站的起点。
麻沙站，是“鸣沙”之讹，在今宁夏中宁县东北。
朵儿灭站，即是朵儿篾该（Turmegei）(43)，系宁夏灵州，则朵儿灭站为灵州站，在今宁夏灵武市。
中兴府站，就是今宁夏银川市，属于在城站。
省嵬站，宁夏中兴府以北的站名目前并无直接证据。宁夏银川以北石嘴山市一带无论从距离上，还是从军事、政治上的重要性来看均应在此立站。吴文、陈文都把西夏时期的定州作为中兴以北的水站名目。《经世大典》载至元三年：“十月，中书右丞相安童等奏西凉、甘州、庄浪等处增站事。今议除甘、肃、瓜州，其间合立站赤，候阿沙来时区处外，就令凤哥斟酌到中兴、西凉、兰州、甘州、信嵬添设站，可用马一百三十五疋、牛六十八只、驴六十头，于官钱内买置。奉旨准。”(44) 这是黄河水驿设立之前元朝在原西夏统治的河西地区增设站赤的举措。其中“信嵬”，实际上就是西夏时代著名的省嵬城。《西夏书事》载：“［宋］天圣二年（1024）春三月，德明作省嵬城于定州。定州省嵬山在怀远西北百余里，土地膏腴，向为蕃族樵牧地。德明于山之西南麓筑城，以驭诸蕃。”(45) 定州在今宁夏平罗县南，因此省嵬城无疑在宁夏平原北端。《蒙古游牧记》载：“（右翼中旗）西北至阿尔布坦山，旧名省嵬山。二百二十里接赛因诺颜部界。《寰宇通志》：山踰黄河，因省嵬城而名。黄河东有省嵬口，为防御要地，其下有城，西夏所筑也。”(46) 1965年至1966年在石嘴山市庙台南1公里处曾发掘一属于西夏时代的城址，边长590米左右，总面积约36000平方米，被认为是西夏省嵬城遗址(47)。该城早在西夏正式立国前即已兴造，用以控驭蕃族，屏蔽首府兴州。鲁人勇认为它应是西夏中期增置的北地中监军司，防线恰在贺兰山东麓和定州一线(48)。它与黑山威福军司（中期更名为官黑山军司，约当今内蒙古后套平原西部）一起构成了宁夏以北直至后套阴山的防御纵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其重要性不应随着蒙古灭夏而骤然地位下降。再加上元初忽必烈兄弟争国的政治局势造成宁夏地区政治军事的紧张局面，也就不难理解省嵬（信嵬）置驿的作用及其必要性了。
2.后套及其以东黄河水站
省嵬城以北直至后套平原之间，黄河流经乌兰布和沙漠和河套西北荒原之间，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人烟稀少，因此缺乏较为理想的安置水驿的条件。《经世大典》称“黄河沿路别无村疃，西至宁夏路七百里”。这种情形直到清代仍然没有什么变化，高士奇曾亲历此地，称“出宁夏百余里，即哨界外地。沿河西北岸行五百余里，至船站，绝无人迹”(49)，一片荒凉的景观。自后套平原到土默川平原黄河沿线水站名目考证难度很大，史料中偶有涉及也难详所指，利用屯田地、仓储地和转运渡口的位置关系加以考订还是目前较为可行的方案。
梧桐站，周清澍先生主张在后套西夏国新安州故城可以安置一个水驿(50)，但是新安州的准确位置须结合《经世大典》再加讨论。
（甲）塔塔里仓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1321），河东宣慰司委官朔州知州荅里牙赤言，塔塔里诸屯田相视，议拟各项事理，就差荅里牙赤计禀中书省，准下兵部移文枢府，逐一开具于后。
（乙）纳怜仓见于屯田近南，黄河北岸，内有正教［“教”疑误，似应为“廒”］东西廒房二十一间，缘其空闲，已行呈索，于空闲仓房周围拨地三十亩，作赡仓地甚便。委官议纳怜平远仓既近黄河口十里，西即经行要冲……
（丙）忙安仓去黄河颇远，运粮不便，已别建新仓，其旧仓今空闲。如令河东宣慰司拆移前来贮粮便。委官相视，忙安旧仓二十一间，墙壁倒塌，木石俱全，砖瓦三损其二。若移此仓，则陆地相距屯田故城七百余里，可用车千余，约费脚直五千余定。至彼又须添补木瓦诸物，亦不下五千余定。若黄河运载，至忙安仓南，三十里陆路才至渡口，泝流一千里，约费万余定。
（丁）至纳怜平远仓复行十里入陆，至旧新安州又七十里。黄河殊无往来客舟……屯田万户府仓敖廨宇，本府与所委官那怀等议，合于兀郎海山下旧新安州故城内建，四向立屯为便……相视兀郎海山下旧新安州故城，方围七里，并无人烟。黄河沿路，别无村疃，西至宁夏路七百里。若修上项公廨，合用木植，令宁夏计料收用买，顺流运至古城，或于纳怜平远仓募夫匠建立，诚便……(51)
《经世大典》的这段文字包含了大量河套平原地区屯田、仓储、运输、交通、行政建置等方面的信息。本文在分析这部分材料的同时感到首先必须对其分段处理，理清线索，否则至少在道里远近的数字上出现的巨大抵牾都会严重影响对本段史料的理解。本文将至治元年（1321）筹建塔塔里仓的内容分作四个部分，其中后三个部分分别涉及纳怜仓位置、忙安仓与屯田故城水陆两道距离、新屯田万户府位置等三个主要问题。
“丙段”专门讲到了忙安仓与屯田故城间的距离：陆路距离700多里；黄河水路距离至少1030里。从水、陆距离的差距可见两地间陆路捷直而短，反观水路却迂曲而长。将这一情况落实在后套地区的交通地理实地上，以对应的黄河河段来确定屯田故城与忙安仓的位置关系应得出如下图示。其中A点对应的是忙安仓、B点对应的是屯田故城、C点是新屯田府；AC和BC连起来构成忙安仓到屯田故城的水路线路、AB则属于忙安仓到屯田故城的陆路线路，于是水旱两路形成了这样一种三角形的地理位置关系。
从图示上看忙安仓与屯田故城的陆路距离当是在鄂尔多斯高原内部的通道。以今日情况视之，则经涉沙漠，并非理想坦途。然而《西夏地形图》等证实西夏使用了西南——东北方向穿越高原的驿道(52)，在元代，这里一定延续和使用着类似的便捷通道。
水路距离迂回较多，一则是因为黄河略呈直角型的弯曲延伸了长度；再则黄河故道主流在北河(53)，不在南河，一定程度上又加长了距离，以至于水旱两路之差高达300多里。
两条迂直不同的线路最终交汇点的屯田故城理论上也应位于今内蒙、宁夏两省的沿黄交界地区。考诸史籍，《嘉靖宁夏新志》载：“塔塔里城，唐郭元振以西城无援，安丰势孤，置安远镇。此盖安丰镇城也。元为塔塔里千户所居，今黑山北，去城二百里。”(54)《元史》则提到“（至元）二十一年，遣塔塔里千户所管军人九百五十八户屯田，为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顷三十三亩”(55)。至元二十一年新立之塔塔里屯田当属宁夏新附军屯田的组成部分，规模很大。对比宁夏平原其他屯田的位置，无疑塔塔里屯田应置于宁夏平原的北部。这就是“丙段”所谓“屯田故城”，即早期的塔塔里千户所屯田故城。
以上是塔塔里屯田万户府与新安州的对应关系。西夏新安州地在“兀郎海山下”，应为西夏之兀剌海城，在元为兀剌海路。
王颋认为兀剌海是兀剌城的意思，并将其来源与《元和志》之“牟纳山”联系起来(56)。陶克涛认为：“兀剌海亦为族名，它应当就是王延德出使高昌时所历的欧羊梁劾特族，为九姓鞑靼之一，地在今阿拉善境。”(57) 陶克涛说更切近实际，惟有其将欧羊梁劾特族（《宋史》卷四九○《外国六》，作“卧梁劾特族”，第14110页）活动地区视为阿拉善境内恐不准确。王颋文考兀剌海城地望“其地当在今内蒙古五原县或乌拉特前旗境内”，并希望能有考古发掘的证实。鲍桐撰文称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新忽热乡之古城当是兀剌海城(58)，可备一说。
西北地区习惯上将干旱区特有的耐旱耐盐碱高大乔木——胡杨，俗称为“梧桐”，因此也有了不少以梧桐为名的地名。梧桐站之得名当源于与植物有关的地名。《嘉靖宁夏新志》载：“洪武间，指挥徐呆厮出兵河套，地名梧桐树。一日午间，又一大星坠于河中。”(59) 这表明梧桐树在黄河岸边。《明实录》载永乐七年十月“辛丑，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率兵至下梧桐之地，遇鞑官知院秃赤与弟司徒知院伯颜不花率家属来归”(60)。又陈懋“永乐七年于塔塔山、好来口收失保赤连有功”(61)。陈懋兵行之下梧桐、塔塔山处于同一地区，相去不远。《边政考》载：
河外：东北自宣大界起，至西北贺兰山头止，南离黄河甚远。禅水海子、忽力干秃、车车忽都、革鲁察罕、哈剌秃罕、八剌浑都、客儿卜剌、红寺儿口、里足吉口、也可卜剌、兀剌卜剌、里赢山口、阿祝剌、好来口、把沙口、赤确口、生花口、折子口、塔滩山、沙子口、台卜剌、石崖山、李风口、速麦都、失剌哈答、马阴山、杨山、察罕那革吉、高阙山、小小可可必、赤剌哈山口、陶山。
河外，东北自东胜州起至西北贺兰山止，沿河一带：东胜州、拦马墙、风史峪、红山儿、石山儿、忙合仓、八剌树、
孩站、梧桐树、神木海子、革足结站、也可卜剌、瑶车儿树、石嘴儿山、沙井、界井、朵迷岔口寺、麦你干渠口、红柳树、哈剌卜花渠口、叉罕虎客儿。(62)
根据上述材料可见，塔塔山亦作塔滩山，似得名于塔塔里屯田万户府。这样梧桐站与新安州故城渡口直接对应起来，是屯田万户府附近的水站无疑。
怯竹里站，据前考怯竹里站应为元初宁夏所辖水站之最东处，位置推测应在今乌拉山麓之下的黄河岸边或以西的山嘴处。周清澍认为是《边政考》中提及的革足结站（里足结站）。乌拉山麓周边地区的黄河沿岸分布了数量较为可观的牧户和鹰户，《元史》载至顺元年十月“木纳火失温所居住牧人三千户，黄河所居鹰坊五千户，各赈粮两月”(63)。贾敬颜考证木纳火失温就是木纳山嘴，即乌拉山嘴(64)。本文认为，鹰坊五千户就是黄河昔宝赤（
），它也应该是洪武四年投降明朝蒙古五千户之一的昔宝赤千户所，活动地域正在东胜以西。这就表明东胜以西直到乌拉山西端的黄河沿岸一直活动着不少的从事牧放、狩猎的蒙古人。所以，不论是就近提供粮食赈济，还是保障漕运通畅的中继点，在这一地区建仓立站都在情理之中。《经世大典》载纳兰不剌仓（亦即纳怜平远仓，考证见后）“既近黄河口十里，西即经行要冲”(65)。据“丁段”史料可知，纳兰卜剌仓距塔塔里屯田府80里，在塔塔里屯仓未建前，则为后套主要的粮食贮存地。其南10里的黄河岸边必设水站以利交卸。
九花站，《边政考》卷七作“孩站”。清代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在包头镇后记“在黄河北岸，用舟逆流而上，可运宁夏之米下达秦晋沿河诸邑”(66)。直到清代今包头地区仍然是黄河水运过程中的重要中转站地之一。包头西距后套平原水路距离应在500里左右，符合旧新安州塔塔里屯田万户府驻地距离包头的大致长度。所以，忙安仓的位置也应置于此处。《经世大典》称，忙安仓距屯田故城（塔塔里千户所所在之黑山北）水路约千余里，黑山距离宁夏中兴又200里，则忙安仓至宁夏的距离为水路1200余里。又屯田万户府距离宁夏府700里，则万户府至忙安仓的距离应为忙安仓至宁夏的距离减去新安州屯田府到宁夏的距离，结果为500里左右。比照实际距离，再考虑到河道的迂曲，大致可知忙安仓的位置应在今包头附近。
再据《辛卯侍行记》自包头向西，陆路“七十里黑儿脑包。以下皆蒙古地。六十里乌喇特，西北七十里乌拉胡同，八十里乌兰板升，一百八十里莫儿古捦梁，七十里乌兰乌苏，五十里竹拉克濠赖”。笔者以为其中的“竹拉克濠赖”当是《边政考》卷七的“阿祝剌、好来口”，张雨很可能将此一地分作两名。前考好来口在塔塔里屯田府，即今乌拉特中旗新忽热乡附近。按陶保廉所载包头至此道里约560里，减去塔塔里黄河水站北行的陆路70里，仍为500里左右，亦可确定忙安仓是在今包头附近。
近年，包头南郊燕家梁曾发现元代遗址。据称：“燕家梁遗址南临黄河，地处阴山山脉大青山和乌拉山分界的昆都仑河谷南口，向北通往阴山北部草原，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元代从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至应里州（今宁夏中卫县）设置了水驿，燕家梁遗址应该是当年重要的水驿之一。从东胜州经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到哈喇和林的陆驿也经过这里。这里应设置过重要的驿站管理机构。一些出土的比较珍贵的器物除了与从事商业、餐饮等居民有关外，更主要的应当与驿站的设置有关。”(67) 这一考古发现也为本文提供了元代包头地区水站和忙安仓故址的佐证。明洪武二年（1369），李文忠“遂进兵东胜州，至莽（《校勘记》：旧校改莽作莽）哥仓而还”(68)。《元史》、《经世大典》之忙安仓，《边政考》之忙合仓，《明实录》之莽哥仓同为一地，它的废弃当是在元末明初的战争中。
白崖子站，位于九花站和只达温站之间。今天托克托至包头间相距约140多公里。由元代水陆站赤分布相距自五六十里至百数十里以上不等，实则水站分布的间隔相对更大，据此白崖子站当在今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一带。令人困惑之处是此地属于土默川平原，沿黄河并无明显山地。元代土默川平原的黄河较今日偏北，更加接近大青山，所以其站名恐与平原北缘的山地，亦即《边政考》卷七“石山儿”、“红山儿”等地名有关。
只达温站，据《经世大典》载可知该站是东胜州所辖与东胜州最近的驿站，可视作东胜水站。本文前引“西京宣抚司造船”、“西京抄海所管水手”、“只打忽等处旧有船三十六艘”等语从拥有船只数量、管领水手、负责造船的职司表明了东胜州在水陆交通中的中枢地位。只达温站（或只达忽站）当位于黄河与大黑河的交汇处。
燕乙里站，前考该站应位于大黑河流域，大黑河的水文条件也不允许该站距东胜州只达温站过远。
通过以上分析，初步拟构了包括中兴——东胜十水驿在内的整个黄河水站（茶速秃——燕乙里）名目十三个。但是北出宁夏直到梧桐站（或塔塔里屯田）之间，理论上还应该存在一个水站以利接济，惜于文献无征，目前尚不可考。
（三）元代黄河水驿向河源的延伸
黄河上游的水文地理条件决定了自甘肃靖远县以北到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的黄河水道最具有水路交通运输的现实可操作性(69)。由靖远县上溯至甘青黄河上游直至河源一线，几乎全为高山深谷与山间盆地交错断续排列，事实上并无全线通航的条件。自然无法使用前述黄河水驿继续延伸并加以利用。
另一方面，甘青黄河上游地区是内地与“西番”的主要接合部之一。历史上，无论是内地政权经略西羌，还是吐蕃政权东进拓地，都离不开这个跳板。蒙元时期的吐蕃之地是较早归附的地区，蒙哥汗时期又曾被划分为不同的蒙古宗王属地(70)。于是在蒙元统治者的眼中，吐蕃始终具有某种特殊重要性，所以蒙古政权很早就建立了吐蕃连接内地的驿站系统。忽必烈即位初年在派遣郭守敬等人整饬中兴各地河渠的同时，也赋予了他搜集河源信息的任务(71)。可惜，我们现在无法透过片言只语窥测当时考察河源的真正意图了。
1269年，南宋覆亡，中原一统，元世祖得以着手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虽然吐蕃归附日久，但直到元世祖朝中期，元朝并未在吐蕃之地真正驻军防守，加之吐蕃各种政教势力矛盾发展的复杂内外因素影响，形势微妙，常有纷争，对元世祖扶植萨迦一系控驭吐蕃的基本政策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忽必烈选择以军事手段强化元朝在吐蕃的统治地位。
至元十七年（1280），忽必烈毅然派遣桑哥（又作相哥，sang-gah），率蒙古军入藏，诛杀了萨迦本钦公哥藏卜（dpon-chen kun-dkav-bzang-po）。此后，桑哥留军驻守藏区，全面接管了藏区的驿站系统。与此同时，元世祖又委托都实、阔阔出兄弟再探河源，开置驿站。都实是女真族蒲察氏人，颇受世祖器重。此次领受勘查河源任务的目的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地理探险，对此，元世祖曾讲道：
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72)
从中可见，元世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确保元朝西部边疆与中央政府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实施的关键在于保持内地达至吐蕃驿路的畅通(73)。元世祖“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的宏大构想确为前宋后明的汉族君主无人企及，具有独特的战略眼光和恢宏气势。
进一步分析，都实肩负的任务是根据黄河上游地理水文条件的制约，相择合宜的地点安置水驿。我们知道甘青黄河上游不可能象宁夏—东胜那样实现全河段通航。于是本段驿传线路只能采取水驿与陆驿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驿传系统。它与此前的内地—吐蕃驿路的区别在于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依靠马站，而是在部分路段尽可能依托黄河以利用其水路运输载重量大这一优势条件。所以，从更为现实的角度看，忽必烈的本意恰恰是从强调货物运输量的提升这一点出发的。
经过至元十八年的实地踏勘，都实将勘察结果、置驿计划上报朝廷，准备从内地征调人工、物料建置水陆驿站(74)。笔者认为《辍耕录》所附之《黄河源》图当出自潘昂霄《河源志》，潘氏所本则必源自于“图城传位置以闻”所涉及之河源地区置驿图本。图中所列水旱站名有10处，其中水站名4个（三巴水站、上桥水站、寺子保水站、安乡关水站）。水旱站的分布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在《黄河源》图中靠近下游水站分布的密度越大；再者水站与旱站呈现间隔分布。这两个特点是被甘青黄河上游地区的地形条件所决定的。因此，都实计划中的黄河源地区的驿站是水旱两路相结合的驿站系统。以上4处水站平均每站15艘船只，其保有量也不算小。
然而此时完成吐蕃善后工作的桑哥出面极力反对，其事遂寝。汉文史料中看不到桑哥反对都实计划的理由。对此，可通过藏文史书略窥桑哥用兵吐蕃及其善后措施的端倪。《汉藏史集》称“从此，乌斯地方之人，不必在藏北驻站，而是每年派人把应交付给驿站的物资运送到藏北交给蒙古军，驿站常有乌拉供应，对众人俱有利益，这也是桑哥的恩德”(75)。概言之，在桑哥看来，完全按照汉地驿传制度新建的甘青黄河水陆驿站计划并不完全适用于吐蕃，它的实施可能会造成吐蕃当站站户的差役负担过重，引发站户逃亡，将严重影响驿站系统的稳定性、有效性。因此，桑哥力主自己规划的驿站模式取代都实的方案。桑哥在吐蕃置驿的基本思路是将以前由各万户人户直接对应支应驿站的方式改为蒙古人驻站，各万户提供物资支持的方式(76)。从日后吐蕃驿站发展的效果考察，桑哥方案的确在追求中央强化控制和减轻吐蕃站户负担间找到了平衡点。终元一代，吐蕃的驿传长期有效维持，桑哥功不可没。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黄河源地区水驿建设中断结论。实际上，从到元末，藏区与内地持续存在的交通联系看，黄河源地区的水旱驿站是在充分考虑了当地环境与民族特点之后的折中选择。
三 沿黄屯田、仓储的分布
（一）沿黄屯田布局
整个蒙元时期，朝廷在西夏故地平原上积极创造条件，大力组织农业生产，大致形成了六大屯田区域，综合元代宁夏以及后套屯田情况如表1。
元代沿黄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以军屯为主。其中新附军、塔塔里、宣镇侍卫、六盘山均属军屯；营田司与放良官则为民屯。
军屯的情况远较民屯复杂。
1.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屯田
元廷于至元十九年（1282）将南方新附军调往宁夏成立万户府进行军屯。一般认为“西安州即今宁夏海原县，塔塔里在海原县西”(77)。还有人认为塔塔里屯田应在镇远关和黑山之间的今石嘴山市境内(78)；更有人指出《经世大典·序录》中的“西安州”当为“新安州”之误，地在今内蒙古五原县北。(79) 本文总体上赞同否定新附军屯田在宁夏海原的看法，但是对于新附军万户屯田的真正位置另有所见。
其一，判定西安州为宁夏海原县的依据当出自北宋西安州和明代西安所，金代地归西夏，元代废。因此王颋之说颇有见地。
其二，自然条件上，海原县以西并无河流流经，兼属黄土丘陵区，水分、土壤等条件较差，并不适于发展农业。
其三，元代的宁夏地区缺乏的是人力，因此在屯田中均将注意力放在宁夏中卫沿黄平原区，没有必要选择生产运输条件均不佳的海原以西。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四，塔塔里千户所的位置，并非如《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中所揣测的那样在海原以西。《嘉靖宁夏新志》载塔塔里城位于今银川市以北二百里处的石嘴山境内(80)，史料言之凿凿，可见所谓今海原以西为新附军屯田的看法的确值得商榷。
其五，表中所依据史料事实上具有先后顺序，那么通过分析史料的时间界限就能够发现万户府屯田的位置变动情况。《元史》各志来源并不相同，总体上看各志的依据多是《经世大典》，但是《元史·地理志》部分很明显源于《大元一统志》。所以，元代宁夏地区屯田的记载在不同类型史料中表现为不同时间段上的屯田措置记录。《大元一统志》成书于1303年，而《经世大典》成书于1331年，两书在新附军屯田位置上的记载明显有差异，对此唯有两种情况可以解释：一是万户府屯田位置根本不在宁夏府路境内；二是万户府成立于1303年以后，遂为《一统志》不载，而为《元史》沿袭，或者万户府的位置在1303年到1331年的时段内有过迁移。
2.塔塔里军民万户府屯田
塔塔里屯田万户府系由宁夏新附军屯田分离而独立的军屯单位。在世祖朝，塔塔里屯田是从属于宁夏新附军屯田的组成部分，其地位于塔塔里千户所所在的宁夏平原北部今石嘴山市地区。可是宁夏平原北部在整个平原的农业自然条件中属于排水不利，易成盐碱的瘠薄之地，因此就地屯田虽有可能，但可以肯定规模有限。真正意义上的塔塔里屯田应该是在延祐六年（1318）十二月“河西塔塔剌地置屯田，立军民万户府”(81)。这次新立的塔塔里军民万户府并未置于宁夏北部的沿黄荒僻之地，而是在内蒙古后套平原上。前述“丁段”始料载军民屯田万户府筹建时的情况，谓“相视兀郎海山下旧新安州故城，方围七里，并无人烟。黄河沿路，别无村疃，西至宁夏路七百里”。该万户府选址或迁址时间是至治元年（1321），它被列于“塔塔里仓”条下，谓修建万户府系“塔塔里诸屯田”。据此，新安州屯田的正式名称就是塔塔里军民屯田万户府屯田。
塔塔里屯田尽管史料极少涉及，但是其经营情况反而较为稳定，延续时间也长。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以及《述善集》载：濮阳杨氏始祖唐兀台家“世居宁夏路贺兰山”（《述善集》危素文作“武威处士”）。唐兀台本人1235年随拖雷出征。其重孙塔哈出、卜兰台均任职于塔塔里军民万户府，“卜兰台，攻习儒书及蒙古文字，深通农务，晓知水利，蒙塔塔里军民屯田万户府选保，充本府百户”；“塔哈出，天历兵兴，出征有功，至元四年（1338）蒙枢密院除塔塔里军民万户府百户”(82)。前者以专业任职，后者以军功得职，渠道不同，屯田军民万户府的经营至元末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3.六盘山屯田
六盘山自蒙古国入侵漠南的早期就连续不断地出现在历史记载中，成吉思汗征夏、忽必烈远征云南均在此驻扎过。六盘山区成为蒙古重要的驻军地之一，也有了六盘山的军屯。李进“（至元）十三年，领军二千，屯田河西中兴府……十五年，移屯六盘山……十九年……命屯田西域别石八里”(83)。至元十九年六月“乙未，发六盘山屯军七百七十人，以补刘恩之军”(84)，即是明证。此后在元贞二年（1296）二月“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置军万人”(85)。当是在李进屯军调往西域之后而新置的六盘山军屯。这一军屯从位置上看，系自六盘山至黄河一带设立屯田，实际就是沿清水河流域，特别是在清水河流入黄河的下游地区设立的屯田。受地形和清水河河水矿化度很高的限制，这一屯田不可能完全依照清水河南北走向呈现带状分布，而是相对集中在河谷范围较宽、河水矿化度较低的有限区域中。它的北部应该与放良官屯田位置接近，在卫宁平原的黄河东南岸平原地带。
民屯中宁夏营田司屯田建立的时间较早。至元八年（1271）元朝将1259年投降的随、鄂等州的民户1107户迁往中兴居住，在1274年正式编为屯田户，因此从性质上说是民屯。《元史·袁裕传》的记载较为详细：“（至元八年）时徙鄂民万余于西夏，有司虽与廪食，而流离颠沛犹多。裕与安抚使独吉请于朝，计丁给地，立三屯，使耕以自养，官民便之。”(86) 到1286年元朝再签成丁屯丁（渐丁）300人。屯田的位置所指是“中兴居住”，系指整个中兴府路辖区内安置，具体地点在《地理志》和《经世大典》中均有明确交代，分布于枣园、纳怜站、唐来渠尾，可知不在一处，也正好对应了《袁裕传》“立三屯”之说。枣园屯田应位于今卫宁平原东部的枣园堡地区；纳怜站屯田是在行经宁夏境内的纳怜站道周围；唐来渠尾屯田，唐来、汉延诸渠在中统至元之际业经郭守敬等人治理，当位于今银川附近地区(87)。整个宁夏营田司屯田在宁夏军民屯田中属于垦地面积最大的一个。
1274年朝廷还组织放良人口900户从事民屯，屯地在鸣沙州，即今宁夏中宁县东。放良人口屯田亦出于袁裕的建议，史谓：“（至元八年）又言：‘西夏羌、浑杂居，驱良莫辨，宜验已有从良书者，则为良民。’从之，得八千余人，官给牛具，使力田为农。”(88) 有学者径直将营田司屯田和放良官屯田作为民屯合并处理统计，自有其道理。(89)
经过营田使朵儿赤等人的努力，至元二十九年（1292）“（八月）辛丑，宁夏府屯田成功”(90)。屯田的成就为实施粮食转运创造了前提。
（二）沿黄仓储的分布
粮食存贮仓库常置立于交通运输点——水站附近。“中统二年，远仓之粮，命止于沿河近仓输纳，每石带收脚钱中统钞三钱，或民户赴河仓输纳者，每石折输轻赍中统钞七钱。”(91) 这里面所反映的仓库分布于交通线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黄河沿线。仓库一般位于生产、运输条件兼备的地点上，质言之，应分布于黄河沿岸的屯田区、军政中心附近以及多条交通线的交汇点上，由此看来，几乎黄河沿线所有的屯田区都具备了上述特征。
至元二十五年“秋七月甲申朔，复葺兴、灵二州仓，始命昔宝赤、合剌赤、贵由赤左右卫士转密输之，委省官督运，以备赈给”(92)。宁夏沿黄河一带的灵州、中兴府都有此类的仓贮设施。实则元代陕北屯田开始得也很早，史称“延安屯田打捕总管府，秩从三品。管析居放良人户，并兀里吉思田地北来蒙古人户。至元十八年始设，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官打捕屯田官员一十二员”(93)。正是在陕北毗邻河套这样的农牧交错地带设置了兼及打捕和屯田的管理机构。但是仔细分析，其中屯田部分不应是最早包含的职事，即屯田应是在原延安打捕总管府基础上增设的新内容。另据《元史·兵志》载：“贵赤延安总管府屯：世祖至元十九年，以拘收赎身、放良、不兰奚及漏籍户计，于延安探马赤草地屯田，为户二千二十七，为田四百八十顷。”(94) 对比上引材料，初设的“延安总管府”只是管领所谓“兀里吉思田地北来蒙古人户”，专司打捕之事，属于贵赤军管辖(95)。到次年由于增开放良等属民屯田而成为“延安屯田打捕总管府”。延安路屯田与宁夏诸屯田相比具有人地比高的特点，产量较为稳定，有粮食长期外运的可能，侧面证明了延安余粮很早就形成了西送宁夏存贮的传统。
纳兰不剌仓也是黄河沿岸著名的仓库之一，对此《经世大典》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十二月二十日丞相桑哥、平章阿鲁浑、撒里等奏纳兰不剌建仓。宁夏府粮船顺流而下，易于交卸；忙安仓粮虽是诉流，亦得其便。迤北孔居烈里、火阿寒塔儿海里、镇海等处住冬军人及和林送粮俱近，进呈仓图。上从之”(96)。在纳兰不剌建仓是基于运输便利的角度考虑。该仓既能吸纳来自上游的宁夏粮食，又可存贮来自下游的忙安仓仓粮，它还承担着为岭北边地屯聚粮料的任务。纳兰不剌之地设立的仓库，其正式名称很可能就是纳怜平远仓。
塔塔里新仓建于1321年，在纳怜平远仓以北70—80里处。此处建仓贮粮运输漠北，与纳兰不剌仓一样是北行穿越阴山山脉，汇入木怜站道，度碛到达岭北目的地，这一线路较迂回东胜入木怜道要径直许多。
另外一个重要的仓库就是忙安仓，其地当在今包头附近地区(97)，它同纳兰不剌仓、塔塔里仓性质相同，均属黄河沿线粮食转运重要仓储之一。
元代粮仓平均每间存粮约2500石。塔塔里新仓、忙安仓都是拥有21间仓房的仓库，所以，其贮粮量都在52500石上下。纳兰不剌仓的情况想来也是如此。
以上沿黄各处屯田从元朝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屯田性质从军屯到民屯兼备，屯田地域遍及卫宁平原、银川平原、后套平原以及土默川平原。各处屯田均密迩黄河水口，更兼遍设仓廪，尤其是那些集中于北黄河北岸地区，呈带状分布者。诸仓之北就是阴山山脉。阴山中自然形成的众多隘口成为联系漠南与漠北的交通孔道。诸仓、屯田承载了安置军民、储备粮料、赈济灾荒、运粮岭北的众多职责，事关重大。史载，至元九年八月“壬辰，敕忙安仓及净州预储粮五万石，以备弘吉剌新徙部民及西人内附者廪给”(98)。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甲辰，以纳兰不剌所储粮万石，赈其旁近饥民”(99)。
于是，经过有元一代的经营，宁夏到东胜沿黄河地带的农业生产区、粮食贮藏地都被水路运输线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四 黄河漕运的作用与地位
（一）元代黄河漕运的实际成效
虽然有人进行过黄河漕运量的讨论，但尚不能令人满意。可以考虑从一般的大运河漕运入手，以此比拟黄河漕运量。元代大运河漕运“每编船三十置为一纲。船九百余艘，运粮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100)。船只和船户的多寡是制约漕运量的最主要因素。
中兴路到东胜的黄河沿线船只总数不超过100艘，船工人户及其变动情况无从考证。即使将其全部用于黄河粮食漕运，也不会超过运河漕运量的1/9—1/10，即每年30万石。黄河沿岸平原区的粮食生产主要受到人力不足的严重制约，对其生产能力不容作过高估计。黄河漕运作用更多地体现在调剂粮食供应不足，缓和供需矛盾方面。此外，还应该参考船只与船民的比率以及每处水站马、牛牲畜的配置情况。事实上，宁夏水运每站有马20匹、牛40只，总数马200匹，牛400只。水驿牛只数量已较普通马驿为巨，正反映了牛只的性质属于拖曳船只，陆地转运的职责。因为，宁夏粮船顺流而下自不需要外力干预，而船只溯流逆返之际则不得不假以畜力，这是水驿牛只数量较多的主要原因。比较大运河水运的船人比约为1∶9，而宁夏水运的船人比竟是1∶2.4，相差悬殊，难以理解。本文认为，黄河漕运可能更加依靠畜力牵曳，而非人力是船人比率极低的原因。
北魏黄河漕运的运输量有具体记载，在基本水运条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根据北魏黄河漕运量的情况估计元代黄河漕运量也有其参考价值。《魏书·刁雍传》载：“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101) 南北朝时3斛多相当于元代1石，北魏黄河漕运的年运输量不过20万石。元代中兴—东胜十驿的船只总量为100只左右，不及北魏黄河漕运船只数的一半；而元代黄河漕运的距离却是北魏的一倍。经测算，北魏时黄河漕运顺流而下，日行达150里以上，每两月一次往返，到元代只能每3—4月方能实现一次往返。进而推断，元代的黄河总漕运量达不到20万石。
再者，通过探讨元代宁夏地区的粮食实际产量也可以估计出漕运量的上限。《郭守敬行状》记载宁夏地区的农田总量高达9万顷，实际并不可信，据考证，元代宁夏耕地总量只能维持在1万顷左右。(102) 而整个元代从包括宁夏在内的整个甘肃行省征调的税粮仅有60586石(103)，再加上宁夏军民屯田子粒数即可估计宁夏全境上纳粮食的上限。通过本文附表统计宁夏军民屯田总数约在3750顷，明代继承了元代的屯田制度，如果以明初军屯上纳子粒数则例计算也可窥得元代宁夏屯田的子粒数量。据《明史》所载可知军屯上纳数在1斗/亩—2.4斗/亩之间(104)，那么元代宁夏屯田上纳数应在37500石至100000石之间，取最高值再加甘肃行省税粮之半，可以看出整个宁夏地区的上缴粮食总量无论如何应低于15万石。
概言之，元代黄河漕粮运输量不会超过15万石。
至于元代黄河漕运的管理制度层面，虽然元世祖朝已经形成了结合水驿、屯田、仓储的完整系统，但至今未见有材料证明曾有过专设的管理机构。有人以“黄河漕运提举”一职作为元代加强黄河漕运管理的证据，实则似是而非。“黄河漕运提举”并非元代设置的官职，而是金末迁都南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后为运送陕西粮食而建立的机构，与元代黄河漕运无涉。(105)
（二）元代黄河漕运与元魏、李唐黄河漕运之比较
中国古代对黄河中上游漕运大规模的正式利用应始于北魏时期。史载，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薄骨律镇将刁雍就各军镇粮食运输问题提出了利用黄河水运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并且规定“自可永以为式”。元代黄河漕运与北魏黄河漕运两者存在着线路上的部分重迭，北魏漕运起点在“牵屯山（今六盘山）河水之次”，终点是北方新建立的沃野镇（今内蒙古乌加河南岸），距离薄骨律镇约八百里。以今地度之，则是灵武至后套平原的黄河水路运输线。目的和性质也相似，均属于由宁夏产粮区向北方的粮食消费区以水运方式供应粮料。《刁雍传》称“榖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106) 则表明粮食来自于黄河以西的平原地区，应在今灵武以西的中宁平原上。此外，它们的共同之处更在于，都属于北方政权在没有取得对淮河以南中国的控制之前，解决漠南粮食短缺和调剂的重要途径。元初南宋尚存，北魏与宋、齐对峙，均为同一政治格局；元末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类似。黄河漕运的兴盛恰恰是中国南北未获政治统一之时，北方政权经常使用的运输方式。它在国家实现统一后往往因粮源制约、粮食运输损耗过大甚至脚费支出等经济成本过高，而使其作用明显降低。
除去共性之外，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第一，元代与北魏相比，由于控制了大漠南北，因此，其黄河漕粮运输的着眼点和目的比北魏更为深远。元代是宁夏漕粮支援漠南、漠北、京畿（元末）的更大距离的调配方式。而北魏仅仅着眼于解决北方六镇中的沃野镇，即后套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这样两者所产生的影响就有很大的不同。第二，北魏时比较单一的从薄骨律镇作为粮食供应区直接运送粮料。而元代黄河漕运则是整个从宁夏到东胜的黄河沿线所有宜农区的开发、运输于一体的更为复杂的系统。几乎所有的水驿设置地点都有相应的各种类型的屯田与之相联系，每处驿站的设置地都具有粮食产地、储藏地、运输地的三种功能，从而使黄河水道成为实际提领各地的交通脉络。
唐代的黄河漕运盛况不下于北魏。“开元二十九年，除王忠嗣，又加水运使。”(107)《新唐书》亦载同年“朔方节度兼六城水运使”(108)。所谓“六城”，仍有异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大体而言它包括了三受降城外加宁夏地区的丰安、定远诸城，相当于元代宁夏到东胜黄河沿岸地区。陈鸿祖《东城老父传》提及开元天宝间“河州燉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以备关中凶年”(109)。甚至在唐末，黄河漕运仍在正常运行中，大中元年（847）八月“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节度使史宪忠击破之”(110)。与李唐相比，元代黄河漕运在运输线路、屯田保障、持续时间上看，有更多的相似性。
（三）元代北方漕运的比较
元代除了黄河漕运之外，还曾一度设想过滦河漕运。史载，至元二十八年八月，省臣奏：“姚演言，奉敕疏浚滦河，漕运上都，乞应副沿河盖露囷工匠什物，仍预备来岁所用漕船五百艘，水手一万，牵船夫二万四千。臣等集议，近岁东南荒欠，民力凋敝，选舟调夫，其事非轻，一时并行，必致重困。请先造舟十艘，量拨水手试行之，如果便，续增益。制可其奏，先以五十艘行之，仍选能人同事。”(111) 据此，滦河漕运的规模较之黄河漕运似不相上下。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因而最终放弃。《郭守敬行状》称：“（至元）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谓滦河自永平挽舟逾岭而上，可至上都；一谓卢沟自麻峪可至寻麻林，朝廷令各试所说。其谓滦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罢，其谓卢沟者，命公与往，亦为哨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112)《元史·洪君祥传》也提到至元二十八年“议者欲自东南海口辛桥开河合滦河，运粮至上都，奉旨与中书右丞阿里相其利害，还，极言不便，罢之”(113)。滦河上游地连上都，滦河漕运上都主张的提出正反映出元上都粮食供应困难局面长期存在的事实。联系到黄河漕运漠北输粮之意图，可见，整个元代虽然在大漠南北广置屯田，然而实际成效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屯田只是解决驻在地军队军粮供应的补充管道之一，决非主要方式。因此，元代政府一直关注南粮北运问题，不断试图采取各种方法弥补运输量的不足，提高运输效率。滦河漕运与黄河漕运性质类似，也是在政府看到水运效率较高的优势后所进行的尝试。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许多水利工程因为地形因素上一些难以克服的自然障碍，才不得不导致工程下马，滦河漕运中断的原因也正在此。
（四）元代早晚期黄河漕运的比较
元代自海运渐兴之后，包括大运河漕运在内的内河粮食运输均让位于海运，中兴至东胜的黄河漕运也逐渐衰落，居于次要地位。元末南方红巾军兴起后，产粮区遂不为元朝所控制，海运、漕运无法发挥南粮北运的作用，不得不再次关注黄河中上游漕运。更为紧迫的是从至正十九年到二十一年间，中国北方（包括大都地区）发生了全面饥荒(114)，就地屯田无法立见成效。为缓解大都地区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黄河漕运又出现了一次短暂复兴。史载：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十九日，廷臣上奏“因为近年调兵，军储仓廪不敷……俺商量来，陕西所辖延安路与东胜州相近有。今后专委陕西省官一员，延安路所出粮斛内斟酌交和籴，运赴东胜州收贮，攒运入京等事”，得到朝廷批准。及至七月“已经差官于延安等处和籴粮斛，就于彼处创造船只，径由黄河运至东胜州，权且收贮，攒运入京”(115)。有人认为这是将延安路所产粮食沿延河下行至黄河，再逆流送至东胜州(116)，但这一认识存在诸多问题。其一，从自然条件看，黄河穿行于晋陕山峡之中，水急滩多，行舟困难，逆流运粮的条件并不具备。其二，即使延河—黄河运粮方案可行，也无必要逆流上行至东胜州辗转调运，只须在延河入黄处附近就近运至黄河东岸交卸粮料，即可径由山西中部运送大都。何须绕行东胜、增设十四处牛站，以致延长运输线路，增加运输成本。其三，《析津志》明言“骆驼站：宁夏运粮，即延安粮运入东胜，所造船只顺流而下”，实则证明了元末的确是再度启用了黄河中上游的水运通道。
不过，元末黄河漕运与元初相比有一明显不同，就是水陆联运取代了元初的水路运输。元初的中兴——东胜十水驿运路在至正年以前可能已经衰败，否则不会有再次“创造船只”之说。元末的黄河漕运所依靠的粮食供应地也不象元初那样在宁夏，而是以延安路作为粮食来源地，先通过陆路运输方式运至宁夏黄河岸边，再上舟下河递运至东胜。有趣的是，延安至宁夏运粮列于“骆驼站”之下，暗示了以骆驼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特点。骆驼取代牛只运输说明延安——宁夏运输路线必然要穿越沙碛之地，也就是采用穿过了毛乌素沙漠南缘直通宁夏的快捷方式。
至于元末黄河漕运的作用有多大也值得怀疑。至正十九年（1359）四月“己丑，贼陷宁夏路，遂略灵武等处”(117)。经过元末的战乱，宁夏农业经济再次受到打击，以至于至正二十年筹措黄河漕运军粮时，提供粮源的地区已经不是宁夏而成为延安路了，粮食供应的确有限。相比较而言至正后期勉强维持京师粮食供应的管道主要是张士诚、方国珍之浙江、福建海运(118) 以及大都周边的屯田(119)，黄河漕运延安粮食至多只是补充罢了，况且这一补充手段也包含着不确定性(120)。
五 元代黄河漕运的特点与启示
元代黄河漕运始于元初，终于元末，历经有元一代，是元代对黄河水运利用的盛举。其特点在于：
第一，元政府在利用北方天然河流组织粮食跨区域调拨方面进行过多次努力和尝试，尽管最终成效并不相同，但是这种摸索过程反映了开发利用北方当地自然条件的积极态度和注重实效的行政追求，是其突出特点。元政府根据国内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往往就水路粮食运输问题不断做出调整。如从早期开发黄河漕运，到中期国家统一后大兴运河漕运、倚重海运，元末再度关注黄河漕运的变化轨迹都反映了政府因其控制地域和能力的变化而作的反映。也是元政府在南粮北运的总体格局未有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善于从实际出发，及时开设或恢复北方大河的粮食水运，对于北方政治核心区的粮食供应的基本稳定和维持政权的物质基础等方面都起了不小的作用。虽然在平宋之前和元末漕运、海运中断以后，黄河漕运的地位突出了，但是在元朝的大多数时间里，元代黄河漕运的价值并非体现在对京师的粮食供应方面，它更多地体现在对漠北的军粮供应以及灾荒应对等领域。
第二，从交通地理的角度分析，元代更加注重交通运输的实效性。在选择交通路线时，往往并不一味沿用传统的交通线，而是尽可能使用那些线路较短的，为北方游牧民族所熟悉的捷径。如宁夏运粮亦集乃路不走河西走廊，而走贺兰山后穿越沙漠的路线。(121) 这与游牧民族迁徙无常的生产、生活特性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选择物资运输的路线时，元朝更加侧重于选择运输成本较小，实际运量更大的水路运输方式，如黄河漕运、运河漕运，乃至海运。这些特点是元朝前后的其他中央政府在开发利用黄河中游地区的过程中很少见到过的。
第三，元代黄河漕运形成了一个包括生产、运输、供应于一体的完整系统。它依托黄河中游有利的地理条件，形成了粮食生产、水路运输、屯聚供给同时兼备的格局。对于推动沿黄平原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客观上也起到了联系中书腹里河东地区与甘肃行省宁夏地区的作用。
启示在于：从更大的背景上看，西北黄河漕运的兴盛反映了国家统一，特别是控制河套地区对边疆经济（交通事业）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尤其是像元代、北魏，甚至清代（黄河盐运）这一类型的少数民族政权更加注重因势利导，推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附录：
陈广恩：《试论元代开发黄河》引《大元宣差陕西京兆府总管大夫人尼庞窟氏墓志铭》（以下简称“《尼铭》”，［元］李庭：《寓庵集》卷六，收入［清］缪荃孙《藕香零拾》，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9年）文字证明元朝设立“黄河漕运提举”一职。然而仔细研读《尼铭》及《大朝宣差京兆路总管仆散故夫人温迪罕氏墓志铭》（以下简称“《温铭》”，《寓庵集》卷六），发现与该官职有关的仆散氏家族系金代名宦大族，此时其家庭成员的主要活动均集中于金蒙政权更迭时期的陕西地区。在追述该家族男性成员社会政治地位时所及之官称大多属于金代旧号，所以“黄河漕运提举”一职作为元代初设的官职之说明显动摇了。以下自三方面再更加辨析：
第一，《尼铭》载尼庞窟氏死于中统三年（1262），死时78岁高龄。其夫已前于其身故。尼氏所生诸子中，“长曰沂，信武将军，黄河漕运提举”，而且包括仆散沂在内的三个兄弟“皆先节使公卒。”这里的“节使公”就是尼氏之夫。这就意味着尼庞窟氏诸子早在忽必烈登基之前死去，而环河套黄河漕运已是中统至元间事，所以仆散沂的“黄河漕运提举”一职并非元代专司黄河漕运所设的官职。进一步结合《尼铭》、《温铭》可知，仆散沂是金末延安郡王仆散端之孙。仆散端，《金史》有传（《金史》卷一○一），据《仆散端传》得知所谓节使公正是仆散端之子金定国军节度使仆散纳坦出。根据《尼铭》、《温铭》所载，纳坦出死时不晚于中统元年（1260），那么其三子死于纳坦出前更早遂无疑义。此外，参酌《金史·本纪》和《仆散端传》的记载，纳坦出出任定国军节度使的时间不会很长，应为1217—1222年之间。其后的天兴元年（1232）纳坦出子芒押门（本文以此人就是仆散浩）叛金降于蒙古，全家下狱。虽然未遭严谴，但是革职处理是自然之事。所以，仆散沂任职“黄河漕运提举”的时间至多也就延续到这一年。可见，仆散沂担任的“黄河漕运提举”与元世祖朝初年宁夏黄河漕运并无关系。
第二，金末以南京汴梁为都，在筹集粮料的过程中，金朝于元光元年（1222）“六月戊寅朔，造舟运陕西粮，由大庆关渡抵湖城”（《金史·宣宗下》，第362页）。大庆关（今陕西大荔县东黄河岸边）至湖城（今河南灵宝县西北黄河岸边）的水运恰为今山、陕、豫三省交界处的黄河拐弯处，长度并不长。另，《故京兆路都总管提领经历司官太傅府都事李公墓志铭》（《寓庵集》卷六）中提到在正大（1224—1231）末年以前，李仪（李君瑞）曾“佩银符驰传往来关陕，漕运粮储”。可见，“黄河漕运提举”官确是金末专督黄河关陕短途漕运的官职。由于事系金末，值政权鼎革，于是并未被《金史》注意到乃情理中事。但它绝非蒙古国创设的管理黄河漕运机构。
第三，蒙古国占领京兆等地后，也部分的利用过黄河水路运输。综合《故宣差京兆府路都总管田公墓志铭》（《寓庵集》）及《元史·田雄传》，田雄于1233年出任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田铭》更明确提到田到任后，“于是，水路运漕河东之粟以济饥赢”。也就是说，1240年以前，陕西曾经通过水旱两路输送河东（山西）的粮食到陕西赈饥饥民。此时所涉及的黄河水运应与金末黄河漕运路径有部分的重迭，但在经过渭河口时，就转向渭河了，这是其不同之处。或者直接经由大庆关黄河渡口递运粮料，由旱路西入京兆。但是无论如何，从运输路线、粮食筹集与送达的目的地看均与宁夏黄河漕运毫无瓜葛。
总之，《寓庵集》所见之“黄河漕运提举”的机构设置属于金代创设，范围所及至为有限，降及蒙古国时期，最多也是部分利用其运送河东粮食。所以，没有充足的理由将这一设置视为元朝宁夏黄河漕运的专设机构。
收稿日期：2008年7月22日
注释：
① 吴宏岐：《略论元朝的西路漕运》，《河北学刊》1991年第5期；陈广恩：《试论元代开发黄河》，《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② 刘再聪：《甘、宁、青地区的水运航道——甘、宁、青水上交通史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周松：《元代宁夏漕运新论》，《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③ 《元史》卷四《世祖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72页。
④ 《元史》卷四《世祖一》，第66页。
⑤ 《元史》卷四《世祖一》，第73—74页。
⑥ 《元史》卷四《世祖一》，第66页。
⑦ 《元史》卷四《世祖一》，第68页。一作在“甘州东”，见《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第3739页，［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一《参政商文定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20页。
⑧ 参见邱树森《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的前因后果》，《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⑨ 参见胡小鹏《元代阔端系诸王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⑩ 《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第3496页。
(11)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四《内翰董忠穆公》，第281页。又《元史》卷六《世祖三》载，至元三年五月“丙午，浚西夏中兴汉延、唐来等渠”（第110页）。同年七月“诏令西夏避乱之民还本籍”（第111页）。
(12)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郭公》，第193页。
(13) 《元史》卷五《世祖二》，第97页。
(14) 《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并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郭公》、《元文类·郭公行状》。三者所载略同。
(15)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郭公》，第186页。
(16) 《元史》卷五《世祖二》，第101页。
(17)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站赤二》，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7196页。
(18) 《元史》卷六《世祖三》，第115页。
(19)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站赤二》，第7196页。
(20) 吴宏岐：《略论元朝的西路漕运》所附表一《应理至东胜各水站运输工具表》推断10个水站每站有牛200只，马100匹，于是乎牛、马总量高至2000只、1000匹，显得极不正常。查《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站赤七》引《经世大典》“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站赤·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所辖各路站”条下原文为：“水站：东胜五处。只达温站，船一十只，马二十匹，牛四十只，羊一百口。白崖子站，船一十只，马二十匹，牛四十只，羊一百口。九花站，船一十只，马二十匹，牛四十只，羊一百口。怯竹里站，船一十只，马二十匹，牛四十只，羊一百口。梧桐站，船一十只，马二十匹，牛四十只，羊一百口。”陈广恩、刘再聪二文不察，均沿其误，都影响了对元代黄河漕运量的准确估计。
(21) 只必帖木儿辖区地跨黄河之证。可见甘肃环县城北一里古塔之《环州景福寺重建相轮碑铭》。铭文曰：“皇帝万岁只必帖木里大王千秋国泰民安法轮常转……中统五年仲秋上旬有五日。”（环县县志办公室黄志远先生提供）
(22)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站赤七》引，第7243页。
(23) 这里暗示了兀剌海路在世祖初年并未设立。检《元史》卷九三《食货一》有：至元“八年又定西夏中兴路、西宁州、兀剌海三处之税”（第2358页）。文中其余两处有“路”、“州”的行政区划字样，而兀剌海未见，说明甚至到至元八年也没有出现“兀剌海路”的建制。
(24) 《元史》卷六《世祖三》，第113页。
(25)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站赤二》引，第7196页。
(26) 道润梯步译注《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56页。
(27) 札奇斯钦译注《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出版社，1979年，第418页。
(28)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2页。
(29) 岑仲勉：《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初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8年），收入氏著《中外史地考证》（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37页。
(30) ［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卷三七《靖虏卫·山川》，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650页。另，［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四《靖虏边堡》（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靖虏卫（今甘肃省靖远县）北“裴家营……东枕雪山……雪山者冬常积雪，故名雪山”（第278页）。［清］陈之骥纂修，李金财等校注：道光《靖远县志》卷二上《山川·雪山》（《靖远会宁红水县志集校》点校本，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提到“在（靖远县）北一百二十里。西距黄河，南接分水岭，峰峦层列，岩壑横峙，松柏丛茂，鸟兽番庶，积雪冬夏不消，遥望晴岚素雾，亦一方之名胜也”（第38页）。
(31) 《资治通鉴》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633页。
(32) 《明太祖实录》卷六○（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1年），载洪武四年正月“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诏置失宝赤千户所一，百户所十一；五花城千户所一，百户所五；干鲁忽奴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燕只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瓮吉剌千户所一，领百户所六。以都连帖木儿、刘朵儿只、丑的为千户，给三所印……复遣侍仪司通事舍人马哈麻赍燕只、瓮吉剌千户所印二，往东胜州命伯颜帖木儿、答海马里卜兰歹也里沙朵列图阔阔歹为千户”（第1179页）。
(33) ［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13页。
(34) 参见曹永年《从白塔题记看明初丰州地区的行政建制——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之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周松：《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之东胜卫变迁》，《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35)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36) 《元史》卷六《世祖三》，第142页。
(37) 亦邻真先生拟作“Elzhigin”，并称来源于“驴”（Elzhigen，明人译作“额里只干”），见其《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初刊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收入氏著《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5页。
(38) 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原载《元史论丛》第4辑，1992年），收入氏著《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4—265页。
(39) 胡小鹏《元甘肃行省诸驿道考》（《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李云泉《蒙元时期驿站的设立与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均持类似观点。胡文将哈剌兀速脱脱禾孙置于今内蒙都思兔河，有误。哈剌兀速脱脱禾孙实际设于亦集乃路之黑水（额济纳河）附近。
(40)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引《经世大典》，第7208页。
(41) 《元史》卷一《太祖纪》，第24页。
(42) 《元史》卷六三《地理八》，第1566页。
(43) 详见陈寅恪《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详名考》（初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08－114页。
(44)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引，第7196页。
(45) ［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334册，第37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46) ［清］张穆著，张正明等点校：《蒙古游牧记》卷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
(47) 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石嘴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考古》1981年第1期。另，按历史记载省嵬城应位于黄河东岸，目前考古发掘所见却位于黄河西岸。汪一鸣《历史时期黄河银川平原段河道变迁初探》（《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这是由于黄河主河道在历史时期不断“跳跃式东徙”造成的结果，使得河东的省嵬城在明末清初以后成为河西废城。
(48) 鲁人勇：《西夏监军司考》，《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49) ［清］高士奇：《扈从纪程》，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从钞》第一帙，上海著易堂印行。
(50) 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51) 《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第3399页。
(52)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下，所载之顺序为：马练驿、吃啰驿、启哆驿、卒李驿、瓦井驿、布袋驿、连袋驿、陌井驿、乳井驿、咩逋驿、梁
驿、横水驿。从漠北南下进入河套，可取道有经今乌梁素海、西山嘴渡河入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西南行可达宁夏平原；再者经由包头昆都伦沟南行渡河入河套腹地。《续修四库全书》第3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绪十一年刻半厂丛书初编本，2002年，第550页。
(53) 参见禾子（谭其骧）《北河》（《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1965年），认为北河长时间是黄河的经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才发生改变。清代前期，南河由支流变为经流，而北河逐渐湮塞为支流——乌加河。因此，元代黄河的主河道仍在今乌加河。
(54) ［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宁夏总镇·古迹》，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页。
(55) 《元史》卷一○○《兵三·屯田》“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屯田”条，第2569页。
(56) 《兀剌海方位探索》，《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57) 《土达原叙》，《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
(58) 《兀剌海城地望和成吉思汗征西夏军事地理析》，《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59) 《嘉靖宁夏新志》卷二，第150页。
(60) 《明太宗实录》卷九七，永乐七年十月，第1281页。
(61) ［明］吏部清吏司编《明功臣袭封底簿》（不分卷），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明朱格抄本，1970年，第452页。《明英宗实录》卷三五四，天顺七年七月，载陈懋“（永乐）七年征塔塔山、好来口，获失保赤都，加封宁阳侯”（第7082页）。
(62) ［明］张雨：《边政考》卷七《北虏河套·山川表》，《续修四库全书》第738册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明嘉靖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该《山川表》中所列地名并未严格按照某一方位有序排列，因此不易完全拘泥于张雨的地名序列。
(63) 《元史》卷三四《文宗三》，第768页。
(64) 详见朱风、贾敬颜译注《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26页注释2。
(65) 《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第3399页。
(66) 《辛卯侍行记》卷二“山西北路及西北路”条，《续修四库全书》第737册影印清光绪二十三年养树山房刻本，第488页。
(67) 塔拉、张海斌、张红星：《水旱码头燕家梁》，《文物天地》2007年第2期。
(68) 《明太祖实录》卷四四，洪武二年八月，第1860页。
(69) 参见汪公亮《西北地理》，重庆，正中书局，1936年，第136页。
(70)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8页；东嘎·洛桑赤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36页；［意］伯戴克（Luciano Petech），张云译：《元代西藏史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较为详细的论述参见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20页等。
(71)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郭公》，第186页。
(72) ［元］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卷二二《黄河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5页。
(73) 藏文史书中提到整治内地到吐蕃驿路是为了方便帝师往来，参见《汉藏史集》。不可否认，这是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则是为了提高行政命令、人员往来的效率与便利，即本质上，就是要强化对边疆的控制不容置疑。
(74) 《南村辍耕录》卷二二《黄河源》云：“工师悉资内地，造航为艘六十。”（第265页）
(75) 《汉藏史集》，第160页。
(76) 详见《汉藏史集》，第159—160页、165—166页。
(77) 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268页。
(78) 张维慎：《宁夏农牧业发展与环境变迁》，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92页。
(79) 参见王颋：《元代屯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3、245页。
(80) 《嘉靖宁夏新志》卷二，第174页。
(81) 《元史》卷二六《仁宗三》，第593页。河西，蒙元时代指西夏故地（又作合申），包括了原西夏控制的阴山西段，黄河沿岸以及河套高原。“塔塔剌地”可理解为“塔塔地”。蒙元时期词尾带有－r、－l者往往与其前的元音有再拼的现象，则“Tatar（塔塔）”亦可读作“塔塔剌”。
(82) 录文见穆朝庆、任崇岳《〈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笺注》，《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朱绍侯：《〈述善集〉选注（二篇）》，《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83) 《元史》卷一五四《李进传》，第3639—3640页。
(84) 《元史》卷一二《世祖九》，第243页。
(85) 《元史》卷一九《成宗二》，第402页。
(86) 这《元史》卷一七○《袁裕传》，第3999页。
(87) 《秦边纪略》卷五《宁夏卫·宁夏边堡》“枣园堡，其渠源远而流长，其滩地平而草茂……昔余硖口筑唐来、汉延二渠，引水灌田，故朔方之地，媲美江南，渠之力也”（第301页）。《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水利》，唐来、汉延渠“汉渠自峡口之东凿引河流，绕城东逶迤而北，余波仍入于河，延袤二百五十里”。“唐渠自汉渠口之西凿引河流，绕城逶迤而北，余波亦入于河，延袤四百里。”（第20页）又《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二版）》，“宁夏灌区”图附表载宁夏灌区主要渠道基本情况有：汉延渠长度87.7千米，唐徕渠长度154.1千米。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88) 《元史》卷一七○《袁裕传》，第3999页。
(89) 《元代屯田考》附表一《元各司、路、府、州屯田情况表》。
(90) 《元史》卷一七《世祖一四》，第365页。
(91)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第2358页。
(92) 《元史》卷一五《世祖十二》，第313—314页。
(93) 《元史》卷八六《百官二》，第2169—2170页。
(94) 《元史》卷一○○《兵三》“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军民屯田”条下，第2568页。
(95) 《元史》卷八六《百官二》又载贵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初置于至元二十四年，第2169页。
(96) 《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第3399页。
(97) 罗开富、楼同茂、罗来兴、张荣祖：《论包头的城址与建设》（《地理学报》1952年Z1期），称“地形上还有一项优势，阴山是由河套到后山的障碍物（阴山在包头以西称为乌拉山，以东称为大青山，两山以北的地方，通称‘后山’，乌盟的大部分在此）。根据地形的观察阴山在包头附近，似乎发生了一个水平断层。结果，包头以西，山麓向北移；以东，向南移。这样又增加了包头的两个优点。第一，因为山麓南移，黄河在包头附近最接近山麓，也就是最接近交通大路，所以包头除了是一个陆路集中点之外，更为水陆转运最理想的地点。第二，水平断层造成了一条穿过阴山南北的通道。河套到后山的交通路线集中在这条孔道上，也就是集中到包头。”
(98) 《元史》卷六《世祖三》，第142页。
(99) 《元史》卷二二《武宗一》，第486页。
(100) 《元史》卷八五《百官一》“户部·京畿都漕运使司”条下，第2134页。
(101) 《魏书》卷三六《刁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68页。
(102) 详见吴宏岐《元代北方边地农牧经济的发展及其地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期。另，《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郭守敬”条下亦云：“以河渠副使从张文谦至西夏，浚唐来、汉延诸渠，溉田万顷。”
(103)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第2360页。及至元末，情况如旧。［元］权衡著，任崇岳校注：《庚申外史笺证》卷下，“当元统、至元间，国家承平之时，一岁入粮一千三百五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四石，而浙江四分强，河南二分强，江西一分强，腹里一分强，湖广、陕西、辽阳一份强，通十分也。”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1页。任崇岳引《元史·食货志》论后三省实不及一分。
(104)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4页。
(105) 详见文末附录。
(106) 以上所引均出自《魏书》卷三八《刁雍传》，第868页。
(107)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425页。
(108) 《新唐书》卷六四《表四·方镇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64页。
(109) 周绍良：《〈东城老父传〉笺证》，《文史》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8页。《太平广记》卷四八四亦载。注：周绍良先生在《笺证》中将“转输灵州”与“漕下黄河”分作两事，似难解释“漕下”之意，今不取。刘再聪戈支持唐代灵州黄河漕运说，并认为“河州敦煌道”为“河州枹罕道”，“太原仓”为“太丰仓”之误，更加合理。
(110)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31页
(111) 《元史》卷六四《河渠一》，第1602页。
(112)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第192页。
(113) 《元史》卷一五四《洪君祥传》，第3632页。
(114) 《庚申外史》卷下载，至正十九年“京师大饥，民殍死近百万。十一门外各掘万人坑掩之”（第99页）。但《元史》卷四六《顺帝九》所载大都饥荒时间与此不同，谓：至正二十一年“是岁，京师大饥”。在至正十九年，《元史》卷四五《顺帝八》载，五月“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所落沟壑尽平，民大饥”。
(115)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引《析津志》，第7290页。
(116) 陈广恩：《试论元代开发黄河》。
(117) 《元史》卷四五《顺帝八》，第947页。
(118) 参吴缉华《元朝与明初的海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台北，1956年。
(119) 《元史》卷四五《顺帝八》至正十九年二月“是月，诏孛罗帖木儿移兵镇大同，以为京师捍蔽。置大都督兵农司，仍置分司十道，以孛罗帖木儿领之。所在侵夺民田，不胜其扰。”第946页。《元史》卷四六《顺帝九》载至正二十一年“屯田成，收粮四十万石”，第958页。
(120) 《元史》卷四六《顺帝九》载至正二十二年“八月己亥，扩廓帖木儿言：‘孛罗帖木儿、张良弼据延安，掠黄河上下……’”（第960页）。
(121) 参见《元史》卷一三九《乃蛮台传》，第3351—3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