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曝光、政府干预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进_政府干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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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术界有关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内部控制效果的探讨与考证，并且由此形成了“促进论”、“抑制论”和“无关论”三种代表性的研究结论与观点(李万福等，2011)[1]。但是，我们认为，对于内部控制问题的研究，考察其控制制度的实施效果或经济后果固然必要，然而这种研究是将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作为外生变量看待的，其研究结论并不能揭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本身的演进机理和变化规律，而这种视角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企业内部控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套基于效率提升与风险阻控为目标的内部管理制度，如若我们能够从理论上揭示其内在的演化机理，探清其影响因素、演变路径和作用方式，那么这无疑对深化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与指导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大有裨益。

      本文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归结为：第一，将内部控制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分析其演变过程与作用机理，拓宽了内部控制的研究视野。第二，丰富了政府干预的研究内容。在政府干预问题的研究上，目前文献主要集中于“政府干预与腐败问题”(张敏，2010)[2]等、“政府干预与公司并购重组”(潘红波等，2008)[3]、“政府干预与投资效率”(张洪辉、王宗军，2010)[4]等，而本文则将政府干预置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过程而加以考察，分析并发现了政府干预的相机性行为特征。第三，验证了新闻曝光的治理效果。对于新闻监督的效果，一些文献则认为新闻监督能够达到治理企业的效果；而另有文献则认为企业经过“危机公关”之后仍然是我行我素(Bhattacharya et al.，2009)[5]。研究结论表明，新闻曝光能够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与进步，这为“有效治理论”补添了新的证据。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是：文献回顾、理论与假设、样本与数据、结果与讨论，最后是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制度演化路径

      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演化路径，历来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议题之一，并且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界分依据。但是，将宏观制度分析框架和方法应用于微观制度领域者，Granovetter(1973)则是奠基人。因为Granovetter首先从制度演化视角指出了组织惯例、制度演化的环境适应性特征。之后，很多学者沿着这一演化分析视角，不断探索企业制度的演化规律，拓展研究视野，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谭劲松、何铮，2007)[6]等。

      (二)政府干预

      关于政府干预，目前文献存在着两个研究支脉：一个是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二是政府干预是否具有积极效果。其中围绕着第一条文献支脉形成了两种竞争性观点：一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代表的主张限制甚至取消政府干预的论点(布坎南，1989)[7]；另一种是以结构主义学派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理论(斯蒂格利茨，1998)[8]。这种理论以市场失灵和企业制度创新不足为预设前提，主张政府对于市场和企业进行干预。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制度环境，我国学者更多的是将研究焦点转向了政府干预的内容以及干预的实际效果或者干预质量上，而且研究结论几乎一致认为政府干预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负面效应(钟海燕，2010)[9]。

      (三)新闻曝光及其治理机制

      媒体曝光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一种方式，近期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并且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一种是媒体治理论，认为媒体监督具有治理作用。如Tetlock(2008)[10]等研究发现，媒体能够减少市场摩擦，影响股票定价，提高股价的有效性。第二种观点是媒体有偏论，认为媒体报道非但没有积极性的治理效果，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如方军雄(2014)[11]研究证实，媒体在选择报道对象时并非如理论预测中的那样扮演中性客观角色，它们会为了吸收眼球和追求“轰动效应”而制造虚假新闻，甚至会采用“封口费”的方式勒索企业①。第三种结论是媒体无效论，认为媒体舆论对于公司的影响无论是积极性还是消极性的，事实上都没有理论预期的那样明显有效(Core et al.，2008)[12]等。

      由以上文献来看，存在着两个有待于发展与深化之处：其一，对企业制度的变迁研究没有具体和深入到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层面；其二，现行文献对于企业制度、新闻曝光和政府干预问题的研究只有分立而没有整合，缺少融合三者于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分析逻辑。而本文则是尝试将新闻曝光、政府干预统一纳入到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过程来考察其相互之间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方式，相比较与单一视角的研究这种视野整合下所取得的研究结论更加具有理论厚度和解释力。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新闻曝光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作用

      新闻监督是一种外部治理手段，其能否对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产生影响，主要取决于企业面对新闻曝光时所采用的态度。理论上讲，企业在遭到新闻曝光后会出现三种心态：一是在遇到新闻媒体曝光后，采用危机公关的策略，甚至向新闻媒体支付“封口费”以求息事宁人，度过危机。二是遇到新闻曝光后，企业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听之任之。三是遇到新闻曝光后企业积极采用改进措施，修改和完善制度流程。

      我们认为，在企业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新闻曝光应该能够通过三种机制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进过程产生影响。一个是声誉机制。在经理人市场中，企业高管的利益与其在职场中的信誉高度相关。媒体负面曝光将会影响到企业总经理、董事会成员在股东和未来雇主心目中的声誉，为了保住职位以及获取更优厚的薪酬，他们通常会改正不适当的做法，修正相应的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二是信息传递机制。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信息供给不足是企业违规行为、管理制度缺陷得以隐瞒存在而不被发现的重要原因。而新闻曝光则缓解了这个问题。因为媒体曝光可以把企业的制度缺陷揭露出来。这也是前述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三是市场压力。正面的新闻宣传和负面的新闻媒体曝光对企业具有截然不同的市场反应(李常青、熊艳，2012)[13]。通常情况下，负面新闻曝光能够改变社会公众、投资人、市场分析师、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的判断和评价，造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和收益率的下降，给公司带来显著的市场压力。尤其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羊群效应”更加突出，因此，新闻曝光对企业带来的市场压力往往要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还要大。

      进一步分析，即使媒体曝光是有偏的，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企业屡次或者持续地被媒体曝光，终究是因为存在着管理缺陷，因此企业虽然不希望被新闻曝光，但是一旦遭遇到媒体曝光事件，管理高层通常会基于理性判断和自身利益及企业利益的考虑，根据新闻报道线索去发现和纠正其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这将在事实上导致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发生演变，使其趋于完善和具有效率。于是，本文根据这一理论逻辑和可获得的数据，提出如下有待验证的假设。

      假设1：新闻曝光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能够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产生显著影响，促使企业修订和完善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构造如下模型：

      

      在模型(1)中，InC为被解释变量，取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修订(制订)次数的对数，用来测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Media为解释变量，取其自然对数，用来解释新闻曝光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的影响程度。本文预计Media和InC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模型(1)中Media选用滞后一期数据进行实证回归。同时为了控制企业内源性因素对内部控制制度演化的影响，本文借鉴学界通常做法，选取公司负债水平(Lev)、盈利能力(ROA)、公司规模(Size)、监事会规模(NS)、董事会规模(Board)以及行业(HY)和年份(Year)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定义及度量见表1。

      (二)政府干预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的影响

      政府干预是否能够有效地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变迁？现有文献并没有相应的结论。因为目前制度演化的研究主题较少涉及微观层面，况且在有限的微观制度变迁文献中其焦点也不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与变迁之上。本文分析，虽然经过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等改革，但是，根据政府“锦标赛理论”和现行官员晋升制度分析，政府官员仍然可能具有干预企业行为的强烈动机。因为在现行的政府考核与官员晋升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有强烈愿望介入到企业的内部管理，以服务于自己的晋升目标②。

      另一方面，政府不仅具有干预企业内部制度演化的动机，而且也具备干预的能力。因为我国经过简政放权之后，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政企分开的不彻底也没有完全改变政府官员的管理行为。另外，中国特殊的“官本位”文化背景和对于政府权力的依赖崇拜(简传红等，2010)[14]，也会使得企业接受而不是拒绝政府的干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待验证假设：

      假设2：政府干预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力越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程度越大。

      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在模型(2)中，InC为被解释变量，定义同前，Ind是解释变量，用于度量政府干预对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的影响程度。本文预计两者之间的关系方向和关系程度不确定。由于Ind是行为变量，难以直接观测和衡量。本文借鉴樊纲和王小鲁(2011)[15]等的做法③，以市场化指数作为政府干预的代理变量，市场化指数高的地区，意味着市场机制较为健全、经济较为自由，政府干预企业内部事务较少；反之则较强。其他变量均为控制变量，用于控制政府干预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

      (三)政府干预在新闻曝光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新闻曝光、政府干预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的影响存在着多种方式。从理论上讲，一种情况是新闻曝光和政府干预分别独立地作用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过程。本文前述内容已就此做出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而另一种情况则可能是，两者会以某种交集的方式来影响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过程。我们基于声誉机制和政府“锦标赛理论”分析，认为政府干预具有相机治理和放大新闻监督效应的特征。因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政府干预在平时较难发挥作用，而新闻曝光则形成了对政府干预在信息收集与传递机制上的某种替代与补充作用。另一方面，新闻曝光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方式本身也具有非强制性及间接性的特点，在法制不健全和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其作用可能受到限制，而行政力量的介入将无疑能够为新闻监督提供某种程度的政治保障，从而放大新闻监督的作用，提高监督的效果。

      进一步地，这种调节效应还可能因企业产权属性不同而存在着显著差异。详细言之，如果是国有企业的话，政府官员可能介入较深，政府干预和影响较大；而如果是民营企业的话，那么政府部门可能介入较少，政府干预和影响力较小。因此，同样是政府干预，在国有企业中的调节效应可能相比较于民营企业而言更加明显。于是，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1：政府干预在新闻曝光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政府干预会强化新闻曝光对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的影响程度，导致企业较大幅度地修改内部控制制度。

      假设3-2：政府干预在新闻曝光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受到企业产权属性的影响。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政府干预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

      为了验证假设3，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上述模型(3)中，Media和Ind的交叉项用来度量政府干预在新闻曝光影响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在对假设3-1进行验证时，本文预计其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预计系数

为正而且显著。为了验证假设3-2，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用以考察政府干预效果在不同产权企业之间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依理论假设估计，国有企业组应该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组。模型中的其余变量皆为控制变量。

      

      四、样本与数据

      (一)样本

      本文以2007年至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样本筛选时遵从了如下程序和标准：(1)剔除了行业特殊的金融保险类公司和核心变量数据不全的公司；(2)媒体曝光所采集的新闻媒体包括《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第一财经日报》五种媒体。这5家媒体是我国目前最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财经类报纸；(3)检索“负面新闻”所用的关键词借鉴了杨德明等(2012)[16]等的做法④。经过上述筛选后确定的样本共有3618个，具体构成见表2所示。

      

      (二)数据

      样本公司的数据来源如下：(1)新闻曝光的次数来自于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所载的上述五种新闻媒体；(2)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修订和制定的次数，根据上市公司2007年至2009年的公开报道和年度报告中有关制度修订、制定的条款或者次数进行计算；(3)政府干预的数据来自于樊纲、王小鲁(2011)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4)除新闻曝光次数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修订次数由手工收集外，其余有关公司治理、公司财务的基本数据全部来自于CSMAR数据库。

      五、结果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样本公司中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程度差异较大，三年中有的公司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多达556条(或次)的修订，而有些公司则从未制订或者修正过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而在被新闻曝光的公司中，有公司被曝光过30次，而少者则只有1次，差异同样比较大。但是，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性，即被新闻媒体多次曝光是否导致了企业对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多次制订或者修正，还需要依赖于后续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研究结论来加以判定。

      

      (二)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详见表4所示(表中的左下方为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右上方为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从相关性检验结果来看，LnMedia在pearson和spearman检验中均显著正相关，说明新闻曝光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性，企业被曝光次数越多，其内部控制制度演进程度就越大。这和本文假设1的理论预期相符合。此外，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进与企业负债水平、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在pearson和spearman检验中均显著正相关，表明在内部控制制度演进的内源推动方面，企业的负债水平、公司规模和董事会规模起着显著性作用。这一检验结果与以前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三)回归分析

      1.新闻曝光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进

      以模型(1)为基础对新闻曝光对内部控制制度演化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分析时分别采用混合数据回归方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方法。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分析有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和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两种方法。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首先需要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模型中所涉及的非观测因素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本文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统计值P小于0.05，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所示。

      

      由表5数据可知，在混合数据回归结果中，

的回归系数为0.110，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中，

的回归系数为0.116，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无论是采用混合数据还是面板数据，结果都证实新闻曝光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演进有促进作用，这和假设1的预期是相一致的，也证明了李培功、沈艺峰(2010)[17]的研究结论⑤。而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企业负债水平、盈利能力、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修订之间存在着显著影响作用，而监事会规模的影响则不明显。

      2.政府干预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进

      以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以考察政府干预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的影响程度，结果如表6数据显示。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对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并不支持前述假设2的理论预期。

      进一步分析，政府干预虽然对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它是否会如假设3所预期的那样以调节变量的方式发挥作用呢？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文以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从中可以发现，政府干预和新闻曝光的交叉项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干预在新闻曝光影响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也即政府干预强化和增加了新闻曝光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进的作用程度。

      为了考察政府干预的效果是否会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呈现出显著性差异，本文分别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6中数据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在新闻曝光影响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是有差异的，在国有企业组的调节效应要大于非国有企业，而且T检验结果是显著的。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3-2的理论预期，而且也符合国有企业的行为特征。

      

      (四)稳健性分析

      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用深圳迪博公司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内部控制制度演化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我们预期，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将促使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指数有所提高。二是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地GDP比重作为政府干预的代理变量。按照潘红波等(2008)等的分析和实证，地方财政支出所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地区制度环境的重要变量，其所占比例越大，表明当地政府支配资源的程度相对较大，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也相应较大。两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见表7。从结果上看，和前文的研究结论基本上是相互一致的。

      六、研究结论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如何进行演化的？现有文献缺乏清晰的解释。本文以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新闻曝光、政府干预及其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影响形成了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新闻曝光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起着促进作用。关于新闻曝光是否能够起到促使企业制订遗漏的控制制度或者修改存在缺陷的现有控制制度，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见解与结论。持“有效论”“无效论”“有偏论”者皆有之。尤其是有偏论者完全否定了新闻曝光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手段的正当性和积极意义。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新闻曝光能够促使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与进步，这意味着声誉机制在中国企业治理环境中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该结论为媒体治理有效论增添了新的证据。研究还发现，即使不考虑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新闻曝光也能够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产生显著性影响。

      

      第二，政府干预具有相机治理的行为特征。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干预在什么情境下发生以及其出于何种目的？现有文献多是在“锦标赛理论”和“寻租理论”下进行考证与分析。而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上，政府干预是相机性的，也就是说，平时政府部门并不干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或者修订过程，他们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一旦企业被媒体曝光，那么政府部门就会相机性地进行干预，这是由于声誉机制对政府官员形成的舆论压力和新闻曝光在监管信息上所形成的信息传递机制都在发挥作用。

      第三，政府干预强化了新闻曝光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上的推动作用。新闻曝光与行政力量的交合作用在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上形成了效应增量，也即政府干预在新闻曝光影响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过程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地分析还发现，这种调节效应之于国有企业而言要比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这一结论在政策上为政府部门介入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过程提供了合理依据和必要性。

      七、未来研究方向

      我们也注意到，本文研究仍有待于深化和拓展。比如，新闻媒体有电视台、网络和报纸等多种介质，不同新闻介质的效果可能存在着差异；又比如，同为报纸又有中央级媒体和地方级媒体之分，按照理论预期，中央级媒体曝光所形成的对企业和对地方官员的压力会更大，在促使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演化上的作用应该更加明显。如果后续研究能够在这些方面进行细化考证，其将无疑能够深化与延展该议题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将使研究结论更加坚实而可靠。

      ①这方面典型事例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丑闻。该报纸和网络利用公关公司招揽和业内记者物色筛选等方式寻找具有“上市”、“重组”、“转型”等题材的公司，在收取高额费用后通过夸大正面事实或者掩盖负面事实进行“正面报道”；对于不配合的公司则借助于21世纪网发布负面新闻向企业施加压力。

      ②林亚清、赵曙明(2013)认为，制度支持是指行政机构(如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和监督机构等)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从而减少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此种行为的例证，我国财政部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18项应用指引之后，各地政府部门组织辖区内的企业进行培训，指导和帮助企业改进内部控制制度。

      ③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反映了各地区市场化改革的发展相对进程，而其中的一个重要考察维度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因此，以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制度环境和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程度，具有内在合理性，并因此已经得到众多研究的接受和认可。

      ④本文在检索时采用的关键词为：违规、违法、操纵、非法、虚假、虚列、虚增、虚构、欺诈、造假、受贿、行贿、贪污、腐败、侵占、滥用职权、国有资产流失、走私、挪用资金、挪用公款、犯罪、偷税、漏税、拘留、逮捕、判刑、隐瞒重大事项、推迟披露、误导性陈述、涉嫌、内幕交易、双规、双开、擅自改变资金用途、虚假陈述、出资违规、重大遗漏、大股东占用、操纵股价、违规担保。

      ⑤李培功、沈艺峰研究结论表明，在被新闻曝光的公司中，79%的企业改正了违规行为，而未被曝光公司只有38%进行这种自查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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