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扶贫政策与贫困家庭福利——基于贵州贫困地区农村家户调查的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贵州论文,线性论文,贫困家庭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1)07-010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被广泛地引入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贫困等问题的研究之中。不过，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相关文献都是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贫困家庭福利的路径与机制，分析社会资本产生的总体福利效应，却鲜有文献分析社会资本影响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进而影响贫困家庭福利。与大多数相关文献不同，本文从社会资本的结构特征出发，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利用贵州贫困地区农村家户的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通过扶贫政策等路径对贫困家庭福利产生的影响，以期能丰富扶贫政策的机制设计，使之与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相容，提高扶贫的瞄准精度与绩效。本文第二部分将在评论文献过程中厘清我们的分析思路；第三部分介绍度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并描述数据统计特征；第四部分则是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最后的第五部分是结论性评论及政策涵义。
一、文献评论
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获得收益和福利的基础与资源。贫困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来说都比较缺乏，市场发育程度也较低，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在贫困地区所缺失的部分市场功能。而且，对于贫困家庭来说，社会资本是门槛较低的一种资本，在其日常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行为，特别是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借贷、信息共享，在贫困地区极为普遍。在研究社会资本与贫困人口福利的文献中，绝大多数文献都集中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贫困人口福利的路径与机制问题，如金融发展，[2](211-248)[3](526-556)(Kiyotaki and Moore，1997；Guiso，Sapienza and Zingales，2004)、小额信贷[4](Bastelaer，2000)、劳动力流动，[5](26-30)[6][7](谭崇台，2004；Brauw and Giles，2008a，2008b)等。
在众多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体福利效应的文献中，我们注意到，学者们在社会资本对于穷人生存与发展的份量与意义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有些观点甚至完全相反。Narayan和Pritchett(1997)在坦桑尼亚的研究、[8]Grootaert(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实证分析、[9]Grootaert(2001)对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和印度尼西亚的研究，[10]以及Grootaert和Narayan(2004)对玻利维亚农户的研究，[11](1179-1198)都得出了相近的结论：穷人的社会资本回报率要比富人的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回报率要比其他形式的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回报率要高。Grootaert(1999)等学者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9]但是，Maluccio、Haddad和May(2000)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南非的实证分析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社会资本对收入的边际效应小于人力资本边际效应；[12]赵剑治和陆铭对中国农村的实证分析认为，不能将社会资本看成是“穷人的资本”：收入越高，则越能获得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收益就越高；穷人获得社会资本的能力很低，因而社会资本回报率相对来说也比较低。[13](363-390)
二、数据说明及指标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底在贵州省关于新时期农村减贫政策与机制研究的问卷调查，调查涵盖6县(区)，44个村，共收回440份有效家户问卷。调查涉及家户基本特征，家户生产经营状况，家户基本政策诉求以及生活满意度，村基本情况等项目。数据结构涉及家户和村级两个层面，是典型的分层数据，因此，采用分层线性模型来分析问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选用的社会资本度量指标主要有三个维度：
(1)社会网络，包括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村劳动力输出比率以及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在我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外出务工的信息和机会、赚取收入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用外出务工人数和村劳动力输出比率反映村级层面社会网络的广延性。我们假定，家户间互助行为越多，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就越高，因此，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在本文中度量了某家户在当地社会网络中的密切强度。此外，我们选取家户调查中的转移性支出(如送礼支出，人情支出等等)作为度量社会资本投资或社会交往强度的一个指标。
(2)信任水平，包括对扶贫部门作用的看法，对政策的信任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与邻里的融洽程度也蕴涵了家户之间的信任程度。
(3)社会参与，由村务管理参与频率来度量。
为了度量扶贫政策的作用，我们还使用了扶贫资金这一指标度量扶贫政策的执行力度。根据分层回归方法的要求，我们采用了家户特征和村特征两组控制变量。在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用了家户人均消费的对数这一指标。之所以选择消费而不是收入或其他福利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相对于收入来说，消费水平更好地表征了家庭福利水平。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其中，我们给表征社会资本水平的一些主要定性变量进行赋值，较高数值代表更高的社会资本水平。表2是所有变量的一些基本统计量。
在我们的样本中，家户人均年消费水平仅为1977元，样本中贫困家庭人均年消费水平仅有890元，非贫困家庭人均年消费水平为2428元。可见，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贫困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户。
三、实证分析模型与回归结果
(一)基准模型
Narayan和Pritchett、Grootaert以及赵剑治和陆铭的实证模型在结构上基本一致，即以人均消费水平(或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资本为解释变量，再加几组控制变量(家户的，社区的)。本文也沿用这一基本模型，但对其分层处理。第一层模型为半对数模型，即被解释变量取对数，而解释变量取水平值。相对于完全线性模型而言，半对数模型具有一定的优势。[14]在变量设置上，本文以家户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家户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家户人均受教育年限、平均耕地。在村级层面控制了全村人均消费水平。考虑到该地区总体收入水平不高，贫困村较多，将村人均扶贫资金也纳入进来。此外，本文受Narayan和Pritchett的启发，将村外出务工水平作为村级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以下是本文计量分析的基准模型。
第一层模型：
(二)分项回归模型
我们分别将信任水平、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这四个变量单独引入模型进行分析，以避免它们中两个或几个同时进入模型时产生的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1.
代表对政策的信任水平。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表3告诉我们，在作为控制变量的要素中，家户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耕地对家户福利的贡献显著为正，分别为2.87％和19.17％，与我们的预期比较吻合。这个结果也说明，在贫困农村地区，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对于家庭生活状况和福利水平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土地。家庭转移性支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可以给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福利)带来实际上微弱但统计上显著的正效应，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家户外出务工人数的效应显著为负，为-13.79％，意味着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会降低家户的人均消费水平，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个结果可能与统计数据有关：我们猜测，是不是农村调查员只是统计家户在当地农村的消费，而没有把外出务工者在外面世界的消费纳入进来。
我们特别关注信任水平对家庭福利产生的效应。首先，政策信任对家庭福利的主效应显著为负，即信任水平越高，或者说，越是相信政策的人，其家庭福利水平反而越低。我们尝试着这样解释，不太信任政策的家户，可能自力自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自身的发展能力也更强一些；而那些相信政策的作用、寄希望于政府政策的救济的贫困农户，可能依赖性更强，甚至滋生一种“等、靠、要”的心理，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弱一些，因而，其家庭福利水平也低一些。不管怎么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们调查的贵州贫困农村，人们对政策的信任并没有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本发挥其生产性作用。不过，我们也发现，村级变量中有两个变量对信任水平有显著影响：全村人均消费水平对信任水平的交互效应为正，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对政策的信任导致的负效应会降低；村外出务工比例的效应也显著为正，则说明在村级外出务工网络较大的地区，对政策的信任导致的负效应也要弱一些。
2.
代表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从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控制变量中除了受教育年限变得不显著以外，其他的变量在符号与显著性上都没有改变。扶贫资金对改善家户消费水平有显著作用，但程度不大，人均扶贫资金每增长100元，只能带来约0.09个百分点的消费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家户外出务工人数对福利的贡献是负的，但村级外出务工比例的贡献是显著为正的。这个结果一方面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关于外出务工消费的猜测，另一方面，说明村级层面的社会网络资本的确有利于家庭福利。参与村务管理能够改善家户的消费水平，平均而言，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每增加一个档次可使得消费水平提高0.15个百分点。与信任水平不同，村级指标对家户参与村务管理的斜率并无显著影响，或者说，这一指标作用的程度在不同村并没有显著差异。
3.代表邻里融洽程度。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
其他条件不变，当社会资本变量变成与邻里的融洽程度时，我们看到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基本不变。值得注意的是，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对消费的主效应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与邻里关系越好，越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不过，这一作用会随着全村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而减弱，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社会资本在贫困社群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4.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我们看到，与村干部关系这一形式的社会资本对家庭人均消费有直接的正效应，但其作用的程度会随着全村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而削弱，因此也更像是“穷人的资本”。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对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作用有以下基本判断：
首先，从家户层面来看，社会资本对于家庭生活的改善作用是显著的，但信任水平是一个例外。这可能意味着信任在这些地区已经演变成了对政府扶贫“等、靠、要”的过分依赖，越是贫穷的家户越是倾向于相信政策、依赖扶贫。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参与村务管理的水平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都能显著改善家庭的福利水平。其中，与邻里的融洽程度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在更贫困的地区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家户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在各个模型中都会减少家户福利，这个回归结果可能与统计数据有关。我们目前只能猜测，是不是统计家庭消费时而没有把外出务工者在外面世界的消费纳入进来。
其次，从村级层面来看，外出务工比例对家庭福利的作用显著为正。这说明村级外出务工网络的扩大，对于贫困地区人口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扶贫力度(人均扶贫资金)对于改善家庭福利的作用是显著的，家户社会资本斜率系数并不显著地受扶贫资金的影响。
四、总结性的评论及政策涵义
市场、政府和社会网络就是社会经济三大运行机制。在贫困地区，社会网络以及以其为载体的社会资本，除了具有弥补贫困地区不完善市场的部分功能之外，也会影响对政府政策的实施及其绩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更是长期受政府行为(如扶贫政策)引导，其政策效果也必然会受到当地社会资本的影响。将扶贫政策纳入社会资本影响家庭福利的分析框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是本文区别于其他相关文献的两个创新点或亮点。
我们的分析发现，与其他学者研究的结论相同，社会资本对于以人均消费度量的家庭福利具有积极贡献；而不同点在于，在社会网络资本方面，家户层面的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不利于改善家户福利，而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以村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来衡量，对家庭福利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政策的信任并没有如我们预期去提高家庭福利，原因可能是在贫困农户那里，相信政策扶持变成一种可以依赖的资源。与Grootaert(1999)一样，本文也发现了两种形式的“穷人的资本”——参与村务管理、与村干部关系——在最贫困的地区发挥的作用最大。不过，其作用会随着农村社区(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在扶贫资金方面，我们虽然发现它在改善家庭福利方面具有正效应，但其估计值很小。
总之，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困人口占很高比例的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对于改善家庭福利以及减轻贫困的作用是显著的。一些传统的社会资本，如与邻里的融洽程度、转移性支出、村的外出务工网络的作用更加明显。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比较贫瘠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穷人资本”的功能，而且还存在更大的进一步发挥的空间。因此，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传统社会资本，使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相容，应该是未来扶贫政策机制设计应该把握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农民参与村集体事务提供保障，增强农民的社会参与，强化主体功能；以村或乡镇为单位，引导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扩大外出务工网络；逐步改善贫困农户“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是扶贫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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