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思潮回顾及其当代论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农论文,思潮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农作人口的规模来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农作方式和农作群体来看，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农国家。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小农农作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改造对象。随着市场的逐渐放开和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小农群体也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商品经济的变革之中，或是经历了适应与重塑，或是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农群体同样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生存方式上的重大转型。作为国内和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小农研究历来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活跃的学术思潮。在中国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国小农群体加速分化和转型的时期，本文对以往小农研究中的思潮和当代的主要学术论辩进行了回顾和整理，以期成为中国当前小农研究中的一块砖石，并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拓宽提出新的思考。
一、关于“小农”的传统论争：“小农”的概念、行为特征及其未来命运
(一)小农的概念界定
讨论以“小农”为特征的农业生产模式的变迁，一个重要前提便是对“小农”进行确切的界定以便与其他农业群体和非农业群体加以概念上的区分。在对peasant进行定义时，中文语境无疑面临着一层额外的转化难题，那就是“小农”与“农民”的译文之别，以及长期附着在“小农”语词上的意识形态污名。“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小农不但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身份，而且代表了已经过去的历史。这种态度促使20世纪上半叶受马克思理论强烈影响的中国学者把peasant翻译成小农而非农民。”[1]345本文之所以仍然使用“小农”这一表述，既是与中文通常泛用的“农民”一词相区分(后者如今已经涵盖了企业家农民、商业农民等特征迥异的群体)，也是希望读者能够正视“小农”在意识形态面纱下的丰富内涵。
沙宁(Teodor Shanin)曾经列举了四种关于小农的传统思想，几种思想的主要区别在于将小农视为无权力的、受压迫的、文化滞后的和前现代的政治文化现象，还是将其视为一种具体的经济类型[2]。首先，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小农思想侧重于小农的落后性和受压迫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传统是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认识小农阶级。恩格斯将“小农”定义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3]486－487。没有权力、生产率低是这种定义下小农的主要特征。小农被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的、被剥削的生产者。小农阶级的特性更加剧了他们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底层位置。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意义上来观察农民问题，分析农民中的阶级关系及其政治态度[4]。
在将“小农”作为一种具体而独特的经济类型进行界定和分析的论述中，最重要的一笔是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恰亚诺夫(A.V.Chayanov)理论通过农民对家庭劳动的主观评价，强调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对农民经济行为的影响[5]。他勾勒了一个小农经济，在这个经济系统中，土地、劳动力和生产方式根据家庭发展的自然过程而结合在一起，家庭提供的劳动力是唯一可能的收入来源[6]。最重要的是，他明确指出小农具有明显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特经济计算，由此引发了一场是否存在小农生产方式的理论论战。以恰亚诺夫的小农生产模式理论为基础，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认为，小农生产有别于资本主义，因为它没有剩余价值的占用和实现，也没有资本的积累。它的目的就是满足家庭生产，而不是获得利润。伯恩斯坦还指出，小农并不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因为个体对生产资料还保有一些控制权。因此，小农生产中的两个核心要素就是：以生存为导向的驱动逻辑，对生产方式的某种控制[7]。与其相类似，阿拉吉(Farshad Araghi)指出了小农概念界定的核心特征：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小农从传统上被界定为对他们生存方式的生产拥有直接可获性的农业参与者，概念界定的核心是他们的生产逻辑，即生存[8]。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角度出发，弗兰克·艾利思(Frank Ellis)指出，“小农”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定义应当满足下述特征：(1)它不但能够把农民和非农业生产的社会集团区别开来，而且能够把农民和其他农业生产人口(例如，种植园、大地产、资本主义农业或商业化家庭农业)区别开来；(2)它应当既包含时间也包含变化的意义，以避免错误地把农民与停滞、传统等概念混同起来；(3)它能够容纳作为分析单位的家庭、更大的经济体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4)它能够刻画出农民生活的经济条件，把这些条件和其他社会集团或农业企业的经济条件在研究中分开。因此，农民被界定为“主要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劳动的农户。农民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和产出市场”[1]4,14。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将“小农”定义为“那些农业生产者，他们首先是使用家庭劳动力——并由此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来主要为生存而进行生产，其次是依赖于非商品化的关系进行家庭再生产”。她建议使用“生产形式”作为分析农政社会关系的核心概念，并通过对生产单元及其社会形成的双重检视来界定生产形式。因此，农民生产作为一种生产形式，以其两个特征而与其他生产形式相区别：以家庭作为生产单元和非商品化的家庭再生产[9]。
其他对于小农的许多界定则是将这一特殊的经济类型与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特征相结合，将小农及其生产特征嵌入于家庭、社区和乡村的独特文化之中。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在界定拉丁美洲的“小农”概念中提到了三个重要区分特征。第一，将小农限定为农业生产者；第二，将拥有有效的土地使用权的小农与佃农相区分；第三，小农的目的意在生存，而不是再投资。小农生产活动的出发点是由他所处的文化所界定的“需求”[10]。在此基础上，他对“小农”给出了一个经典定义，小农即“那些乡村耕作者，他们的剩余被转移到统治者群体中，后者用这些剩余巩固了自己的生活水平，并将其余部分分配给社会上那些不从事农作但又必须依靠特定的物品和服务来存活的群体”。沃尔夫进一步指出，正是国家和耕作者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使后者成其为小农——“因此，只有当耕作者附庸于他社会阶层之外的权势拥有者的要求和惩罚时，我们才能称其为小农”[11]。沙宁认为小农的一般定义应该包括：(1)小农家庭农场作为多维度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经济行为与家庭关系紧密交织在一起，很少表现出金钱利润最大化的动机；(2)土地耕作是生计的主要方式；(3)独特的传统文化与小型社区的生活方式相联系，在村庄社区中，小农实现了单个家庭无法取得的自给自足；(4)受压迫的地位，政治顺从与经济剥削和文化从属相互关联[2]。海顿(Goran Hyden)在他的两本书中提出了两个概念——小农生产模式(the peasant mode of production,MOP)和情感经济(the economy of affection)来对“小农”进行诠释。小农生产模式是主要依赖家庭劳动力的小农户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农业知识的本土化、经验世袭化、生产工具简单、生产自己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并与其他小农的极少交易。这两个概念使得小农是自足的。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退出经济作物的生产活动并因此躲避国家对其生产剩余的“攫取”[12－13]。约翰逊(Kirsten Johnson)等强调指出，在界定小农的时候，重要的一点是明确小农有哪些共同点，即他们的一些关键特征，例如：第一，小农生产单元总是包含着小农消费，这同时体现了经济和道义维度；第二，总是有围绕小农“剩余”的索取，这些索取往往侵害了小农的“生存权”，也是冲突、抵抗和反叛的来源；第三，小农创造了微观生态，其中所嵌入的知识是在家庭和农民社区内部产生和传播的；第四，小农具有一种弹性和抗压力，使其比历史敌对阶级存续得更加长久[14]。
从政治和权力上的剥削与附属地位，到微观经济行为上以家庭劳动为主、具有独特计算逻辑的维生方式，再到文化属性上强烈的地方性和道义情感，不同学者对于“小农”概念的界定与其说是围绕着“小农是什么”的规范性讨论，不如说是以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言说背景来展示小农的本质特征，以此勾勒出一个与其他事农者和非农阶层相异的独特的社会类型与群体。伯恩斯坦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小农研究的主题和视角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发现这些围绕小农概念与特征的讨论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是否存在“小农性”的本质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是什么)，使“小农”得以成为一个一般性的社会类型？小农本质论是通过一些分析方法、围绕“小农性”的不同特质而构建的。这些特质包括一些熟悉的概念，如：为简单再生产(“生存”)而进行的家庭农作，社区的团结、互惠和平等主义，亲属关系和地方性(以及与自然的和谐)等等。“小农性”的这些特质正是在关于小农行为的各种经济理论和社会学与文化学对于小农独特性的描述概念中得到了建构[15]。
(二)小农经济行为的几种理论解释
长期以来，围绕小农经济行为特征的观点流派主要可以归为三类：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剥削小农”的观点；以舒尔茨和波普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的观点；以恰亚诺夫和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生存小农”的观点。这三个观点流派更具体地从经济维度对小农的行为方式进行了概念化抽象，而这些观点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研究者研究立场及其实证地域的影响。
第一，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剥削小农”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小农生产方式所体现的状态为：以农民家庭分散经营为主要经营形式；使用简单而落后的生产工具，主要运用世代相传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方法，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很少或者没有；生产力水平低，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不高，基本处于自给和半自给状态。小农之“小”并非是决定小农落后的根本原因，落后的生产方式才是他们落后的本质所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改造小农”主要是要改造小农落后的生产方式[4]。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小农视为处于附属地位的受剥削的对象，将小农生产方式描述为“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16]。这种“剥削小农”观点的提出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形成时期所观察到的小农群体生产力的落后、阶级意识的薄弱和作为政治力量的尚未成熟有着直接的背景关联。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小农与地主的阶级关系中去理解其处境，揭示出小农受剥削的一面，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
第二，以舒尔茨(Schultz)和波普金(Popkin)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观点。舒尔茨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提出，农民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把农户看成是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趋利避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他指出，在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传统农业中，农民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懒散、愚昧和不思进取的，而是和资本主义企业家有同样的经济理性[17]。波普金认为，农场完全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公司，小农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行事。小农的行为并非没有理性，他们是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理性经济人[18]。因此，传统农业的现代发展完全可以通过斯密式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农民为追求利润进行的创新行为来实现[19]。舒尔茨和波普金提出的理性小农特征是基于他们对拉美和越南小农的经验分析，他们对于改造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的设想在今天看来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文化传播论色彩。这种观点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看成是一个停滞的、永恒不变的社会，只有靠西方文明来激活它。同时把改造传统农业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方生产要素的输入，忽视传统农业的不同特征，忽视小农经济和社会孕育现代因素的可能性[20]。
第三，以恰亚诺夫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为代表的“生存小农”的观点。“劳动—消费均衡论”是恰亚诺夫农业经济微观理论的核心，其理论基础源于依生物学规律而建立起来的“家庭生命周期说”，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主要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例周期性变化而起落[5]。在这种模式下，农户的生产和消费是以自身效用出发遵循“有条件的均衡”，其产品主要是自身消费而并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家庭农场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且其劳动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因此，小农具有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规则[21]。恰亚诺夫理论的实证支撑源于19世纪末俄国乡村的农户普查数据，以缺少市场要素的俄国小农社会为历史背景。恰亚诺夫模型的有效性和解释力也因其对市场经济的完全隔绝和对政治与超经济力量的忽视而受到争议与质疑。另一方面，斯科特从波兰尼的实体主义出发，从“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的生存经济学角度诠释了东南亚传统小农面对风险时的行为动机。“传统小农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立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22]。因此，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农民形成了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以及“主—客”之间的互惠关系，形成了其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基于道德而非经济理性[19]。对于舒尔茨的“理性小农”与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所引发的争执，郭于华将二者的区分视为一个伪问题，即不管形式主义还是实体主义，它们所说明的都是小农的“理性”，只不过分别侧重于“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而已[23]。
在以上三种传统流派的基础上，黄宗智根据对近代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的研究，提出了“商品小农”或是“综合小农”的观点，来概括彼时中国小农的特征。他将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分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与“谋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将舒尔茨、恰亚诺夫、马克思等人的小农观点做了综合分析后认为，要了解中国的小农，需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关键是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24]。剥削小农、理性小农、生存小农以及后续的商品小农等不同观点对于小农经济行为的解释和小农行为特征的概括，无不根植于具体而独特的制度环境或是前提假设，反映了不同环境下、不同地域中小农群体的行为特征。例如，实体主义者往往以不发达国家的前商品化的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恰亚诺夫研究的是革命前俄国的小农家庭，斯科特的研究则以东南亚农村的小农为主。实体主义者虽然指出了传统农业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经济行为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观点仍然未能摆脱个体经验的影响，导致其理论缺乏预见性而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25]。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小农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特征，如弱小性、依附性、多重性以及时常呈现出的生存优先。以往的各派理论只是抓住了小农经济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特征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小农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貌和特性[20]。因此，对中国农民社会和小农行为的研究，应该借鉴又不囿于既有的理论解释，真正将其置于具体的、动态变化的社会情境中来加以理解和阐释。
(三)小农的未来命运
对小农阶级的发展走向及其未来命运的讨论始终是小农研究中的重要战场。这场争论中的主角，一方面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必然扩张将导致小农阶级的消失，小农迟早会被转型成有薪工人和资本家农民。这就是所谓的消亡论(disappearance thesis)。另一方面是稳固论(permanence thesis)的倡导者，认为农业社会并不遵循工业资本主义的规则，相反，小农经济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它创造了小农阶级的生存和乡村再生产的条件。小农消亡论与稳固论的辩争从古典经济学一直延伸到了对发展主义的批判之中。
1.小农消亡论
对自耕农历史命运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认为随着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社会变革，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农民小生产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吞没。深受亚当·斯密的影响，马克思也指出农业的发展路径要遵循工业发展的模式，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将成为农业无产阶级，在农村会形成农业资本家与农业雇佣劳动者对立的局面[26]。斯密和马克思虽然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前者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后者则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改造，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但二者对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却秉持一致观点，都认为市场化和商品化会导致小农经济的衰落和消亡，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取代[19]。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使恩格斯后来认识到小农经济在一段历史时期还会存在，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存在另外一条道路，即通过合作社将小农引导到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上[27]。列宁基本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发展形成了主导社会主义国家传统农业改造的基本理论——“分化说”。他认为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会使生产者趋于分化，这是俄国乡村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路径，由此大批小农将成为无产者。若要实现农村转型，就要组织农民进入集体农庄或生产合作社[28]。斯大林改造小农经济的理论模式以及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农业论”和合作化运动都是这种战略的具体实践[29]。
沿袭着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小农消亡论观点，后继学者又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些理论和思想变种，阿拉吉对这些理论变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8]。第一个变种在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小农阶级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变动性”，即小农的历史终结是确定的，尽管通向终点的道路或路径是具有历史变动性的。拜尔斯(T.J.Byress)就是这种论点的代表，这种版本的消亡论其核心问题恰恰是“命定路径”的新进化主义观[30]。第二个理论变种虽然同意小农并未像预期那样快速消失，但是它用小农经济对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解释。如果“传统”部门仍然存在，那是因为它满足了“现代”部门的需求，维持或保存传统部门对现代部门是有优势的，它能够持续地提供廉价劳动力。考茨基(Kautsky)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31]。之后其他学者也发展出了一些观点，来强调小农部门作为城镇部门或资本主义企业廉价劳动力再生产者的功能。例如德·杨弗利(Alan de Janvry)以第三世界经济中的“部门脱节”和功能二元论来解释小农的持续存在[32]。第三个理论变种的支持者认为，否认小农分化这一现实的人们是对现象的“本质”和“表象”产生了混淆。第三世界的小农阶级看似是未分化的整体，但是其实质已经发生分化。小农商品生产者事实上是隐藏的有薪工人[33]。
2.小农稳固论
小农稳固论的支持者认为，支配小农社会的经济原则与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在理论上是不同的。小农社会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它们遵循的运作逻辑使其能够抵抗资本主义的扩张力量。这种观点的知识来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民粹主义之间的论辩中，它产生的社会和知识背景就是俄国民粹主义反现代性的思想，表现为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8]。包括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折衷主义者约翰·穆勒及之后的罗雪尔和布伦坦诺等人都宣扬过“小农经济稳固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农稳固论成了资产阶级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工人运动的武器，他们强调农业的自然性，认为机器不适合农业生产，即使得到应用也不会提高劳动生产率[34]。对稳固论最早、最精密的论述来自恰亚诺夫，与进化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小农生产只是小商品生产的一个过渡形式这一观点不同，恰亚诺夫将小农生产视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经济系统，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法则使其能够击败农业资本主义[5]。恰亚诺夫和沙宁都主张，基于小农社会自身的独特社区价值和对农业的观点态度，小农社会有能力反抗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旦具备合适的环境，他们能够发展出可替代的现代化策略[35]。加文·基钦(Gavin Kitching)将恰亚诺夫的这些观点主张视为“新民粹主义”。按照恰亚诺夫自己对新民粹主义的诠释，小农特质能够激活一种更人道的、有效的发展计划，来释放小农的生产能量、社会和道德优点，并将小农从依附和被剥削的历史地位中解放出来[36]。此外，舒尔茨也秉持小农稳固论的观点，他从生产要素投资的角度指出自耕农经营是一种有效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不必把自耕农经济改造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农场经营方式[37]。伯恩斯坦发现，在农业中，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劳动力和生产时间的无身份(non-identity)、作物的较长生长周期以及劳动力时常无法产生利润等问题，都使得农业成为一个难以被资本主义收编的领域[38]。尽管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通过生物化学和机械的发展而变得标准化和简单化，稳固论者认为，始终会有一个领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无法侵入的。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小农消亡论观点和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小农稳固论观点都因其对小农阶级线性发展过程的预断而受到了质疑与批判。对于恰亚诺夫的一种批判观点认为，恰亚诺夫试图提出一种无时间差别的、普适的小农稳固观点。这种假定是稳定论的主要问题，它对小农本质逻辑的探寻从变化的世界市场背景中抽离了出去，而对小农阶层的分析不应该受到决定论的、本质论和非历史的条款制约[39－40]。对小农消亡论及其在发展中国家兴起趋势的反思则主要立足于对现代性理论和发展主义的学术批判。现代性理论是马克思小农消亡论提出的知识背景，它将社会一分为二，传统社会是简单的、未分化的、乡村的，而现代社会是分化的、复杂的、工业化的、城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将小农生活的地区定位为“野蛮国家”，工业化国家中的小农也是“一个文明中代表着野蛮的阶级”，因此，小农势必随阶级分化的推进而消解，问题只在于它消解的时间[8]。拜尔斯注意到，经济落后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未解决的农政问题，这种落后性就在于资本主义还未“将非资本主义的［农政］关系根除和破坏”[30]。霍格威特(Ankie Hoogvelt)认为，现代化理论将欧洲发展的抽象的、一般化的历史变成了一个必然的逻辑，发展被视为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改革，将功能不良的要素清除出去，小农阶级就是其中之一[41]。约翰逊(Heather Johnson)也指出，在发展领域中，小农消亡论从传统上就受到偏重，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了发展的同义词，传统社会的持续至多被视为是边陲的、不重要的，更甚至被认为是有碍的[42]。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话语将小农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历史现象，或者是发展基线的退缩。新古典经济学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分别以规模经济和革命性阶级政治的边缘性为依据再造了这种本体论，它们共同预设了一个欧洲中心和国家中心主义假设，这反过来又形成了一种发展主义知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代的乡村危机[43]。
二、全球资本化视野中的小农：去小农化与小农持续
当我们从理论层面上对小农群体概念界定、行为特征和命运终结的探析进入到纷繁现实中时，所看到的往往不是小农群体走向消亡或是稳固的某种单线变迁的结果，而是不同地区的小农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动态多变的命运：既有冲击与分化，也有积极的应对与重塑。沙宁提出了“作为一个过程的小农阶级”(peasantry as a process)这一概念，来强调小农阶级的动态变化。他认为小农阶级的变迁通常是由社会中非小农的部分所决定的，工业化的扩张、城镇化、市场经济、大众媒体等等在小农社会的逐渐解体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2]。在对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小农变迁趋势的观察与讨论中，我们可以辨析出两种观点，即“去小农化”(depeasantization)和对这种趋势的质疑，后一种观点可称为“小农持续”。
(一)去小农化的趋势
从人口构成来看，去小农化被视为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相并行的过程，它通常是通过城市化率来测量的。阿拉吉认为“全球去小农化”这个概念表述的是越来越多参与农业、对生存方式的生产具有直接进入权的人们开始快速地、大规模地集中到了城镇地区。它在空间上的特征表现为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乡村地区人口的减少和乡村的衰落)和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人口和活动在增长的城市中心的大规模集中)[8]。从生产和生活方式上来看，布赖森(Deborah Bryceson)将“去小农化”界定为对家庭劳动力和村庄社区为基础的内部社会组织和生存、农业商品生产相结合的农业生活方式的销蚀[44]。伯恩斯坦认为，那些对不动产权的拥有不依赖于市场竞争、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生存为导向的“安全网”生产的乡村生产者在过去的50年间已经消失了[45]。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随着对小规模土地所有者的国家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废除，“农村劳动力阶级”已经取代了小农阶级，小土地所有者在小块贫瘠土地上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维持家庭再生产，不得不加入季节性农业雇佣工人和全职农场工人的行列[46]。哈维(David Harvey)用“以剥夺来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概念解释了资本在全球的积累过程是怎样取代小农农业的，全球生产关系的变化正在将农业转变成农业企业，小农阶级正在变得“半无产化”[47]，或者通过“农业小商品生产”的形式进行再生产[45]。
在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中，克里斯托瓦尔·凯(Cristobal Kay)指出拉丁美洲小农阶级的命运与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出现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80到90年代，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被外向型的发展战略所取代，农业与全球体系联系更紧密，农村经济和社会经历了重要重构[47]。格兰伯格(Granberg)和科瓦奇(Kovach)追溯了小农思想对欧洲工业化核心之外的国家的影响。他们将这些欧洲国家的农业历史划分为小农化(通过政府的土地改革和安置法律创建的小农阶级)——去小农化(西欧小农国家项目的弱化，东欧的小农随苏联合作化而瓦解)——20世纪90年代的再小农化(伴随着苏联解体后东欧和中欧的大规模私有化)——新的去小农化(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去集体化和农业企业化的改革)这四个阶段，并预计去小农化进程会随着国家农业市场的放开和农业支持政策的弱化而加剧[48]。凯德尔(Keyder)和耶纳尔(Yenal)以土耳其的例子作了具体补充。土耳其从民族国家发展向市场转变的过程伴随着自给自足的小农阶级的完全消失。土耳其小农经历的变迁过程是商品化的不断深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席卷了土耳其乡村惯常的信息、生产和销售网络，在农村市场的去规制化和自由化的巨大趋势下，农民越来越处于危险的商品生产与交易的环境中[49]。柯尔斯滕·约翰逊(Kirsten Johnson)等对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伦比亚、莫桑比克等国家因恐怖主义而出现的“去小农化”趋势也提出了关注和强调。他们同时也指出，尽管受到现代圈地运动和国外资本入侵等压力影响，自我供给的家庭农作仍然是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生计模式[14]。阿拉吉从全球和历史分析的角度对1945—1990年期间第三世界小农的变迁进行了综合分析。他将这一阶段分为两个时期：(1)1945—1973年，这是世界市场建立以及在美国霸权下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建立和制度化的时期，这一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表现出战后民族主义和去小农化的特征。以绿色革命和土地改革为标志的发展主义干预策略对第三世界小农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土地集中、农业工业化和大批依赖国家补贴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出现。战后的美国粮食援助与倾销以及世界农业的重组，使得大多数小农阶层被迫成为雇佣劳动力或是城市迁移劳动力。(2)1973—1990年，美国霸权下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瓦解，体现为世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持续重组过程，在第三世界表现为去民族化和去小农化的特征。这一时期结构调整政策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策略的实施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部门去调控化，农场补贴急剧减少、农业的资本主义式生产导致生存部门的衰落，去小农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8]。阿拉吉的历史性分析强调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在本土和全球层面上的相互作用。麦克迈克尔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这种全球分析的视角，他认为小农的发展轨迹是受世界历史的影响，而不是国家历史[43]。
在上述这些对不同地区小农变迁进行的实证分析中，研究者都指出了去小农化这一主要的全球过程，但与小农消亡论者的观点不同，他们并未将去小农化视为一个线性过程，也未做出脱离实际的先验预断，而是将全球去小农化作为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一个因素来研究，通过分析指出，小农既不是自成一派的实体，也不应该被简化为一个理想的特殊类型，小农存在于全球社会过程中，并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其他过程相互形塑。
(二)小农持续
“小农持续”所归纳的是那些对“去小农化”的现象表述持怀疑态度，并且强调这一过程中小农能动策略与多元变化的一类观点。沃茨(Michael Watts)认为，“去小农化”的过程在全球范围内是高度不平衡的，他引用了在墨西哥和中国以生存为导向的家户生产者和不使用雇佣工人的契约农场主作为小农阶级存在的例子[50]。塔尼娅·李(Tania Li)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农业和小农的发展趋势要比“去小农化”这条轨迹更为多元，由于制造业工作的增长不能满足人们对工作的需求，因此，获得和保持小块农地就成为在城乡间流动的农村居民及其家庭生计策略中的关键要素[51]。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根据在拉美和欧洲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全球农业工业化进程在对地方农业生产进行挤压、引发了强劲的边缘化和依附趋势的同时，也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中的“再小农化”过程。从本质上说，再小农化是在受剥夺和依附的情境下争取自主与生存的一种现代表述，它具体表现为企业家向小农的再转换、小农人数的增加以及在生产逻辑上有别于市场的质的深化[52]。约翰逊(Heather Johnson)对“去小农化”的观点提出了两点质疑：首先，“小农阶级的彻底摧毁”这一点并不成立，小农生活方式将始终以某种形式存在；其次，去小农化在“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也受到了挑战。被甄别为“去小农化”的过程其实恰恰可以被视为农村贫困人口生存应对机制的一种多元化表达。她以劳动力迁移为例作了进一步阐释，借用古格勒(Gugler)“一家两户”的概念[53]，指出由于农村留守人口与生存农业的紧密关系，劳动力迁移不应被视为去小农化的标志。即便个体家庭成员成为资本主义雇佣工人，家庭仍然体现出小农性，追求基本生存这一驱动力仍然存在。当迁移者回到农村社区、重新参与小农生产并重新获得对生存方式的控制时，对于这些个体来说就出现了“再小农化”的过程，而家庭整体则自始至终保持了小农的状态[42]。弗兰克·艾利思也早已指出通过参加非农活动获得家庭资源是小农概念中的一个构成要素[1]。然而，与范德普勒格对小农在附加值生产、有效就业和生态可持续等方面的高度认同相反，约翰逊认为小农的持续并不能体现出浪漫主义的村社状态，它的存续是对穷人持续边缘化的结果，是小农被排斥在“现代化”之外、无力充分参与全球市场的体现[42]。
一些学者也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肯定了“小农”概念的有效性以及小农群体存在的重要意义。哈里森(Graham Harrison)指出，农民社会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消失，农民阶级也不是历史的残余而远居于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考量之外。相反，农民社会的动态变化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构成部分[54]。哈里森对伯恩斯坦、艾利思和麦克迈克尔等几位农民政治经济学者的小农观点进行了对比和总结。其中，艾利思和麦克迈克尔分别基于经济和政治角度对小农的存在意义予以肯定：对于前者来说，小农组织方式下的土地、土地的生产性用途和作物的利用对于乡村家庭的福利仍然具有关键作用；对于后者，小农劳动组织的家庭方式以及直接劳作于土地上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相对于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的政治分类。同时，这些学者都强烈认同，小农从总体上来看正面临着尤为艰难的处境。经济自由化作为一系列当代发展的工具箱，造成了小农农民劳动力和生计的贫困、破裂和处境的恶化。艾利思将其视为自由化市场内在不稳定性的表现，而这种经济自由化已经被证明无法“取代小农”。麦克迈克尔则从政治角度将经济自由化的社会不利影响理解为农民抵抗资本和权势国家的一系列社会抗争的一部分[54]。
三、中国的小农及其现代转型
(一)中国小农生产的发展变迁
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生产方式是中国几千年来农耕系统中的主导模式。中国历史上推行家庭小型农场制的政策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自汉唐时期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间，虽然传统的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突破，但是由于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逐渐形成了以高劳动投入和节约耕地为基本特征的精耕细作农业，基本维持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制经济”[16]。从现代政治理论和经济视角来看，传统农耕社会的管理是有序的。小农家庭经济是农耕时代政府财政最大化的选择，小农经济有效地抵制了社会运行中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这些都表明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耕传统不能简单地与“落后”、“愚昧”联系在一起，它的社会运行是相当有机的[55]。到清朝后期，由于人口增加、自然条件变化和国家税赋徭役等负担，小农逐渐变得无产化。中国的小农制至迟在清代中期以后就出现了危机和瓦解[16]。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在西方现代化工商业入侵之后所出现的地权流失、小农的无产化和贫苦生活状况在近代经济史和早期社会学人类学著作中都有着详细描述，例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后，小农生产方式经历了不同时期国家农业政策的改造。文东升将新中国成立后小农生产方式经历的三个阶段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集体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小农生产也分别获得了不同的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小农获得了独立生产经营的自由，但在生产特征上与古代小农并无本质差别；集体经济时期的小农经历了“合作化”改造，但集体化的生产模式仍旧是小农生产的一种捆绑式集合；改革开放则还原了小农家庭经营的形式，并将其置于商品经济之中。他进一步提出以农业产业化对当前小农生产进行改造的总体取向[56]。刘金海也对当代中国社会历史作了类似的划分，并相对应地将小农变迁的三个阶段称为从传统小农生存状态中改变、向小农的回归与延续以及市场化和社会化小农时期。在小农的整个社会化改造过程中，国家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市场则起着最直接的作用[57]。吴业苗认为，中国农民除了在1958—1978年的20年间不是小农外，其余时间里皆为小农，其表现形态与小私有制、个体家庭、简单的手工工具、小块土地经营权相联系。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农民已经与小农渐行渐远，农户的经济行为日趋市场化、社会化，农民阶层内部不断分化，绝大多数农民已经不具有孤立、封闭、排斥商品经济、自给自足等小农特性，农民正在“去小农化”[58]。Zhang和唐纳森(John Donaldson)将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期间的小农阶级称为“弹性小农阶级”：土改运动巩固了小农家庭作为生产单元的基础，非商品化的合作化运动恰恰是对小农的保存，1978年后的去集体化运动又重新巩固了小农的阶层性质。在第三个阶段(1978—1984)，中国农村人口经历了快速的“去农业化”，但农业生产并未“去小农化”。他们将1984年之后中国农业经历的第四个转型阶段称为“农政资本主义的兴起”，公司农业的进入、所有要素市场的发展以及土地租赁流通的开放等因素引发并加速了这一进程。在当前的变迁过程中，小农阶层也以生存型农民为起点分化为六种农业生产者：商业农民、企业家农民、合同农民、具有中国特色的半无产化农场工人、半无产化的农场工人和无产化的农场工人。通过小农群体的这种分化，他们论证了中国当前去小农化的两条关键路径：家庭生产转向简单商品生产，家庭劳动力被有薪劳动力取代[59]。
(二)新近的分析范式和解释性概念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业生产仍然是目前中国农业生产中的主导模式，然而很多中国学者质疑，传统的小农理论已经不足以分析和解释当下处于快速市场化进程、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农民的行为。例如，邓大才认为小农经济的发展遵循的是传统小农—商品小农—社会化小农—现代小农的线性阶段说。四个阶段应该依次更替，顺序推进。四大小农理论可以解释特定研究对象、特定时期的小农行为与动机，但是无法解释中国农村改革以后，生存问题基本解决，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即社会化小农的动机与行为[60]。曹阳、王春超认为，当代中国的“小农”与历史上的“小农”是“形似而神不似”，它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革[61]。因此，很多学者提出并发展了一些新的分析范式和解释性概念来描画当下中国小农的特征。
在这些范式和概念当中，论述较多的是由徐勇和邓大才提出的“社会化小农”概念，其后郝亚光、刘金海、李晖、贺青梅等学者进行了丰富和发展。“社会化小农”是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小农，不同于传统小农的封闭特性，现代农户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到了开放、流动、分化的社会中，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日益社会化。小农自身的生产和行为能力又与广泛的社会化进程产生了矛盾，即表现为小农承受的货币化压力。传统小农是以获得实物产品为主要目的，社会化小农则是以获得现金收入为主要目的[62]。因此，邓大才将社会化小农区别于传统小农的特质之处概括为“货币伦理”，小农的生存约束转为货币约束并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60]。黄振华从“要素继替”的角度解读了社会化小农的概念，认为小农社会化的实质是现代外部要素对传统内部要素的继替过程。与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所指的要素不同，“社会化”概念中所引入的要素是一种广义的要素，涵盖了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方面[63]。贺青梅在此框架下对农户家庭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进行了分析，指出社会化小农在生活过程的市场化、生活资料的丰富性和生活水平的差异性等方面的特征[64]。郝亚光从农业生产社会化的角度指出了当代小农的特征，他们从生产资料的准备、生产过程的实现到农产品的分配使用都从与自然交换转向了与市场交换[65]，这也给小农带来了更大的风险与压力[66]。吴晓燕论述了社会化小农在货币压力下以“自给”与“他给”相均衡为特征的理性消费方式[67]。卢昌军、邓大才对社会化小农的市场维度进行了考察，对比了传统小农与当代小农在市场关系上的差异。传统小农的交换具有剩余性，以纵向交易为主，共同体内部具有熟人性、非货币性和道德性。而当代小农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几乎全部市场化、商品化，市场内容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市场结构变为“网状结构”，市场伦理转向货币关系，市场地位变为主动的市场建构者[68]。邓大才进一步从市场圈—就业圈—投资圈的行动边界出发构建了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以及现代小农转化的路径[69]。郭明则关注于破解社会化小农货币压力的主要途径，即农民流动和土地流转[70]。
除了“社会化小农”之外，其他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性概念来归纳当代小农的主要特征。曹阳、王春超认为当代中国的小农是“市场化和正在市场化的小农”，其主要经济行为决策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力量。相比于马铃薯般分散的传统小农，市场化小农则是一种“网状型”的分散，他们通过各种经济渠道与市场化网状体系联结在一起[61]。高帆用“过渡小农”的概念来描述当前农户的经济行为，农户的生产逻辑是风险规避和追求利润二者之间的组合，但追求利润正逐渐处于主导地位[71]。郑风田提出了制度理性假说，认为不同制度下小农的理性并不单一。完全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小农追求家庭效用最高；完全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下，小农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在当前半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小农既为家庭生产又为社会生产，此时的小农理性行为具有双重性[72]。李继刚用“去自给化小农”来描述当前小农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和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去自给化”就是逐渐摆脱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融入社会分工体系，开展市场交易[73]。类似的概念还有动态开放型小农[74]、效率改进型小农[75]、后工业化小农[76]等等，它们都侧重于从市场关系和生产方式上诠释当代小农的特征。
(三)中国小农的未来之路
对于中国小农的未来命运以及中国农业未来的主要形态，我们可以从众多学者的论述当中辨析出两种立场和观点：一种观点认同以大规模农业生产取代小农农作的必然性，并进一步探讨这种改造与跨越的可能路径；另一种观点则认同小农农作的优势及其在中国国情下存在的合理性，主张保持农业生产的多元模式。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当中，一部分是深受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作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指导范本。例如，张新光认为，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农场排挤小农场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落”的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因此，要解决小农制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矛盾，一方面必须使农村土地生产要素逐步市场化和资本化，另一方面要通过扩大农产品国际贸易来缓解国内农产品需求的缺口[16,77]。潘石、于洋认为现代农业只能利用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改造小农经济必须使小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跨越，中国农业必须进行规模革命，实现农地的规模经营[27]。李金铮、邹晓昇认为，小农经营是人多地少条件下农民的一种被动选择，是一种贫困化的生产形式，既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更不可能成为今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农民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通过城镇工商业化吸附农民，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依赖土地生活，这样才能实现高效率的土地大规模经营[78]。
在秉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当中，李应春首先指出传统理论中对于小农经济的一些误区，例如将小农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封建经济制度和生产技术落后，将小农经济等同于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消亡的事物。事实上，小农经济是在多种社会形态中的共存，它并不阻碍科学的应用，欧洲和东亚的实践已经证明小农并没有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消亡。他赞同农业生产的多元模式，认为保持小农经济体制活力的关键在于保护性的国家政策[20]。张德元从生产过程、市场应对和成本管理等方面论证了小农长期存在的合理性，指出农业经营方式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建立在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基础上的规模型的大农经济；另一条是建立在生物化、技术化、保护型、劳动密集型基础上的家庭制小农经济[79]。张树焕、李传松也从农业生产的时空特点、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和较低的监督成本等方面论证了小农的持久生命力，并认为当代小农在农业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37]。贺雪峰强调了小农经济对维持农村家庭再生产的重要性，在现代化农业和小农经营的两条路径中，只有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小农经营，才是可以为广大农民提供获益机会的经营模式[80]。温铁军也认同，大农场类型国家的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之路不适合中国，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应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注重生态化和农业的多功能性[81]。林刚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经济的历史规律和作用存在认识误区，其原因是一些国内学者习惯于将历史背景不同、国情不同所形成的经典经济学概念套用于中国，将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和价值体系视为“社会发展公理”来评判中国的经济发展[82]。李伏明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可能性。他强调，在小农的发展路径上，我们没有理由预先假定西方国家历史发展经验的普适性。长期以来国内对小农经济的批评和指责，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先验地认定了小农经济的落后性[83]。
四、文献评述
长期以来，西方发展主义的话语霸权预设了一条以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为模板的普适性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在农业的发展模式上，它体现为以规模化和商品化的企业农业来排斥和取代以家庭为单位、以自然交换为基础的小农农作。这种发展意识形态深深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各种发展项目和计划。在中国，农业现代化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目标，自新中国成立就得到提倡并注入了不同的时代内涵：例如，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电气化，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手段和经营管理方法向商业农业转变和发展，等等。然而，具有悠久的小农农作历史传统和具体地方情境的中国农业既无法由一条预设的西方式理论路径来指导，也不可能以一元的规模化企业农作来扼杀维系着众多农民生存的多元农作文化。因此，在与市场化和商品化农业生产相并行的现实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以家庭为基础、以生存为导向、以人与自然的互惠为根基的传统小农农作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中国的广袤村落，成为小农家庭维系生计、应对市场风险的重要策略。正如费孝通在观察近代中国乡村经济时所发出的感叹一样，传统的中国并未过去。“小农”远非只留存于过去落后时代的事物，它仍是解释当今中国农民行为方式和逻辑的有效概念，甚至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焕发出了更顽强而有力的生机。
重提小农，继而重识小农，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认识当代中国小农，首先要跳出传统的“封闭、落后”的认识论桎梏，扭转小农群体长久以来背负的意识形态污名，关注小农与社会和自然的关联特征，并将这种特征置于与现代化农业和公司农业的比较分析框架中来理解和凸显；判断中国小农的未来命运，同样要跳出“消亡”或“稳固”的线性普适历史观，将小农的命运变迁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中来理解，深入分析特定时空中的不同要素对小农命运的影响，尤其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小农所承受的颠沛与冲击，践行的回应与反抗。中国小农模式的发展，既不能由对经典理论的教条式膜拜来进行去情境化地预设，也不能依靠社会活动家般的激情去描绘乐观的蓝图。正如沙宁所言，“小农阶级是一个过程”[2]。“小农”不是一个泛化的、自成一派的社会类型，它的发展和变迁受到农业阶级结构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它的过程动态性也意味着小农模式将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工具被农民在不同的情势下加以利用，以应对农业生产变化的外部制度环境。因此，在当代中国小农研究中，我们应该秉持这种认识论立场和出发点，在方法论上从两个层面进行新的探索：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近现代以来直至当代中国小农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宏观的梳理，对国内以及全球层面的政策与市场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描绘出中国小农动态变化的宏观波状图；运用微观研究的方法，去发现宏观背景之下小农群体作出的行为策略与回应，从实证角度理解农作系统中的多元模式。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将有助于我们从浩博的经典小农研究出发，丰富中国本土的小农研究，从而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辟出一条跳出预设之外的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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