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失败(1928——194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国民党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国民党是一个有理论、讲主义的政党。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为了构建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国民党人做了种种的努力。
（一）政要们的阐释与党组织的提倡
国民党领导人十分重视党的政治理论建设以及对党员和国民的思想掌控。其手法之一，就是借着宣讲、阐释三民主义，来维系人们的信仰，强化官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以蒋介石为例，1937年5月出版了《蒋介石全集》，其中第一编即为“党义”，收录有《总理之根本思想》、《三民主义为中国的中心思想》、《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主义重于生命》等30篇文章。此前，蒋介石已有《总理遗教六讲》单行本问世。1943年，蒋介石又出版了由陶希圣捉刀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重申“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1]此书被规定为全国青年学生的必读书目，由官方强力推出。该书3月出版，至5月，仅正中书局就印了130版，行销130万册以上[2]。
其他国民党要人较有影响的理论著述主要有：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陈立夫的《唯生论》、《生之原理》，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孙科的《三民主义新中国》。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文人的著作，如张铁君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姜琦的《抗战建国与民生哲学》，萨孟武的《三民主义政治学》，等等。至于诸如《三民主义读本》、《三民主义浅说》一类的小册子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更是数量巨大，不胜枚举。
国民党所建构的意识形态，虽然体系宏大，内容庞杂，但三条中心线索还是清晰可辨：其一，主义与中国。鼓吹三民主义荟萃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既符合中国的需要，又顺应时代的潮流，为任何其他主义所无法比拟，它是统一国民思想的根本标准，拯救中华民族的惟一法宝。其二，主义与政党。宣称三民主义是国民党所创造和尊奉的，党的事业须由主义指引，党的意志要靠主义凝聚，而主义的宣传与实践又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奋斗。其三，主义与领袖。把蒋介石说成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其对三民主义的阐发与实践，在国民党中无人能及；赞美蒋介石智慧过人，在政治、军事、教育、伦理、哲学等诸多领域均造诣精深，是集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于一身的“世界的伟人”、“民族的领袖”和“国民党的导师”，强调要信奉主义，就必须拥戴这惟一的领袖[3]。以上三条线索环环相扣，由此形成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表述。
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宣传，得到了官方的鼓励。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统一本党理论扩大本党宣传案》，要求各机关、学校、团体，均须组织党义研究会、演讲会；社会科学的一切著述“均须以本党主义为原则”。同时，决定由中央负责编辑党义专书，并对党义著述予以奖励。1941年12月，国民党九中全会通过“征求和奖励三民主义著述案”。次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又强调对上述决议案要抓紧落实，并加快三民主义丛书的编纂和出版，“以激励国人对于本党主义之研究兴趣”[4-1]。
国民党还利用执政优势，将政治宣传制度化、法制化。首先，规定全国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和军队都必须进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即每星期一组织集会，由党政要员、专家学者来宣讲孙中山的思想和当局的政策，并一起恭读孙中山遗嘱，背诵国民党守则，高唱中山先生手订的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而国民党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时，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不仅也唱党歌、背遗嘱，而且还要三呼万岁（“三民主义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其次，在教育方面，推行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要求在国民党领导下，以三民主义为指针，重新确定教育宗旨，改组课程设置，审编教学用书，使教育能够与党义相符合。第三，组织支持。在国民党中央，除有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宣部之外，在20世纪30年代，还成立了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由国民党CC系头目陈果夫出任主任委员。到了40年代，又设置了高层的宣传小组，由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任组长，成员包括国民党中宣部长、三青团宣传处长和国民政府新闻局长等，每日会商一次。另外，还成立有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中宣部长张道藩，以此对全国的思想文化宣传统筹领导。同时，以国民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党部为核心，逐步经营出一个庞大的由党营报刊、书局、广播、影剧团组成的宣传网。最后，把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升格为国家的根本大法。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通过决议，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确定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政府行政，皆须以此为依归。如此一来，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学说，国民党党员和全体国民都有了“恪守勿渝”之责[5]。
（二）党义宣传的社会化
由于以党的宣传机器为主体、由国民党人借助行政权力进行硬性地、公开地政治宣传，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国民党决定改变宣传策略，刻意淡化党的色彩，推动党义宣传社会化，以收潜移默化之功效。这方面的调整，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取消党义课程。在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通过了河北省党部提出的《关于国民教育案》和《改进党义教育之实施方法案》两项议案。该案认为，目前的党义教育“流于硬化”，致使党化教育，只是“有党而不化”，未能取得成效。因此，建议将党义课并入社会常识科（公民科），使社会常识“党义化”。与此同时，要以“渗透法”将党义“软读化”编入国文、商业、农业、地理等各科教材之中。而各种社会科学书籍的编纂，亦应照此办理[4-2]。
第二，把党义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借助社会团体、学术名流来推进党的宣传。1931年2月，国民党中宣部制定的《关于省市党部宣传工作实施方案》提出：负责宣传的同志须深入民众组织之中，务必使党的宣传从民众组织中透出，而“不必事事都用党的名义活动”；应注意将三民主义应用到社会科学、社会问题及文艺的领域里去，“依三民主义的原理去树立社会科学的体系，批评和解答各种实际社会问题”[6]。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拟订《改进宣传方略案》，强调在宣传方面要注意“扶助各种文化学术团体”，尽量与之合作，要求“宣传之事决不可以党务工作自囿，而必须与文化教育及一切社会事业相沟通”[4-3]。1932年12月，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整理本党实施方案》，在对于宣传部分的规定中，明确提出了“宣传以切合实际需要及社会化为原则”，并指示地方党部，除遇特殊需要，必须以党的名义发表主张外，“废止一切用党部名义之宣传出版品”，党的宣传品，均应假社会职业团体或教育文化机关刊行；党员须努力加入各种教育、文化、出版机关，并争取领导权，借以发挥党义[4-4]。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一方面，强调在宣传方面，党就是“思想作战的军队”，党的宣传理论就等于军需，万万不可轻视；另一方面，在宣传手法上，依然要求对文教机构和社会组织进行渗透，“使宣传与教育、文化等打成一片，而避免显露党的宣传之痕迹，以深入人心。”[4-5]
学者名流活跃在台前，党政力量策动于幕后，彼此呼应、配合，这方面的例子不少。1935年发起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一个典型。这场运动从策划到推动，都是由CC系控制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名誉理事长蒋介石、理事长陈立夫）所主导，但为了凸显其民间性、学术性，在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时，故意没有找政治人物，而是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合署名[7]。国民党人则是以文化建设协会在各地的分会为依托，组织、动员学者发表意见以壮声势，同时又积极参与其中，发表了许多文章，借着这次颇具规模的文化论战，进一步传播了官方的主张。
（三）围攻与打压
除了上述“软性”的一手，国民党还始终保持了“刚性”的一招，即对于所谓的“反动思想”，进行有组织的围攻，乃至暴力镇压。其矛头鲜明地指向了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
例如，为了抵制无产阶级文学，对抗阶级斗争学说，1930年6月，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王平陵、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委员朱应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兼军法处处长范争波等，发起了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他们组织社团，出版刊物，鼓吹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学，并得到了国民党中宣部的表彰[8]。
国民党政府还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强化控制的法规条例，如《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条例原则》、《出版法》等等。仅据1936年国民党中宣部所拟《取缔社会科学书刊一览表》的记载，从1929年到1936年，就查禁、查扣了社会科学书刊652种，其中注明“共产党刊物”的391种，因“共党宣传品”、“鼓吹阶级斗争”等原因被禁扣的有38种，二者合计429种，占总数的65.8%。当时出版的马、恩、列的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几乎被尽数囊括其中。
当时，曾有人在“复兴社”控制的《前途》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宣称：“在中国，反动的文化运动中最有计划最有组织的，只有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的普罗文学运动。……在如此场合之下，除禁止出版自由之外，必得封闭反动的左翼书店，焚烧反动的左翼书籍，逮捕反动的左翼作家。”[9]而对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和冯铿5位“左联”青年作家的秘密捕杀，就是其中血腥的一幕。
（四）对宣传工作的反思和改进
国民党领导层对于宣传工作的开展并不满意。蒋介石就曾当面痛责中宣部和《中央日报》的负责人，使其“无地自容”[10-1]。对于这个问题，国民党人也一直在反思。应该承认，除了前面提到的“软性”、“硬性”这类技术层面的调整之外，他们的某些思考也确实触及到了深层次的问题。
例如，1932年8月，蒋介石在汉口对党政人员做了题为《如何使民众对党和政府发生信仰》的讲演，其中对于无法建立民众信仰的根源进行了剖析。蒋介石指出，因为党部和政府没有真正干出有益于民众的事情，在百姓的眼里，党部的委员和政府的官员，统统是一些“吃饭拿钱的做官阶级”和“老爷”，这自然也就无法赢得民众的信仰。如此下去，就只有等着人家来革命了。蒋介石告诫再三：“要实事求是，不要坐而言，要起而行，并且行止要一定有成效！”[11]
无独有偶，陈立夫在30年代也曾批评一部分党员，丧失理想信念，以党权谋私，使党员成为群众眼中“特殊的分子”。在此情形之下，“欲求民众信仰三民主义，自然为不可能之事”。他强调，党员必须是三民主义的信仰者、实践者，“党员的生活，不能离党而独立，亦不能离主义而独立。”[12]
同样，主持国民党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贺衷寒也认为，政治宣传并没有更多的技巧，主要是要求宣传者能够以实际行动展现自己的优点，为人民作出表率[13-1]。他认为，从1924年国民党改组到剿灭刘震寰、杨希闽叛乱，是军队政治工作最为得力的一个时期。那时，政治工作完全注重对内训练，虽然没有标语、小册子和传单，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一切宣传品”，还是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此后，虽然政治工作的范围扩大了，技术、经验也丰富了，但效果却大不如前。此人声称根本原因在于，工作的方向由对内的训练转为对外的宣传，结果宣传的调子越唱越高，离事实越来越远，也就越发丧失了民众的同情[13-2]。
二
曾经推倒清廷、发动北伐、从事抗战的国民党，在树立政治权威、赢得民众信仰方面，本有着任何其他政治力量无法比拟的优势。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于大革命期间农民的政治觉醒，就曾有过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
孙中山先生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中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的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样的人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了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菜园农民时，菜园农民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得话说[14-1]。
可见，乡间的老农虽不懂得多少精深的理论，但却依然能够得出一个朴素的认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象征一种公正，维护着百姓的利益。
在抗战期间，一方面，共产党人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要求中共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另一方面，也还是对三民主义表示了相当的认同。例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在论及现阶段中国新文化的性质和内容时，毛泽东就两次提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新三民主义的文化（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已将其删除）[14-2]。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占尽主义优势并且把持了巨大资源的国民党，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最终还是随着政治统治的全面崩溃而宣告失败。其中缘由不止一端，以下几点当引起后人思索：
（一）主义遭到曲解
翻阅国民党中央通过的各种宣言、决议，看看其领导人发表的文章、讲话就会发现，其中，不是宣称贯彻三民主义，就是发誓遵从总理遗教，真可谓言必称主义。然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已被严重歪曲。
首先，国民党武力清共、发动政变，已是对中山先生及其政治理念的公开背叛。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在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国家最高根本法时，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以《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取代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如此选择，当非偶然。在大革命时期，曾有拥蒋反共的知识分子向当局建言，要想打破共产党的宣传、争得农民的拥护，就必须在“剿共”成功、收复失地后，立即承认土地分配现状。而切不可再与地主合作、反攻倒算。况且，耕者有其地本是国民党的主张，共产党不过是在苏维埃区域内，替国民党实行了它的党纲[15]。可是，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实际上，随着阶级立场的转移，此时的国民党已既无意愿更无能力实践它依然标榜着的民生主义。
其次，国民党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宗教化，从而与追求自由、民主的历史进步潮流相违背。1925年，戴季陶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存在的某些局限予以引申、放大，试图把三民主义儒学化。他认为：“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16]该说法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很快便占据了主流。与此同时，国民党人还将三民主义宗教化，即把它描述成完美无缺、万古不磨的经典，视其为裁定一切的根本尺度，国人只能信仰、理解、服从，而不可怀疑、检讨或损益。这就使得三民主义蒙上了浓重的复古、专制色彩。蒋介石手上的国民党，念歪了本来就有局限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结果招致进步的知识界包括共产党人的批评。
（二）宣传流于形式
其表现各异，结果归一。比如，党政要人废话连篇，令人心生恶感。有人指责党政要人是“废话阶级”，天天在发表谈话、宣言，空洞、乏味。报纸对这类废话偏要大登特登，“好像他们发现了破天荒的新理，真得了兴国大计”。这正是许多人讨厌看报的一大原因。这些废话阶级还特别喜欢开会，实际是“大规模的制造废话”。各种会议无不以废话始又以废话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会后，还要将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印刷保存，“真是废上加废”[17]。
又如，中央缺乏统一规划，致使基层疲于应付。如前所述，为了改进宣传工作，国民党中央曾提出了党义宣传社会化的原则，力图将三民主义的灌输隐含于各种改革运动中。然而，一位供职省党部的国民党人在反思各种改革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定都南京之后，仅由中央党部发动的就有识字、卫生、造林、造路、保甲、提倡国货、乡村合作等所谓“七项运动”，“九一八”以来，又增添了新生活运动、文化建设运动、科学化运动、国民劳动服务运动、民众常识指导运动以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真是令人目迷五色，无所适从。如果脚踏实地一件件去做，则人力与财力均无法承受，一味放弃，又恐难逃上峰责备。于是，只好敷衍应对。办法有两种：一是照命令行事，上面催一次，就应付一次，上面不催，下面不动。一是挑选在表面上最易收效的事来做，以示成绩。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在那里虚应故事，你骗我，我骗你，何尝有真正想要干好的诚意？”结果，无论哪种运动，都只有一块空洞的招牌，只有名册上许许多多的职员与会员，只发了几次等因奉此的标语与传单，只安排了几个吃运动饭的闲人，只是发行了靠津贴维持的几本册子。究其原因，姑且不论这接二连三的运动于当时极为窘迫的民生状况究有何益，单就形式来说，也都是没有周密的计划，只是少数领袖凭一时兴致，病急乱投医。最要命的是，一切全是“党政机关领袖包办”，“负实际责任的便多半是党部的委员与政府的官吏”。虽然也总是网罗一些专家、名流，但不过是要借重他们的招牌。“主持者的智识既不足领导群众，而他们的行为又在与自己所发挥的理论相矛盾”，又如何能够指望产生多少实际的效用？[18]
就连当时的一位乡村小学教师，也以基层的视角描述了国民党形式主义的运作过程：每次都是由高层人物公布题目，同时，不乏头头是道的理论阐述和看似周到的程序设计。然后，一纸命令由京而省，由省至县。到了县党部无可再推，于是成立所谓实施委员会，印制标语、宣言，召开民众大会，作演说，呼口号，散会后，将经过加意渲染，呈报备案，从此便无下文。他们对于甲种运动如此，对于乙种运动也是同样一套。最终使民众感到厌倦，效力减至为零。表面看，中央每次发起的运动都是有理论体系，有实施组织，有检查督促，但实际都是表面文章[19]。
另外，实际工作者素养不高，也制约了宣传效力的发挥。一位国民党人认为，三民主义几乎变成了基督徒的《圣经》，有人根本不懂得它的含义，只是占着传教士的地位，“拿三民主义挣饭吃”[20]。贺衷寒也承认，虽然马克思主义尚无完全的译本，但是共产党人都能讲出一套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相反，国民党人对其所尊奉的三民主义，“能够人人从头至尾讲一遍的恐无几人”。他认为，这也是宣传成绩不如共产党的原因之一[13-3]。一位大学教授的批评更加尖锐。他指出，那些教授党义的教员由于不具备深厚的学术根底和真诚的政治信仰，因此，只会照本宣科、信口开河。而唱党歌，念守则，读遗嘱，也都成了没有精神的死板形式，党主义沦为“党八股”、“党杂碎”。他认为，还是一位国民党的教育家能够一针见血：只有先“教育化党”，才有所谓“党化教育”[21]。
（三）民众政治信仰的全面瓦解根源于领导阶层的整体腐败
这是导致国民党意识形态建设失败、最终失去民心的一个根本原因。中央大学教授吴世昌指出：孙中山先生所要苦心建立的权威，北伐时代和抗战初期志士仁人所流血换来的权威，已统统被国民党腐败的统治打倒了。现在一般人都知道并且承认三民主义是立国的原则，但这个思想的权威只是高高的悬在空中，事实正和它背道而驰。因为国民党执政二十年，并没有证明它有实践三民主义的能力，致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吴世昌甚至怀疑，那些国民党高官是否都把三民主义从头至尾看过一遍，否则何至于施政行事如此违反三民主义。他断言：“国民党已失去领导国人重建权威资格，不足以成为权威的主持者”[22]。北京大学教授杨人楩也认为，“清明的政治就是执政党之最好的宣传”，要想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仰，“使人民相信国民党是个可能为人民谋福利的党”，就必须安定人民生活，切实刷新政治。如此，“宣传与恫吓一类的拙劣手段，均可弃而不用”[23]。
对于组织的腐败涣散国民党人亦有察觉。当时，在国民党内盛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党离党员，党员离党；党离民众，民众离党；
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
做官有党，做事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
空谈有党，实行无党；党外有党，党内有党；
党的头大，党的脚小；党的名存，党的实亡。
对此状况，国民党领导人也深感忧虑。在1942年五届十中全会的开幕词中，蒋介石把上面的顺口溜作为党外人士的批评加以引述，承认国民党已没有了革命精神，充满着颓风恶习。他强调，只有彻底反省，振作精神，才能使党恢复力量，进而推动主义、政纲的实现，重新树立社会对党的信仰[4-6]。而在蒋介石身边那些深谙官场内幕的人看来，这不过又是说说罢了。1945年底，蒋介石决定成立由陈布雷牵头的宣传小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也是成员之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蒋介石对于时局甚为焦虑，但并无从根本上刷新政治、进行改革的决心，而只想避重就轻，从容易着手处做去。唐纵认为，仅仅靠强化宣传，并不能使国民党摆脱目前的困境[10-2]。1947年3月23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现阶段的党务方针》，再次呼吁全党改变对于三民主义视若具文的态度，不可徒重形式而忽视实践实效；要求每个党员都应以“主义第一”为座右铭。全会特别强调，必须注重农工群众的利益，“把党建立在农工基础之上”。因为只有得到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工群众的支持和奉行，三民主义“才能圆满实现。”[4-7]1949年7月，逃至广州成立的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发表了告全体党员的三点认识，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全体同志从今天起，应诚心诚意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不容再蹈背弃主义务行其是的覆辙。”[4-8]然而，它却成了国民党结束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一声哀鸣。
历史无情。初期有主义、有理想的国民党，曾经领导国人站在历史的潮头，演出了一幕幕有光、有热的史剧。然而，当它背叛革命而日趋腐败之后，虽然依旧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并通过新闻出版、党化教育、唱党歌、念守则、背遗嘱等各种形式，以及一项项的法令、法规，将对主义的宣传和推崇做得看似无以复加，但在时人的眼中，这都已成为了一文不值的“党八股”、“党杂碎”。那些良心尚存、无力回天的国民党员则痛苦地承认，国民党中真正懂主义、信主义、实践主义的人太少，而讲主义、吃主义、糟蹋主义的人太多！这样一个把人民挂在嘴上、踩在脚下的政权，这样一个知行相悖、言行不符的政党，自然不再具有对人民的感召力，而终于在历史的巨浪中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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