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腐败论文,客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腐败严重地存在，党中央强调要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之时，一个党校理论刊物发表了一篇宏文。文章说：“翻开世界近代史，几乎每一个走向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市场经济初期的国家，都曾不同程度地困扰于这个问题（指腐败—引者）。因此可以说，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伴生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许多方面的改革远没有到位，有些法制还很不健全，再加上其他一些情况，出现腐败现象，甚至腐败在一个时期、一定地区、某些领域有所发展，确实有它的客观必然性。”读了这番宏论，不禁疑窦丛生。
疑窦之一：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还有没有质的区别？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不能同资产阶级政党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划等号的。如果以“腐败并非共产党独有的现象，也不是中国土地上特有的产物”为理由，论证腐败“有它的客观必然性”，那么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究竟还有什么质的区别？
疑窦之二：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多年，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造出了“两弹一星”，党的这段历史算不算走向“现代化进程”？在党的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起来了，却并未“伴生”腐败。据这位作者所说的“客观必然性”，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多年因没有“伴生”腐败，是不能算走向“现代化进程”的，这段历史岂不是应该重写或抹掉了？
疑窦之三：迄今为止，全国各地涌现出的一批先富的先进典型，如江苏华西村，河南的刘庄村，还有河南临颍县的南街村，这些村坚持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未“伴生”腐败。按照现代化进程中“伴生”腐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来判断，这批先富的先进典型岂不是成了“怪物”？他们的成功经验还有什么实际价值？
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并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腐败“有它的客观必然性”这一理论，同实践一联系就疑窦丛生，为何还要鼓吹呢？笔者猜测，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自我安慰，求得某种心理平衡。因为作者承认“腐败问题，确实严重地存在着，甚至在某些领域、地区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社会化、集团化、规模化和一定程度的公开化的倾向”。既然腐败“确实严重地存在”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的灵丹妙药，只好用腐败“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来作自我安慰了。另一种是糊弄别人，让大家也心安理得。因为作者承认腐败问题是“三大热点问题”之首（另两个是社会治安问题，分配不公问题），有识之士均为此而担忧，群众中也时起怨言，以腐败“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来作宣传，当可“解忧、息愤”，反正是不可避免的，让它去吧，使大家心安理得。还有一种就不好说了，因为腐败“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最受腐败分子欢迎，这为搞腐败者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有人就欢迎这一宏论，且四处张扬，这岂不是有点“为虎作伥”之嫌？
依笔者愚见，当前腐败之所以严重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仍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正处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时期，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其中包括外资、中外合资、私营和个体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它一方面有利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消极影响。但这仅是客观原因，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党的自身。因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些年来，我们党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以致崇洋媚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滋生蔓延，冲淡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支柱。虽然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查处了一批又一批大案要案，取得了一定成绩，可是工作上仍存在不足。诸如，有的投鼠忌器，涉及到高层领导难以彻查严办，正如江泽民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告诫的那样：“上梁不正下梁歪”。有的是非难辨，比如上级明文规定企业洽淡业务可请客送礼，谁受之合法，谁受之非法，判别很费周详，有人便趁机混水摸鱼；有的有法不依，比如刹吃喝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件发了上千个，也管不住一张嘴；有的法不治众，有腐败劣行的较为普遍，而举报查处的不成比例，犹如举叉叉鱼，撞上叉的倒霉，撞不上的侥幸；如此等等。由此可见，我们对待腐败问题，决不能以腐败“有它的客观必然性”而自欺欺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主观上找原因，严格从我做起，从上到下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做出样子，取信于民。同时拿出共产党人走群众路线的看家本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下决心把腐败现象根除，这对有优良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