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与比萨拉比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萨拉论文,比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忧郁的季节！令人头眩目迷！
我沉醉于你那行将告别的美色，
我爱凋萎中五彩缤纷的大自然，
我爱树林披一身深红色和金色，
树林里的萧萧风声和清新气息，
笼罩天空的一片荡漾的烟霭，
还有那稀疏的阳光，还有那初寒，
那带来隐约威胁的冬的苍迈。
——《秋》（顾蕴璞译）
一百七十多年前，正是在这大自然凋萎时的五彩缤纷中，傍晚时分，一架落满风尘的驿站马车疲惫地向比萨拉比亚首府基什尼奥夫驶近。车里坐着一位忧郁的俄罗斯青年，他就是因写《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等歌颂自由的诗篇而触怒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流放到荒僻的俄罗斯南部边陲的诗人普希金。
这幅图画是我在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基什尼奥夫市普希金纪念馆参观时，一面对着十九世纪初基市风貌图听讲解，一面在脑海里勾勒出来的。从1820年9月21日那个秋夜起，在以后的九百多天里， 年轻的诗人是如何打发时光的，他与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发生了怎样的联系，他带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了对普希金在比萨拉比亚流放生涯的追寻。
一、普希金时代的比萨拉比亚
（1）何谓比萨拉比亚？
比萨拉比亚是一个历史概念。14—15世纪间，它指摩尔多瓦公国（1395年建立）南部一小块地区，土耳其人称之为“布扎克”，意为“角落”。摩尔多瓦在历史上由于地处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三强利益之争的焦点上，且水土肥美，气候宜人，一直是一块被撕来掠去的肥肉。到1806年—1812年俄土战争后，俄罗斯出于政治目的，将比萨拉比亚的概念扩展为意指德涅斯特河与普鲁特河之间、向南直达多瑙河和黑海的整个地区，并将其划入俄罗斯版图，使比萨拉比亚成了俄国的南部边地。普希金在1828年写下的断章中对此有言简意赅的描述：
在布扎克绿色的草原上，
普鲁特界河啊，
环绕着俄罗斯的领地。
但比萨拉比亚向东从未曾超出德河的界限。 今天的摩尔多瓦共和国是苏联解体的产物，面积仅三万多平方公里，基本上还是比萨拉比亚的范畴，只是与普希金时代的比萨拉比亚相比，其南部边界北缩，离开了多瑙河和黑海，成为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东部则越过了德河。
（2）比萨拉比亚与欧洲及十二月党人革命
比萨拉比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俄罗斯面向欧洲的前沿，普希金在比萨拉比亚生活的时期，也正是欧洲反封建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1820年，希腊起义准备活动的中心移到了比萨拉比亚。在基什尼奥夫，普希金目睹了希腊秘密组织的活动，他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而兴奋，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把这次起义看作是“将对整个欧洲发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在1821年3月写给朋友达维多夫的信中， 诗人羡慕起义领袖伊普希兰基的命运：“他无论是死去还是胜利，从今他都将属于历史，——28岁，……令人羡慕的命运。”同时，普希金也深深地思虑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
如果说，对于欧洲革命，身处南俄的普希金是观察者、见证人，那么，对于俄罗斯反沙皇统治的运动，诗人可以说是直接参与者。1812年，俄国兼并了比萨拉比亚后，对该地区给予了各方面的扶持，派遣了许多专家，政治环境也相对宽松得多。这种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接近欧洲的地理位置，为反沙皇专制和支持希腊革命力量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十二月党人在比萨拉比亚的活动，他们反沙皇武装起义的计划，普希金都是了解的，甚至还参加了“南社”的秘密集会。同时，从亚历山大一世对待希腊革命的态度中诗人也更加深刻地认清了沙皇的反动本质，因此，他赞同推翻沙皇统治，更加坚定地追求光明和自由，站在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先进力量一边。诗人写于1821年的《短剑》一诗就是号召人们把沙皇掀下宝座，用锋利的刀剑杀死暴君：
恰似地狱的寒光，仿佛神灵的闪电，
霜刃无声，直逼恶贯满盈者的双眼，
虽然置身于亲朋的宴会，
他环顾左右，忐忑不安。
随时随地，你能够找到他猝然出击：
在陆地，在海洋，在殿堂或帐蓬里，
在幽静隐秘的古堡后面，
在睡榻上，在他的宅邸。
（谷羽译）
二、“既痛苦又幸福”的流放生活
比萨拉比亚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它有茂密的森林，和缓的丘陵，星布的湖泊，肥沃的黑土，正如普希金的诗句：
谁见过那个地方？天然的丰饶
使柞木林繁茂，使草地肥壮，
那里万物葱笼，满目喜人景象
……
葡萄藤上悬挂着成串儿的琥珀，
如茵草地鸣叫着游牧的牛羊……
（谷羽译）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当初，上帝在分配土地的时候， 由于摩尔达维亚人生性腼腆，不声不响，被忽略了。等到全部土地都分完了，上帝才发现摩尔达维亚人尚无家园。看到他们老实肯干，上帝就割了一角天堂给他们，这便是得天独厚的比萨拉比亚了。“角落”之称也许就源于此吧。
把普希金发配到这个角落可不是沙皇的仁慈。亚历山大一世本欲将诗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后经恰达耶夫、卡拉姆辛、茹可夫斯基等人的奔波、周旋，才改为流放南俄。
比萨拉比亚风光秀美，气候宜人：
这里的蓝天持久地放射光明；
这里冬天的风暴不能长久逞凶。
一个新移民来到了斯基福海岸，
南方之子紫红的葡萄光彩鲜艳。
俄罗斯的草原十二月已经阴暗，
蓬松的积雪覆盖旷野恰似地毯；
那里严冬呼号—这里春风送暖，
一轮艳阳照耀着我头顶上的蓝天；
枯黄的草场露出了斑驳的新绿，
草耕的犁铧翻开了自由的土地；
微风习习，临近黄昏有料峭春寒；
湖面的冰几乎不透明，色泽暗淡，
像一层璞玉覆盖着静止的流水……
——《致奥维德》（谷羽译）
这种新鲜的印象对于诗人不如意的心不能说不是一种慰藉。诗人在1821年3月23日写给友人杰里维格的信中说，“世人没有最佳状态， 多样性是拯救心灵的稻草。”
普希金时代，比萨拉比亚由于历次异族占领，象是被海潮浸漫过的沙滩，成为各民族的大杂烩。这里居住着摩尔达维亚、小俄罗斯、犹太、俄罗斯、保加利亚、土耳其、波兰、茨冈、亚美尼亚、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多个民族。民族结构的纷繁赋予了该地区文化的多姿多彩。年轻的诗人很快便沉迷于这里独特的民俗，他深入生活，参与民间活动，观看民间歌舞，逛市场，兴致勃勃地记录各族民歌和其他民间口头创作，对摩尔多瓦语也作过研究。普希金不仅关注文学艺术，对摩尔多瓦人民的历史及政治生活也很感兴趣。与始于17世纪，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全面展开的反土游击运动，特别是与俄罗斯人民、摩尔达维亚人民反土斗争有关的历史及古迹尤其令诗人神往。在摩尔达维亚逗留期间，诗人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比萨拉比亚。其中1821年夏冬两次著名的旅行，不仅使诗人饱览了摩尔达维亚的自然风光，也使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1821年夏日的多日纳庄园之游，成就了诗人与吉普赛女郎泽姆菲拉的一段浪漫故事，为普希金的流放生活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经历给普希金以后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现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普希金是幸运的。南部的风调雨顺、葡萄美酒取代了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荒无人烟。在比萨拉比亚，诗人不仅汲取了各民族文化的养分，还结识了不少民族精英，从而紧紧地把握了时代的脉膊。普希金的监护人—当地的行政长官英左夫对诗人也是青眼有加，格外爱惜。因此，诗人非但没有如统治者期望的那样，在流放中窒息，转而驯服，请求宽恕，成为宫庭歌手，反而在思想上、创作上更加坚定、成熟。
当然，流放毕竟是流放。基什尼奥夫也比不得莫斯科和彼得堡。诗人酷爱自由的灵魂套着被驱逐的枷锁，软禁于落后的南部一隅。陌生的环境，乡村一样的城市，客居的身份，迫不得已的无所事事，囊中羞涩的窘迫等等，使若闷、烦恼、孤独、失意如挥之不去的阴霾，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从普希金给亲人和朋友的书信中，可以清楚地体察诗人的这种心情。1820年9月24日，即诗人到基市后的第三天， 他写信给弟弟列夫：“现在我一个人在对于我来说是荒凉的摩尔达维亚。”1821 年3月24日写给格涅基奇的信中说：“我不能很快见到您，这里的情形让人闻到很长很长的分离的味道！我向福玻斯和喀山圣母祈祷，让我带着青春、回忆、还有新的诗回到您身边吧……”1821年8月21 日给屠格涅夫的信中提到：“我很乐意到敖德萨去与您聊聊天儿，呼吸一下清新的欧洲空气，但我处于隔离之中，看守英左夫不放我这样的被某种自由的瘟疫传染了的人。”1822年1月24日给列夫的信中说：“想象一下， 一个友好的声音都传不到我的荒凉之地——我的朋友们象是故意在成全我悲哀的厌世情绪——这种状态真叫人难以忍受。”1823年5月13 日给格涅基奇写道：“感谢您，殷勤而可敬的，感谢您想到了比萨拉比亚隐士。”
诗人尤其感到痛苦的是远离文化中心。他恳请弟弟用俄语给他写信，给他讲讲“我们文学的新消息”，说自己“与立宪的朋友们在一起都快把俄文忘记”。诗人向朋友抱怨，“在比萨拉比亚荒僻之地，既收不到杂志，也得不到书籍……”他抓住每一次机会，竭力贴近俄国文学发展的脉膊，并与之相呼应。他密切关注文学的、历史的新现象和各种讨论，包括对他自己作品的评论，这种热情从诗人的每一封发自比萨拉比亚的信中，从他向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亲友提出的许许多多关于文学、文学家的问题中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三、比萨拉比亚时期的创作
（1）“比萨拉比亚之春”
普希金来到基什尼奥夫这个“可恶”的僻地小城时，只有21岁，却已经是因《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而闻名遐迩的诗人了。尽管流放的遭遇使诗人忧郁而苦闷，但诗人年轻的心却充满了创造的渴望。正如维亚泽姆斯基所写的那样：“在他身上深藏着一股保护性和拯救性的精神力量。还在最自傲、最焦澡的青春期，在各种欲望的狂风骤雨之巅，他常常在这股拯救力量的怀抱中清醒过来，安静下来。这力量是对劳动的热爱，对劳动的需要，劳动对于他来说是最神圣的东西。”（注：《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 莫斯科1950年版，107—108页。） 这正是普希金在比萨拉比亚时期蓬勃的创作热情的根源所在。
到基市才两周，诗人就写下了他在比萨拉比亚的第一首诗《给黑心乔治的女儿》，一个月后又创作了《黑披巾》。到1820年底的三个多月中，普希金共写了八首诗。这与以后的日子相比，可以说不过是牛刀小试。
1821年春天来了，一个灵感涌动的春天。 诗人在这一年写下了近80部作品，占其比萨拉比亚时期全部作品（150部）的一大半，仅在三至五月间，就有39部之多。就是在这个春天，诗人最后完成了《高加索俘虏》，写成了《加百利颂》，并开始创作两部叙事长诗《巴赫契萨拉伊的泪泉》和《强盗兄弟》，还写了23首辉煌的短诗：《战争》、《给杰里维格》、《致格涅吉奇函摘抄》、《短剑》、《给瓦·黑·达维多夫》、《给卡捷宁》、《缪斯》、《致恰达耶夫》、《给我的墨水瓶》、《基督复活了》、《谁见过那个地方？天然的丰饶……》等，另有五个片断及给友人的五封书信。有的研究者把《给巴拉登斯基》、《致友人》、《今天我清早在家》等九首诗也归入这一时期。
不单1821年的春天， 以后的几个春天也都是比较丰产的。 普希金1823年春开始写“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4年写成著名的《给达吉亚娜的信》。由此可见，普希金这一时期的创作是被春之灵感所主宰的。《黑披巾》、《致奥维德》、《致恰达耶夫》、《拿破仑》、《给我的黑水瓶》、《短剑》、《囚徒》、《给书刊检查官》等短诗，《高加索俘虏》、《加百利颂》、《强盗兄弟》、《巴赫契萨拉伊的泪泉》等长诗及《对18世纪俄国历史的看法》等政论文章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摩尔多瓦普学家库什尼连柯先生有“比萨拉比亚之春”的提法，将之与著名的“鲍罗金诺之秋”相对应，得到不少专家的认同。库先生认为，“比萨拉比亚之春是青年普希金的天才在摩尔多瓦土地上最鲜明的体现”，“不论是在比萨拉比亚之前，还是在此之后，（诗人）都不再有这样丰产的春之灵感了。”
（2）比萨拉比亚时期的创作特点
比萨拉比亚时期是普希金的天才步向成熟的时期。普希金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是以浪漫主义为特征的。与此同时，开始由浪漫主义转向批判现实主义。结交十二月党人，接近摩尔多瓦人民，关注欧洲革命解放运动，这一切决定了普希金创作的艺术思想方向，使得现实主义、民主主义、创新精神的因素得到发展。诗人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其创作的独特性，发展了其艺术技巧和语言。“基什尼奥夫时期可以看作是其天才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一个预备学校。”（雅.格洛特）他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作品，对俄国社会先进阶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普希金在创作道路上沿袭了拉吉舍夫、冯维辛、卡拉姆辛、茹可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等人的传统。他一方面继承了他们全部好的东西，符合本民族自成一家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勇敢地探索新的道路，即独特性、人民性、现实主义、民主主义之路。基什尼奥夫时期，普希金开始了由积极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转变，在这一点上，他比十二月党人文学家进了一大步。对于普希金是在基什尼奥夫时期开始上述转变的这一点，诗人自己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中有诗为证：
多么常常的，沿着高加索的悬崖，
她象莱诺拉一样，在月光底下，
跟我一起在马上奔驰！
多么常常的沿着达夫里达的海岸
她在夜的黑暗里
引我去听海的喧哗，
纳莱伊德的沉默的低语。
这里诗人指的是自己那些浪漫主义诗篇， 随后“在悲凉的摩尔达维亚的荒野”，诗人的缪斯变成了另外一个：
她访问游牧民族的
简陋的帐棚，
于是在他们中间变粗野了，
并且忘记了神的语言，
为了那些简单的奇怪的话语，
为了她喜爱的那些草原的歌……
这里的“神的语言”，按照摩尔多瓦普学家鲍.特鲁别茨柯依的解释，意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语言”。最终，当诗人离开摩尔达维亚时，已经完全成为了“现实的诗人”：
忽然周围一切都改变了：
于是她就在我的花园里
以一个乡下的小姐出现
（吕荧译）
现实主义因素甚至体现在抒情诗中。
普希金的抒情诗正是在比萨拉比亚时期成熟起来并形成自己独特诗风的。如果说普希金在此之前的抒情诗还有着模仿的痕迹，那么从基什尼奥夫时期开始，已经是“纯粹的普希金式”的诗歌了。抒情诗是普希金整个文学创作中最丰富、最灿烂的篇章，它在比萨拉比亚时期的创作中，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讲也都占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抒情诗中的现实主义讯息表现在抒情作品的情节性上，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上，表现在情节发展的尖锐冲突之中。《黑披巾》就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抒情作品之一。这首诗也叫《摩尔达维亚之歌》，它写在1820年10月，是诗人到基什尼奥夫后创作的第二首诗。诗人为了强调这首诗是根据当时广泛流传的摩尔达维亚民歌写成的，给这首诗加了副标题《摩尔达维亚之歌》。它首次发表于1821年《祖国之子》第15期上。这首精美的抒情诗仅用32行，就描述了一个抒情主人公性格发展的历程，从轻信的、充满激情的青年到对生活失望、心灰意冷的过来人。无论是从其内容的“含金量”上，还是从结构的完整和情节发展的连续性上，这首诗都是惊人的丰满、完美，恰如别林斯基所说：“普希金笔下从来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没有任何不足之处，一切都适度，一切都恰如其分，结尾与开头相谐。”（注：维·格·别林斯基：《论俄罗新文学的经典作家》，莫斯科1950年版，114页。）
《黑披巾》以“我狂人似地望着黑色披巾，悲哀撕扯着我的冰冷的心”两句开头，从抒情主人公陷入对往昔的回忆写起。仅用两句诗，就给读者描绘了一个经受了巨大心灵痛苦，对生活失望、心灰意冷的人物形象。接下来，用三行诗对两位主人公的性格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了交待：
那时候我血气方刚，而且轻信
热恋着希腊姑娘，她正值妙龄
迷人的希腊姑娘是那么温存……
而第六行诗“好景却不常在， 我的厄运降临”却由对温馨爱情的抒情追求，陡然变调，转而讲述所爱的人儿对爱情的背叛，使本来充满了柔情蜜意的明朗色调，一下子被覆上了浓重晦黯的悲剧色彩，冲突开始了。终于，悲剧的高潮到了，愤怒的主人公杀死了背叛爱情的希腊姑娘和她的情人，主人公自己也因此而消沉、冷漠了：
从此我不再吻迷人的眼睛，
从此我不再有夜晚的欢情。
由此自然而然地转入结尾：
我狂人般地望着黑色披巾，
悲哀撕扯着我的冰冷的心。
（陈馥译）
虽然，结尾两句与开头两句在表面上毫无二致， 但就其思想内涵而言，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读开头两句，读者只知其然，而读到结尾两句时，已知其所以然。赋予同一诗句（或一个词）以不同的语意内涵，这种普希金所特有的多义性正是其高超的语言技巧的证明。
普希金在《黑披巾》这首浪漫主义诗篇中，使情节发展带有尖锐的冲突性，人物性格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人物形象清晰可见，这些因素使《黑披巾》突破了抒情作品的框框，具有了小型诗剧或小悲剧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抒情短诗才能被搬上音乐剧和芭蕾哑剧的舞台。《黑披巾》还被谱成颂歌、浪漫曲，在俄国社会中广泛流传，成就非凡。并且，早在1835年，这首诗就被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
在创作题材上，普希金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表现的是革命反抗及与此相关的无神论主题，反映摩尔达维亚民族及其他居摩民族的生活、风俗、文化和历史。诚然，高加索克里木之行的印象在诗人比萨拉比亚时期的作品，诸如《高加索俘虏》、《巴赫契萨拉伊的泪泉》及一些短诗中还有反映，但这一时期的创作活动主要是与摩尔达维亚的人和事紧密相联的。与摩尔达维亚及其人民、社会政治生活、历史、风习、文化传统有关的作品在比萨拉比亚时期的创作中占相当重要的位置。
仅以占诗人比萨拉比亚时期抒情诗三分之一的书信体抒情诗为例。在这些诗中，诗人向新朋旧友“讲述基什尼奥夫和自己”，讲述自己在那里的思想、情感，对周围事物的态度及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生活的评价。利用书信体诗这种可以自由倾吐各种感受、情绪和思想的形式，普希金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基什尼奥夫和摩尔达维亚历史的浓厚兴趣：
这个荒无人迹的国度
对诗人的心灵神圣无比：
杰尔查文曾歌颂过它，
它充满了俄罗斯的荣誉。
——《给巴拉登斯基》（王守仁译）
对朋友的深情：
但朋友不能把我陪伴，我悲凄，
望着异乡的碧空，南国的土地；
无论缪斯、创作或闲适的欢欣——
什么也代替不了我唯一的友人。
——《给恰达耶夫》（谷羽译）
对十二月党人事业的向往：
你还燃烧吗，我们的明灯，
宴会和彻夜不眠的伴侣？
——《致雅.尼.托尔斯泰函摘抄》（王守仁译）
这些写给朋友的抒情诗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而且突破了传统书信体诗的体裁界限。普希金的书信体诗不再只是哲理思考和朋友间的谈话，它是沉思（《致恰达耶夫》），是回忆（《致托尔斯泰》），是讲述（《致达维多夫》），是通知（《致高尔察柯夫》），是讽刺（《致书刊检查官》），是画像（《致达维多夫》、《致书刊检查官》等）。通过这些书信体诗，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是怎样逐步从孤独、苦闷中解脱出来，怎么受到新的生活环境的影响，怎样与摩尔达维亚及其人民交往，怎样克服了“精神危机”，在创作中看到了自己生活意义的心灵之路的。
在创作原则上，普希金认为，思想性与技巧、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准确性与简洁性——这是散文的第一优点。它要求思想，再思想——没有它们，再出色的表达也毫无用处……”（注：尼·弗·鲍戈思洛夫斯基：《评论家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版，19页。）在美学原则上，普希金借鉴了莎士比亚的创作经验：“我模仿莎士比亚的自由地、宽泛地塑造性格，随意地、简单地编排类型，因为我相信，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民法则更适合我们的剧院，而不是拉信悲剧的宫庭习俗。”“思想，亦即深刻的思想性，与语言形式相结合，统一起来——这就是普希金的美学理想，美学原则。”（注：鲍·阿·特鲁别茨科伊：《普希金在摩尔达维亚》，基什尼奥夫1990年版，219页。）
这一美学原则，普希金在自己的创作中奉行不渝。比萨拉比亚时期的作品已充分体现了诗人的这种美学追求。在长诗《强盗兄弟》中有这两句诗：
这里有不同的种族和面孔，
不同的语言，出身和服装……
草稿中“语言”一词原为“年龄”。这样一换， 不仅更准确地传达了反土游击队的多民族、多层次特点，而且更赋予了诗以声音，一字之差，使整个画面有了生机。这与中国著名的诗句“僧敲月下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普希金的诗是丰富的、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高超的艺术技巧的完美结合。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诗歌的土壤是活生生的现实和永远适用的思想”，“俄罗斯语言丰富的声学效果，它的旋律，它的和谐，在普希金的诗中第一次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注：维·格·别林斯基：《文选》，莫斯科1948年版，397页。）对于普希金的文学语言， 果戈理赞叹不已：“一切都很简洁……语汇不多，但它们是那样确切，可以表明一切。每一个词中所包含的空间都是无限的。”“他的修饰语是那样的简明而大胆，有时一个词可以代替一整段描写。”（注：《俄罗斯阿·谢·普希金论评》，莫斯科1950年版，43页。）
普希金的许多作品都可以成为果戈理这些评论的极好注脚。
诗人雅科夫·托尔斯泰也对普希金的语言技巧极为推崇：
请向我揭示如此甜美写作的艺术吧，
就象你总能做到的那样。
让我也能简洁地描绘
并同时保持美……
你早就与墨守成规为敌
并和空话连篇作战，
那么就教会我吧，
怎么能与简洁更巧妙地交好……
正是以创作的深刻思想性与完美的艺术技巧的辩证统一，普希金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新局面，为19世纪辉煌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定下了基调。因此，高尔基称之为“一切基础的基础”。
四、“我离开了我的摩尔达维亚”
1823年8月9—10日，普希金离开基什尼奥夫，去了敖德萨。1824年又两度回到基市，时间都很短。1824年3月27日， 当摩尔达维亚人正在炉前忙着烤甜奶渣糕准备过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的诗人永远地告别了这方他又恨又爱的土地，从此再没回来过。
然而，他的思绪、他的笔墨却不止一次地重又造访。1830年普希金在写给阿列克谢耶夫的信中说：“我在比萨拉比亚的逗留至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给我点时间，我希望，有那么一天你会看到，我什么也没忘记。”果然，在以后的《茨冈人》、《射击》、《波尔塔瓦》、《叶甫盖尼·奥涅金》、《西斯拉夫人之歌》、《秋》、《葡萄》、《吉尔查利》中，诗人一而再地回到比萨拉比亚这个题目上来。有关摩尔达维亚的印象在诗人的记忆中是那样地深刻而持久，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比萨拉比亚时期是诗人创作生涯中重要的一章。他在这里写下的一百多部诗作是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摩尔达维亚这块土地赋予了诗人以春之灵感，诗人也以天才为笔、青春的热情为墨，尽情地讴歌了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
诗人走了，可他留下了诗。普希金的诗最早被译成摩尔达维亚语的是《高加索俘虏》，由摩尔达维亚大诗人斯塔玛基在普希金刚刚离开比萨拉比亚之时翻译的，只可惜，直到1868年译本才得以面世。普希金的创作对摩尔达维亚诗歌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摩尔达维亚的大作家斯塔玛基、涅格鲁茨、艾米涅斯库等都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
除了诗，普希金还在摩尔达维亚的城市和乡村留下了纪念碑、纪念馆和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剧院、学校、图书馆。在诗人邂逅爱情的多日纳庄园，每年的六月都举行“普希金节”，所有热爱普希金的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多日纳庄园，向普希金纪念碑献花，用各民族语言朗诵诗人的传世之作。
普希金，这轮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将永远在热爱诗的心灵中放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