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迷局：路在何方——从梁漱溟到舒尔茨的思考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启示论文,路在何方论文,梁漱溟论文,到舒尔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重大的问题。虽然学术界关于三农问题探讨的文献已汗牛充栋，但这问题却始终未能最终解决。经济发展的历程一再告诉我们：历史才是真正的智者，历史能给我们以许多意想不到的启示。三农迷局路在何方？从梁漱溟、舒尔茨两位伟大思想家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有益的启发。梁漱溟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舒尔茨是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两位智者对三农问题的思考，理应成为我们破解三农迷局的重要思想来源。
梁漱溟的思考与乡村建设运动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农业危机全面爆发，舆论惊呼中国农村已经“破产”，甚至“崩溃”。1931年5月蒋介石在他署名的《实业建设程序案》中提到：“农业之衰落尤为近年来最惨痛之现象，甚至米面供给尚借舶来，其将何以立国？”①行政院的文件也说：“近年以来，全国基本生产之农业，与此全国基本社会之农村，崩溃摇落，一泻千里。”②
面对农业危机、农村破产、农民贫困，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提出了他们化解三农问题的对策思考，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弄到目前这步田地完全是因为‘愚’、‘穷’、‘弱’、‘私’四个字在作祟。要救中国，便得先救这四个字。”③而要救这四个字，则需倚重于乡村建设。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而乡村建设之教育的内容：“要以民众教育为先，小学教育犹在其次。”④由于认为只有乡村建设才能挽中国农村经济狂澜于既倒，所以他们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乡村建设的理论。⑤
1.“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切问题解决的根本，是最后之觉悟。中国的前途即中国现代转型必将以文化为依托，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不在经济现代化而在文化现代化。所以，他苦心孤诣地探求中西文化之区别，得出文化三路向说：中西印三家文化根本精神不同，根本方向相异，故不能全盘西化。处于第二路向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在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上要高于西方文化，因为处于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只能解决人类最低层次的意欲要求。西方目前面临的人生问题已经“由第一种问题转入第二种问题”，其文化必定会随之“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⑥。中国则唯有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⑦，即将西方近代文化的两大异彩(科学与民主)纳入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返本开新，从旧文化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一条活路，顺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
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缘于乡村的破坏，而引起乡村破坏的原因，一是天灾人祸，二是风气改变。而这些又使中国的旧文化受到了破坏，因此，必须创造新文化，并通过新文化来救活中国农村，也就是“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这便是“乡村建设”。⑧
2.“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
梁漱溟认为，与西方“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组织构造相比，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组织构造要优越得多，但由于清末民初以来“欧风俄化”的冲击，中国这种优秀的社会组织结构出现了瓦解的趋势，“旧日风气，破坏得厉害”⑨，因此，要“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而要重建中国的新社会组织构造，则“一是从理性求组织，一是从乡村入手”⑩。“从理性求组织”，就要“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心向上为目的”，还要充分容纳“西洋人的长处”。“从乡村入手”就是要“藉以继续发挥”中国乡村固有的“伦理的社会、情理的社会”之“风气”。(11)
对中国农村历史及现实状况的认识，梁漱溟可谓是清醒求实的。他认为中国的城市与西方近代城市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是以乡村为本，以农业为主；国民所寄托，还是寄托在农业，寄托在乡村”(12)。中国近代试图从政治经济方面学习西洋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但其结果“除了明着暗着直接间接地破坏乡村之外，并不见有都市的兴起和工业的发达”(13)。在西方都市文明的吞噬下，以乡村为根基的中国乡村文明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日渐萎缩；不仅没有吸收西方“理智”文化的长处开创出新的特质，反而将自身固有的理性精神丧失殆尽。梁漱溟认为只有给予农村以应有的重视，在农村发动乡村建设运动，重建乡村文明，才是唯一出路，故提出“救中国先救农村”(14)。
3.“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经济只能以农为本、以农立国，走“从农业引发工业”的路子，而不能走欧美日本“从商业发达工业”的路子。梁漱溟说：“本来我们缺乏工业，最急需的是工业，工业受限制应当最受不了。然而不然，工业是进一步的要求，农业是活命的根源。原来的农业底子若被破坏，便无活命。”不仅商业、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无一不受农业形势的影响，而且“军界、政界、教育界更是靠农(才有)饭吃”，“所谓‘民以食为天’，问题之急，莫急于此”。(15)农业发展、农村繁荣之后，工业才有可能兴盛，才能“从农业以引发工业”。
梁漱溟的发展农业引发工业的农业化道路不是工业化的对立面，反而能促进工业化的进程。他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中国的兴亡系于能否工业化，认为农业只是“我们图翻身的一种凭藉；要翻到工业上，才算是翻起身来”。但他提倡“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面来刺激工业起来”，“从农业引发工业，更多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引，产业乃日进无疆”。(16)
4.“农民自觉”、“化农民”与“农民化”
梁漱溟强调：“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并认为这是“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17)晏阳初则认为农民觉悟的提高主要应依靠知识分子去“化农民”，即教育农民或让农民接受教育，而“我们于‘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18)。只有这样，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才会取得成效，才会建立起一个梁漱溟先生理想的“新社会”(19)。
梁漱溟等之所以强调要“化农民”、农民“自觉”，就是要让农民“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要自己起来想办法，去打算”。(20)只有农民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去，才能实现真正的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21)。只有发动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使农民成为“解决乡村问题的主力”(22)，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单靠外力往往不但不能把乡村救好，反而祸害了乡村。”(23)
梁漱溟等人除了构建出一整套乡村建设的理论外，还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的实践，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总结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有两条：一是强调重视农村、重视农业，通过发展农业而寻求一国经济发展或工业化之路；二是强调对农民的教育供给，即所谓的“化农民”，只有化农民，才能根本上达成乡村建设之事。
30多年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再次提出与乡村建设理论相关的见解，两位的理论实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启发着我们对三农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舒尔茨的思考与改造传统农业
西奥多·舒尔茨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倚重于发表于1964年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荣获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舒尔茨一反其前诸多经济学家论述的关于农业发展被动受制于工业发展的理论，提出农业不是不能对经济发展或工业化做出贡献，关键在于要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24)如果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成功地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则不仅一国无法实现工业化，也必将落入工业与农业发展背道而驰的境地。而这种境地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表述的“三农”困境。
舒尔茨对“三农”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上。具体而言，舒尔茨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借助市场方式，通过向传统农业输入新的生产要素来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舒尔茨将农业划分为三类：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过渡农业。传统农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技术条件亦保持不变；二是农民没有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动力；三是农民的储蓄为零，因而没有投资的经济能力。他说：“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未来，作为这种类型均衡状态基础的关键条件如下：(1)技术状况保持不变；(2)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3)这两种状况保持不变的持续时间足以使获得作为收入来源的农业要素的边际偏好和动机同作为一种对持久收入流投资的这些来源的边际生产力以及同接近于零的纯储蓄达到一种均衡状态。”(25)
虽然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处于均衡状态，但只要农民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就可以走出传统农业的均衡。那么，农民为什么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呢？舒尔茨的研究认为，农民不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不是因为农民对市场信息的刺激不作反应，或者不作出正常的反应，其实只是因为在传统农业里，资源配置达到了均衡，资源配置也是有效率的。农民实际上是十分精明的企业家。舒尔茨由此批评了阿瑟·刘易斯、罗森斯坦—罗丹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农业仅仅只有剩余劳动力贡献的观点。
虽然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那是一种低水平的效率，在现实中传统农业则表现为停滞落后，为此必须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舒尔茨具体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对策思路：
(1)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只能采取市场方式，不能采用命令方式。命令方式即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政府不仅重组农业生产，而且指挥农业活动，这样必然会束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是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中心。采取市场方式，给农民以经济刺激，就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特别指出：“(市场)刺激指导农民作出生产决策并根据农民配置要素的效率而进行奖励，当然这种方式仍然需要特定的政府投资和国家活动。”(26)
(2)重组农业生产单位。由于专业化的存在，一个农场的规模不能太大。舒尔茨批评了传统的大农场观念，提出了农业生产基本单位的特点是具有真不可分性。具有真不可分性的单位只能是农户。“由于这种改造，农场的规模会发生变化——它们或者变得更大，或者变得更小——但是，规模的变化并不是这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所以在这种改造所引起的过程中，关键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的均衡性问题。”(27)
(3)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需要投入新的技术、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的需求者是农民，供给者是发现、发明、生产和供应新生产要素的那些人和单位。新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分营利的企业和非营利的单位两类。非营利性单位免费提供新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要继续取得资源才能提供新的产品。能够持续供应新的生产要素的单位，都是营利的。新的生产要素也是商品，通过市场进入农户。在穷国，新的生产要素的市场狭小，因此需要政府提供帮助。农民接受新的生产要素的动机就是有利性。有的新生产要素的使用，需要农民学习知识，学习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所以，要向农民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
2.通过向农民投资(主要是教育投资)来提高农民素质，进而提高农民利用新生产要素的能力，改造传统农业。舒尔茨在分析工业化的教训时指出：“改善工人的技能、知识和健康的计划并不是工业革命这一时期中取得进步的先决条件，这确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教育在今天是基本的呢？回答在于现在穷国从事工业化时并不是使用一、二个世纪前那样简单而原始的机器和设备。即使他们希望用那样简单的设备，也是办不到的，因为那些东西都已成为博物馆的收藏品了。”(28)
时代在不断地变迁，技术在持续地进步，对使用技术(新生产要素)的人的素质也提出了高的要求。维持低水平均衡的传统农业虽然也许可以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但传统农业状态下几乎是文盲的农民是不可能对新的生产要素产生需求的。即使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也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基于自身素质低下而无法将新生产要素使用过程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因而，传统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只能是拒绝使用一切新的生产要素。舒尔茨指出：“人民文盲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配置自己所拥有的要素时对边际成本和收益所决定的标准反应迟钝。人民是文盲只是表明，人的因素所具有的能力小于他们获得与教育相关的技能和有用知识时所应具有的能力。”(29)“一般说来，限于使用传统农业要素的农民比那些采取并学习使用新生产要素的农民更确信自己对所使用的要素的了解。农民所真正关心的是体现了知识进步的要素中所固有的新型风险和产量的不确定性。对那些生产如此之少，以至于生产仅够维持生存的农民来说，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传统农业没有引入新要素，新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成分就不存在；只是在开始改造传统农业时，这种新风险和不确定性才会产生。”(30)
在这里，舒尔茨实际上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真正关键是：必须提高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素质，而要提高农民素质，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对农民进行教育投资。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通过改善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用舒尔茨自己的语言表述就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31)舒尔茨的这个思想，实际上和梁漱溟先生“化农民”的思想一致。
至于如何对农民进行教育投资，舒尔茨认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得新知识和技能。第一种是沿用已久的方式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由严峻的经验进行教授。第二种学习方法是通过在职培训。这种培训可以由出售新农业要素的企业，像农业推广站这样的政府机构或农民自己来提供。第三种方法是教育，这在长期里是最有效的方法。”(32)
当农民因得到教育投资而素质提高之后，如何让农民增加生产则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舒尔茨指出：“即使农民得到了知识，如果是命令农民去增加生产也必然要失败。需要采用向农民提供刺激和奖励的方法。使得这种改造成为可能的知识是一种资本形式，这种资本需要投资——不仅体现了部分知识的物质投入品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向农民投资。”(33)
重要启示：破解三农迷局的路径
梁漱溟、舒尔茨两位智者的思考，对我们破解今天的三农迷局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认为主要在三个方面：
1.研究三农问题不能离开农民、农村和农业，必须从三农问题的实际出发。三农问题之所以出现，就是长期实施重工轻农制度安排的结果。在经济学界，自二战后一直弥漫着农业无用论、农业被动论等主流论调，强调通过优先发展工业而后再发展农业，或强调通过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而后再发展农业。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已强调指出，乡村文明并不与都市文明相对立，两者“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所以，完全可以“先农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34)他认为，要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则“必须从乡村做起”(35)，从农民做起。
而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提出，其直接动因就是对他那个年代忽视农业抛弃农民而推行片面工业化理论的批判。在1954年刘易斯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问世之后，一时间，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全沦落到了次要的、配角的和被动的地位，农业、农村的发展与不发展完全取决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与不发展。正是基于对现有理论的反思，基于对现实中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日趋恶化的思考，舒尔茨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城市乡村和工业农业平衡发展的理论。
各个国家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没有农业的充分发展，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发展的。由此，今天，在我们思考并反思如何破解三农迷局时，一方面既要重视已有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吸收前人的精神食粮。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紧密从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的实际出发，不能隔靴搔痒乱下药方。工农业发展战略不平衡、对三农口惠而实不至、不对症下药等才是导致今天三农问题在陷阱中越陷越深的根本原因。要破解三农迷局，我们今天要做的并不仅仅是“输血”而是要“造血”，要培育三农自身的“造血机能”。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三农问题就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化解。
2.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向农民教育投资而提高农民素质。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人的素质的提高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决不能仅依靠外部来的“救世主”给农民一些临时性的施舍，或是以粗暴的方式硬性下达几个指令，而必须像梁漱溟所说，要从农村的内部入手，即以农民为解决问题的主体，千方百计地调动农民的自觉。只有自觉的农民积极参入，才能从内部从根本结构上解决“三农”问题。“乡下人自己起来想办法，才能把乡村救得好；并且这个好才能保得长久。”(36)
根据舒尔茨的论述，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要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传统农业里劳动的农民，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只要有体力，不识字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农民。在现代农业里，只有体力、没有知识的农民是不行的。农民要有现代科学知识，否则不能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不能了解市场信息，从而进行判断，作出正确的决策。中国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会很快被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去工作。不识字，没有文化，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进入城镇能做什么工作呢？现在的工商产业部门，现在的城市，简单劳动的工作岗位很有限。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会延缓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要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就很便宜，这就会阻碍农业机械的运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力昂贵，使用农业机械便宜，才能推动农业机械化进程，才能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来“化农民”，一方面可以使传统农业本身得到改造，提高农民控制因使用新生产要素而带来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没有农民自身人力资本的提高，那么，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很可能都将难以从根本上取得成效。
3.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两者缺一不可。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也是一个弱势产业。许多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一再昭示：农业既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也不能完全交给政府，而应该既需要市场(或者主要依靠市场)又需要政府，市场与政府应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没有政府适度干预的农业必将是危险的，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陷入破产境地就是一个例证。50年代后期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业发展由于完全受制于政府，同样也陷入了危机，“一种命令体制，无论它是通过大农场还是小农场，都必然是低效率的”(37)。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38)正是由于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太多，才导致了经济衰退。也正因为此，所以需要用市场方式来替代或纠正政府方式。舒尔茨指出：“市场方式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把所有的投资都交给市场。如果市场方式为了增加可供农民使用的资本量而仅仅局限于减少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的方法和措施，那么，它就不会成功。改善农民获得这种资本的条件的余地是存在的，但这些改善并不能实现所要达到的改造。农民每年为这一目的所需要的追加资本量一般并不多，而且一旦提供了有利的新农业要素，他们很容易从内部储蓄获得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本。但是，最重要的是向生产农民使用时有利可图的新农业要素的供给投资。提高这种要素的需求者的能力也需要投资。而且，这两种投资都要求有相当的政府支出和对服务于农业部门的特定政府活动的组织。”(39)“为了向这种类型农业中的农民供应追加的、新的、有利的生产要素，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责任去发现并发展这些新农业要素。要做到这一点，这种国家必须投资于能为推进农业生产的知识及其应用作出贡献的活动。”(40)
反对用完全的政府方式来解决三农问题，是因为担忧政府方式会束缚农民的手脚，遏制农业的产出；主张利用市场方式，是因为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刺激农民增加投入，利用新的生产要素。只有实现政府之“有形之手”与市场之“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三农问题的化解才会事半功倍。
注释：
①秦孝仪：《革命文献》第79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7年编印，第227页。
②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秘书处：《一年来复兴农村政策之实施状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
③吴半农：《论“定县主义”》，载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④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五)，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9页。
⑤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1840～1949)》，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页。
⑥⑦⑧(12)(13)(17)(20)(21)(22)(23)(3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一)，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3、528、615、608、609、618、618、617、680、617、617页。
⑨⑩(11)(15)(1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320、314～317、500～504、508～509页。
(14)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序言”，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页。
(18)晏阳初：《在欢迎来宾会上的讲话》，《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页。
(19)梁漱溟所描绘的“新社会”具有六大特征：第一、先工而后农，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第二、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第三、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第四、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第五、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离的；第六、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7～567页)
(24)杨德才：《工业化与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25)(26)(27)(28)(29)(30)(31)(32)(33)(37)(39)(40)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138、78、84、39、25、132、129～130、153、97、78、82页。
(3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43页。
(35)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77页。
(38)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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