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海外新儒学的动向述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动向论文,近年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新儒学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无疑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经常呈现出新的动向、表现出新的特点。笔者于1997年9月至98年2月应邀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了该社主持人、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同时，访美期间笔者还与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先生有书信往来。通过与这两位海外新儒学学者的交流以及对有关资料的研读，笔者认为近年海外新儒家的思想动态以下三点是值得关注的。
一、以全球“文明对话”作为儒学复兴和发展的背景
宣扬儒学的复兴和发展，是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几代人基本的学术使命。但几代新儒家学者在这方面又表现得不尽相同。第一代新儒家是在中国文化遭受西方文化猛烈冲击背景下，主要从捍卫儒家思想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宣扬儒学的复兴和发展。第二代新儒家更多地从中国文化如何适应时代要求、通过吸纳西方文化而走向现代化的角度，来宣扬儒学的复兴和发展。正活跃于海外的第三代新儒家学者，近年来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则是：在强调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意义的前提下，来谈论儒学的复兴和发展。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于1993年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明冲突论》。他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说明国际政治的实质和人类社会的前景。1996年，他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继续发挥其“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尖锐的冲突都起源于文明的歧异。在当代，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必将取代政治、经济冲突而成为今后国际冲突的中心，特别是儒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今后国际政治的主宰。几年来，“文明冲突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包括海外新儒家在内的很多学术界人士，都对它持批评态度。
杜维明对笔者说，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决不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其实，亨氏对文化的理解非常片面。他不过是站在一种狭隘的政治学立场上，体现了美国社会一些人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一种不健康的心态。虽然自1993年以来，“文明冲突论”有一定的发展，但今后它的影响会越来越薄弱，因为它的论据就有问题。实际上，冲突不一定存在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一个文明休系内部同样会有冲突。
这种文明体系内部的冲突，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具有共同性。例如当今世界，很多民族都面临着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破坏之间的冲突、物质生活的提高与精神价值的沦落之间的冲突，等等。这种共同性，决定了不同的族群具有共同关心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可以而且需要进行广泛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广度和深度，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超过德国哲学家雅士柏尔斯（Karl Jaspers）所说的人类文明的第一次“轴心时代”。在那个时代（约相当于中国的先秦时期），以色列的犹太教、希腊的哲学、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印度的兴都教和佛教，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几大精神支柱。这些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相互沟通，共同构成了辉煌的“轴心文化”。后来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上述几大文明体系分别成为人类文明的几个主要精神传统。这种轴心文化，体现了“文明的多元化”和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对话的重要意义。
杜维明说，现在我们面向21世纪，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对话”，甚至是“第二次轴心时代的出现”。西方文化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对话来互相取长补短，求得共同发展。他强调，在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即使存在着一定的文明冲突，但文明对话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势；或者说，正因为存在着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更有必要进行文明对话。总之，“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为人类文明创造和谐条件的一个重要机制。”儒家文明在当代复兴的根据，就在于它至今仍然具有作为全球轴心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价值。在当代世界的文明对话中，以儒家、道家和大乘佛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应该是十分重要的参与者。其中尤以儒家文明对于当代人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儒学人文主义思想对于解脱人类文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具有启发意义。总之，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和发展，是在全球文明对话的大环境中进行的。
由此可见，近年来海外新儒家是在强调全球“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的前提下，来宣扬儒学的复兴和发展的。换言之，他们是以全球的“文明对话”，作为儒学现代发展的背景的。
二、认为“儒学文明不能单独地成为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主导”
杜维明认为，儒学文明尽管有复兴和发展的必要与可能，但当今人类文明日益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决定了它不能单独地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导。
杜维明从他的“世界文化观”出发，历来注意把儒学的发展问题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考察。他认为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先秦儒学）成为世界“轴心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期发展（宋明儒学）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此番他在与笔者的谈话中，多次谈到“儒学在当代的发展（即第三期发展）以全球文明为背景”的问题。他说，这正是我们谈论儒学复兴和发展问题时的基本前提。在当代，任何一种文明——包括儒学文明——都不可能单独地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导。“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现代化已呈现多元化的格局而并不就等于西化。同样的道理，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既不等于西化，也不等于“儒化”。我们认为儒学文明在当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决不是说只有儒学文明才有价值。其他的文明系统，作为全球多元文明的组成部分，作为文明对话的参与者，同样有其价值。
杜维明还举例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经常举行关于现代新儒学的研讨会，而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并不限于现代新儒家学者。他们十分注意邀请具有不同文化理念的东西方学者，尤其是对现代新儒学持批评、否定态度的学者参加研讨会。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儒学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在这些研讨会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把儒家文明看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正道”。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说过，全世界的文化发展终归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第二代新儒家提倡东西文化的会通和互补，肯定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不足，但仍然认为惟有儒家思想能解救人类文化的危机。牟宗三说，传统儒学只要“转出民主与科学”，那就“岂徒创造自己而已哉？亦所以救西方之自毁也”（《人文主义的完成》），即不仅能“自救”，而且可以解救西方文化“自我毁灭”的危机。这还是以儒学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与归宿。正活跃于海外的现代新儒家第三代则比较客观，特别是近年来，他们以更具现代眼光的见识，以更为开放、平等的心态看待东西方文化，看待儒学文明在当今人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尽管他们一如既往地宣扬“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认为儒学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乃至当今人类文明仍然具有重要的、独特的精神价值，但他们却已经将儒学文明视为当代人类文明建设的有价值的重要资源之一。杜维明说，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儒学人文精神推向世界”，使之成为推动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
三、提出对传统儒学必须“深刻理解，重新创建”
成中英先生将自己的一篇近作寄赠笔者，他在其中写道：“我虽被忝列为第三代的新儒家学者，我的基本看法却是：我们对传统儒学必须采取深刻理解的但却是重新创建的态度。”在现代新儒家学者中，明确地提出“重新创建”传统儒学的问题，这似乎是第一次。
他所说的深刻理解，是指正确认识和肯定传统儒学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而“重新创建”，则是主张在承认传统儒学有缺陷的前提下，对之进行改造。他指出，牟宗三提出“内圣开出新外王”，认为儒学的传统可以充足地引生科学和民主，但实际上，即使在最宽广的解释之下，内圣也是不可能凭借其自身的力量导引出科学与民主的。内圣之学本身必须发生“转化”，然后才能实现“新外王”。传统儒学具有“传统的局限性”，它只有经过重新创建，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当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东方文化的猛烈冲击时，第一代新儒家所做的，主要是维护传统儒学和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他们拒斥“全盘西化”派对于儒学和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否定，极力论证这个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和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必要性。第二代新儒家则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较多地从中国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的角度看待儒学和传统文化。他们承认了儒学和中国文化在其发展中的欠缺，牟宗三谓之“从知识方面说，它缺少了‘知性’这一环，……从客观实践方面说，它缺少了‘政道’之建立这一环。”即缺少科学精神和民主制度。他们说为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传统儒学的“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发展科学和民主。所谓“转出”，应该说体现了对传统儒学有所变通的主张。但是他们所认可的变通，只是在“外王”的层面，也就是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儒家思想的层面。至于“内圣”的层面，即儒学的根本义理方面，在他们看来既无需变革，也不能变革。传统的内圣之学不存在如何适应现代化需要的问题。它成了超越时代、超越社会形态的“恒道”、“恒理”。“外王”必须有新内容，而“内圣”则完全可以依据旧传统。在他们看来，传统儒学所追求的人格境界（“希圣希贤”），所采取的修养手段（“尽心尽性”），皆无需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予以重新认识和改造。
第三代新儒家则在传统儒学的继承与超越的问题上有所前进。他们提出了儒家思想自身的“转化”问题，肯定了对传统儒学进行现代改造的必要性。杜维明认为，要使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必须使之发生“创造性的转化”、“现代转化”。他对此作了不少论述。而成中英在其近作中，则更进一步地、明确地主张“重新创建”传统儒学，并将这种“重新创建”与自己的“本体诠释学”结合起来，认为重新创建应该是“在一个更根源的更广阔的文化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结合过去、适应现在、开拓未来的理解与诠释的方法，就整体的与个别的问题提出创建的系统思考”。他主张通过系统的思考、评判与诠释，去克服传统儒学的局限性。这表明，近年来海外新儒家把对传统儒学的现代改造，放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他们在主张继承和发扬儒家精神的同时，已经提出了对传统儒学的超越问题。
上述表明，近年来海外新儒家在传统的儒学文明与当代人类文明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传统儒学等问题上，形成了远比他们的前辈开放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自然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分不开。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决定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东方与西方之间、不同的国家和区域之间，正在进行着日益广泛的接触和对话，有着愈来愈多的沟通和交流。当今社会发展中的这一客观现实，在现代新儒家的文化心态中也得到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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