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回眸与瞻望——林语堂研究60年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世纪末论文,林语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的发展往往阴错阳差，艺术的演变更出人意料。80年代中后期一度沉寂的散文自90年代以来一再升温，以至形成热潮，致使现代一些离我们较远的散文家、散文作品突然和我们亲近起来，甚至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其作品又重新上了书架，放在了案头。林语堂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在20年代曾创作过风格凌厉的杂文，30年代提倡“幽默”的“大师”，之后又写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畅销书的林先生又引起了研究者的瞩目，这不独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所致，也是林氏的人生道路及创作自有其独特魅力使然。当历史走近了世纪之交，站在世纪的尽头，回眸对林语堂的接受和研究历程，瞻望它的发展前景，该会是别有一番“风景”，别有一番情趣吧！
一
当现代文学还没有走完它的历史行程时，对林语堂的接受与研究还不可能有严整的内容。当时，由于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与要求，有关的接受评论大都从社会功能角度出发，关注的焦点也主要局限在林氏所提倡的“幽默”、“性灵”等小品理论上。其中，鲁迅对林语堂的批评尽人皆知。除鲁迅外，对林语堂给以关注的是胡风和郁达夫。
胡风的《林语堂论》〔1〕是较早研究林语堂的文章， 他深入剖析林氏提倡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根源，这就是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及斯宾加恩的表现主义批评，而其幽默闲适，虽可造成一种非正面的社会的关心或批评，但当时世态凄惶，人们无瑕去欣赏这样的小品，最终只能“转移人们的注意中心，变成某种心理的或生理的愉快。”当社会变革激烈的时候，任何一种与变革相异的言行都会程度不同地遭到责难。胡风作为左翼现实主义批评家，多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与时代内涵是顺理成章的，其意图在于激发与强化作家对现实的抗争力量。
应该说，30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论争是属于新文学内部的论争，并没有上升到后来文学史上的所谓“敌我斗争”。鲁迅当时虽从文化斗争的角度批评林语堂及其提倡的幽默理论，但并未否定作家的林语堂。他在答复斯诺提出的“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时说：“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陈独秀、梁启超。”〔2〕鲁迅的这一看法是极其有眼光的， 虽然它仅仅是一种结论。
郁达夫对林语堂的评论集中体现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郁达夫不同于胡风的现实主义批评，他是带着宽容、欣赏的态度指出林氏的性格及时势导致“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就其创作，郁达夫认为其幽默是“有牛汕气的”。
总之，30 年代对林语堂的批评性的评价是特定的时代使然。 到了1936年，林语堂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国内对他的关注也就中断了。
二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由于林语堂远居海外，也由于国内的政治气候，使对林语堂的接受与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当众多作家作品已进入史的研究视野时，林氏在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只是在有关文学运动的章节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出现的。只有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编在《收获颇丰的散文》、第二编《杂文·报告文学》章节中，对其创作提及一笔，但也多从政治角度来评判。
真正对林氏创作作文学上的阐释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的评论。夏志清在该书的第五章《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中，认为林语堂是独立作家的“首脑”，“他们采取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表现他们的个性”。而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之所以兴起，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最能表现传统的感性”。“小品文对许多作家来说，便成了一种个人的解脱。”夏志清赞赏林语堂等人和左派作家的对立，这是不足为训的。但同时他也指出：“如果我们翻阅林语堂这个时期的中文作品，就会发现，他的锐利的，怪论式的警句，虽然很精采，但他所写的英国式的小品文，除了故意雕琢的妙论之外，从来没有达到‘性灵’的高度境界。”“他没有严肃的文学趣味和知识标准，只是鼓吹他个人所热衷的无关宏旨的一类事，如幽默、牛津大学的学术自由、烟斗、萧伯纳以及美国流行杂志里坦白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他的杂志，也因此终于成了那些只叙述个人和历史琐事的作家，或者以研究中西文学来消闲的作家的庇护所。”
司马长风对林语堂的论述与夏志清较为接近。他既肯定“林语堂创办的一系列刊物”，“给三十年代的文学开拓了园地，使言志派的文学得到舒展”，也指出了他的偏向“那就是蓄意逃避现实”。“由于故做幽默，不能正视现实，当然写不出值得流传的作品”，“失去了文学的谨严。”可见司马长风对林语堂的作品基本否定了。
然而，当国内的读者几乎忘却了林语堂之时，在地球的另一面——美国，林语堂却名声大振。旅居美国的几十年，他写下了众多的文艺和学术著作，真正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甚至有的美国记者作过这样的报道：“全世界大多数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两大文人：一位是德配天地的孔夫子，一位是学贯中西的林语堂”。〔3 〕这样的评价，在当时国内的读者听来，简直近乎天方夜谭。
三
当历史的脚步走进了新时期，人们又迎来了开放的新时代之时，林语堂又被重新记忆起来，他的旧作又重新与国内的读者见面了。学术界的研究论文也日益增多，也有研究专著的问世。近20年间的林语堂研究，大体上可以1985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
1985年以前的林语堂研究不能不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因政治上的误解、阐释中的理论偏至造成的对林语堂及其理论的误读是如此之多，而这种误读在许多人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又是如此之重。于是针对过去的责难或已有的判断提出反命题便成为一种必然之势，这使研究带有反思色彩。
率先给以评述的是李金淦的《评“论语派”》〔4〕。 该文论述了“论语派”的思想倾向及其变化，指出他们始终坚持“中间立场”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办刊方针，虽然声明不谈政治，而实际接触了政治。在此之后，出现了与前者题目类似、内容视角接近的几篇专题论文。〔5〕还有人从鲁迅和林氏关系的角度，全面评价了林语堂的一生。
这种反思式的评论，虽然使一系列具体判断发生变化，但思维方式、理论模式却内在地延续着。比如对林语堂文学上的贡献还缺乏论述。对林语堂思想转变的复杂性也缺乏充分的认识，往往只从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的角度认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政治上的软弱性、妥协性导致了他30年代的转变。这就显得有点简单化了，没有挖掘复杂的原因。看来对复杂的林语堂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四
1985年在学术界被称为“方法年”，研究视角的拓宽与研究方法的转变成为热点。在文学史研究中突出文学本身的特点，在作家研究中突出作家主体的特点。在这种形势下，林语堂研究也有了新拓展，这主要集中在文艺思想、文化交流和文学创作三个方面。
在林语堂文艺思想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是林氏30年代所提倡的幽默、闲适、性灵，这也是最使林氏遭受非议的地方。林语堂由20年代的“浮躁凌厉”，转而提倡幽默闲适，其原因是什么？研究者认为，这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个人主义后缩型的自我保存，是一种个人的人间本位主义，它一半属于儒家的入世人生观，一半属于道家的避世人生观。
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曾自诩为“一捆矛盾”。这种思想上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性不可能不反映到林氏的幽默观念中。施建伟认为，林语堂的幽默观是在发展中形成的，是由30年代的“重客观”演变为70年代的“重主观”，其发展的原因是因为其思维中心从以西方标准来过滤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幽默现象到后期把幽默作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溶合点来看待，从而把对幽默的研究推至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上。〔6 〕张健认为林氏思想尽管矛盾，但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这就是“自我表现意识”，正是这种思想成为林氏主动汲取和选择中西喜剧观念的内部动力和依据。这种自我表现意识由向外和向内两个向度发展，当向外发展受阻时必然要向内，即退回内心，于是建立起了超现实的幽默观。〔7〕
彭立则定位在30年代林氏整个文艺思想的研究，他认为30年代林氏的文艺思想，以“超政治——近人情”为思想指导原则，以“表现——性灵论”和“幽默——闲适论”为创作主体”。〔8 〕这种归纳和分析是全面而中肯的。
林语堂不仅是一个作家，同时他还是一个文化学者，“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他最为得意的一句话。在80年代文化浪潮的推动下，人们开始注意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寻求林氏在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最先在这个领域开拓并为后来者奠定基础的是陈平原。他在《论林语堂东西综合的审美理想》〔9〕一文中， 从审美理想的角度探讨了林氏东西文化的综合。在《林语堂与东西文化》〔10〕一文中则探讨了他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人生哲学，以及林语堂在文化史上的典型意义——理智上接受西方文化，感情上却依恋东方文化，最终导致向传统的悲剧性复归。所谓悲剧性复归是说林语堂在向传统复归过程中只是飞了一个圆圈，没能实现螺旋式上升，他过多地吸取了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趣，抛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从而避开30年代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不要求任何人都能荷枪实弹上战场，但至少应该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起消极作用，而林氏的提倡与实践毕竟在客观上起到了“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的作用。
周可则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认为林氏从反叛到回归传统，蕴含着其理论思路及其价值取向的转向。20年代林氏的关注点在如何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上，因此他主张全面欧化。而30年代以后，为摆脱文化态度上弃厌传统又不可能真正摆脱它，崇尚西方却往往只能属于空想的尴尬，林语堂开始调整理论思路：放弃单一反传统立场，而代之以文化相对主义的双重文化意识。但在实践上却出现价值重心的偏移，即重视“以己之长，补人之短”甚至有认短为长的倾向。〔11〕
从文化角度研究作家作品毕竟属于一个崭新的角度，文化史研究的落后与当代研究者文化意识的强烈造成明显的逆差，使得研究者从这个视角进行探讨时，显得拘谨有余，放不开手脚。
对林语堂创作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对其小说的研究，不论是微观分析还是宏观考察，都着眼于主题及人物所表现的文化内涵，积极寻求小说的文化史价值。近几年的研究文章，尤以阎开振的《理想人格追求中的生命形态——论林语堂小说创作的人物构成》〔12〕为代表，注意到林氏所塑造的众多理想人物都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既有儒家的伦理观念，庄禅的人生态度，又有西方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对自由意识的强调和向往，同时还杂有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陈旋波则试图用殖民文化的理论把林语堂小说研究纳入到比较研究的范围内，通过与汤婷婷小说的比较，指出林氏的《奇岛》、《唐人街》是对西方典律的认同，而汤婷婷的《中国人》、《女勇士》则解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中心典律，确立边缘文化的合理性。〔13〕
在散文创作研究中，较全面对林氏一生的散文进行评价的是沈栖的《林语堂散文创作简论》〔14〕。他把林语堂散文创作分为三个阶段：语丝时期，30年代和台湾创作时期，对其思想内容进行分析归类，对艺术风格的演变进行简单勾勒：20年代浮躁凌厉， 热烈明快的杂文体；30年代闲适小品文，语言上文白杂糅的语录体；台湾时期谙顺自然的娓语式笔调，语言平实朴素。
随着闲适派散文热潮的兴起，出现一批关注、探讨这一现象的论文，其中，蒋心焕、吴秀亮的《试论闲适派散文》〔15〕具有代表性。该文认为西方表现主义与中国道家的审美意识相契合，构成林氏散文的主要美学特征，并且从审美风格、语言风貌、文体笔调以及闲适幽默的独特性上进行分析、评价。
在散文理论上，除了林语堂所倡导并实践的幽默闲适外，还力行语录体，对于这一点，研究者涉及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周质平的《林语堂与小品文》〔16〕填补了这项空白。该文认为林氏所倡导的语录体或“白话的文言”减少了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断层现象，加深了白话文历史的纵深和对文言的联系，使小品文维持了它的普遍性和可读性。
五
几十年来，林语堂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其他文化名人研究而言，无论在研究队伍上，还是研究的深广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面对这样一位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化过程中的思想复杂的历史中间人物，并且在文学、文化交流、语言学、教育学等多方面开花结果，享誉海内外的人物，其丰富而复杂的内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但遗憾的是，研究者涉及的领域是极其有限的，许多领域几近空白，有待开发与拓展。比如，作为翻译家的林语堂，其翻译思想与鲁迅等人有何不同？作为文化学者的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处于怎样的位置？他的关于中国的介绍，对外国人的影响究竟至于何种程度？以至在1989年2月10 日美国总统布什认为：“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我们国家要成功，我们便必须重新领悟这些话的意思。”〔17〕其他如林语堂的哲学观、伦理观、政治观、教育观、婚恋观等等都有待于研究。
其次，即使已有的从文化角度、文艺美学角度，以及和鲁迅交往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章，也由于论者的各抒己见，缺少相互间的讨论与切磋，导致林语堂的研究显得有些驳杂，且深度不够，急待从零散走向整合。
再次，相对于研究对象而言，研究者主体相对狭窄的知识结构，使得要想全面深入地接近研究客体而感到力不从心。这也期待着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也需要临近学科的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最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也是制约林语堂研究进一步拓展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其作品的编辑出版来说，迄今为止，大陆尚没有一套完整的林语堂著作全集，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套30卷本的《林语堂名著全集》，内收林语堂著作大部，而不是全部。而且由于林语堂大部分作品是用英文写作的，因此还存在一个译本问题。翻译过的需要重新修订，乃至重译，没有翻译过的则更需尽快译成中文。因为译本的成败高低直接影响是否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真象。就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来说，至今还没有一本系统的《林语堂研究资料》，使得研究者在从事研究工作时困难重重。
鉴于以上情况，若想写好林语堂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全面推进林语堂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相信，随着研究者的不断努力，在未来几年，乃至下个世纪，林语堂研究必将跃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
注释：
〔1〕胡风：《林语堂论》，《文学》第4卷第1期。
〔2〕《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3〕《联合报》大陆社纽约航讯，1965年7月28日。
〔4〕《徐州师院学报》1979年3期。
〔5〕施建伟：《论语派及〈论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施建伟：《语丝派的分化和论语派的歧途》，《南开学报》1984年第2期。 万平近：《老舍与林语堂及其论语派》，《新文学论丛》1984年第4期。
〔6〕施建伟：《论林语堂的幽默观》，《社会科学》1989 年第11期。
〔7〕张健：《精神的伊甸园和失败者温婉的歌》， 《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8〕彭立：《三十年代林语堂文艺思想论析》， 《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9〕陈平原：《论林语堂东西综合的审美理想》， 《在东西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0〕陈平原：《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11〕周可《林语堂中西文化比较观的内在理络及其矛盾论析》，《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1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13〕陈旋波：《从林语堂到汤婷婷：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叙事》，《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14〕《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15〕《聊城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
〔1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17〕转引施建伟《林语堂在海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