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实证论文,思潮论文,四次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7-0070-11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的研究，史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蒋俊《中国史学近代 化进程》、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 、朱政惠《史之心旅》、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等论著中，[1]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一些专题论文如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戴逸《世纪之交历史学的回顾与 展望》等，[2]也是宏观论述的专文。对实证史学的研究，包括兰克史学、实证主义史 学、考据史学以及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近年来也有明显进步。比如《略论实 证主义史学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异同》、《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哲学与20世纪的中国历 史学》、《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等论文，以及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 国近代史学》、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鲍绍霖主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 》等著作。[3]但是，立足于西方实证史学的传入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专门从实证 史学的角度来宏观考察20世纪中国史学思想的，目前尚不多见。
实证史学思潮在中国20世纪屡屡泛起，又频频衰落。百年之中，大致经历了四次：世 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 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和90年代的“振兴国学” 与“南北二陈”。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基本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的转型，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蜕变。历史学作为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分支， 经历了同样曲折的发展过程：从世纪初的新史学到新历史考证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 ，史学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在如此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史学阶段中，实证史学 思潮却时起时落，必有其特殊的外在需要和内在原因。具体分析实证史学在不同发展阶 段的具体特征，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和21世纪史学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课题。
实证史学是指在西方实证史学思想影响下，以传统考据史学为基础的新考证史学，它 与传统考据史学(包括乾嘉史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不完全等同。其基本特征是 求真征实，通过对史料的辨伪、批判和考证，以达到对历史的解释。实证史学的产生和 发展，在西方主要是19世纪以来的事，传入中国则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借鉴西方 实证史学的思想，在批判封建主义和旧史学的基础上，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建立“ 新史学”，提倡“为历史而治历史”，提出了历史学学科化和科学化的初步要求。
一 “为历史而治历史”
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分别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从批判封建旧史学 入手，高举“史界革命”的旗帜，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建设的序幕。《中国史叙论》开 宗明义“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 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 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 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 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4]指明中国旧史是“君 史”，而非“民史”。这种“君史”造成中国旧史书有“四蔽”、“二病”、“三恶果 ”。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 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 ，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 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 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 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 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5]旧史学在内容上是“君史”，所 记内容主要是帝王将相的活动，即所谓“家谱”，是围绕封建王朝世系而展开的，属于 传统政治史方面的内容，极而言之，主要是封建政权的兴替和转移，即梁启超所谓“相 斫书”，内容比较狭窄。史书的撰写主要是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 念，即所谓“文以载道”、“春秋笔法”、“劝诫”、“资治”之类。史书主要是封建 帝王的“教科书”。这样的史书，与关乎国计民生、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相距遥远。 因此，梁启超说：中国史书虽发达，“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 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5]。因此，“史界革命”是必不能免的。
建设新史学的主要着眼点之一就是提倡“为历史而治历史”。1923年梁启超在《中国 历史研究法》中提出：“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 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掺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 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 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 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 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 ，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6]不以治史为目的而为手段，必至歪曲历史，甚至 为了某种主观的目的而图纂改历史。“春秋笔法”即如此，《春秋》为亲者讳、为尊者 讳、为贤者讳，不是从史实出发而是以主观需要来定褒贬。因此，梁启超认为：“夫史 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 ，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 忠实叙论之，使恰其本来。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 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 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 史然后有良史也。”[6]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推重信史，又提出了良史与信史之分，认为 良史是在信史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又高度称赞全谢山 “为史学而治史学”的精神，称其为“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7]
其实，梁启超“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思想，可以上溯到1922年，在《学问之趣味》一 文中，他说学问应该“无所为而为”，才是真正的学问的兴趣。“凡有所为而为的事， 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 段便抛却。”强调要“为学问而学问”、“为生活而生活”。[8]就好像小孩子玩游戏 一样，要为游戏而游戏，为了玩而玩，而不是为了“体操分数”而游戏。否则，就像学 生学习是为了毕业证书，而不是为了学问，这就不是学问的真正兴趣。这样的思想，在 同年(1922)所写《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有论述：“为活动而活动，为真 理而求真理，确是人类固有的良能。”[9]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一种纯客观的、独立的史 学研究。
综合梁启超此期有关的论述，其“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思想主要包括：
第一，史学要把求真放在首位，反对“文以载道”。其重点在于以史学为工具，批判 附会于旧史学的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观念，批判封建主义，鼓舞民族主义，唤醒国民，以 求切合于国计民生、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提倡科学，批判愚昧、迷信；以进化论史观 为指导，建设“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
第二，重视史料的考订工作。他说：“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 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 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 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 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 言”。[6]要开展科学的历史研究，史料是基础，考据是关键，必须重视史料的考订工 作。
第三，要以治史为目的，而不为手段；提倡客观的研究，尽量裁抑主观的成分，提倡 科学的历史研究。提出历史学要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之学科化的初步要求。
在梁启超此期的史学思想中，批判封建旧史学为其核心，以“破坏”为主。其史学思 想虽受到日本实证史学家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影响，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观点，但与 浮田和民的实证史学思想尚有很大区别。因此，所体现出的建设新史学思想只是初步的 ，并不系统。因为，“建设”并不是梁启超此期思考的重点。尽管如此，“新史学”理 论却透露出了可贵的历史学的科学化和学科化建设的初步要求和思想趋势，成为日后新 历史考证学派建设近代史学的主要目标。
“为历史而治历史”，在批判旧史学“因文见道”方面有鲜明的针对性，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但是，“为历史而治历史”，并不是系统的史学主张，也与梁启超本人今文经 学的治学路数相违背，更不是科学的治史口号。当他系统地阐发其史学思想时，特别是 在1923年经过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在倾向于反对“科学万能论”的背景下，梁氏便很 快放弃了这一主张。1926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说：“现在人很喜欢倡‘ 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个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 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 问而学问而已。”[10]梁启超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出尔反尔。过去，一直认 为梁启超“务广而疏，浅尝多变”[11](p311)，这种解释过于表面化，无助于问题的解 决，作为一代学人的梁启超也没有那么浅薄。其实，这一转变过程恰恰反映了历史学的 一个内在矛盾：在建设近代史学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求真和致用的关系问题?梁启 超的转变，正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近代历史学在科学化道路和 学科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有在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过 程中，随着历史学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认识才能逐步深化和日趋明朗。
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门学科更是如此。就历史学而言，它既不可能是纯客观 的，更不可能是纯主观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历史而治历史”、“为学问而学问” ，谁也没有那样的雅兴，事实上也做不到。但是，近代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 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于是便有第二次实证史学思潮的兴起。
二 “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梁启超所倡言的“新史学”，除现实社会运动的推动外，大部分思想来自西方实证史 学的影响。实质上可以说，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实证史学的开端，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则把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大声疾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 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 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2]这三项主张是相关的，中心思想在于要建设科学的 历史学、语言学和东方学。关于语言学和东方学我们暂且不论，科学的历史学的含义就 是要把历史学置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
傅斯年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 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 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围，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 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历史学是科学研究，不是写历史书，要 在进化论的指导下，利用科学方法寻找、考证、整理尽可能多的史料。但是，这种搜集 整理与以前又有所不同，以前是以文献资料的考订为主，而这里所强调的是：在进化论 史观的指导下，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一切手段去从事考古发掘和各种实地的采风 问俗(包括对历史记载进行语言学的分析和研究)。因此，他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 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 新历史考证学派无可争议的工作核心。
为什么如此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呢?傅斯年认为，历史学进步的标准有三条：“(一)凡能 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 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 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 退步。”因此，傅斯年说：“我们的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第二条是扩张 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这三条实在是一句话，没有客观的处理史 学或语言学的题目之精神，即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者，是不感觉着扩充材料之必要，且 正也扩充不了。若不扩张工具，也不能实现这精神，处置这材料”。[12]利用不断扩张 的新工具，客观的整理尽可能多的第一手材料，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沿着这条路 向，不断研究下去，必能得到对于历史之近真的认识，这恰好符合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发 现的逻辑。
傅斯年强调科学的研究，要与国际一致，不能囿于一隅之见，不能自外于国际学术发 展的大潮。强调了要客观处理史料，反对主观的穿凿附会，反对史学的致用观。这种主 张“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兰克、莫姆森之著史立 点”[12]。傅斯年在1930年9月13日致王献唐的信中说：“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 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 学之境界中。此志似可，而自愧力有不及，如承指正，感荷无量!拙著《历史语言研究 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13]把实证史 学沿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着意进行了强调。重视原始资料，强调对文献的批评考证， 主张客观的整理研究，反对主观的穿凿附会，并且强调集团式地研究，要利用自然科学 的知识和方法，这些都是与实证史学的基本主张相吻合的。
据傅斯年学生的回忆，他回国后，自称“我们是中国的兰克学派”。根据对这些情况 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傅斯年等人所要建设的近代史学，正是以西方的实证史学为参照 的新考证史学，所不同的是，他们又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改造。
王国维、胡适也是早期强调对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王国维在1899年为樊炳清翻 译的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要》所写的序中，就曾提到对史学的科学研究。他说：“余尤 愿读是书者，就历史上诸般之关系，以解释东方诸国现时之社会状态，使毋失为科学之 研究，乃可贵耳。”[14]他所认为科学，即是知识成系统者。“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 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15](《王国维序》)王国 维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于傅斯年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主张，自有新义。他说：“凡记述事 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 接着又说：“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几《史通》之类) 。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16]而这里所谓“科学”，是 一科之学的含义。与以前对科学的定义有所不同。史学作为“一科之学”(科学)，必然 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认知和评价体系，较前更明确地提出了史学的学科化建设问题， 并且意识到把史学与自然科学等同显然是不行的。
起初，王国维同别人一样也是笼统地提倡对史学的科学研究，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 他显然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因此，对科学与史学加以区分。并且对当时的史学界发 感慨说：“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 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 然。”认为，史学与科学终归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又不愿放弃科学的史学研究，并且 多次强调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 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 ，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科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不可偏废：“治科学 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16]因此，又有 对科学的不同含义之论，主张所谓科学，其实就是一科之学。王国维虽然在科学与史学 的关系上，没有过激言论，但是，他对史学的科学化研究趋势的强调，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正符合近代史学的科学化趋势和学科化建设的要求。
胡适更是一位科学迷，他对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的贡献，主要体 现在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和研究学术的科学态度与方法。胡适说：“在这些文字里，我要 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 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 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17]其科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上起到了 广泛的启蒙作用。
胡适不仅对实验主义哲学感兴趣，对明显处于领先地位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更有兴 趣。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 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 ‘科学’。”[18]他与1914年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科学 社举办讲座，邀请胡适到会演讲，他讲的题目是《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胡适与中 国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任鸿隽关系更加密切，胡适经常为中国科学社乃至中国科学界的 活动出谋划策。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提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要科学地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具体步骤 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对于一切思想学术，要有一种 “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 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 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 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 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 更有益的吗?’”[19]这就是对待一切问题的科学态度。至于科学方法，则贯穿其一生 。直到晚年他还在讲：“‘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20]
胡适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所以方法也只有一条，就是寻求证据。又说这只是一 种实验的方法。1922年胡适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说：“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一 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惟一目的是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 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21]并且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 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21]实验主义的方法是什么呢? 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验室的方法；二是历史的方法；三是存疑的方法。胡适说：“我 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 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22]赫胥黎的存疑主 义是一种思想方法，要点在于重证据。对于一切迷信，一切传统，他只有一个作战的武 器，就是“拿证据来”![23]
胡适重证据，还特别注意考察证据的可靠性。他说：“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 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 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24]这就涉及到证据的证 据，即要对证据本身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在史料的鉴定上，他说：“审定史料乃是史 学家的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 密了。”[25](P34)
胡适提倡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对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影响很大，对历史语 言研究所的工作方向也有指导意义。如果说傅斯年是史语所科学精神的忠实实践者的话 ，那么，胡适则是这种科学精神的领袖。在这种共同精神的激励下，形成了中国新历史 考证学派，在三四十年代独步史坛。
“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为代表的实证史学思潮，第一， 把近代史学的建设方向引向了自然科学的方向，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唯科学主义思潮相 呼应，历史研究出现“求真”、“纯客观”、唯考据为尚的风气。第二，把历史学和语 言学联系起来，从语言分析入手治思想史，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历史，追步当时西 方学术的发展。第三，此次实证史学思潮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学科化、近代化和科学化 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因而具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扩大了史料范围，由过去单纯的文献 资料扩大到实物资料，特别是田野考古资料的发掘，文献资料也从史书扩大到政书、诗 文集等；考据手段的扩张，由过去单纯的文字音韵训诂扩大到文献学的系统方法(以内 考证和外考证相结合)，注重借鉴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等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手段， 由过去从文献到文献扩张到从实物到文献、不同民族文献的比较研究，利用人类学、社 会学等手段治史；治史的领域扩大，由过去单纯注重政权更迭的政治史到经济史、文化 史、社会史等领域；治史的目的转变，从“皇帝教科书”到“生活教科书”，从注重对 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还原到对不同历史事件之间内在联系、甚至历史运动规律的揭示。新 历史考证学把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设切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当然，以傅斯年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一些主张显然是过激的，这与当时现实社 会矛盾和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思想界唯物史观与各种唯心史观的斗争分不开。 比如，追求纯客观、不涉主观，“把材料整理好，则道理自然显明了”，这些主张显然 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以前我们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对唯心史观派基本持批判否 定的态度，而现在又有一种趋势，反其道而行之，不讲这种斗争的社会现实，离开历史 发展阶段，抽象地去评述这些主张，对新历史考证学派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而对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则吹毛求疵、苛责过多。不管是强调阶级斗争，还是不讲阶级斗争，都是非 历史主义的做法。就像艺术来源于生活，但生活却不等于艺术一样，史学离不开史料， 但史料本身绝不等于史学。在当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之秋，胡适、傅斯年等人主张“ 史学只是史料学”，号召青年“整理国故”，埋首故纸堆，脱离火热的现实斗争，终被 历史所冷落。
三 “回到乾嘉时代”
根据1950年到1999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资源的不完全统计，我们分别以任意词的形式 ，设计了两个表格，表格中的三段分期，是根据现有光盘资源自然形成的，但是基本上 反映了我们的要求。
根据这两个表格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新时期以来，特别 是在80年代初，确实存在乾嘉史学抬头的现象，所谓“回到乾嘉时代”的思潮是存在的 。因为此前出现“乾嘉”一词甚少，到80年代初突然增多。与此相对应的“考证”条， 在三个时期中，此期独多，占万分之六点五五。同时，“史学危机”现象出现，并且占 有相当比例，说明人们对当时史学现状不满意。这几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说明受左倾 错误影响的主流史学面临危机，崇尚考据之风气重新兴起。第二，90年代“国学热”出 现，这是90年代所特有的现象，此期“考证”一词仍居高不下，并且与80年代的年平均 数持平，再加上有关“二陈”特别是陈寅恪研究热潮的凸现，说明伴随“国学热”出现 的同时，重考据之风仍然盛行(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展开论述)。另外，像社会史、文 化史在新时期研究的热潮，仍在升温。总之，表格所反映的内容与我们对文献资料的定 性分析，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
所谓“回到乾嘉时代”，其实质是一种要求重视史料考据、重视历史事实，厌恶影射 史学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思想倾向。现在可以查到的较早提及这种思潮的文章，比较集中 在80年代初，当时的几乎每篇文章中，都要提及乾嘉考据，在人们的言谈话语中更是如 此。比如，熊德基说：“近来听说还有极少数轻视或不太信任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 ，又强调学习所谓‘乾嘉学者’的考据。考据之学，当然我们仍是需要的。我也钦佩乾 嘉学者的渊博和巨大成就，他们的许多著作今天我们仍要利用。但科学总是后来居上的 ，处于我们这个时代，完全有条件超越他们，而他们决不可能达到我们所能达到的水平 。”[26]丁伟志说：“由于传统的错误历史观和治学方法对我们历史工作的消极影响， 特别是十年内乱对历史工作的消极影响，使得部分史学工作者理论兴趣十分淡薄，越来 越只是醉心于琐细问题的考证。这种情绪，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显然是不 利的。”[27]胡如雷说：“如果今天再提倡‘回到乾嘉时代’，那就不但是从马克思主 义的史学阵地上倒退，甚至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也是一种倒退。”[28]葛懋春说 ：“在纠正理论脱离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学风，加强史料工作的时候，有人提出史学应 回到乾嘉考据学派的路上去。这显然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于乾嘉学派 考订历史资料的有价值成果，当然应该批判继承。即使对其运用形式逻辑整理史料的方 法，也可以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有条件地运用。但是，笼统地认为历史学应走回头路， 回到乾嘉学派去，其结果只能是回到史料即史学的老路，把历史科学研究引入歧途。” [29]虽然大多数学者是从不同意或批判的角度提出问题，但是，之所以如此，正可以从 反面说明这种“回到乾嘉时代”现象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另外，根据前面我们所列表格 的统计：一，此期“乾嘉”一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二，有关考证、考据的文章，无论是 绝对数量，还是年平均数都远远高于其他两个时期；三，事实上，就当时的论文而言， 无论是选题、内容，还是论证方式、价值追求、表述方式等方面，均是朝着考据史学方 向在努力。因此，这个时期存在崇尚考据、崇尚乾嘉时代的学术潜流是确定无疑的。
十年浩劫，“四人帮”对历史学领域的破坏，教训是深刻的。由于不正之风的盛行， 使人们对于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缺乏热情，不感兴趣，却热衷于“探风”、“望风 ”、“赶浪潮”，而且还美其名曰“配合现实政治斗争”。否则，似乎就是“脱离政治 ”，搞“纯学术”，“为历史而历史”，“资产阶级客观主义”。这种极左的空谈，其 理论十分荒谬。一些历史学家由衷地说：“它给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造成的危害，我们 都深有体会。现在是到了彻底纠正这种不正之风的时候了。”[30]“就整个史学界而言 ，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假大空影射史学之后，学术论文趋于求实，为了澄清被‘四人 帮’搞乱了的诸多历史事件，考证、辨析一类旨在弄清历史现象的文章多了起来，这是 一件大好事。弄清历史现象，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要求， 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如果我们仅仅 停留在弄清历史现象上，或者误以为只有弄清历史现象的论文才算学术，那无疑是降低 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准。”[31]处于对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史学模式的厌恶，希望尊重 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主张历史研究要重视史料考据，做到“论从史出 ”，彻底摆脱“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影射史学，自在情理之中。但是，无可否认的是， 其中也存在有排斥或淡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倾向。所以，这种思想一出现，就遭到 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批评。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时，一批著名的史学家 如郑天挺、杨生茂、戴逸等，也一致批评说：现在有人“不愿意再依靠马列主义，而是 想用西方实证主义的烦琐考据和史料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32]。有些人以 为“历史科学只凭史料，不需要任何理论，甚至认为，理论的指导意义必然会带来主观 武断的弊病，反而会损害科学性”。其实，“完全不受某种理论影响的科学研究是根本 不存在的，问题是接受哪一种理论观点的影响，用哪一种方法进行思考”。[33]红旗杂 志社哲学历史编辑室为此还于1983年编辑出版了专书。该书《编后记》说：“为了推动 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更好地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一步繁荣历史科学，我们编辑 了这本《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文集。”[34]对这种淡化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史学 理论的倾向进行了回击。
在史学界提出“回到乾嘉时代”的同时，伴随着这股以考据为尚的思潮，还兴起一种 研究“实学”的热潮。但是，“实学”“对历史研究来说，就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严格 忠于历史事实，具体分析历史事实，提出切实的见解，得出科学的结论，归纳起来就是 要‘实事求是’。……如果这种理解大致不错，那么所谓‘实学’就绝不能仅仅限于史 料的发掘和整理、史实的搜集和考证，以及热衷于琐细史事的铺叙。如果把这些视为惟 一的‘实学’，并且形成一种学风(不是说现在已经形成了这种学风)，它就要从表面的 ‘实’向本质的‘虚’转化。这在中国的史学史上是不乏先例和有过沉重教训的”[35] 。同时，学术界出现了学术研究“离政治越远越好”、“离现实越远越好”等论调。对 以新历史考证学派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再度升温。理论界重现迷茫， “哲学的贫困，经济学的混乱，法学的幼稚，史学的危机”等论调，成为一种时髦话题 ，学术界平静的湖水再起波澜。
“回到乾嘉时代”，从本质上讲，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要纠正“四人帮”对历史学科 学性的破坏，主张历史研究要从史料、史实出发；二是淡化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倾向。但是，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搜集史料搞考据，只是历史 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要探索历史发 展的规律，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才能完成。要使历史学步入健康发展 的轨道，看来，以下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好：提倡科学的历史研究，是不是就要搞实证 史学?甚至要“回到乾嘉时代”。理论和史料的关系究竟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地 位如何?如何发展?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什么?历史学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 ，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是提倡考证、简单地“回到乾嘉时代 ”所能解决的，它并不能解决史学界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挽救不了历史学的颓势。于是 ，“史学危机”呼声终于出现。
四 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
90年代出现了所谓“国学热”和“南北二陈”(陈寅恪、陈垣)热，很多人相信“21世 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1992年，作为“国学热”兴起标志、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 化研究中心编辑的大型学术年刊《国学研究》，在全国最高学府创刊。《人民日报》特 辟专版登载有关国学研究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文章。《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等杂志纷纷开辟“国学”专栏，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国学丛书”，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国学大师丛书”。同时，“四库存 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传世藏书”也在规划出版。研究传统文化的《传统文 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研究》、《东方》、《寻根》等刊物相继问世。在曾经出现 过许多国学大师的文化城苏州，还出现了以“国学”命名的民办学校。“国学”研究炙 手可热。《文史哲》编辑部的编者按说：“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以儒、道为核心的东 方传统文化，再一次成为世界学人关注的热点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具有悠久历史 传统的‘国学’，已成(呈)复萌之势。”[3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国学 与时代精神”专栏编者按说：“我国在90年代出现了‘国学热’。”[37]
关于“国学热”出现的现实背景，有人主张“国学热”是文化学者对当前社会转型、 文化重建进行思考的一种路向。[38]也有人说“国学热”是一种复古或别有企图。[39] 要认清90年代“国学热”的真相，还得从80年代的“史学危机”谈起。当时，有人认为 中国史学是一种伦理史学，没有事实判断。更有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战 时史学”，已经不适合中国建设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苏东的巨变，说明社会主义实践 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破产，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已经失败，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 ，补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课。传统文化是一种“酱缸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包袱，这个 包袱使中国经济腾飞的翅膀变得格外沉重。《河殇》更是把传统文化视为“黄色文明” ，加以彻底否定，表现出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再次掀起全盘西化的高潮。同时， 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初露锋芒，随之有所谓新儒学的复 兴。褒贬之间，两种思潮交错出现，1989年前后达到了高峰。
全盘西化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西方又是一种什么现状呢?西方经济的放缓、后工业社 会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已经充分暴露；苏东巨变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的混乱，使中国人 看到了单纯追求西方模式的危机。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逐渐明晰，坚定了中国人的信心。东西方一兴一衰、一进一退的强 烈对比，使中国人找回了久已失去的自信。再加上1989年政治动荡所带来的政治气氛收 紧，新保守主义思想浮出，振兴“国学”思潮出现，有人提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 世纪”，“西方不亮，东方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哲学将来一定 会大放光彩”等等论点相继出现。[40]“国学热”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浮出水面。
“国学”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但就史学领域而言，“国学热”是与“陈寅恪热” 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学热”兴起的同时，有关陈寅恪的研究也在升温。据有关统计， 此期有关陈寅恪研究的专题论文约百篇，专著近38种。根据新浪网搜索的结果，“陈寅 恪”的条目为8253条，超出其他史学家的4倍还多。这个统计(见表三)有不确切和媒体 炒作等因素，但是，正是这种模糊的统计炒作本身，恰恰反映了社会上一般的情况。
这个表说明：第一，“陈寅恪热”和被炒作是相当明显的。第二，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相比(当然有的史学家在解放后改信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我们就1949年以前的情形 而言)，重考据的史学家的热度在明显上升。
学术界一般认为，随“国学热”的兴起，出现一种崇尚考据、重视学术规范的史界“ 二陈热”(指陈垣、陈寅恪)。根据我们的研究，说“二陈热”，其实是不准确的，确切 地说应是一种“陈寅恪热”。这种思潮的出现，除了要求重视考据工作、遵守学术规范 的要求外，还有一种淡化或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陈寅恪一再声明“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41]，成为后来不少论者崇奉的箴言。在当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二所所长一职时，陈寅恪提出的两个条件即是：“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 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以允许证明书，以做挡箭牌。”[42](p102)当90年代有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现”[43]时，也出现了所谓摆脱政治、远离政治的论调，认为学术“离政治越远越好”、“离现实越远越好”，甚至重提“为历史而历史”的老调。[44]而笼统地说“二陈热”，势必会掩盖其中的一些含义，因而是不确切的。
90年代的“国学热”和“陈寅恪热”表明：历史研究中实证史学思潮再次受到青睐。 据黄卓越《走向内在研究的国学》一文的分析，90年代的这次“国学热”，“最为值得 注意的是学术规范的讨论和实证研究的进展”。关于实证研究，“不管我们理论上对之 有多少保留，从这些年研究取得的成就看，主要或首先还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是 因为实证研究比以往有了更为坚实的进展才有的收获。”第一，这种实证研究，并非只 研究一些细枝末节。第二，这种实证性研究，也不排斥意义与分析。“总起来看，实证 研究也是处于发展之中，包括不断地改进方法、扩大内涵，从而保证揭示对象的进一步 的可信性与完整性等。只要对当今世界学术稍有了解的学人，就会知晓今日的实证方法 已非传统的‘训诂’等所能限定，它本身已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其内部也已构成方 法‘多元’的态势。”[45]“国学热”实质上是在提倡学术研究中的实证研究，而实证 研究则是这些年取得成就的保障。另外，在我国提倡实证研究还与长期以来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及学术无政府主义等学风的败坏有关，具有明显的“扭亏补损”的针对性。对 实证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
平心而论，就中国学术现状来看，许多领域确实存在“想当然”的研究，存在“先入 为主”的没有经过证明的假设，我们缺乏实证的研究，所以才有实证思潮的再度兴起， 才有加强学术规范的呼吁。同时，还说明20世纪初发端的中国学术的科学化道路和学科 化建设仍没有完结，就历史学科而言，更是如此。因此，提倡实证的研究，讲求实事求 是的学风，继续推进中国学术的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仍将是今后学术界的重要任 务。但是，实证史学显然已不符合国际学术发展的大潮，况且，陈寅恪的史学亦并非实 证史学所能概括。
90年代的“国学热”与“陈寅恪热”，虽表面看来是重史料、重考据的实证史学的回 潮；实际上，则是对包括唯物史观史学在内的整个学术的全面反思，其中心仍是中国现 代学术建设中的问题。因此，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在“史学危机”的 呼声聒噪之后，史学界进入了对唯物史观全面反思的新阶段。第二，在各种西方史学理 论粉墨登场之后，作为对全盘西化论思想的反拨，人们蓦然回首，觉得历史学应该回归 自我，按照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开展研究。第三，西方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亚洲经 济的加速，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逐渐 明朗，重新找回了中国人的自信，并开始以自己的大脑来独立地思考问题。如何形成立 足于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以克服过去削中国历史之足， 适西方理论之履的宿弊，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第四，1989年风波之后，对思想界的冲 击和切实重视研究学术的保守思潮的出现，使人们对各种理论模式感到厌倦，从事实出 发，研究实际问题的“实学”思潮出现。
因此，有人说：“我虽认为研究‘国学’，必须从考据入手，但又主张不止于考据。 ‘国学’而敢称‘新’，就必须引进、运用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也有人主张坚 持唯物史观，因为唯物史观能使我们做到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46]史学研究不能排 斥考据和义理，但不应该脱离生产、实践而单从史料、古代经典中进行考据和阐述。因 为脱离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的文化、观念能否成为研究的起点和前提，本身就是应该 “悬搁”起来再“考据”的。否则，就会导致否定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新民族虚无主义。 “国学热”与“陈寅恪热”的本质在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应该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如 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发展道路。在这样一个根本前提下， 唯物史观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时俱进?历史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中国学术 、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前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路等等问题，正是世纪之交人们思 考的重点所在。
五 结语
综合分析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我们认为，百年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道路， 实际上正是历史学面对传统史学经过近代史学的过渡性变革，向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新史 学发展前进的过程中，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价值功能、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历 史编纂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探索。第一次主要是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在批判旧史学 的过程中，来界定新史学。在使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方面， 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作用。第二次主要是现代新史学的建立，在遵循现代学术的基本规范 、使历史学成为一门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旧史学进行了 持续的致命的批判，为新史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同时，也说明想沿着自然 科学的方向来建设现代史学，道路是行不通的。第三次是对影射史学和教条主义史学的 反动，是一种“矫枉过正”。虽然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解放思想方面，起过积极的 作用，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历史学要抛开唯物史观的指导，忽视甚至否 定理论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同样是行不通的。第四次则是对主流史学和中国学术的全 面反思，当然也包含有对全盘西化的反拨和向传统文化的回归等多重含义，其中，使历 史学真正本着自身学科的发展规律，走有中国特色道路，建立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 学术体系，是此次探索所昭示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具体地说，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 识：
首先，科学化是20世纪中国史学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历史学不同于文学，它是建立 在求真基础上的一门学科，“考据是历史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 没有这一步工作，就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4](p472)。20世纪初中国封建主义盛行 ，旧史学提倡“文以载道”，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封建主义的载体，许多历史事 实被歪曲。20世纪又是史料大发现的世纪，大量原始资料有待于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进 行系统地整理和发掘。这都要求史学家把考据、求真放在第一位，本世纪初的学术转向 则为历史学的科学研究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但是，在历史学科学化的道路上 ，历史学家的许多可贵的探索有失偏颇。把历史学的建设方向引向自然科学，虽为历史 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没有辩证的处理好求真与致用的关系 ，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偏差，而且，唯物史观本身也存在随现实发展而不断 与时俱进的问题。这些都说明历史学的科学化在20世纪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其次，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还不够完善，有违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地 方很多。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要有自己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尚不完 善，以前，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代替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诸如忽视历 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历史叙事研究等许多空白点。一门成熟的学科，自身有 较强的相对独立性，但长期以来，史学受到政治的干扰，不能按照自身学科的规律发展 。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社会评价体系不科学，对史与论、真与用、古与今、中与外等 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认识，等等。这都说明历史学的学科建设还很 不完善。
第三，实证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但它自身也有 很大的局限性。正因为历史学在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上存在有严重的问题，才有以 求真征实为基本特征的实证史学的屡屡泛起。但是，考据“只是做了基本的整理工作， 它只是史学工作中的第一步。至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材料上升到理论的问题 ，从考据现象，到概括现象去探求本质和规律，那不是它所能担负的”[47](p496)。实 证史学研究领域比较狭窄，在学科化的同时又带来了自身的封闭性，忽视历史学本体论 和认识论的研究，对科学观念的理解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局限 性，所以，实证史学在屡屡泛起之后，又频频衰落。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每一次都在强调求得历史的真实，可见，真实是历 史学的生命，考据、求真对历史学有着永恒的意义。在历史研究中，史料是史学的基本 工作对象、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考据是治史的有效手段，如果历史学的真实受到伤害， 那么，实证史学就会起来捍卫历史学的尊严。但是，求真，一是要求得历史事件之真， 复原历史事实；二是要求得历史发展之真，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考据学只重前者，而 忽视甚至排斥了后者，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当历史学随着自然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交 叉渗透、不断发展之后，实证史学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日益发展的新形势，而不得不 退出历史舞台。
收稿日期：200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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