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范式论文,三种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研究同时代的一般作家不同，研究鲁迅往往使人内心有一种沉重感。这种沉重来自于研究者对于鲁迅精神世界的进一步深入，也来自于鲁迅思想与当下社会现实对接后产生的某种焦虑。在这种个人心境和思想环境的纠葛之中，梳理和反思鲁迅研究历史及其功能，在承认和肯定多种范式的鲁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价值选择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鲁迅的研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个体作家分析，而是对其人其文所表征的一种文化属性的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社会评价。中国文学、文化的变化，都能从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面对当下中国学术和社会思想的纷杂状况，我们到底需要一种怎样的鲁迅研究，这既是一个如何超越学术史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认识和实现鲁迅思想价值的问题。
一、21世纪鲁迅研究的态势与困境
在确定鲁迅研究的价值选择之前，首先需要对当代中国鲁迅研究的发展路向和态势有一个基本的把握。鲁迅研究的历史与鲁迅评价的变迁一样，都是与时代进程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从1913年《小说月报》发表主编恽铁樵的《焦木附志》评价鲁迅文言小说《怀旧》开始，鲁迅研究至今恰好已有百年的历史。而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术积累与思想纷争，鲁迅研究在今天呈现出分化与转化的态势，同时也面临着学术生长的困境。
第一，学术高原研究空间的有限性，导致鲁迅研究的重复性和细小化。
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鲁迅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经过多年来的学术积累，更成为当代中国的学术高原。据不完全统计，从1913年到2012年的100年间，中国各类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共计31030篇，出版相关研究著作1716部。①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位作家研究所不能企及的。这一研究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范围，从整体到细部，从本体到关系无所不包，研究成果精深而系统。从学术研究心理和学术发展空间的一般规律而言，愈是学术高原，研究的难度就愈大，就愈难以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研究空间的有限性导致了研究中的过度阐释，也导致研究选题和学术思想的重复和雷同。
与1980年代鲁迅研究的回归和深化相比，21世纪鲁迅研究处于一种重复性和悖论式的状态。思想阐释和艺术评价的重复性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最大困局。当然这不仅仅是鲁迅研究界存在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的问题。问题的重复来自于思想的重复，思想重复的本质是思想能力的弱化；思想能力的弱化源自于学术环境和惯性思维方式的制约。于是，某些问题搁置一段时间后再被提起，就增加了问题的新鲜感，甚或被当作新的问题加以讨论和争论，从而由“还原”走向“重复”。
应该看到，对研究对象的重复阐释，是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是通过思想的积累而逐步实现的。在思想实践亦即学术研究过程中，创新是罕有的，重复则是常见的，所以思想创新才成为人类代代相承的渴盼。在学术研究中，重复阐释本身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显示出问题的重要性；第二，显示出价值的恒定性。经典的形成必须要有反复和重复的阐释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很难成为经典。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人类思想的积累不单单是思想重复的过程，更有赖于思想的创新。通过创新提升思想的质量，增加思想的容量，为学术研究开拓新的视野。如果研究都在重复前人的思想和已有的成果，其结果不仅仅是造成时间的浪费，更重要的是造成思想的停滞。近年来，中国鲁迅研究确实开拓了一些新领域，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重复过去几十年来未曾间断的话题：思想转变抑或进化论问题、反传统抑或继承传统问题、改造国民性问题、宗教关系问题、左翼文学关系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等。在重复阐释中缺少新的发现和见解，重复性的知识和思想在研究成果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995年在张家界召开的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张梦阳在谈到自己历时九年编撰《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感受时说：“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百分之五谈出些真见。”在遭遇众多质疑和批评之后，他后来把自己的观点进一步推向极致，称“后来经再三统计、衡量才发现，我所说的真见之文占百分之五，并非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百分之一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谢天谢地了”。他甚至指出，这种重复其实是一种“奴性研究模式与思维方法”。②这样的概括和判断也许有些严苛，但也反映了一种趋势和状况。从1913年至2012年中国大陆公开发表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共31030篇，如果按照张梦阳的公式推断，有真见的文章只有300多篇！在这31030篇文章中，有关鲁迅思想研究的有7614篇，占全部文章的24.5%。③即是说，包括如此大比例的鲁迅思想研究文章在内，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并未体现出思想的创新，这就恰恰背离了鲁迅思想的本质，也就远离了鲁迅本身。如果这是一种事实的话，其研究结果的学术价值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当然，这不仅仅是鲁迅研究独有的现象。
其实，鲁迅研究并非一个已被完全穷尽的世界，仅就鲁迅思想和价值而言，仍有许多值得开拓的空间和可探讨的问题。例如，鲁迅与民国政治的本源关系、鲁迅与民粹主义、鲁迅的政治哲学、鲁迅文艺思想中外国文学思想的流变考据、鲁迅思想的日常化价值、鲁迅研究的民间性问题等。
第二，学术逻辑的回归与学术民间性的凸显。
从1950年代开始，鲁迅研究一直居于中国大陆学术和文化的中心位置。新中国建立后，每逢鲁迅诞辰或逝世的重大纪念日，都要召开隆重的大会，并由重要的媒体刊发纪念文章。例如，在鲁迅逝世纪念日，《人民日报》于1949年10月19日发表社论《鲁迅先生笑了》、1951年10月19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1952年10月19日发表社论《继承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1956年10月19日发表社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战士》、1966年10月19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1976年10月19日发表《学习鲁迅永远进击》；为纪念鲁迅诞辰，1981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鲁迅精神永在》、1991年9月2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最好的纪念》等。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活动，使中国鲁迅研究成为当代学术的中心问题，对于提高鲁迅的历史地位、扩大鲁迅思想的影响、推动鲁迅研究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特别是“文革”中对于鲁迅的过度阐释，使一种理性的学术活动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的造神运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革鲁迅”现象。“文革鲁迅”反历史和悖逻辑的事实存在，为鲁迅研究的回归与深化提供了潜在的思想前提和学术空间，使得1980年代鲁迅研究绝处逢生并突飞猛进，成为中国鲁迅研究史上的黄金时期。因为对于“文革鲁迅”的反拨本身就是对于学术逻辑的一种回归，前面所说的重复阐释正是从否定“文革鲁迅”开始的。改革开放后，鲁迅研究从“文革鲁迅”走向“新时期鲁迅”，成为中国鲁迅研究史上少有的一个突变期和发展期。鲁迅研究队伍构成、论著产出和活动规模，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除了国家级学会之外，不仅每个省都有鲁迅研究会，而且许多地市也都有鲁迅研究团体和机构。从1979年到1989年十年间中国大陆共发表鲁迅研究文章7866篇，④比1913年到1979年66年间总和的7421篇文章还多400多篇！这个黄金时期的出现不只是因为研究成果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思想质量和学术含量的提高。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环境变革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最终成就了“新时期鲁迅”的精神特质。其重要标志就是以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等为代表的新一代鲁迅研究者及其成果的出现，他们对于鲁迅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把鲁迅研究从单一的政治逻辑转向学术逻辑和思想逻辑，从而凸显了鲁迅文化选择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对于1980年代及其后鲁迅研究的深化和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0年代是中国鲁迅研究较为沉滞的时期。社会的迅速转型导致了社会中心意识的转移，功利化和个人化追求凸显。鲁迅研究出现民间性凸显、小众化分野的趋势，其具体标志之一就是纪念鲁迅大型活动的减少和鲁迅从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撤退”。就学术自身发展来说，这种鲁迅研究小众化的出现更多的是受制于正常学术逻辑的支配，因为稳固和纯粹的学术研究必然都是小众化的。令人惊诧的是，鲁迅研究民间性的凸显和鲁迅思想价值的大众性回归，正是在鲁迅作品从中学语文教材中“撤退”事件之后出现的。1990年代是一个文化反思的时代，反思的结果之一是对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质疑和“国学”的复兴。这种价值取向是与否定鲁迅思想的文化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民间特别是网络舆论中，疏离和反感鲁迅成为了一种时尚。而21世纪之后，民间对鲁迅的评价则发生了逆转，负面评价逐渐减少，正面评价明显增多。这与人们对鲁迅思想及其现实关系理解的加深有直接关联，而鲁迅作品从中学语文教材中“撤退”则是这种思考和表达的一个契机。
进入21世纪之后，鲁迅研究论著的产量也有所恢复。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2年，大陆共发表鲁迅研究文章9982篇。特别是研究生相关学位论文达到2262篇，其中硕士论文1938篇，博士论文324篇。而1990年到1999年硕士博士相关学位论文只有39篇，其中硕士论文24篇，博士论文15篇。单纯从数量来看，后十年是前十年的几十倍。需要指出的是，多数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上延续了传统的鲁迅研究价值观，但一般的研究文章的评价立场则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第三，研究立场和价值评价的分野。
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鲁迅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态势。思想价值观的多元化和人文学术价值取向的主观化，导致了鲁迅研究价值判断的多元化。从学理的角度来看，这是鲁迅研究深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学术立场的分化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其背后是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新变，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分化的重要表征。研究者依据各自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来阐释鲁迅，体现出各种不同的言说方式，在争论和热议中鲁迅研究已成为各种思想碰撞和对话的聚焦点。正如王富仁所言，在当下多元化的视野里，我们失落了一个具有相对确定性的鲁迅。这个“具有相对确定性的鲁迅”，⑤就是一个在单一评价尺度下产生的传统鲁迅形象。
鲁迅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和复杂的，这决定了鲁迅研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任何一位鲁迅研究者的研究都是在试图从不同层面努力与鲁迅沟通对话，意在找到自己所认定的鲁迅的真实形象，而这些不同的理解又从不同方面共同构成了鲁迅的整体形象和精神世界。从综合的价值评价来看，研究者对于鲁迅的认识大致表现为肯定与否定两种思想倾向，这是21世纪伊始中国鲁迅研究分化最显著的特征。其中，一种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寻找鲁迅对中国文化转型和发展的有用资源，意在突出鲁迅的经典性意义；另一种是从个体人格评价的角度，探究鲁迅作为普通人可能具有的思想、性格、品格方面的“人性的弱点”。后者既是对具体历史人物认识的深化，又是研究主体自我意识的觉悟。这种研究结果其实也反映当下中国学术思想环境的改善，具有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意义。因此，应以公正和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近年来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的鲁迅研究的分化现象。
鲁迅研究的分化已经从单调的歌颂到复调的众声喧哗，这一变化彻底改变了以往研究中的单一价值观和非学理倾向。在政治层面，有的坚持肯定鲁迅的左翼立场，有的质疑其晚年的政治意识；在文化层面，有的进一步强化鲁迅文化选择的启蒙主义价值，有的批判其文化激进主义的反传统意识；在道德层面，有的突出鲁迅挑战强者、扶助弱小的崇高品格，有的对其私生活谜点进行否定性解读；在审美层面，有的张扬鲁迅文学的现实主义艺术贡献，有的指认其现代主义的先锋特征。这些理解虽说存在着不同的学理性差异，但都与过去简单的先验主义立场有了明显的不同。先验主义立场对于鲁迅价值的阐释是预先设定的，价值观是一元的，最终可能是用历史的误读和虚构来证明早已被预设的结论。在阐释过程中，从简单的线性历史观出发，所有的逻辑和事实从头到尾总是高度一致。这种阐释的结果只能说研究者对于历史事实有着非常明确的取舍，并掺杂了任意性的主观化演绎，历史人物最后成了不具有真实性的范本。
鲁迅研究与经典性作家作品研究一样，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研究范式。范式一词在托马斯·库恩那里就是“典范”之意。很明显，这种研究范式不仅仅是指研究方法上的示范性或者模式化，而且是指思想和学术价值观的经典化。这也是笔者在此为什么不使用方式而使用范式的原因。鲁迅研究大致具有三种基本研究范式：第一，以史料挖掘为主的历史性研究；第二，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学问化研究；第三，以追求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即鲁迅研究的当代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关联性研究。前两者一直都是鲁迅研究的主要构成内容，成为认识鲁迅、阐释鲁迅的基础。而由于对“文革鲁迅”工具化研究的历史忌讳，第三种研究范式的研究历史和价值判断则比较复杂。应该说，前两种研究范式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第三种研究范式的功能，但是笔者把鲁迅思想的当代性研究作为一种独立的范式提出来，就是要强调其研究价值和功能在当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二、历史性研究：“还原鲁迅”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历史性研究范式是鲁迅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材料和事实，并且不断地深化和修正着人们的鲁迅观。对于这一研究范式的认同，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基本逻辑和常识。这是所有学术阐释和历史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这种历史性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是不可越过和忽视的必要环节。如果这一研究不够充分或者不被重视的话，其后的所有研究都是无本之木，研究结果可能都是无价值甚至是错误的。
在历史性研究中，研究者要格外认真和谨慎，要有考古学过程，对于历史判断要有多重证据，特别是对于当事人的自传或者其后人为其所写的传记更要十分小心谨慎地进行辨析。因为从多年来的事实看，这类材料往往过于美化传主，成为不可信的“伪史”。在历史性研究中，最可怕的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疏忽，而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特别是伪造历史。“文革鲁迅”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歪曲鲁迅的历史，捏造虚假事实进而神化鲁迅。这是一种“历史的强迫症”，这种症候不仅可以从1966年、1976年《人民日报》为纪念鲁迅逝世发表的适应当时政治形势需要的社论中看到，⑥而且可以从在这种氛围中发表和出版的鲁迅研究论著中看到。例如，1973年出版的《鲁迅的故事》中写道，鲁迅1931年初在上海黄陆路“花园庄”日本旅店遇到一个日本青年，鲁迅对他说：“帝国主义已经到了末路，反动派不久就会灭亡，中国是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的。”⑦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语言来看，这段话都不会出自那个时代的鲁迅之口。这本小册子初版就发行了20万册，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在当时，鲁迅不仅成为各种政治符号，而且成为“打人的棍子”。这也成为1980年代提出“还原鲁迅”口号的思想前提。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茅盾就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⑧1980年代，在“还原鲁迅”的口号下，“鲁迅是人不是神”的命题很快得到了绝大多数鲁迅研究者的认同。人们为此作出了各种努力，通过实证和逻辑方法尽量去“还原鲁迅”、“走近鲁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例如，对于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与“四条汉子”、鲁迅与胡风、鲁迅与冯雪峰、鲁迅与北京女子师大学生运动、鲁迅与朱安、鲁迅与许广平、鲁迅与周作人等诸种历史关系的考辨，以至于“幻灯片事件”、鲁迅的死因等细节问题都有了新的证据和评价。
1980年代开始的“还原鲁迅”是建立在历史反思后的一种学术自觉，具有明显的理性意识与逻辑力量。“回到鲁迅那里去”的主张，可能会很好地还原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和革命家的鲁迅。这对于鲁迅的文学史地位和思想价值辨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过程。这种以回归和还原为主旨的历史性研究的盛行，是与“文革鲁迅”这一特定前提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其主张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也包含了明显的批判色彩。但是，在进行历史性研究的过程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在研究中也确实出现了。
第一，个体化的还原性研究要注意时差与本质的关系变化。个体化还原在不同的思想时代和社会阶段，是具有不同功能和价值的。因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是具有阶段性的，任何一种思想都有与其相适应的产生条件和应用环境，条件和环境的改变必然使其思想的价值和功能也都发生相应改变。例如，在鲁迅研究的还原与回归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全面贬损鲁迅的倾向。如果只是通过“平视或俯视的眼光和心态”，来“努力回到历史的原点”，⑨就可能会由于思想与时代之间的错位而导致价值和功能的差异，最终强化了刻意贬低鲁迅的倾向。那么这个时候的还原就要十分小心了，还原的结果不能把一个伟大的鲁迅还原成为一个普通的周树人。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进一步加以阐释。
第二，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真实回归对象本身。既然研究是一种理解和阐释，那么完全回归历史本身就是不可能的。“还原鲁迅”的目的主要是辨析鲁迅人生和思想的基本面貌和属性，完成一种证伪过程而不是发现过程。由于研究的历史积累和资料的有限性，使有关鲁迅的历史性研究获得重大发现已变得极为艰难，甚至有某种穷尽的可能。而且，即使还会有新发现，也大多不会是改变鲁迅本质的重大发现，不会对鲁迅思想的本质和基本价值构成根本性的颠覆。相反，如果对鲁迅世界中末端、琐碎的细节作过度阐释，则可能遮蔽鲁迅思想的主体，甚至曲解鲁迅。正如在一株茂密的大树上发现了一片新叶或者一片枯叶一样，于这株大树的基本形状和功能几乎没什么影响。而如果过分夸大新叶的生命价值和枯叶的衰败作用，无视整株大树的生长状态，那就真的是一叶障目了。
在2006年10月召开的“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大村泉发表《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是“回忆性散文”还是小说》，提出《藤野先生》一文只是一部以鲁迅仙台生活为基础而创作的“具有相对独特的自传风格的短篇小说”。⑩大村泉延续了日本学者一贯的严密考证传统，把《藤野先生》与鲁迅留学仙台医专的诸多史实相对照，认为《藤野先生》一文与事实存在诸多不符，从而得出上述结论。这个结论对于中国的鲁迅研究者来说，从学术和情感上都是一种挑战，因此遭到许多中国鲁迅研究者的质疑。有的学者指出，鲁迅自己曾说明《藤野先生》是他“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的记事”。日本学者考证的《藤野先生》某些内容“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可能存在，但这是记忆的失真，绝不是“虚构”。鲁迅将其编入回忆散文集，就说明它不是“虚构”的小说。例如，黄乔生认为将《藤野先生》看成是“虚构”小说的这种所谓“解构”的分析方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细致深入，有独到的见解，但实际上是漠视了文学审美和遮蔽了作者的本意。在他看来，文学产生于心与心的交流，是理解和沟通的桥梁，是化解冷漠的温情；文学描写孤独、愤怒和猜疑，为的是达到一种更友好、更亲密、更公平、更仁爱的境界。尽管《藤野先生》有与史实不符的疑点，但鲁迅对藤野先生感恩的心情是真实的，鲁迅描写藤野先生的笔调是温情和善意的。因此，尽管目前出现了很多考证、怀疑和猜测等，但这些还不足以动摇这篇文章的根基，还不能充分证明《藤野先生》是一篇虚构的文学作品，更不能证明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有意隐瞒或任意编造。(11)鲁迅研究中出现的这种过度阐释可能对研究对象构成某种遮蔽和误读，从而模糊后人对于对象主体的认识。
第三，应该克服附会式历史索引研究的褊狭。索引研究是作家作品历史性研究的一种传统方法，由于作家与作品之间往往存在着天生的内在相关性，因此索引研究在把握翔实的历史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将历史史实与文学文本相对照，搜寻求证其中的历史关联，从而充实作家的人生历史，增加作品的真实性。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任何一部作品都有被索引的可能。但是，索引研究不能完全离开历史考据，完全离开历史考据的索引研究其实就是一种附会——研究者通过自己的主观想象和现象类比来建构作家思想、生活与作品之间并不存在的“真实”关系。附会式索引研究的整体使用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文学常识——文学的虚拟性。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文本，叙述者不等同于作家自身，人类生活的相似性与作品的历史真实性之间不一定都存在着直接联系。换言之，索引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纪实文学，而不应是小说创作。
神秘或费解的作品最适合附会式索引研究方法，因为其神秘和费解而留有很大的阐释空间。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历来是鲁迅研究中的难点，这使得近些年来附会式索引研究在鲁迅研究多元化的前提下大行其道。而鲁迅个人情感世界的隐秘性，也进一步为这种想象比附提供了可能。例如，海外学者李天明就认为《野草》中的作品特别是《秋夜》表现了“最隐秘的主题——情爱与道德责任之间的情感两难”，亦即“怎样才能在接受许广平爱情的同时，不过于损伤朱安的情感和生活成为鲁迅的难题”。(12)作者自称“在以前的研究中，论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重要主题。我立足于道德情感层次的阐释，揭示了潜藏于文本之中的鲁迅的私人典故和双关，并使他最隐秘的情感心理变得清晰可解”。(13)应该说，李天明从鲁迅、朱安、许广平的人生境遇和一些史料出发，对于三者的私人生活和情感空间作了一些有意义的考察，但把三者的关系与作品中的意象都进行一一类比、印证，就把历史性研究变成了一种猜谜游戏。例如，他认为《秋夜》中著名的开篇句式“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是鲁迅“对自己婚姻生活不满沮丧和无奈心情的形象体现，可以被视为鲁迅窘困夫妻生活的象征”，(14)好像重复的那两株枣树，一株是朱安另一株是许广平。李天明甚而得出“没有朱安也就没有这束奇诡瑰丽的《野草》”，“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将这束小花献于朱安灵前，只怕也不违背鲁迅的心愿”(15)的结论，就难免更有些牵强了。
在李天明之后，又有人进一步认为《野草》的全部内容就是“为爱情作证”。认为《秋夜》中的“秋夜”指的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婚姻文化”；“星星的冷眼”是指“恪守封建婚姻制度并为这制度操心的人们”；“小粉红花”、“小青虫”都是意指“许广平”，小粉红花被冻得“红惨惨”的，则表示“许广平受过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等。(16)
以上两种关于《野草》研究的新见解，都努力追求一种人性的理解。但前者“试图破译藏匿在11篇散文诗中鲁迅与许广平的私人典故”，后者“把《野草》整个定性为爱情散文诗集。至此，从爱情角度解读《野草》的尝试走上极端”。(17)这种猜谜式的阐释在鲁迅研究界引起了注意，并且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
在鲁迅研究多元化转向的大环境下，一些学者大胆地对鲁迅作品和人生关系进行自我解读。例如前几年出版的《新发现的鲁迅：解读伟大旗手讳莫如深的内心之谜》一书，试图从人性(食色性也)的视角切入鲁迅内心世界的最深处，探索《野草》曲笔的内在原因。作者认为《野草》中绝大部分文章都与鲁迅承受包办婚姻的痛苦有关，由于有所顾虑而难于直说，所以就用曲笔表达。于是，作者对《野草》篇章的内涵都作了“性压抑苦闷”的理解：《希望》表达的是“固在的婚外青春”，《雪》表达的是“冰雪中的性压抑”，《好的故事》是“性幻觉的故事”，《死火》是“永不熄灭的爱欲之火”，《墓碣文》是“离开家庭”，《颓败线的颤动》是“为朱安的命运担忧”等。(18)应该说，这种理解具有些许的可能，但将其视为《野草》的基本意蕴，则是一种过度的阐释。
这种附会索引式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还原研究对象，在作家和作品之间、在现象类比和结论之间缺少有说服力的支撑和联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野草》是融合着鲁迅社会经验、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哲学思考、文化感悟等为一体的大综合文本，绝非单一的爱情文本。《野草》是虚构性、主观性的艺术品，而非纪实性的自传之类的作品，两者之间不能一一坐实对应。”“《野草》中的每一篇散文诗、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都有微言大义，都隐喻着鲁迅与许广平、朱安之间的种种情事”，“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想象与虚构色彩的‘小说家笔法’”。(19)其实，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还是学术阐释空间的有限和对神化鲁迅的反拨。
现代文学与研究者的时间距离并不遥远，有些研究者甚至就是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的当事人。而鲁迅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又是被研究得最充分、最深入的作家，资料的挖掘和事实的考证已近尾声。虽说其中仍有较重要的事件有待进一步辨析，但已很难构成对已有事实的根本性颠覆。至于某些细节的新发现，往往并不能影响到对于鲁迅地位与价值的基本评价。
三、学问化研究：知识价值阐释与玄学化倾向
学问化研究范式是鲁迅研究的学术本体，就是把鲁迅世界作为一个知识性和审美性认识对象，来确认鲁迅世界的知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审美研究是通过文体、语言、形象和风格等多层面的艺术评价，来确认“文学家”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个性特征及其文学史价值。这方面的研究是鲁迅研究的起点，也是鲁迅研究的重点，其历史悠久，成果丰富。而且就研究过程和结果来说，这种研究相对都比较纯粹。虽然对于鲁迅文学价值的质疑与否定时有发生，但鲁迅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文学史地位还是公认的，这可从一些事实中得到证明，如国内外各种关于中国20世纪文学作家排序中，鲁迅总是位列第一。
学问化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把鲁迅作为伟大的学者和杰出的教授看待，考察其“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之外的“学问家”的身份及其知识价值。对于“学问家”鲁迅的研究，一方面来自于鲁迅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因其卓越而伟大；另一方面来自于鲁迅研究的全面性，因其伟大而成为各个专业方面的研究对象，例如，鲁迅的文学史观、宗教观、科学观、教育观、古籍整理和版本学、编辑观、美育和美学观、翻译学、文字学、金石学等修养，其中还包括很细微的知识点和日常人生的启示，如鲁迅对信笺、木刻与版画、金石拓片、“目莲戏”、胡须样式、服饰搭配、“南人”与“北人”性格的看法等。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研究的全面性、细小化，说明这个历史人物的伟大和重要。
但研究者在以学问性的专业标准来对鲁迅的知识结构和价值(例如编辑学、美术学、金石学、文字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采取思想性的标准来作超越专业领域的价值判断，不能进行人为的价值增值和水平夸大。在研究过程中，应将其知识置于行业领域的发展前沿，和当时同一领域最高水准相对照，从而更准确地对其价值与贡献作出判断。因为在某些方面鲁迅毕竟不是纯粹的专家，不能因为他是鲁迅就会使其所有学问价值增值。
学问化研究范式本质上是知识阐释，而知识阐释与历史性研究一样，都具有史料和价值的有限性，不能脱离鲁迅思想主体去作纯粹知识细节的阐释。例如在《红楼梦》研究中，费尽力气去考证大观园的某扇门朝哪个方向开，便是一个纯粹的细节问题。而在鲁迅研究中，日本学者受“出典论”的影响，注重材料考据，为鲁迅研究作了许多不可替代的工作，例如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便是此方面的经典。此类研究不仅丰富了鲁迅研究的内容，而且也为中国的鲁迅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但是，日本学者的某些实证研究过度学问化的研究视角，也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历史偏误。
无论是审美判断还是学问判断，大都具备两种路向：一个是作家个体的纵向研究，即把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其本身的价值进行评价；一个是注重作家与周边或者同类作家的关系研究，通过同类比较来进行价值评价。如果因为鲁迅伟大，而使其所有方面都变得伟大就是一种比附性、夸饰性的评价，应该用第二种路向加以证伪和确认：鲁迅虽说跟随章太炎学过“小学”，但是其专业水平在当时文字学界究竟居于怎样的位置？鲁迅虽说专门搜集整理了许多古碑拓片，但是其金石学知识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类似的推论还有许多。鲁迅是伟大的，但不能把他精神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加以专业性的细化或放大。鲁迅是凭借思想主体和文学价值而成为鲁迅的，鲁迅是文学家鲁迅、思想家鲁迅、学问家鲁迅、翻译家鲁迅、编辑家鲁迅、教育家鲁迅，但是鲁迅不是哲学家鲁迅、文字学家鲁迅、金石学家鲁迅、美术家鲁迅、医学家鲁迅……这是学问化研究范式应该注意的学科法则。
1980年代的“还原鲁迅”诉求，不仅表现在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结论进行学理逻辑的人为强化上，还表现在研究者话语方式的改变上。概言之，是由“批判话语”转向“建设话语”，由政治话语转型为学术话语。这不只是鲁迅研究界的转变，也是整个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转换。在鲁迅研究界，研究者大都规避了以往鲁迅研究中的传统话语方式，取而代之以学术化、个性化的话语方式。在政治化的时代，以大批判文章为代表的传统话语方式往往使用一种“强制性逻辑”，即从批判对象的思想和言论中择取片段，进行任意编织组合成因果关系，然后按照事先预定的结论强加于批判对象，用不容置疑的语言为其定性。作为一种“思想武器”，这种逻辑长期影响着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例如，在反拨贬损鲁迅的思潮过程中，亦有人从维护鲁迅政治地位出发，轻车熟路使用“文革鲁迅”的价值观和言说方式，来反击人们对于鲁迅的贬损。(20)岂不知这表面是在捍卫鲁迅，实质上则是在重复神化亦即僵化的鲁迅形象，不仅不能起到维护鲁迅地位的作用，反而会更加激化人们对于鲁迅的排斥和反感，从而使鲁迅的价值进一步被淡化。与此同时，在学术价值观和话语方式转换之后，也出现了一种过度阐释的研究倾向。必须指出的是，不能将鲁迅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作一种纯学问式的放大，进而走入玄学化的歧途。在2002年绍兴鲁迅年会上，笔者曾提出要高度注意鲁迅研究中的这种“玄学化倾向”：“不能用人人都不懂的话阐释人人都懂的道理，而应该用人人都懂的话说人人都不太懂的道理。”(21)孙玉石更进一步指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独特性”：“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有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22)如何认识和理解鲁迅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价值，从学术价值的认定到话语方式的表达，学界是存在着偏向并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有的学者把这种玄学化的过度阐释现象，称之为“脱离文本的‘自说自话’式的‘伪创新’”。(23)此说虽然激烈，但不无道理。
学问化研究范式中出现的这种玄学化的倾向，不仅造成接受者的阅读障碍，而且与鲁迅的思想实际多不符合。研究者对鲁迅思想价值进行学理化乃至学院化的过度阐释，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鲁迅思想的意义。正如林贤治所说：“鲁迅研究被经院化了，被专家、学者规范化，失去了独特的生命力。”(24)一种思想是否有价值或价值的大小，并不等同于思想理论化、体系化的程度。鲁迅不是单纯的学问家，其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目标、对象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他因时而作，因事而发，思想和言论似乎比较随意，从而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思想缺少系统性和学理性，更多的是一种时事性的社会批评和偏激的文化批判。而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情境下，一些鲁迅研究者从“捍卫鲁迅”出发，为了适应所谓的“学理”和“规范”的学术潮流，改变过去人们对于鲁迅“斗士”形象的单一认识，强化鲁迅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往往从学理上对鲁迅思想进行有意地放大，加以哲学化和体系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思想问题概念化、个别观点体系化，呈现出明显的“玄学化倾向”。正如鲁迅曾经说的“就是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25)一样，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多少也中了一些“玄学”的“毒”，陷入自我编织的玄学理论陷阱中，或多或少参与了这种玄学化的营造。在以往的论著中，关于鲁迅思想体系的建构亦远远强烈于对鲁迅思想本身的认识，结果使自己对鲁迅思想的阐释远远大于鲁迅的思想本身。正如一位前辈指出的：“由于过于追求结论的体系化，思想之刃有时便把一种生动的现象或一种直观的思想，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分解”，“好像是一种思想在作者意识中单独运行的结果”。(26)
人们将鲁迅思想过度学术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鲁迅思想的学术性和体系性，提升鲁迅思想的地位，但过度学术化的结果恰恰使鲁迅成为高高在上的哲人，其思想则成为束之高阁的理论，远离了大众也远离了现实。这把战士变成专业学者和纯粹哲人的努力，淡化了鲁迅思想的平民情怀和当代意义，反而制约了鲁迅思想的影响。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鲁迅的著作下了功夫还可以读懂，可是有些关于鲁迅研究的论著即使下了大功夫也很难读懂。学术活动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正如鲁迅所言：“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27)鲁迅是一个站在大众立场立足于现实的战士，单纯学术化倾向可能使鲁迅研究这门显学成为玄学，一旦成为玄学，就会把本来不太易读懂的鲁迅变成了读不懂的鲁迅，从而使其与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之间的思想间隔进一步扩大。
四、当代性研究：思想本体与时代的关联
鲁迅是因其伟大而成为无数人研究的对象的，而他的伟大恰恰是因为其思想价值和影响超越了一般的个体。所以，关于鲁迅个体的研究是为认识其主体价值服务的。在对鲁迅进行价值判断之前，首先应理解鲁迅思想的主体或本质是什么。孙郁认为：“鲁迅精神是一种个人的解放和民族解放，或者说是人类至爱，所以，我更愿意把鲁迅精神看成一种战斗精神。”(28)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解前提下，才会有鲁迅思想价值和意义的选择、判断。李书磊说，“鲁迅的遗产在今天尤其珍贵，鲁迅代表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最高成就，他在上海卖文为生，利用自由职业和文化生产的市场化赋予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完成了他的文化创造，既利用了自由空间，又在商业化的处境中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29)
鲁迅研究要获得最广泛的当下意义，首先就是要实现鲁迅思想的大众化，亦即“普及鲁迅”。大众化是实现对象思想价值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作为形式和手段，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地将研究对象的思想内容作通俗化的理解，从而达到思想的普及。终其一生，鲁迅的思想追求就是要改造国民性，变革民众的思想。思想生成的目的决定思想的属性，所以平民立场是鲁迅思想的本质。
鲁迅一生矢志于对虚伪道德人格的批判，其批判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传统文化体系的消极功能以及这一消极功能所造成的道德虚伪。因此，鲁迅是与全社会和旧习惯相对抗的，最终因此而不容于环境。谎言是一种人为编织的虚假事实与荒诞逻辑，最终会被现实存在或另一个谎言所戳穿，从而加大社会的不信任感。当虚伪成为一种民族习性和社会人格时，必然导致深重的文化灾难和社会危机。鲁迅批判虚伪和谎言正是为了挽救这种民族的危机，这就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呼唤“救救孩子”的最终目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都不能缺少基本的信任。张梦阳曾说：“一言以蔽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用长一些的话解释，就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0)民族复兴首先来自于民族反思。
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鲁迅，经典化地理解鲁迅的思想意义，是当下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鲁迅思想价值的有效方式。在阅读鲁迅之后，再阅读我们的时代，越来越会发现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所谓经典就是当一种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长时期的适应性之后，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价值的改变，这样就获得了超越性的价值。林非指出：“鲁迅在20世纪初期以‘五四’为标志的那场启蒙运动中间，提出过不少振聋发聩的思想主张，不仅于同时代的先驱者里面显得分外的巍峨挺拔，甚至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也完全可以说是异常卓越和辉煌的。他的这些见解对于本世纪中国思想的历程，已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却还远远地没有发挥完毕。这是因为相当多的人们，对他那些思考民族命运和提高大众精神素质之关键所在的见解，还显得十分的陌生，并未获得广泛的知悉与理解。而如果能够将鲁迅这些杰出的思想见解，有效地传播和扩展到广大的人群中间去，让更多人的精神境界也逐渐提高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们整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素质，不也就可以远远地超越那种滞后的状态了吗？”(31)有的学者按照恩格斯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的观点，认为“任何价值表达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其合理性和有效性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用这种观点来看鲁迅，他最富个人创意的主导思想，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性否定和对国民性的反思批判，在发生的历史现场和当下的历史现场，有着不同的价值意义。这种文化姿态尽管有着最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与今日中国的历史要求即生存利益之间，已经产生了深刻的裂痕，或者说历史性的价值错位，不再能够与当下现实有效接轨，并进行有效描述，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依据。鲁迅主要的价值表达并不具有超历史的普适性意义，其有效性不能够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绝对化”。(32)其实，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第一，人类思想并不总是以推陈出新来获得发展的，只要思想与环境相适应，不管这一思想的渊源和历史有多么长久，都仍然具有实际价值。扬弃是创新，延续也具有新的意义，否则就不会有恒久弥新和古为今用之说。第二，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对国民性的反思批判，与当下中国的现实要求是否已经错位并失去了历史的依据？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实质上是对社会文化态势的不同研判。此外，以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与其说是反传统，毋宁说是以现代价值为旨归来改造传统。“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这一现代性进程中，必然伴随着对传统资源的批判、筛选与扬弃……正是着眼于现代性必然带来的‘历史的中断’，所以五四是成功的文化断裂……由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着具体的历史情境，往往着眼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之鲁迅评价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性影响”，“五四一代已出色地完成了时代交给他们的任务，后人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诿过五四，而是要从五四再出发，往前走，完成五四未竟的现代性进程”。(33)而且，五四新文化应该并且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大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是中国文化深层变革时期，是一个关键的“大时代”。(34)当年鲁迅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至今仍为当下人们所重复探讨。例如国民性问题、“拿来主义”问题、“国粹”问题、精神胜利法问题等。当问题总是重复出现，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就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问题，而应在文化传统或者文化根性上寻找原因。因此，在这一历史情境下，鲁迅的文化批判及改造国民性思想就愈加显示出超越性和针对性的价值。21世纪之初，王富仁就认为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的相似性中，“鲁迅的思想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他的意义在于以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整体性的深刻思索，回答了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世界，怎样对待自己的民族，怎样对待自己。鲁迅对于国民性、国民精神的深刻反思，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向新时期文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鲁迅研究也以其特有的思想资源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是因为与时代的需要相契合，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相契合，鲁迅研究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35)否定和弱化鲁迅研究的当下意义和代言功能，就会使鲁迅的价值大打折扣。有学者称：“鲁迅本人是个直面人生的人，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和当代人的生存结合起来，那是没有意义的，当今鲁迅研究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36)思想的相似来自于现实感受的相同。鲁迅挑战强者和批判国民根性的立场，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这第三种研究范式并不是所有研究对象都可能获得的，因为关联性研究需要其对象具有经典性、概括性，从而才能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与当下社会现实和人类生活发生内在联系。至少，这种研究范式要求研究对象和当下环境之间具有某种参照性价值。
在对鲁迅思想进行理解和阐释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出现了鲁迅思想价值“肥大化”的倾向。其实这种“肥大化”是必然的，准确地讲，价值的“肥大化”是鲁迅思想的扩大化。对一种卓越深刻的时代思想，努力扩大其影响，使其产生超越性的意义，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而且任何研究都是一种自我理解和感受，如何判断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契合程度，并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尺度。或大或小，或高或低，都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有直接关系。这一方面来自于鲁迅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来自于评价者的评价尺度。当然，这也带来关于鲁迅思想当代意义阐释的可靠性和可行性问题。人们常常设问：学界对鲁迅思想的阐释是否是鲁迅自身意识到的，或者是鲁迅所具有的。就是说，鲁迅没有想到，也没有说过，那么我们所研究的是否还是鲁迅？其实，这是一个文学批评史上的老问题。按照这一逻辑，恐怕人类思想史和文学史一半以上的研究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鲁迅当年用易卜生做例子阐释了这一基本常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37)接受者的感受不一定必须完全等同于创作者的感受。
当代性研究范式最大的思想障碍是人们对于以往研究中“工具化鲁迅”的记忆与忌讳。“把鲁迅还给鲁迅”的口号，最初是针对鲁迅被神化甚至极端工具化的历史而作出的一种回归学术的努力。如果从专门的历史研究和学理逻辑来看，这不无道理。但是，从当下社会思想需求来说，这又是无力和有局限的。任何还原都不可能是真正完整的还原，只要是研究就是一种主观阐释。“工具化鲁迅”的存在历史，使人们在摒弃过于强调政治功利化观点的同时，也拒绝了对其政治、思想方法的合理性接纳。鲁迅政治、思想的深刻是由于他洞察历史、社会和人性所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拒绝这种方法是我们文化建设上的损失。
如果单纯将“把鲁迅还给鲁迅”的口号作历史性理解的话，最后结果可能就是鲁迅只是属于鲁迅。周海婴、周令飞在面对被经典化的鲁迅形象时，曾指出这不是他们所认识的鲁迅，认为鲁迅是一个有血有肉、幽默快乐的正常人。其实，这种理解差异的存在是极正常的，如果学界研究的结果与其亲属的印象完全一致，那学者的劳动可能就是多余的，也是平庸的。况且周海婴在强调鲁迅是一个正常的亲人之外，也认为鲁迅更是一个时代和一种文化的标志：“对于已成往事的20世纪，作为鲁迅的家属，我的感慨不仅深刻，而且复杂，鲁迅在20世纪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他以毕生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文化鲁迅’，这是我作为鲁迅家属的骄傲。从更广的视野来看，鲁迅作为作家的意义可能还表现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努力实践着传播新文化的信念，同时，他也因为自己不惮前驱的意志而成为了一面具有召唤性的旗帜，对以后那些同样致力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有为者而言，鲁迅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和导师。”(38)
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有“工具化鲁迅”的存在，鲁迅研究的社会学方法作为一种学术方法也仍是有效的，因为鲁迅研究者要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对鲁迅思想作自我阐释，其中必然有所放大或者变形，这就是著名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定律。如果我们研究的结果，证明鲁迅就是鲁迅甚或周树人，周作人就是周作人，胡适就是胡适，这仅仅是整个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至少不是唯一的终点。除去历史性研究的范式之外，这种研究对象存在的意义和研究本身的意义都会大打折扣。因为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推论，任何一个普通人、一件普通事就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都可以加入学术史，其结果必然淡化研究对象的非凡性和可研究价值。鲁迅如果就是鲁迅，鲁迅没有那么非凡，而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话，我们为何还需要如此多的人花费如此大的精力、用如此长的时间来研究他？或者说，是否也可以研究任何一个张三李四？正如陈漱渝所言：“不应该将鲁迅混同于一般精神现象主体，而必须将鲁迅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39)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不是那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周树人”。
否定鲁迅思想的经典性价值和当下性关联的另一种理由是，鲁迅道德人格和论争批判中存在着某些缺陷和偏误，这似乎使鲁迅失去了历史批判的真实性和现实批判的合理性。特别是近年来关于周氏兄弟失和原因的考察，使其道德人格遭到更大的质疑。然而，这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于鲁迅精神的基本评价，鲁迅思想的价值仍具有可靠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价值观讲求政治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一体性原则，即政治立场与道德人格同一，这在许多叙事文学作品中都有形象的表述。其实，政治评价或者思想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一致性是最理想的评价，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人格。但是，二者之间的些许错位可能更是一种常态，因为人性是极其复杂的。即使是从道德的尺度来评价鲁迅可能的“失节”，也不能影响其道德主体的高尚，更不能影响其思想本质的深刻，正如鲁迅自己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40)
当代性研究范式往往也是一种放大的思想关联研究。由于“文革鲁迅”的历史存在，导致了人们对于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反感和忌讳。但无论何时，当代性研究范式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目的论，其价值是不能被否定的。只要正确选择对象，放大的关联性研究也是有意义的。对于鲁迅研究的当代性阐释是否就是神化鲁迅的问题，也要进行认真的辨析。神化是超越人类一般的思想，而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神祇式预见能力。像“文革鲁迅”一样，无论何时遇到何人何事，鲁迅总是曾作出过有如箴言般的昭示或者预示。应该说，鲁迅的经典化不是神化。鲁迅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主体包括“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和挑战权威等核心命题。这些命题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确实具有非凡的功能。如果将此视为是对鲁迅的神化，则这种神化是必然和必要的。因为我们首先要看鲁迅的思想主体是什么，然后再看鲁迅的思想在当下中国社会究竟发生着多大的作用，从而认识鲁迅思想的当代价值。在这一认识过程完成之后，我们就会增加对于鲁迅思想的认同。
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谈到翻译的选择时说：“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绍介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41)他告诫青年，现在“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42)鲁迅对文学的选择和取舍始终是以国家的前途命运、社会现实需要为准则的。在阐释和学习鲁迅的过程中，我们这里所说的“行”不是实际肢体行动，而是一种思想行为，是对鲁迅思想的宣传和阐释。在当下重提“学习鲁迅”、“普及鲁迅”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也是鲁迅思想实现从经典化到大众化的必经之途。
在2013年3月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出还应增加一个更迫切和更适合的题目，那就是探讨鲁迅与21世纪中国的问题。鲁迅之所以能成为当下言说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鲁迅思想与当下中国现实的契合。20世纪的结束并没有终结鲁迅思想的针对性，其昔日所针对的某些社会、思想、文化弊病今天依然存在。第二，鲁迅思想价值与当下大众认同的相适性。与几年前鲁迅形象的大众理解明显不同的是，当下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眼中的鲁迅形象和鲁迅思想价值评价状况发生了巨变，由负面的价值开始回归正面价值。从网络评价的前后变化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种思想轨迹。第三，在不可言说的价值判断和不可证伪的思想前提中，鲁迅可以成为言说的工具和批评的渠道，而鲁迅本身也为这种言说和批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由于鲁迅思想、地位及其在社会中的影响，以鲁迅为言说工具不仅能获得思想的增值，而且可以使论证过程简化，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鲁迅一句“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43)便深刻地揭示了不同境遇的人对于社会发展所持的不同态度。
“普及鲁迅”也是实现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一个过程。鲁迅研究和鲁迅的价值实现都不可能只在书斋里完成，这也是鲁迅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本质体现。改造国民性是鲁迅终生的愿望，他不断地著书立说、宣讲自己的思想，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和认同他的思想，完成这个终生的课题。直到去世前三年，鲁迅还坚称：“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44)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民众思想改造的最后结果，不仅造成了政治的盲从和思想的同化，而且也大大地弱化了民族的思想能力。“普及鲁迅”是对鲁迅思想的扩大，也是对鲁迅生前矢志不移的使命的延续。
总体而言，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是对于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成果的开掘和阐释。只不过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到底最需要一种怎样的鲁迅研究，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作出正确选择的。
①《“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丛书前言·薪火相传：百年中国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张福贵：《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②张梦阳：《我观王朔看鲁迅》，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③《“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丛书前言·薪火相传：百年中国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张福贵：《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第10页。
④《“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丛书前言·薪火相传：百年中国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张福贵：《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第5页。
⑤王富仁：《当代鲁迅研究漫谈——朱崇科〈1927年广州场域中的鲁迅转换〉序》，《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1期。
⑥《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9日；《学习鲁迅——永远进击》，《人民日报》1976年10月19日。
⑦石一歌：《鲁迅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8页。
⑧茅盾：《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7日。
⑨杨剑龙：《鲁迅的过去时与现在时》，《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⑩大村泉：《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是“回忆性散文”还是小说》，绍兴文理学院等编：《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11)黄乔生：《善意与温情——“鲁迅与仙台”研究的基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2)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13、114页。
(13)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第196页。
(14)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第117页。
(15)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第190页。
(16)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49—51页。
(17)李今：《研究者的想象和叙事——读〈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想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
(18)参见邹范平：《新发现的鲁迅：解读伟大旗手讳莫如深的内心之谜》，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19)古大勇：《“过度阐释”与“偏离鲁迅”——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反思(二)》，《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0)朱振国：《不能听任〈收获〉杂志嘲骂鲁迅——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
(21)张福贵：《鲁迅思想的民众本位与鲁迅研究的大众化价值》，《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22)孙玉石：《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
(23)古大勇：《“过度阐释”与“偏离鲁迅”——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反思(二)》，《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4)参见赵晋华：《我们今天怎样才能真正走近鲁迅》，《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26日。
(25)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
(26)孙玉石：《世纪末的总结：丰富现在昭示将来——〈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读后》，《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
(27)鲁迅：《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第367页。
(28)孙郁：《对鲁迅的传播进入了一个误区》，《羊城晚报》2011年4月17日。
(29)参见赵晋华：《我们今天怎样才能真正走近鲁迅》，《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26日。
(30)张梦阳：《鲁迅的当代价值》，《中华读书报》2006年9月27日。
(31)林非：《穿越时间隧道的光芒》，《中国文化报》2001年9月20日。
(32)阎真：《鲁迅：不同历史现场的价值错位》，《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33)陈汉萍：《全盘反传统抑或改造传统：重审鲁迅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2期。
(34)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第571页。
(35)参见王玮：《鲁迅在今天的意义》，《光明日报》2001年4月5日。
(36)参见赵晋华：《我们今天怎样才能真正走近鲁迅》，《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26日。
(37)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6页。
(38)周海婴：《鲁迅究竟是谁——在2006“上海书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发布会上的讲演》，《文汇报》2007年8月13日。
(39)陈漱渝：《群策群力，精益求精——对修订〈鲁迅全集〉的几点意见》，《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7期。
(40)鲁迅：《华盖集·战士和苍蝇》，《鲁迅全集》第3卷，第40页。
(41)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第19—20页。
(42)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43)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55页。
(44)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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