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三重开放性问题 *
张 明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 毛泽东在现代性问题上的理论姿态可以概括为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焦虑的“力场”，即学习现代化与规避西式现代性弊病的双重逻辑。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探索性实践的影响，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弱化，反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毛泽东现代性思想为后世留下了三大开放性问题：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异域想象”维度所展开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如何过渡到完成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对西方现代话语霸权的理论突围；二是后发民族国家在建构自身现代性方案的探索性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现代性的“共相”与“殊相”的张力关系；三是后革命时代氛围下，如何安置理想主义的激情问题。上述三重开放性问题以显性或隐性形式，不断影响着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探索性建构。
关键词： 毛泽东；现代性；开放性问题；另类现代性；当代价值
倘若将现代性视为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规划，毛泽东的现代性焦虑及其批判性思考，无疑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关于中国未来社会走向的一次重要的理论规划。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性实践，构成了唯一的“另类现代性”规划。因为就康德对启蒙的定义而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许是真正现代的、启蒙的。“这种社会主义的确充满乌托邦色彩，不过，这种乌托邦规划实实在在地缔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整套更新人性的伦理和公共生活规则，一整套移风易俗的社会实践。……它作为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给后世留下了一份难得的政治文化遗产。”[1]117本文拟将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历史情境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现实语境相对接，通过对毛泽东现代性思想所蕴含的“开放性问题”的理论揭示，以期在当前新的历史背景下激活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并对这一思想越出历史的界限进而走向当代，提出某种理论上的重新思考。
引言：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当代遗产的历史语境分析
关于毛泽东现代性焦虑及其批判性实践所留下的政治遗产，西方世界尤其是左翼思潮以更加激进的态度将其视为建构批判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源库。正如美国学者詹明信所指出的那样，“当今在全世界各地展开的将毛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涂上斯大林的面具，并且加以玷污的宣传运动——如今已重新改写的，为强加在东方的另一个政治囹圄(Gulag)——毋庸赘述，这些都是诋毁60年代史企图的组成部分。如此简快，并且对这领域的‘另一头’不加思索地就一股脑儿地全盘摒弃，在笔者看来是很不慎重的。”[2]詹明信对毛泽东政治遗产的高度珍视，在加拿大学者谢少波看来，其实反映了詹明信的“毛泽东情结”(the Maoist complex)，而这一情结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与“文革”根深蒂固的仰慕，以及通过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中介，对毛泽东将社会视为不平衡发展复合体(complex)的推崇这两个维度。
毛泽东一方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合理性分析——对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所催生的巨大生产力的解放表达了高度的理论肯定，另一方面基于中国近代以来以落后挨打的被动姿态卷入现代性浪潮之中的具体生存境况，形成了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同时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批判——对资本现代性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表达了最为坚决的批判与拒斥，以及中国近代遭遇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悲惨境遇，使得他同时又对西式现代性始终保持着焦虑与警惕的态度，并力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另类现代性道路。毛泽东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范式的反霸权规划、对于振兴中华民族和革新社会关系的乌托邦焦虑，以及基于新阶级范畴(由劳资阶级的对立转换为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对立)的新阶级斗争模式，为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背景下实现批判理论的自我突围提供了重要的借镜。“可以说，詹明信新葛兰西式的文化政治规划，与毛泽东思想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因为二者都根植于60年代精神，都是一种反霸权话语，具有乌托邦和修正性特征。……他的毛泽东情结可以转译为向60年代学习的一种永久渴望。”[1]101毛泽东现代性焦虑的思想逻辑射线，并未随着他晚年的曲折探索而中断，它穿透了时间的印痕与历史的尘埃，仍然向当前实践不断发射出强烈的理论光谱。换言之，毛泽东的现代性焦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一个关于现代性建构的“开放性问题”，并且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影响着当代中国现代性的理论规划。
尽管毛泽东现代性焦虑表达了基于马克思主义谱系与中国民族特色互动情境之下、“冷战铁幕”“三个世界”划分态势下的一种关于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霸权，以及突破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另类诉求。但随着“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时代(德里克语)的来临，尤其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话语霸权的操控以及资本主义对反抗与差异性话语的遏制——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能够自动的吸纳并消除社会内部生发出的对抗，“在此过程中(即自动化、一体化过程——引者注)，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被削弱了。这种内心向度本是否定性思考的力量也即理性的批判力量的家园，它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压制和调和对立面的物质过程在思想意识上的反应。”[3]在此背景下，批判性超越西式现代性，成了一种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图景进行规划的重要理论探索。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另类重要回答。其实，另类现代性的核心便是差异问题，即如何动员社会和政治差异来抵抗(资本)现代性霸权话语。[1]109
问题二：后发民族国家如何处理现代性的“共相”与“殊相”关系
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对此做出过阐释，诸如，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并非另起炉灶、在一个全然不同的基础上建构的，而应当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及其物质财富的丰富继承基础之上。同样，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也需要在一定条件下、一定形式上吸收资本主义现代性中体现现代性一般维度的积极因素。然而，晚年毛泽东无疑在此问题上走进了绝对化的理论误区，他更多地借助于民族国家的特色来建构自身的现代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了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特殊性。正如日本学者近藤邦康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继承了有对西方的抵抗与学习两个方面的中国近代思想，他的思想里，主体和目的是抵抗西方、反对西方，这是根源的、主要的方面，至于在方法上学习西方和苏联化(西方化的一种变种)，不过是他思想的次要方面。”[9]
毛泽东的现代性焦虑及其批判性思考，在一个侧面是作为求索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个缩影而出现的；在另一个侧面是历史主体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理论姿态的表达。这种对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反抗，以及对独立自主承载中国现代性建构主体自信态度的彰显，又面临着如迈斯纳所描绘的“历史客观局限性”与“乌托邦冲动”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之一，就是中国近代前现代具体历史生存境况与现代性问题生发的客体性局限，共同催生了中国现代性意识中的“他者”情结与“赶超”意识，即以殖民主义现代性为代表的“他者”形象形塑了中国人的现代性意识——在现代性建构道路中的被压迫、受辱的客体化存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模拟—超越”西式现代性的一般逻辑。(1) 在屈辱性生存境况基础上形成的应激性反应导致国人最初将自身的现代性建构方案无意识地投射到作为“施暴者”身份的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之中，并且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随着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这种原始生存意义上的屈辱情结进而成功转化为一种自主性反抗与超越西式现代性的另类发展意识。 这种基于“落后即挨打”观念形成的现代性“他者”意识，直接导致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求索中国现代性路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冲动，即关于理想社会存在状态与秩序的美好愿景意识，一种走向在整个人生中能够发现更美好东西的超越运动，亦即本·安德森所言的人生尚未实现的、复数形式的并且是内在具有的美好状态。[10]也就是说，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冲动是一种由关于社会未来存在理想状态的愿景意识与现实历史发展具体境况之间的矛盾所塑造的复杂意识，这种意识的显著特征便是对于现实的不断超越性，在不断改变现实存在状态的过程中趋向理想社会图景的实现。
何为“发展的悲剧”？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把握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清晰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悲剧”，并将其内化于批判的理论形式之中。换言之，资产阶级现代化及其文化表达形式的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资产阶级革命与现代化的推进取得了巨大成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277但与此同时，在文化层面它又使得“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5]275资产阶级发展的悲剧在于其必然会走向末路，这不是因其失败所致，而恰恰是其成功的必然结果。鲍曼认为，马克思继承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并基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的利益诉求，而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给予充分肯定，因为无产阶级必然能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中获得充分解放的可能性。但其中存在一个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继承与超越，因而就其历史基座而言，社会主义所设想的未来现代性必然会将原先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已将深刻暴露的矛盾带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在此，鲍曼敏锐地指出了一个无法从理论上回避的重要问题，那便是社会主义国家既推动现代化又限制现代主义的努力，必然会遭受失败。因为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双重维度和矛盾性，必然会困扰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作的，因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其压抑性而使矛盾得以充分展开。马克思主义进入20世纪末，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的批判不能作为提供解决现实生活矛盾的一个出路而“出场”，而必须让这个社会进入矛盾之中并寻求解决矛盾的现实路径。哈维同意鲍曼的观点，认为“发展的悲剧”就是在废墟基础上创造一个全新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同时它也在开拓者的内心创造了一个新的废墟。“说到底，如果不破坏从前过去了的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创造一个新世界呢？有失才有得，正如从歌德到毛泽东的全部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已经表明了的。”[6]因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便是“创造性的毁灭”——源于实施现代主义所规划时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应当是作为后发民族国家独立自主探索自身现代性方案的代表而出现，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整体性逻辑定位。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异域想象性”批判，以及以隔绝与资本主义关联的方式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能够避免西方现代性弊端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的“反对资本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的表述存在着重要区别，因为资本主义在西方是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存在，而在中国资本主义并不具有一种纯粹的事实性存在状态。毛泽东的“反对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现代性的含义在内，即反资本主义是反“西方”的隐喻修辞。[4]可见，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无穷焦虑意识，直接形塑了其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即在不断地规避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病与资本主义复辟的紧张状态中，持续制造了无休止的矛盾裂变的过程，并且寄希望于在这种关于矛盾的无限求解过程中完成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真正替代与超越。然而，可惜的是，上述基于无限焦虑基础上的无穷斗争的态势，直接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动荡，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言的毛泽东晚年在面临现代性规划困境时所陷入的“发展的悲剧”问题。
毛泽东的现代性焦虑并非基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中国充分暴露的基础上而作出的理论反应，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前资本主义(尽管不可否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具有一定发展，但这并不能构成影响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主要矛盾)阶段，并且是在东方的异域对资本现代性展开的理论批判。可以说，毛泽东的现代性焦虑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产生的，并且基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与理论准备的相对不足(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的是强调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而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共存问题鲜有涉笔)，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设定了与资本主义绝对割裂与对立的存在状态，即为社会主义设定了隔绝资本主义消极因素侵袭的方式，规避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弊病。并且，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明确将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方案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划分不仅仅是对于当时国际战略关系格局的考量——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资产阶级“全球化理论”之间的质性区别尤为明显，因为毛泽东开启了一种真正基于东方主体性位置上的理论思索，即不是趋同于资本主义的垄断性世界秩序，而是对这种不平等世界结构的反抗，通过确立第三世界国家的主体性地位以建构一种新的平等合理的世界秩序。而且，这一划分更是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方案的规划，即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能沦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或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简单复制，而应当作为“第三世界”现代性建构的话语代表而“出场”。
既然毛泽东时代在一种“异域想象空间”中都未能成功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那么，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拓展时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已经侵袭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主体的深层逻辑结构之中的大背景下，究竟如何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突围呢？西方文化批判理论所寄望的文化批判策略及其所依靠的社会边缘群体与边缘问题(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等等)的“革命性”反抗，究竟能否准确地号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脉，并完成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性社会想象，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仍然是令人怀疑的。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异域性想象”式批判的理论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现代性是一个全球现象，它所造成的危机无法在一个孤立的语境中加以彻底的克服。”[7]但问题是，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在一个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已经能够遏制其内部所产生的一切抵抗声音的时代、在一个批判能力消退乃至全然消逝的时代、在一个被阉割了对非资本主义社会想象能力的时代，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替代性方案的建构及其实现的可能性究竟在何处，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难题。难道资本主义现代性真的就已经终结了人类历史进程吗？倘若真的如此，又如何解释资本主义不断呈现的危机形式？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想象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替代方案及其实现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之时，有西方左翼学者将理论的视角转向“第三世界”后发民族国家的地方现代性规划，认为通过后发民族国家的地方性与本土性现代性的勾画可以找到一条从西方现代性普遍话语操控中进行理论突围的路径。因为在西方学者那里，在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划中，在当代的全球化想象中，地方性不仅是一切规划的落脚点，而且构成了规划的最终目标。[8]320然而，现实的窘境却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还有脱离于资本主义普遍话语操控的“边缘”国家存在吗？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中心—边缘”的界分在资本全球化与资产阶级普适性话语的操持下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去中心化与整体化的趋势——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布展消解了单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即任何原先意义上的“边缘”地区都从根本上无从摆脱资本逻辑的操控。由此可见，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如何重建关于非资本主义社会想象的能力、如何建构出一套在全球现代性条件下实现替代资本主义的突围路径，仍然是当前思想界需要热切关注与深入思考的紧迫问题。当前，中国一方面通过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积极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充分汲取西式现代性的积极方面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又始终坚持开放过程中的独立自主性，始终扎根中国大地、直面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建构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性方案，从根基上为求解第三世界国家在处理自身现代性方案过程中所面临的“既想加快发展”与“又想保持自身独立”之间的矛盾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因此，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究竟应当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关系，民族国家现代性建构究竟应当如何处理现代性的“共相”与“殊相”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留给后世的另一大开放性问题。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第三世界“另类现代性”的表征，在推进自我逻辑的建构过程中，无疑面临着深刻的矛盾：既试图通过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的发展，又必须拒绝西方道路的灾难性后果；既要求民族的独特性，又必须克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等等。[8]312这样，问题就转化为，如何在社会主义地方性的实践过程之中寻求普遍解放的道路，尽管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解放具有普遍性，但是导向解放的路径却具有民族性与特殊性。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引领当代中国不断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与伟大变革，正是因为它正确处理了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共相”与“殊相”的辩证关系，即一方面坚守了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如客观物质生产维度现代化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又始终坚持中国作为后发民族国家探索自身现代化方案的民族特殊性。
1、鸡蛋从外面打破的是食物，从里面打破的是生命。2、人生就像烙饼，得翻够了回合才能成熟。3、喝醉，从来就不是酒精的罪过，而是感情的度数太高。4、书到用时方恨少，肉遇减肥才嫌多。5、胖子的心里，要有多难瘦就有多难受。6、把漂亮当资本那是愚蠢，把漂亮当能源那是智慧。
从起源学意义上而言，现代性及其话语逻辑确实是最初生发于西欧文化语境之中，伴随着资本殖民化的步伐而逐步实现了理论的“东移”。并且，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控下，现代性开始逐渐脱离最初的地域性限制，而被打扮成具有“普适性”的话语。现代性背后直接关联的便是资本主义，言及现代性就意味着言及资本主义，并且也只有资本主义能够表征现代性，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之间被人为钩织了一种排他性的线性等同关系，这是目前西方世界关于现代性话语霸权的集中呈现形式。当然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之下，资本主义不仅是作为现代性的唯一表征，也是作为现代性的终结而存在的。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看来，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掌控关于现代性阐释权的正统性，非西方世界在现代性建构的道路上不存在任何所谓的民族特殊性形式，而只能导向由西方所设定的所谓唯一的“真理性”路径。在这样的话语逻辑下，现代性构成了一种绝对抽象的存在范畴，它表征了一种由西方资本主义所操持的“绝对普遍性”话语。对于现代性的建构路径而言，只有西式现代性的唯一“普适性”，而不可能存在任何民族国家、地区的本土性尝试。
毛泽东对于西式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保持了高度警惕之姿态，并且对此展开了最为激烈的批判与抵抗——在一种真空的异域性政治想象空间展开了一条与西式现代性“异轨”的另类现代性建构，从而重新恢复了中华民族在自身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主体性，表达了一种从自身民族特色出发对西式现代性霸权毫不妥协的批判姿态。但实事求是而言，毛泽东的现代性焦虑后来之所以走向了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没能够科学处理现代性“共相”与“殊相”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探索的过程中，为了规避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病，竭尽全力构筑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绝对割裂的“真空”状态以建构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这样一种操作方式与其说是当时“冷战”国家关系格局使然，毋宁说是毛泽东深层逻辑构架所决定的。因为“一分为二”的绝对对立关系构成了毛泽东矛盾理论的核心，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病及最终走向困境的结局，构成了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唯一衡量标准，即以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范式将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对偶性”存在。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现代性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其应当是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处于绝对决裂的对立关系格局中，凡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所规定的内容，社会主义现代性必须坚决摒弃，二者之间绝不可能存在任何理论或现实层面的交集。然而问题是，尽管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人类现代性发展之路上的一种形式，并且带着浓浓的西欧特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者断然否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地域性与特殊性，而将其装扮成“普适性”的话语，但从哲学层面上而言，特殊性并不能脱离普遍性而孤立自存，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现代性的特殊样态之中，也必然蕴含着关于现代性的一般理论规定性，而这种一般性的理论规定性应当是社会主义在建构自身现代性的过程中必须加以批判性坚持与发展的方面。
我们看到大多数家庭经过一场场疾病走向阳光和健康，但也有的父母像轩轩的爸爸妈妈那样，在疾病面前自己先变成了弱者，总在心里向疾病求饶，替宝宝“负罪”，失去了一颗平常健康的心态，给宝宝的性格打上一些特殊的烙印：疾病是一个砝码，可以换来我想得到的一切，尤其是有需要就能满足的优越感。因此，我们常听见有的父母说：“宝宝刚刚大病一场，现在变得特别娇气，有点要求不满足，就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有的父母则说：“生完病，宝宝的脾气特别大，不像以前那样乖，总想迫使大人让着他。”
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霸权及其意识形态阴谋，毛泽东现代性焦虑的历史遗产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被淡化的风险。因为在资本、技术与消费所构筑的商业帝国之中，当代一些人近乎全盘抛弃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对西方现代性的焦虑心态，而以更加彻底的方式拥抱西式现代性。倘若说在当前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上一定要讨论有何焦虑的话，在某些人那里，就表现为对中国未能全盘接纳西式现代性、为中国未能如西方一样“现代”而感到焦虑，即对于现代性批判姿态的全面消解与对西式现代性的全盘认同。但问题是，批判始终是促进社会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动力，只有在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才能完成不断的超越与变革。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形式的批判性，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策略恰恰在于对批判性的消解，即通过否定辩证法的批判性来建构一个没有反对与异议的同质化社会。资本主义现代性因为物化结构的内在限制，必然在本质上蕴含着不容克服的矛盾，这直接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性质疑的根据。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其本身即是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结果，并且它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在此背景下，重新回到毛泽东的现代性探索所构筑的批判性空间，不是为了回到历史的过去，而是为了充分吸收历史遗产，使其成为宝贵的理论财富，进而用以展望未来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问题。
3）采用了阻尼弹簧复合减震器结构，使整个动力系统结构的震动情况明显改善，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问题三：现实主义语境下求索现代性，如何安置理想主义的激情
问题一：资本主义话语霸权下现代性批判如何实现理论突围
2005年后，东营区先后投资200余万元，为庄户剧团购置了乐器、灯光、音响、服装等必要的演出设备和道具，定期组织专家对剧团演员进行艺术指导和业务培训，剧团演唱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更多的群众学唱吕剧。
诚然，理想主义的激情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能够在前现代历史境况下(“一穷二白”)形成社会政治共识、动员革命力量、不断完成系列革命目标的重要保障。理想主义的教化功能不仅仅存在于革命战争时期，而且在毛泽东“不断革命”理念的指引下自然延续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试验之中，并内化为毛泽东时代探索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结构性要素，这种信仰与理想主义激情在国外学者那里甚至直接构成了“毛主义”的本质特征。[11]80然而，在客观历史局限性与理想主义冲动之间并非仅仅存在着简单的促进关系，即历史的局限性催生理想主义的冲动，而理想主义的冲动与激情又能够逆转历史的客观局限性。相反，在大多数历史境况下，历史的客观局限性与理想主义冲动之间的媾和所导致的历史情境则是社会历史的“脱序”运行，在毛泽东时代即呈现为过激、过急、过左地推动社会的整体性变革，进而造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探索后期大规模的混乱局面。可以说，“穷则思变”“图变则急”“过急则‘左’”“‘左’则必乱”构成了晚年毛泽东现代性建构的真实思想轨迹。
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正确处理了革命主义理想与现实主义实际之间的张力关系，总结了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在求索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凸显出的过度理想主义的弊病——“价值迷、事实盲的问题[12]，即过分侧重于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以操之过急的方式推行这一理想化方案，而忽略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条件下造成的困境问题。倘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一种崭新尝试，那么，它就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实历史坐标的科学定位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境况，以及在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历史背景下建构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方案。这一新的伟大探索的显著特征便是，始终基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情境，以抑制传统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理想主义冲动，进而重建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因为毛泽东时代过分强调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强调主体的意志与主观能动性在建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不可避免地会染上主观主义的色彩，而这种主观主义以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为主要特征，即固守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设想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且过分迷信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借助革命斗争经验(诸如群众运动、发挥主体能动性、强调精神意志的作用等)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13]因此，在国外一些学者看来，彻底地反乌托邦主义构成了后毛泽东时代的显著特征，“当马克思主义被简化成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时，当其理论实质被‘实事求是’这一法则作了新的定义时，当社会主义本身实际上等同于现代经济发展时，理想主义被明显淡化也就在所难免了。”[11]206—207
然而，在抑制理想主义的冲动、步入现实主义的路径，将经济发展主义视为社会主义存在的唯一合法性之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却面临着理想激情退却后导致的系列尴尬。诸如，发展主义强调的经济因素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治理术与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之间明显存在着重要的“视差”，追求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向度与社会主义理想性的差距如何弥合，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所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正如大多数西方左翼学者坚持认为的那样，毛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坚决拒斥推动客观经济发展能够自动实现社会主义的假设，倘若将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核心环节仅仅置于后理想主义背景下的发展经济之类的客观技术性操作层面，那么，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现代性逻辑冲击下，社会主义的理想共识究竟能够在大多程度上达成，社会政治资源的整合与动员能力又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保障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的成功建构，这些都构成了后革命氛围下乌托邦理想究竟应当如何安置的重大问题。德里克认为，应当以新的方式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想象未来的可能性方案，它将乌托邦的冲动转向对当前压迫和不平等问题的关注，而这无疑构成了解放的真正含义。[8]316德里克的上述认识为我们求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某种借鉴思路，即后革命时代应当小心谨慎地处理理想主义冲动的问题，在现实主义的客观历史语境中恰当地安置理想主义冲动的位置，即以隐性方式坚守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想化方案并将其置于“改变实际”的实践活动之中，通过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物质基础，并在此过程中凸显理想主义的导向性，从而实现“理想主义的冲动”与“客观历史的局限”差距的弥合问题。
总而言之，上述三个问题构成了毛泽东现代性焦虑留下的开放性问题，笔者仅仅是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不期望得到所谓的“终极答案”。因为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由一个个无解的命题所构成的，而这正反映了现代性始终是一种进行时而非完成时的存在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倘若摒弃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方案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共谋的色彩，可以使用“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来表达毛泽东现代性焦虑所构筑的开放性理论空间。毛泽东的现代性焦虑留给后世的是一份复杂而难得的政治文化遗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语境下，在现代性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正日益发挥出其重要世界性影响的今天，重新思考毛泽东现代性的历史遗产，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实践中汲取历史的智慧，对于当下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将药物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要求(即毕业要求的分解指标点)与实验教学环节关联，明晰实验内容与毕业要求之间的关系，避免不同学校不同教师在讲授同一门课程时产生教学效果的偏离，同时也为后续考试以及课程质量评价奠定实质性基础[8]。
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法主要是利用诸如人工神经网络法、层次分析加权法等其它方法来获取各指标权重或是模糊评判矩阵。然后再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基于模糊数学法具有适应性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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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Open Questions of Mao Zedong ’s Thought on Modernity
ZHANG Mi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e for Studies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46,China )
Abstract ：Mao Zedong’s theoretic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issue of modernity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rce field” which is constituted by the desire of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anxiety, and this attitude is a dual logic of constructing modernization and evading the drawbacks of Western modernity. Mao Zedong’s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impact of its exploratory practice have not weakened over time. On the contrary, it has shown a trend of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in certain historical stages. Mao Zedong’s thought on modernity leave the later generations three “open questions”. Firstly, how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launched in a “exotic imagination” breaks through the Western hegemony of modern discourse in the current global capitalist era. Secondly, how a late-starting national state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common phase” and the “special phase” in the exploratory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its own modernity pattern. Lastly, how we place idealism passion under the atmosphere of the post-revolutionary era. These three problems are constantly interrogating the exploratory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odernity in an explicit or implicit form.
Keywords ：Mao Zedong; modernity; open questions; alternative modernity; modern values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431( 2019) 01-0027-06
*收稿日期： 2018-10-09
作者简介： 张明(1987—)，男，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批判性阅读研究”(17CKS00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阅读毛泽东——基于方法论视角的理论探索”(18JHQ020)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立 早
标签：毛泽东论文; 现代性论文; 开放性问题论文; 另类现代性论文; 当代价值论文;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