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控制不是反通胀的有效工具——拉美国家反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拉美论文,通货膨胀论文,经验教训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拉美国家的反通货膨胀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经验教训。
1.指数化弊大于利
指数化是许多拉美国家经常采用的一种反通胀工具。根据这一机制，工资、利率和汇率的变化以及各种经济合同或契约的签订，都参照过去一段时间内的通胀率。例如，工人的工资将根据以往通胀率的涨幅，定期得到相应比率的提高；但住房的租金也随通胀率的提高而提高。
指数化的负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由于指数化以过去的通胀率为基础，它使通胀生成一种自我推进的动力。换言之，当前的某些促使通胀压力增强的因素（如进口投入价格的上升、本国货币的贬值、间接税的提高、价格补贴的取消或减少以及季节性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等等）。会通过指数化机制传导到未来，从而成为今后通胀的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用等式来表示就是：今天的通胀＝昨天的通胀+需求水平的影响+供给冲击的影响。
第二，指数化使国民经济对价格上涨的敏感性与日俱增。其结果是，调整各种指数的频率大大缩短。由于各种经济活动是相互关联的，某一种契约的变化会使许多其他契约发生相应的改动。这种情况在生产领域尤为显著。因此，调整时间的缩短也就意味着成本的进一步增加；而成本的增加又增强了通胀压力。
总之，指数化很容易产生出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前的通胀受过去通胀的影响；当前出现的需求水平和供给冲击的不良影响使今天的价格水平高于昨天的水平，而明天的水平又有可能高于今天的水平。为了抵消不断上升的通胀率，各种指数的调整时间就被迫缩短，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通胀率的上升。
在拉美，巴西的指数化最“完善”。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巴西的通胀问题较之其他拉美国家更为严重。
2.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反通胀计划具有双重作用。
固定汇率在反通胀计划中的作用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依据的：由于政府具有随意调节汇率的能力，它会滥用其权力，通过贬值来达到降低工资和扩大就业等一系列目的。但企业和消费者不会甘心情愿地接受贬值带来的损失。它（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通胀预期，想方设法地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等途径将这种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其结果是，贬值不仅未能使国民经济受益，反而增强了通胀压力。固定汇率制使政府不能随意诉诸贬值，否则，政府的“可信性”会受到损害。可见，由于排除了不断贬值的可能性，通胀压力也就自然地减轻了。此外，固定汇率还能促使政府采取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文件甚至认为，与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相比，采用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在反通胀方面取得的成就较为明显。
“雷亚尔计划”和“兑换计划”的实施结果表明，固定汇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通胀。尤其是在通胀惯性较强的情况下，降低调整汇率的幅度或缩小调整汇率的频率，更能有助于降低通胀率。但是，将固定汇率制作为反通胀的工具很容易使本国货币的币值高估。尤其是在存在着惯性通胀以及其他价格未被冻结的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这种现象就更容易发生。一旦币值高估长期得不到纠正，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就会出现赤字，资本就会外逃，债务负担也会加重。这一切不良后果很可能使政府的反通胀计划流产。事实上，震动全球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墨西哥把固定汇率作为反通胀的工具不无关系。
3.控制财政赤字和压缩总需求的任务不能半途而废。
反通胀计划的目标应包括两方面：一是近期目标，即迅速降低通胀率；二是长期目标，即防止通胀率再度回升。采用固定汇率或冻结工资和价格等方法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达到降低通胀率的目标，从而使政府获得较强的可信性。但是维系反通胀计划取得的成就却非易事。80年代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拉美国家的反通胀计划表明，如果避免通胀“卷土重来”，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削减财政赤字和控制总需求，决不能因通胀率暂时跌落而放松警惕。
在这方面，巴西于1986年2月推出的“克鲁扎多计划”，尤其富有启发性。当一系列非正统措施的实施使通胀率出现短暂的下降时，政府不再强调控制总需求和压缩财政赤字。由于实际工资迅速提高，加之公众手中的货币持有量在计划实施后的一年内每月增长7.1%，通胀率开始迅速回升。
当然，削减财政赤字和控制总需求不仅在经济上是艰难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不容易的。无怪乎一些西方学者指出，90年代以前一些拉美国家实施的反通胀计划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完全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专制”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但是，人们也应该承认，无论在实施反通胀计划之初，还是在反通胀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全社会的共识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政府与各阶层达成某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契约”，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4.价格控制不是反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
采用非正统反通胀计划的动机之一就是通过价格控制来改变公众的通胀预期，并力求使该计划在公众的心目中获得可信性。可是，拉美国家的实践表明，价格控制只能在有限的短时间内降低通胀率；就长期而言，它只能使通胀问题在取消价格控制后变得更加严重。这是因为：(1)当不均衡的市场上价格被冻结后，商品就会迅速出现短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也会进一步扩大，从而使通胀压力“死灰复燃”。此外，长时间的价格控制还有可能破坏价格信号的传递，损害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能力。(2)即使在均衡的市场上，长时间的价格控制同样会面临着管理上的复杂性和价格信号传递中的变异性等一系列问题。(3)当政府通过增加对生产者的财政补贴这一方式来缩小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时，政府的财政负担就会加重，从而为维系财政平衡带来困难。
一方面，任何一种反通胀计划都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通胀的根源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最为理想的反通胀计划似乎是将正统计划和非正统计划结合在一起。换言之，对付通胀问题应该“对症下药”。例如，如果通胀是由需求的过度膨胀引起的，那么，采取紧缩政策，或扩大供给，或“双管齐下”，都是应该首先要考虑的“处方”。但是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紧缩政策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可能造成“滞胀”。就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过快导致的通胀而言，实施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无疑是当务之急。同理，对付“结构性”因素诱发的通胀，最佳“处方”显然是消除“瓶颈”。
附录
阿根廷的“兑换计划”
在阿方辛总统于1983年12月上台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为400%，1985年年中高达1200%。阿斯特洛尔计划曾通过冻结价格和工资等方法使通货膨胀率在1986年年底下跌到82%，但是不断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使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增强，因此，通货膨胀率又从1987年的175%提高到1988年的388%。当梅内姆总统于1989年年中开始执政时，通货膨胀率已上升到3600%，1990年3月高达20266%。
由于梅内姆总统采取了控制财政赤字和减少货币发行量等措施，至1990年第三季度，月平均通货膨胀率下降到6.2%。但在1991年2月，地方银行和中央银行金融状况的恶化以及政局的不稳定等因素使月通货膨胀率再次上升到27%。财政部长冈萨雷斯因此而让位于卡瓦略。
1991年4月，国会通过了卡瓦略制订的关于阿根廷货币阿斯特洛尔可自由兑换成美元的法律，即“兑换计划”。该计划的要点包括：1.使汇率固定在10000阿斯特洛尔＝1美元的水平上；2.货币基础完全以中央银行的储备作保证；3.中央银行不得弥补政府财政赤字；4.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活动所需的比索可自由兑换；5.允许美元成为合法支付工具；6.禁止任何契约采用指数化。1992年1月，阿斯特洛尔被比索取代（1比索＝10000阿斯特洛尔），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定为1∶1，外汇的买卖依然不受限制。
90年代以前阿根廷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用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此外，地方政府还不断向地方银行借钱，而地方银行则依赖于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从而使中央银行的赤字成为公共部门赤字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兑换计划”将货币发行量与中央银行的流动准备金联系在一起，政府就难以通过印刷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
但是梅内姆政府认识到，仅此措施是不够的，为了不使“兑换计划”像以前的反通货膨胀计划那样中途夭折，还必须努力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为此，政府采取了两大措施：
第一，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国有企业曾在阿根廷国民经济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经营不善，国有企业的亏损十分严重（如国营铁路公司每天几乎亏损100万美元）。为了卸掉这个包袱，阿根廷在实施“兑换计划”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至1992年6月，政府已从私有化中获得66亿美元的收入。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除了电话公司和航空公司等大公司以外，还有电视台以及一部分较小规模的石油化工公司、发电厂、钢铁厂、造船厂、旅馆、铁路公司和油田，等等。
第二，增加税收。虽然梅内姆总统的税收改革方案于1992年4月被国会否决，但政府仍然采取了一些旨在增加税收的临时性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扩大增殖税的税基和提高增殖税的税率。此外，政府还在避免偷税和漏税方面制定了一些规定。
上述措施有效地改善了财政状况。1988年，公共部门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1991年降为1.6%，1992年出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盈余，盈余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4%，1993年提高到1.1%。
梅内姆政府还认识到，要使通货膨胀率得到控制，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应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政府除了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私有化以外，还颁布法规，将工资的增长幅度与劳动生产率挂钩。这一硬性规定以及其他一些措施使设备利用率从实施“兑换计划”后前5个月的50%提高到1992年底的72%。
在实施“兑换计划”的过程中，阿根廷还努力实现贸易自由化，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这一措施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增加国内市场的供应，二是强化国外商品的竞争，促使本国生产者降低价格。
阿根廷“兑换计划”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消费品价格仅增长3.9%，为40年来的最低点。
巴西的“雷亚尔计划”
在拉美，巴西是通货膨胀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在1990年3月科洛尔总统上台时，通货膨胀率高达4854%。开设在莫斯科的美国麦当劳快餐店为了学到如何在高通货膨胀率下“赚钱”的秘诀，竟然派人到巴西“取经”。
“雷亚尔计划”是过去10年中的第8个反通货膨胀计划。与前几个计划不同的是，“雷亚尔计划”具有更多的透明度。例如，早在1993年12月，即在计划实施前的半年多，政府就公布了计划的内容和实施的时间表。由于公众对实施计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料不到的反作用作好了心理准备，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被大大减弱。
“雷亚尔计划”是分三个阶段实施的：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为计划的实施作准备。准备工作既涉及舆论导向，如对公众宣传实施“雷亚尔计划”的必要性，又包括平衡预算和改革财政体系等一系列实质性的工作。第二阶段始于1994年3月，中心任务是通过设立一个被称作“实际价值单位”的“价值量”每天都调整；调整的依据是前一阶段的各种价格。这一机制首先适用于工资，其“实际价值单位”等同于前4个月的月平均工资的实际“价值”。此外，中央银行也用“实际价值单位”来确定汇率，即1个“实际价值单位”＝1美元。第二季度，一些社会服务项目的价格也开始采用这一机制。尽管房租和私立学校学费在换算成“实际价值单位”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政府仍然坚持把私人部门的价格和契约逐步过渡到根据1993年9～12月实际价值水平确定的“实际价值单位”。第三阶段始于1994年7月。在此阶段，“实际价值单位”被正式变为一种新货币，取名为雷亚尔，意为“真正的”，以取代旧货币克鲁赛罗雷亚尔。它们之间的兑换率在6月30日为1个“实际价值单位”＝1雷亚尔＝2750克鲁塞罗雷亚尔。此外，“雷亚尔计划”还要求中央银行以1∶1的比率把国际储备额等同于雷亚尔的实际流通额，并对货币基础确定了数量限制。在这一阶段，除了长达一年以上的商业契约以外，其他契约不再采用指数化。工资每年调整一次，调整的依据是每一种类的工资在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之日的消费品价格指数。
“雷亚尔计划”的实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6月的48.2%降低到12月的2.2%左右。
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使这个国家的劳动群众每月可增加20亿美元的收入。由此而来的消费需求的急剧膨胀为价格稳定带来了压力。过去巴西实施的许多个反通货膨胀计划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消费者刚刚看到价格回落就抢购商品，以便在价格再度上升以前使自己手中的货币少受损失。为此，财政部长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电视上，告诫1.55亿消费者不要急于花钱，“只需买必要的消费品”，因为“价格还要下跌”。他甚至在巴西的父亲节前也要求消费者节制消费。他说：“在父亲节，献给父亲的最佳礼物就是低通货膨胀率”。他还希望消费者在购物时“货比三家”，以迫使销售商为竞争而压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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