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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原有的十几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基础，发展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以互助经济为基础的工农兵政府，及与国民党统治区相对立的行政区域——解放区。解放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解放全中国伟大事业的大后方，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解放战争的成败。
在解放区建设过程中，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推动了解放区的整体建设和发展，宣传、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达19个[①]，到解放战争大规模“武装夺取城市”的运动作战前夕，其分布已北起内蒙古，南至海南岛，占有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部分地区。形成以延安、西柏坡为领导中心的宏大社会结构，已接近形成“民主中国的模型”[②]的国家形象。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区人民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出现了民主色彩鲜明的政治形态和经济结构。解放区的文化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由于解放区是我党在“以农村改包围城市”的斗争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它所处的区域大多是农业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要“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③]解放区的文化事业就必须成为服务于“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重要的战线”。[④]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任务和方向，他明确指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⑤]
解放区文化直接继承了抗日根据地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根据地文化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而根据地文化和解放区文化的源头又是苏区文化，三者都是随着革命武装割据的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诞生的，又是在广袤的农村土地上培育起来的。虽然它们产生的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和革命对象不同，但其文化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苏区文化是先导，抗日根据地文化是成熟阶段，解放区文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历史环境中对前两者的继承和发扬。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诞生的苏区文化，它所具有的强烈的战斗性、文化主体所要求的大众化、革命任务所需要的民族性和“军民共建”的操作方式，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党和解放区政府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方针、政策，实现了有效的文化控制和较完善的文化整合。在党的组织中建立文化管理部门，管理党的文化事务，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政府中成立文化行政机构，对解放区日益丰富、活跃的文化活动和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化社团进行有效管理。《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的党组织和军队“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做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⑥]东北局政委会《关于加强工人群众中政治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工人阶级为要巩固其已得的胜利并推进全国的彻底胜利，为要负起领导全体人民建设繁荣幸福的新东北与新中国的责任，就必须大大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与文化技术水平，工人阶级只有掌握了人类先进的科学，只有掌握了人类先进的文化技术，才能领导国家更进一步地向前发展”。[⑦]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提出了“普遍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发展文化事业，培养专门人才；……促进社会主义活动及提倡正当娱乐”的主张，并以施政纲领的法律形式规定下来[⑧]。
党的指示文件和解放区政府颁布的文化法令、法规，是解放区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它不仅明确了文化建设的内容、任务，而且从根本上划清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本质区别，确立了解放区文化事业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正确方向，并且较为全面、准确地规定了解放区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巩固，其文化建设的内容、形式和质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由于解放区文化建设形成了较完整的行政网络和思想体系，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各项具体文化事业的发展，过去比较落后的解放区，在战争环境下，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打碎了反动统治阶级加在人民大众精神上的枷锁，“大批群众由于政治上翻了身，已开始急切要求在文化上翻身”[⑨]，这又为解放区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认识和群众基础。同时，“我们在各方面都创造了许多适合国情、乡情和时代需要的经验典型”[⑩]，文化建设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文化社团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期就领导建立了许多文化社团，其中以延安的文化社团为最多，影响也最大。进入解放战争阶段以后，革命的对象、任务变了，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革命人民一方了，文化社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改组了原有的抗日文化社团，使其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另一方面成立了许多新的文化社团。如1948年8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边区的文联，联合召开华北文艺工作者会议，决定将两边区文联合并，成立华北文艺界协会，会议选举萧三、李伯钊为协会正副主席。1946年2月至5月，先后建立起华中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晋冀鲁豫边区文协分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山东分会等一批文化社团。在全国即将解放的新形势下，1949年3月，华北文艺界协会的作家、原在北平的作家以及从香港等地来到解放区的作家，商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组成了由郭沫若、茅盾等42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具体进行筹备事宜。文化社团成为解放区文化兴盛的标志，也为新中国的成立建构了文化基础。
文学的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作家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有了完整的理解。一方面结合斗争形势的需要，一方面注意艺术上的加工，创作了一批既有鲜明时代特征，又有完美艺术形式的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其代表。这两部长篇巨著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以其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较高成就，分别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和三等奖。在作家努力于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赵树理是杰出的代表，不愧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1]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解放区的诗歌也是文坛上的一支奇葩，民歌民谣的滋润和影响是一个显著特色。诗人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运用陕北“信天游”写法的成功之作。
艺术成就。从1943年起延安掀起“秧歌运动”，经过改革的新秧歌剧风靡一时，《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融歌、舞、剧于一体，革掉了旧秧歌中的不健康情调，初步具备了歌剧的雏型。《白毛女》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民间歌舞、乐曲为基调，吸取现代歌剧的表现形式，创造了民族化、大众化的新型歌剧，为中国发展民族新歌剧，探索了一条可喜的道路。解放区文艺运动中，戏剧是最活跃的一支文艺大军，尤其是新歌剧的诞生和京剧改革的成功，为建国后的戏剧改革积累了经验。在音乐方面的主要成就有：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马可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罗宗贤的《刘胡兰》，以及根据民歌改编的《东方红》、《绣金匾》等。在舞蹈方面，1947年胡果刚、查列组建了全军最早的专业舞蹈队——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队舞蹈队，并创作排演了大型舞蹈《进军舞》。解放区的漫画十分活跃，主要有华君武、蔡若虹等著名漫画家。解放区的木刻艺术有广泛的普及和分布，主要有古元、石鲁等木刻艺术家。
教育事业。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面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并且最后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伟大胜利。在4年左右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级人民政府在教育上继续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教育改革的精神，并根据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战争等特点，确定解放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土地改革、保卫胜利果实、开展生产运动、支援解放战争服务。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各解放区在教育中主要的工作就是举办大量的各级各类干部学校，进行广泛的普及教育，编写各种各类的新教材，培养出大批干部，争取了广大知识分子，使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得到巨大的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报刊、广播、出版事业。日本投降后，解放区出现了一批新报刊，其中有1945年12月9日在江苏淮阴创办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46年5月15日在河北邯郸创办的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2]1947年11月12日，随着石家庄的解放，出版了关内第一家大中城市报纸《新石门日报》。1949年8月将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其他省市或全国性报刊陆续出版。早在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故于1943年春暂停播出，1945年8月中旬恢复播音。1947年3月21日延安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陕北台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机构相继从农村迁入新解放的城市，取代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新闻机构。日本投降后，延安解放社和各解放区的出版社，以及西北、太行、中原、山东、华北、华东等新华书店，都印行了大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全国各大城市陆续解放后，相继建立了国营出版社21家，后增至54家，有200多家私营出版社逐步走向联合，进行集体经营。[13]
体育、卫生事业。解放区的体育运动以延安最为活跃，在竞赛活动中，规模最大的当数1942年的“九·一”扩大运动会。朱德在开幕词中号召大家参加体育活动，锻炼成为坚强的人。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军民开展军事体育活动，投弹、刺杀、射击、木马、摔跤等是重要的运动项目。通过这些练习、运动，提高了解放区军民的杀敌本领和身体素质。在医疗卫生方面，解放区在1944年11月设立边区卫生署，管理全边区150万人民的医药卫生事宜，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从中央到各级政府的卫生机构建立和完善起来，医学院校和医疗单位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
解放区文化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不仅取决于革命大好形势的外部条件，同时还由于它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人民的要求。首先，地域辽阔、相对稳定的解放区根据地是解放区文化建设的土壤。在这里，工农兵群众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翻身解放，成为新生活的主人。新的现实为文化建设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其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大批充满创作热情的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他们以忘我的精神投身于解放区的文化建设，他们创造性的劳动繁荣了解放区的精神文化。再次，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化主张，创造出许多贴近现实生活和反映战争的优秀作品。这些用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语言创作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解放区文化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成功实践，反映了毛泽东文化思想最本质的特征。1.民族化——文化建设的基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从来就不是在自我封闭中实现的，而是要吸收各种先进文化成果并把它转化为民族自己的形式和风格。要改造和利用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文化的民族性是建设和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基础。2.科学性——文化建设的灵魂。在当时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新民主主义文化从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它无疑是科学的。科学的文化反映政治和经济，对后两者又具有指导作用。毛泽东在1944年3月，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就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3.大众性——文化建设的目的。文化的大众性即人民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的根本目的。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显然，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文化真正成为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的文化，并且是真正能够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
解放区文化建设为完成中共中央规定的战争、生产和文化教育三大中心任务做出了贡献，在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培养人上取得了可喜成就。在这一时期里，党把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上，注重提高人的阶级觉悟，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做到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建立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关系。号召全体党员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解放区文化建设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的贡献，具有开创意义。第一，正确反映同时指导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事实证明，凡是文化组织活动落实得好的地方，群众的政治、经济生活也比以前更活跃、更丰富，群众的民主团结也更坚实。第二，灵活地适应解放区分散落后的农村环境，从农村实际出发，纠正了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弊病。
从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发展线索上考察解放区文化，可以看出，解放区文化从文化模式的选择上，奠定了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的文化主体——人民群众的地位，对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标立了正确的楷模。
解放区文化建设促进了文化艺术的普及、特别是农民对科学、民主的了解与接受，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是十分成功的。在抗战前，我国现代文学作品读者的圈子一直很小，一部作品出售几千册已是很了不起的销售量，然而在纸张极为缺乏的解放区，一部好的作品，一年之内往往连续印刷数次，总印数高达数万册。文艺作品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体，与人民群众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文化传播的功能发挥到如此程度，实为解放区文化建设实践的功劳。
解放区文化建设活动，培养了大批文化创造、生产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解放区创办的文化载体——书籍、报刊，丰富了文化积累，为我们留下了精神食粮，解放区文化建设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人才和物质基础。
解放区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党在此积累了治党、治军、治政和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我们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14]是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和经验的重要范本。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应认真总结经验，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注释：
①《抗日根据地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5页，注一。
② ③ ④ [14]《毛泽东选集》1964年第2版，第3卷，第946页、第598页、第668页、第1090页。
⑤《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1册，第488页。
⑦《东北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33—34页。
⑧《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4年第2期，第17页。
⑨ ⑩《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第63页、第64页。
[11]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12]《新闻研究资料》，中国新闻出版社，第30辑，第207页。
[13]马召奎著《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