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与超越——也谈人文精神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也谈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观文学界近些年来所谈论的热门话题，大都是经济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表现为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文学的困惑。
有人认为经济成为社会的中心之后，文学被挤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90年代由于通俗文学、纪实文学、消费文化、视听艺术大量涌现，严肃文学更加失去自己的地位，文学界有一种危机感，许多作家、评论家大声疾呼关注文学的生存问题。认为文学的发展“确有出现某种困境和危局的迹象”。
文学的危机引伸开来便是整个人文精神的失落。这是近两年来，知识界、文学艺术界讲得最多、炒得最热的一个话题。用一家杂志上的文章来说就是：由于世纪末情绪的弥漫，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高涨，文坛上一片悲叹，小说界的主流是以冷漠为基调的“新写实”，“王朔现象”也成为放纵心态、玩世心态的典型象征，而文论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为此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精神复归的呼声日渐强烈，文论家对世俗化思潮开始了严肃批判。
1993年《上海文学》自第6期始，连续推出批评家对话。王晓明、陈思和、陈平原等青年学者和评论家首先提出人文精神失落和危机的问题。《读书》杂志随后也连续刊载《人文精神寻思录》，接着不少报刊都发表有关讨论文章，《作家报》现在仍设有专栏，还在继续讨论“人文精神与文学”问题。其主要观点有：
(1)对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社会精神世俗化强烈不满。文学危机说明公众文化素质普遍下降，标志着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
(2)对知识分子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当代社会中地位的急剧下降感到忧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社会中心和道德良知的地位不复存在，而被移向社会的边缘。文学的创造者处于物质上困窘不堪的境地。
(3)重新寻找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知识分子在商潮面前不能放弃自己的生活原则和违背自己的良心，应该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人格，保持“对知识的深深的敬意和虔诚”。保持“对终极价值的内心需要，以及由此去把握终极价值的不懈努力”。
(4)“人文精神”是对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存在与命运的终极关注或“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予以关注和追问，这不仅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的任务。文化关怀是指“小说应该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灵魂，关怀人的价值追求，关怀一些经济不可能顾及而又是人的生命延续与发展绝对不可少的东西”（《上海文学》编者）。商品经济唤醒了计划经济下麻木已久的人的潜在能力和积极性，但对人的刺激是有负面作用的、社会需要制约，文化需要规范，这仅靠国家意识形态运作是不够的，需要有独立自主的社会舆论，这正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体现。认为中国需要人文科学对社会采取批判（关注）的态度，使社会更趋完善。
(5)为此，应该建立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体系。知识分子应返回自身，即知识分子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也就是他作为一个知识者的价值观念。
刘心武认为作家不过是一种社会职业，他不能不考虑安全问题、温饱问题、出版问题，他要在可达性与可行性之间求得一个最大也最优的生存系数。完全不顾环境而放肆地“伤时骂世”，心无读者地“严雅纯”到底，他不是傻子必是疯子（《话说“严雅纯”》）。陈冲说：“人文精神”不是从天而降的观念，也不是什么人凭空想出来的，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整体上缺少“人文精神”，与其责备作家们失落了它，倒不如说是因为它找不到恰当的载体。对人本身的承认、尊重和关注必须是具体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升华出来的形而上的，但决不能是“终极的”。在这个具体的世界上，任何“终极”都是虚拟的。“终极”关注，即是需要某种智慧，那也只是不下注的智力游戏而已（《谁来养文人——釜底抽薪话“人文”》）。丁帆认为，所谓“人文精神失落”，使文化精英被挤出了话语中心。他们怀着悲壮的心情，试图构筑一道文化的“马其诺防线”（《失落与停顿》）。张颐武说，人文精神对当下中国文化的描述是异常阴郁的，它设计了一个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验的神话。（《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
我的看法：
第一，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的出现，是有它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它受到一些著名作家、评论家的支持，和很多人（尤其是文化人）的认同，与近年来文学创作及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状况有关。
第二，从提高人的精神和道德，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反对腐朽的拜金主义及其对社会的污染。这在当前来说是有意义的。
第三，但是我不同意把道德与文明同社会进步对立起来，把人的精神同人的社会生活对立起来，把人文建设同经济改革对立起来，把文学同市场对立起来。从暂时和微观上看它们彼此都是有矛盾的，但从宏观的、历史的、长远的角度看，它们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彼此依存的。道德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文明方式，是人类对生产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他们对文化艺术方式的选择。所以，把经济改革中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出现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视为一种灾难，和有些人把社会历史道德化、情绪化，把精神的、道德的、理想的东西绝对化的倾向，使之学院研究和思想交流的意义比它的现实选择和实际运作的意义更明显、更突出。
中国文人有鄙视商业的传统，人文主义是14世纪后，意大利文艺复兴提出来的口号。它是反对中世纪神学家的人生概念，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到16世纪人文主义发展显示了广泛的社会倾向，从历史的观点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物质生活变化在精神生活中的反映。而且它标志着世俗文化时代的到来，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结果的人文主义，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反而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失落”？一个标志着世俗文化时代到来的思潮，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反而成了世俗文化的对立物？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太简单太表面太肤浅。只把它看作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而没看到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不是人们为了吃饱肚子而不得不捂着鼻子趟过去的臭水沟，而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个阶段，文明过程中的一种方式，它必将造成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普遍而深刻的变化。开放、改革、搞现代化、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人文精神的视角看，就是一种文明进程、一种民主历程。关注现实，关注改革，促进发展，促进繁荣，就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提高我们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价值，也是在提高知识分子的价值。改革的命运就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目前的许多问题不完全是商品经济带来，而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市场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看了一些材料后，我更觉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刘康教授的说法更客观一些。他说：
“无论这段历史多么痛苦，我们依然要以世俗的关怀和当代期望视野，在历史的阐释中把握我们个人的、民族的、想象和现实的主体。在现实存在的各领域的相互关系中，物质生产方式始终占有不可抹煞的优先位置，它与我们的想象、情感的领域——文化领域之间日趋复杂日趋紧密的关系，乃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首要问题”。
第四，不仅以上海为基础的青年学者，而且有好几位知名作家，现在都被划入“情绪型”的“拯救族”，像张承志、张炜、韩少功、梁晓声等。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实在受不了商潮对社会和人们心理的冲击和污染。他们很痛苦，也很虔诚，没有办法就只好呐喊，发出一种声音。想唤起人们的良知，改变世俗化大潮下令人窒息的状况。当然在作家中也有“冷峻型”的，前面提到的刘心武、陈冲就是这一类，此外如王蒙、张洁、李国文、从维熙、林斤澜、张抗抗、沙叶新、陈建功、叶兆言等可能也是“冷峻型”的。王蒙说，文革前打小报告，无中生有，搞大批判，往死里整人，那算什么人文精神？（大意如此）
作家从艺术的角度，有时认为不能与现实贴得太近，文学应该超越现实，讲一点从生活中提炼和升华起来的东西，这也是有道理的。但超越不等于与现实隔裂，更不是对立。只有理解和认识之后的超越，才可能创造出有历史深度的大作来。就是说对所谓“超越”要进行再超越，二度超越。
（该文节选自作者在中央党校理论宣传班上的讲课稿，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