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与创新：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兴起大约始于80年代中期，其时，随着政治学科在高校和研究部门的恢复，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姗姗东渐，其中即有政治文化。迄今十余年来，研究成果灿然可睹。若能就其历程概貌作一回顾，并能就其研究前景作一蠡测，对于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或许有所裨益。
一、研究的初始
政治文化理论引进之初，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的学术归属曾经争讼不已。有人从政治学角度界定，有人从文化学方面进行解释，也有人混而言之。80年代末，政治文化研究形成高潮，论著迭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从研究的问题看，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政治文化的界定和基本理论。
界定概念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对于舶来的政治文化尤需如此。从现有的论著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借鉴欧美学者的理论给出定义。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率先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了“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概念， 他的学术观点自然会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中，提出了“认知、情感、评价”三层次界定法，把政治文化看作是一个政治心理或政治意识的结构。另一位政治文化研究专家L·W·派伊（白鲁恂）曾几次界定政治文化概念，1971年在《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序列》一书中，指出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行动的感觉、认知、评价和情感等取向。美国学者的界定方式直接影响着中国学者的理论选择，引起人们的效法。例如，有学者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政治价值取向等等〔1〕。 另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分析包括四个变量：政治认识性成分、政治情感性成分、政治价值性成分、政治理想性成分〔2〕。 这类界定的表述形式各有特色，但在理论上显然是直接继承了欧美学者的见解，基本上把政治文化视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
另一类在借鉴西方学者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参考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和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又结合了中国学术的传统理论，略作调整变通，界定亦有特色。如认为政治文化的构成除了政治心理的内容，还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人把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称作观念性政治文化，把政治制度称为实体性政治文化〔3〕。 这一观点显然参考了文化研究的界定方法，即将文化分为观念的、制度的、物质的三层次文化观。有人坚持认为，在心理、思想和制度的三层次中，政治思想是其核心〔4〕。也有人不讲制度文化，但坚持政治文化除了心理层面， 必须包括政治思想，在结构上分别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层次和政治价值层次。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核心〔5〕。这一类认识带有理论综合的特点，为政治文化理论的广泛研究打开了思路。
在探讨和辨析政治文化概念的过程中，关于政治文化的一般理论也都有所涉及。如政治文化的功能、结构、形成要素，政治文化类型理论，政治文化危机理论以及政治社会化理论等等。事实上，正是辨析概念带动了理论研究的深入，有关政治文化一般理论的认识才得以逐步扩展开来。这些认识基本上限于介绍或复述欧美学术的“它山之石”，尚且谈不上什么理论性创见。在落后国际学术研究30年的情况下，介绍新学是开展政治文化研究的第一步，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第二，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运用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采用其行为主义实证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问题，无疑是最具时代感的学术成就之一。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这一领域成果丰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他们的研究最鲜明的特点是，一改中国学术的传统研究方法，不再是哲学思辨的或历史的、归纳或演绎的逻辑推导，而是采用了经验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依据具体数据得出结论。闵琦说，由于中国政治学的落后，关于分析框架“我不得不老老实实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细心的读者会从字里行间看出阿尔蒙德、费巴、白鲁恂这些政治文化研究宗师以及罗森邦等学者的影响”〔6〕。然而， 他们的努力毕竟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尝试，也是中国学术与国际水平的一次“接轨”，目的在于促进自家的研究。正如作者所言，在运用“拿来”的理论分析资料数据时，首先是基于自己的“理解和发展”〔7〕。他们的结论颇具说服务。
例如，闵琦在分析中国民主政治难产的原因时指出：第一，中国公民虽然有75.06%表示需要民主， “但其适应民主政治的心理准备并不成熟”。主要表现为，在认知上，并不真正理解民主的内涵，“轻视民主的程序性意义”。在情感上，排拒西方多元的和间接的民主制，倾向于一元和直接民主制。第二，“中国公民对自由权的法理学意义认识较少，……不善于从制度的深层认识自由问题，也不善于从公民权角度认识问题。尤其可悲的是，不少公民在情感上畏惧自由，逃避自由”。第三，中国公民的法制意识十分淡薄，表现为对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公民权意识淡薄。57.1%的公民对从事政治活动应遵守规则缺乏认识。在日常行为规范中，伦理的作用大于法律。闵琦认为“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公民对政治游戏的规则的基本心理取向。这一心理取向又成为中国民主政治难产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8 〕张明澍通过对比分析，提出“一个现代的参与式民主政体，从对公民素质的要求而言，大概是5.5分左右。这当然是一个平均数”〔9〕。而中国公民政治素质平均得分只有3.3。 这个分值作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的总评价”说明了什么呢？张明澍认为：“假设我们国家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要真正发挥作用，它的优越性要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也跟国外的情况相似，需要公民有5.5分左右的政治素质， 那么现在已经达到的水平充其量也才刚刚过半。因此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还很艰难。”〔10〕这些结论的得出均有具体而充分的测量数据，他们的研究脚踏实地，很有说服力。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传统的研究方法仍在普遍运用。总的来看，价值分析对于政治文化研究仍然是必须的，并且始终发挥着有益的推动作用。
第三，关于近代和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这类研究从技术手段看固然少有新气象，但在理论框架方面，由于借鉴了现代政治文化理论，故而在研究角度上为之一变，时有新颖之论。例如有人运用G·A·阿尔蒙德的理论方法，分析近代中国1904至1930年间，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参与意识、政治能力感、党派意识、政治行为方式（组织、领袖以及表达政治利益的渠道与方式）等，描述了中国资本家阶级在本世纪初的政治启蒙时期，从政治冷漠向政治参与过渡的历程，指出其政治不成熟的政治文化原由〔11〕。以经济根源说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二重性”的传统认识，这样的分析视角给人以启迪。
不过，这一类研究涉及的专题既广泛又零散，包括人物、思想或观念，或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等等。大体言之，讨论相对集中的问题主要是：（1）中国近代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性质、结构、 特点等总体性研究；（2）从政治角度分析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3）古代士人或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观研究；（4 ）传统政治伦理的政治文化分析；（5）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 或是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问题。这些研究的论点相当分散，难以一一列举。分析的理论深度参差不齐，在有些问题的认识上还会截然相对。例如1993年初，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就近年来的政治文化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学术商讨，其中关于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即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现代化的基本任务是使传统政治文化自身实现现代化，如果“从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事实来看，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人在观念上走向民主的起点”。如若参照日本或“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道路，则传统政治文化（例如民本主义）完全可以成为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中间环节，或曰过渡阶段。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具备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规范（如法制规范、个体规范）和宪政精神，也不具备公共权力的概念，民本与民主是两件事，彼此间不存在逻辑发展关系，因之，传统政治文化不可能向现代化转化。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导向不是与传统结盟，而是向传统告别〔12〕。究其实，这样的学术探讨只是提出问题，论者所提出的观点与足以服人的科学论断相距尚远，这意味着中国学人的政治文化学术之旅还要继续跋涉，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二、借鉴的限度
正如人们所知， 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肇始于本世纪50年代中期。若从其形成的文化背景看，与其说它是美国现代文明的产物，不如说是本世纪初叶行为主义思潮的硕果。在30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浪潮席卷之下，在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向往激励下，加速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领域的开拓。于是，个体或团体人的行为与心理成为政治学研究焦点，在方法上则采用了实地调查、测量、统计分析的技术手段，同时借用心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知识进行研究。显而易见，政治学的行为主义化是政治文化的催生剂。从此角度看，政治文化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学科领域，它一般地只适用于研究当下的、现时的政治文化现象。70年代兴起的后行为主义并没有削弱这一研究的当代（时下）性质，后行为主义不过是提醒人们努力纠正由于过分强调事实精确和技术手段而导致的视野短浅偏狭以及忽视政治价值的学术偏差。由此看来，虽说西方政治文化研究门派众多，但在理论关注的基点上具有一致性。政治文化研究的当代性质影响着港、台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学术界。
中国学术界由于在较长时期内与西方学术处于某种隔绝状态，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中国学人对行为主义不太了解。哲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论是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并且形成了一种学术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是意义和价值判断。文书档案、典籍资料和理论论著是人们广泛使用的研究依据。由于归纳、演绎、推理手段的主观色彩，使得学术研究带有极为明显的选择性与可塑性。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进步与落后、前进与倒退、先进与保守、积极与消极，乃至革命与反革命的价值判定几乎可以于瞬间转换。因而，当实证方法东渐之后，即给大陆学术界注入了清新之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连同着行为主义的思维方式大开了人们眼界，从新奇到模仿，中国学者借鉴之，试行之，成果不菲。这对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与现代化意义匪浅，毋庸多议。
然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与她的文化传统一刀两断。当一个古老的民族走向现代社会之际，如何甄别和调节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化需求之关系，会直接影响到现代化的进程。这里至少有两个变量需要重视：其一，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程度；其二，这一民族国家现阶段的现代化程度。一般说来，民族文化传统积淀越深厚，现阶段的现代化程度相对越低，则传统文化的社会及文化影响力就越大，波及的层面就越宽广。中华民族正是如此。
与政治文化的发祥地美国相对照，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的东方式前资本主义社会，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形成了极其丰厚的文化传统，其影响波及到思想、精神、信仰、观念、心理、制度、习俗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目共睹，但毋庸讳言，中国社会总体发展的现代化程度依然处于初级阶段。这种对照意味着传统文化对当代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理应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的文化传统主要来自于西部开发的历史和一部宪法，作为一个摆脱了封建文化困扰的新兴民族和二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首富，其文化关注的焦点自然在当代，绝少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困惑。
西方政治文化不论其技术手段如何繁复，中国学人仍尝试着将其用之于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然而问题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现象是在一个厚重宽广的文化背景上形成和存在着的，对此不可视而不见。一般的调查测量可以解释现象，并分析这些现象的喻意，但却难以说明形成这些政治文化现象的文化与政治根源。现代政治文化以个人心理取向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一方面，个体的人是文化和政治的载体：“文明的任何成分归根结底都是个体的贡献。离开了一个个男女老少的行为，哪还能有什么特性？”〔13〕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养育，又是每一个体形成的条件：事实上“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个人兴趣都是由他所处的文明的丰厚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14〕。R ·本尼迪克特从文化学角度提出的认识具有普遍意义。虽然“后现代主义”不承认有什么“传统”的政治文化，但具体到中国，不研究传统，便不能将政治文化的分析触角伸向传统文化与政治的内部深层结构，则许多问题势必将似是而非，致使人们有可能长期面对浅层次的答案而逡巡不前。
例如政治秩序与政治伦理的关系问题。闵琦通过测量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伦理规范的作用大于法律的规范作用”〔15〕，并且以此作为影响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政治文化原因之一。这一论断只是说明了现象，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伦理的规范作用如此巨大。如果说这一现象的成因有多种，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要到传统政治文化中搜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伦理道德与政治规范联系紧密、相互作用而合为一体，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治伦理具有制约人们政治行为与政治选择的实际功能。于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规范下，恪守道德规范就是遵行政治法规，提倡、宣扬伦理价值观念就是维护、巩固政治秩序。当然，揭示伦理与政治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须逐步梳理伦理与政治互化的中间环节，弄清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是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作用于当代政治文化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只有追根溯源，方能说清。
再如，关于政治人格问题。当代政治文化研究表明，权威人格的存在比率比较高。有人明确指出：“几千年权威主义政治结构的影响和权威主义政治观念的社会化作用恰恰培育了中华民族的这一深层人格结构。”〔16〕假如进一步追问：几千年的权威主义政治如何培育了民族化的权威人格？这显然又进入了传统政治文化研究范围。这涉及王权主义政治传统的价值分析、权威崇拜的政治意识与“尽人皆奴仆”的政治心态，以及传统政治社会化过程等层面；同时，还要考察传统权威主义政治文化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过程的影响，然后才有可能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样的问题又怎能离开传统泛泛而论呢？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倘若将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全盘照抄，仅仅用于观照当代，关注人的心理取向，从而与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疏离之势，这样的借鉴只是一种有限的借鉴。换言之，如果严格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论界定，则政治文化的学术领域并不包括对文化传统的研究，这一点正是中国学人借鉴域外文化的限度之所在。
三、从“拿来”到创新
本世纪30年代，鲁迅便疾呼过“拿来主义”，认为对于西方文化，“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17〕这意思很明白，对于域外文化，应当持有一种选择的主动性：“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18〕这即是说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汲取、借鉴外来文化。及至80年代，在长期的“文化闭关主义”之后，中国学术界终于启开门户，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现代学科的种种新论蜂拥而至，促使中国的学术发展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然而，面对这些“拿来”的域外文化，又当如何举措应对呢？
英国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指出：“科学行为的标志是甚至对自己最珍爱的理论也持某种怀疑态度。盲目虔信一个理论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19〕以理解、钻研与批评相结合的态度来对待任何一种陌生的学术理论，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一味排斥或盲目虔信而造成的思维偏狭。于是，当我们“拿来”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用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时，理论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相对扩展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基于这样的思考，以下三个问题似应予以重新审视。
其一，关于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
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关于政治文化的理论把握依然众说纷纭，而且各有特定的文化基点。例如，R·坎恩认为，在个人的层次上， “所有的政治态度或倾向可分为三个部分：个人对政治系统、政治官员和政治结构的直觉；对政治制度诸方面的情感；个人对政治制度的判断和评价”〔20〕。因而总起来说，“政治文化是某一社会中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的关于政治制度的概念、价值观和倾向的准则”〔21〕。显然，这是基于美国文化与政治而形成的理论，这一认识最终涵指政治中个人的心理因素。尼·米·凯泽洛夫则认为，政治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明，包括：国家和阶级利益的理论反映，政治知识即信息层次，政治信念即价值层次，政治活动及国家管理即实践层次，政治生活准则及传统的规范等等〔22〕。这是基于前苏联的列宁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与政治而形成的认识，其理论的核心指向是社会化的群体人，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以上列举表明，一种理论内涵的确定，不能不带有认识者的主观性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来自于本民族的文化与政治特质的作用或制约；而且，给出定义的主观性判断又常常是为了适于研究对象的需要。因之，具体到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其理论内涵应当结合中国文化及政治的实际状况和特质而有所创新。譬如，鉴于中国文化与政治的道德色彩以及历史积淀，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论内涵理应含有政治伦理的层面，以及历史形态的政治观念、心态、信仰等等。判定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不宜简单地等同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学术理论的建构必然具有相应的主体性。须知，任何形式的迷信都是教条主义的桎梏，走出限制即意味着创新。
其二，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
方法是指政治文化研究的技术手段。现代政治文化将量化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使中国学者的惯于推理定性的传统方法受到挑战。一般认为，调查测量、统计分析的对象理应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用这种方法建立的理论依据真实可信，从而使政治文化研究更“逼近真理”。一个通常的看法是，这种方法不宜用于研究文献资料。其实并不尽然，问题是这种方法的运用是基于什么样的方法论。
方法论指的是“关于研究过程的哲学，其中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念，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23〕。作为方法论的政治文化，其理论观照涉及政治心理、价值观、意识、态度、情感、认知、信仰等多个层次。运用这样的方法论剖析中国的文化及政治现象，必然形成新视角，并为提出理论假说和选择论据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参照系。如果运用这一方法论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势必会开辟出新天地。以往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研究基本局限于精英文化，人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史鉴传载的历史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学者名士等，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正史、子书、儒学经典及文集，鲜及其他。传统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历史进化论、阶级论和伦理学等等，其结论常常是大而化之的定性裁断。假如采用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其关注的层面必然超出文化与政治的精英阶层，扩展至社会一般成员及各种类型的政治角色，分析的标准是人们的心理、价值观念或意识、信仰或理想等等，而这些文化现象的载体则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于是研究主体所依据的文献资料的范围扩至野史、笔记、日记、族谱、家训、政书、官箴、方志、小说、戏剧、诗词、话本、谣谚、蒙养之书以及民间传说、神话、笑话、俚语等。这时，如能将测量统计分析的技术手段用于文献资料所能提供的数据分析，以探究某一时期、某一阶层的政治参与观念或政治心态，未必就不能得出近真的结论。方法论的更新将拓宽人们的学术视野，激发出新的思路。这一点，正是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
其三，政治文化的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
现代政治文化研究带有明确的应用性，选择课题及其结论可以直接为现行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汇析的依据或评判标准，或是成为政治输出的检测手段，甚或为政治运作方向及政治发展作出预测。就现有的成果看，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应用研究抱有信心。如果认为应用研究的开展不够充分，其原因似与学术本身并无直接关联。
问题是，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研究极其薄弱。近年来，学术界陆续提出了一些课题，但许多课题本应形成的体系性认识至今茫然。
例如，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与价值观。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政治文化的内在构架，是影响人们政治认识和政治选择的依据标准。价值观念作为政治价值的表象而形态多样，但其内涵的价值准则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恒定不变的。政治价值研究是解读一个民族政治行为及其他政治表现的主要途径。再如，中国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过程。简言之，政治社会化指的是“政治人”的形成过程；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还包括政治价值、观念和意识的代际传延过程。漠视政治社会化研究必将导致诸多困惑，诸如何以甚多传统政治观念至今仍然富于生命力？还有普遍存在的权威人格、官本位意识等等，它们是如何传递、代代相延的呢？又如，中国政治文化的心态模式。政治心态是政治文化的隐形部分。个人政治心态的形成一般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由于政治价值与观念意识的制约，或是其它因素的作用，在长期的文化积淀过程中，往往会聚结成某种具有普遍约束意义的心态模式，对于政治行为主体甚至整个民族的政治人格、心理、理性精神等等形成深刻影响。以上这些问题均属基础性研究，或许其结论并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实践，但是，如若深入剖析某些政治文化现象，以寻求恰当的治策，将提供基础性理论指导和系统性评估标准，具有无可替代的理论定向作用。
质言之，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宜从多角度着眼，从宏大处立意，从细密处着手，努力摆脱诸如“天人”、“君子小人”、“民本”、“人治”、“伦常”等传统概念的约束，通览古今中外，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贯通式的研究。实现这样的目标并非奢望，其关键在于对政治文化的方法论的领悟，以及操作中的创新意识。
注释：
〔1〕见俞可平《政治文化概要》，《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
〔2〕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159、160页。
〔3〕万高：《简论政治文化》，《政治学》1995年第2期。
〔4〕朱日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 《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6期。
〔5〕戚珩：《政治文化结构剖析》，《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4期。
〔6〕《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7〕同上。
〔8〕同上，第177、178页。
〔9〕《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190页。
〔10〕同上。
〔11〕见张亦工等《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方式初探》，《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2〕参见王琳《中国政治文化讨论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13〕R·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88年版， 第231页。
〔14〕同上，第233页。
〔15〕《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16〕《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17〕《鲁迅全集》第6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18〕同上书，第40页。
〔19〕《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第1页。
〔20〕[美]R·坎恩等：《政治文化研究》， 《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3期第58页。
〔21〕同上，第59页。
〔22〕[前苏联]尼·米·凯泽洛夫：《社会利益与政治文化》，《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4期。
〔23〕《社会研究的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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