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与广州商品流通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品流通论文,广州论文,市场经济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指出：“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15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创立，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邓小平同志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全国，特别是对广东省、广州市的市场、流通、商业改革发展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创新和发展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十多年来，邓小平同志在致力于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我们翻开历史文献，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同志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思维轨迹和不断成熟的过程。
1979年4月，党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同年11月，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加拿大客人，当对方提问时，明确回答：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他指出，市场经济不能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开始有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82年10月，在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据说1983年春节期间，一位地方负责人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市场比例愈大、生产愈发展的情况时，邓小平同志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1985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7年2月，又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接着，在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1989年6月，那场政治风波刚刚平息，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时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就依据这个谈话精神起草大会报告，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追朔历史，马克思曾设想未来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列宁也曾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但后来的实践使列宁的思想有很大变化，主张“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实现国家经济计划，并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直未能突破理论认识的局限。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苏联经济体制模式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但最终未能排除“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直到70年代后期，邓小平同志在市场经济问题上以深邃的理论思维和勇于实践的胆识，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回答了过去未能回答的四个最大的理论问题。
一是把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制度的特征，还是经济体制、运行体制、方法、手段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作了明确的回答，肯定了后者，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方法”，从而在理论上剥夺了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专利权，解除了人们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划等号的思想禁锢，排除了姓“社”姓“资”的困扰。
二是把计划与市场看成是有机的统一和内在的结合，还是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为市场经济的关键问题。他说，“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因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规定，“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
三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看成是可以兼容、结合，还是对立、排斥的问题。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指出：“市场这一概念和社会分工——即马克思所说的‘任何商品生产的共同基础’。……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认为市场同社会分工、商品生产是连在一起的，并从广义的角度指出，“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开始有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四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动力，非搞不可，还是否定这一改革取向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从1979年起就强调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不搞市场，自甘落后。我们过去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只有重视市场，才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当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刚平息，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出现反复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的方向不能改，“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
二、沿着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导向，继续改变轻商观念，恢复商品流通改革先行地位，进一步发展广州大市场、大流通、大商业。
从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到，邓小平经济理论一个十分重要的思维导向，就是反复强调要重视市场，要搞市场经济。如果说，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全部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的话，那么，重视市场，指出中国改革是一场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则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既是目标，又是动力、方法和手段；而实现这个目标，既要改革，又要开放，把两者结合起来。用他的话说，“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的市场经济理论，具体体现在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上，并首先从广东省、广州市起步实施。1979年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实行市场调节为主的政策。随后，广东又被中央确定为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的试验区。这对全省经济中心、华南商埠、对外口岸的广州市改革发展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使广州商品市场进入了建国以来最繁荣兴旺的时期，呈现出流通活跃，市场畅旺，商品丰富，供应充裕，群众满意的新局面。广州市1993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313亿元，比1978年增长15倍。平均年递增20.3%，增幅居全国十大城市首位，绝对额上升到第三位；平均每百个城市居民拥有的商业网点、从业人员数，均居全国十大城市的前列。实践证明，在广州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商品流通领域改革率先突破，对全市经济体制改革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在80年代成为全市经济改革发展最成功的一个重要部分。1988年，在开展“评选广州改革开放十大成就”活动中，商业流通方面的“率先开放肉菜市场，主要副食品坚持放开供应”；“17万个体大军活跃在城乡，集市贸易繁荣兴旺”，“多层次集资建车队，出租小汽车全国首创扬手即停，昼夜服务”和“涉外宾馆、商店率先向全社会开放”，被评为广州改革开放十大成就中列第二、三、六、七位，十居其四。
近几年来，广州市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虽然继续有所进展，但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某些方面，已落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后面。
市场建设严重滞后，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市场是广义的概念，但就实物商品市场来说，它是商品流通和管理的载体，不把有形的市场建设好，活而有序的商品流通只能是一句空话。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实物商品市场建设有一定的发展，但仍与流通的发展不相适应。特别是农产食品市场建设滞后的情况更为突出。从1978年到1993年，广州农产食品集市成交额增长40多倍，集贸市场只增加1.7倍，市区人均占有市场面积，大大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和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水平。虽然各级领导对这一问题已有察觉，早在几年前就多次研究制定市场建设规划，但据1994年初市工商部门检查，这些规划的目标，多数没有落实。对于广州市场建设严重滞后、乱摆乱卖、占道经营的状况，最近已开始引起领导的重视。
流通组织规模的发展，与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不相适应。目前，商业股份化、集团化、跨国化、内外贸一体化，已成为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组织形式和主要趋向。广州市近几年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有一定成效，但进展缓慢，商业流通组织化程度仍较低。比如，全市组织集团企业50多家，商业仅8家，跨国商业集团基本上是空白，连锁店、专利店的发展刚刚起步。而上海商业系统近几年已组建了“内外联综合商社”式（按日本跨国株式商社模式组建）的跨国商业集团企业3家，其他商业集团企业10多家。
商业改革开放也落后于其他产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市组建股份制企业70多家，商业仅6家；批准上市的股份公司5家，其中酒店业1家，商业没有。全市有进出口权的工业企业46家，商业仅11家；境外办企业104家，商业仅5家。全市发展“三资”企业3000多家，商业口70多家（主要是饮食、服务、旅游业和商办工业），大型零售商业引进外资项目只有两家，批发商业引进仍是空白。
近代经济史已经表明，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成熟，都离不开发达的市场。也就是说，要发展大市场、大流通、大商业，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广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恢复商业改革在广州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先行地位，进一步发展广州大市场、大流通、大商业。一要继续转变轻商观念。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这个时期，“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①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市场的这种作用。然而，轻商观念依然存在，重工业轻商业，重生产轻流通，重城市设施建设轻市场基础建设的思想时有反映。比如，长期来对商业产业地位肯定不够，对流通投入不足，对商业改革的先行地位重视不够，对商品流通领域开放引进政策的灵活程度大大低于生产领域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二要重视流通的投入。流通是一个大概念，从广义上说，包括商品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的流通。但从商品流通来说，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投入要有合理的比例，才能使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得以顺利进行。然而，我们长期以来重视生产投入而忽视流通的投入。比如，从1984年起，广州市各级地方财政每年对蔬菜生产投入2000多万元，而对国营蔬菜商业投入仅300万元左右。最近市确定从财政划出3亿元（3年）扶持国有企业资金，1994年也只安排给生产企业而没有安排给流通企业。生产、流通两者投入的比例失调，是造成流通企业长期经营资金紧缺、设施陈旧、管理手段落后、市场建设远跟不上经济发展需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要进一步放宽政策。综观世界各国，对重要基础产业、公共基础设施和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实行控制之外，商业是放得最开的。然而，我们恰恰相反，流通领域开放引进政策的灵活程度大大低于生产领域。其原因，一是认为商业是赚钱行业，怕人家进来把钱赚走，肥水外流；二是怕增加竞争对手，丢失阵地，难以安排市场。邓小平同志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广州应是再造的重点对象。那么，按照香港自由贸易的模式，是不是就让别人把钱赚走、市场难以控制了呢？事实正好相反。可见，上述的认识实际上是产品经济思想和小生产者观念的反映。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对国有商业放宽开放引进的政策，从过去只向生产领域倾斜而忽视流通领域，只向工业部门倾斜而忽视商业部门，只向外贸倾斜而忽视内贸的做法，转到向第三产业倾斜，向市场、流通和国有商业倾斜。
四要加强法制建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管理法规包括体制性法规、管理程序法规和运行性法规，它明确规定市场进入规则、市场责任规则和市场交易规则。而我们目前法规体系不够健全，还没有制定出《商业网点法》和《批发市场法》。1983年制定的《集贸市场管理办法》已过10年，其中已不适合的条款尚未修改。因此，要改革立法方法，加快市场管理法规体系的完善。在完善立法的同时，还要加强执法管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以保证市场公平竞争、有序管理和良性的运行。
注释：
① 《马恩选集》第4卷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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