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评析：静水流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势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静水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看似波澜不惊，较以往更平常，不好寻找其特点。实际上，国际战略形势没有特点本身就是最大的特点。通过透视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平常年”定性，我们可以洞察国际战略形势正在发生不少更深层次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有可能悄然放弃其“世界警察”头衔，“后美国时代”正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然来临。世界悄然进行的诸多深层次变化，包括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西降东升”进程的反复、中东及亚太出现乱象、大国关系及国际秩序的复杂调整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互动等，都与“后美国时代”的悄然来临有密切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正在酝酿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二十年未有之大变”，其变化之深刻，要超过“9·11事件”洗礼，不亚于1991年苏联解体。
一、“西降东升”进程是否被打断？
认识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变化不能不以分析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及其特点为抓手，并以其为分析起点，同时还要特别考虑“西降东升”进程在2013年出现“反复”这一新因素。如果说2012年国际战略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世界经济低迷进入“峰值”状态，“西降东升”是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面，①则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世界经济在低迷中低水平企稳，“西降东升”进程出现曲折。西方战略界不少人撰文论证：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美欧及西方国家将重新“引领世界经济增长”；②还有人甚至祭出“东降西升”论调，尝试唱衰新兴国家。③
2013年是否真的如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战略家所渲染的那样，“西降东升”进程已经被打断，“东降西升”开始替代“西降东升”？答案是否定的。据经合组织(OECD)最新统计数据预测，2013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7%，④虽然基本止住了下滑势头，但较之于金融危机之前仍有很大增长差距，说明世界经济只是一种低水平企稳，并未走出困境。非西方国家经济在2013年确实出现下滑，⑤其中印度经济增速降为4.9%，巴西、南非、土耳其、俄罗斯等经济增速分别降为2.5%、1.9%、3.5%和1.5%。即使是中国，经济增速也仅为7.7%。⑥然而，西方国家经济并未明显回升。例如，德国2013年经济增速仅为0.5%，法国为0.2%，美国为1.7%；即使叫得最响的日本，其2013年经济增速也调降至1.8%；而整个欧元区2013年经济增速更是依然在负增长区徘徊。⑦简言之，西方有关美欧将重新“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未能成为国际政治现实。
无论是新近发表的2013年度经济数据，还是西方战略界的主流观点，都表明西方国家经济前景不乐观。⑧欧洲经济很难走出低迷；日本经济上半年似乎阳光灿烂，下半年就陷入停滞，“安倍经济学”及其“第三支箭”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多半是虚张声势大于实际效果，甚至是日本经济将深陷第三个“失去的十年”的“催命符”。⑨在西方经济体中，美国经济走势最难判断，但美国经济显然难以再现冷战后初期的增长势头。总之，所谓“西升说”多半是西方经济界、战略界“自己给自己打气”以及“忽悠”全世界的一个说词。当西方经济学家大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时，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已整体落入“高收入陷阱”。虽然西方战略界及其经济学家们不肯触及世界经济存在一个“高收入陷阱”问题，但当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纷纷同时陷入“失去的十年”之时，所谓“高收入陷阱”之说、或者“发达国家陷阱”之说，就难以回避了。
非西方国家经济2013年虽然明显下滑，但平均增长率仍超过西方国家一倍以上。⑩也就是说，非西方国家经济总量“追赶”西方的进程虽然有所放慢，但并未停顿，“东降说”也依据不足。实际上，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总量上高速“追赶”西方的历史进程能否持续，已经不取决于西方经济增长态势如何，而是取决于非西方国家经济是否真的出现了所谓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11)
西方经济学界在分析世界经济及其变化趋势时，喜欢玩字母游戏，喜欢套用所谓U型、L型、W型、V型等模型来描述，弄得人们对世界经济增长态势的认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糊涂，也越来越无所适从。(12)实际上，要解释“西降东升”进程是否被打断以及非西方国家经济是否出现了“结构性问题”，需要从战后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长线变化中寻找答案。而要解释战后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长线变化，无论是所谓U型、L型模式，抑或是W型、V型模式，都不足以胜任。解释战后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长线变化形态另有一种名不见经传的模式，那就是由世界经济中西方与非西方经济增长“双阶梯型变化”态势所引出的模式，姑且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阶梯型变化模式”。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长线估算，1950年，代表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西欧及西方后裔国”，其按“国际元”计算的GDP总量为3.032万亿元，约占世界GDP总量的57%；而代表非西方国家的亚非拉国家，其按“国际元”计算的GDP总量为1.6万亿元，约占世界GDP总量的30%。(13)即是说，当时西方国家人口总量虽然仅为非西方国家的1/4，经济总量却是非西方国家的2倍。(14)1970年，“西欧及西方后裔国”按“国际元”计算的GDP总量为7.119万亿元，世界占比降至51%；而亚非拉国家按“国际元”计算的GDP总量为4.833万亿元，世界占比升至35%，与西方国家GDP总量的比例关系由1950年的0.52∶1升为0.68∶1。1990年，“西欧及西方后裔国”按“国际元”计算的GDP总量为12.7万亿元，世界占比降至47%；而亚非拉国家按“国际元”计算的GDP总量增为11.8万亿元，世界占比升至43%，与西方国家GDP总量的比例关系由1950年的0.52∶1、1970年的0.68∶1升为0.92∶1。而到2001年，“西欧及西方后裔国”按“国际元”计算的GDP总量为16.71万亿元，戗界占比降至45%；亚非拉国家按“国际元”计算的GDP总量则为18.41万亿元，世界占比进一步升至49.5%，其与西方国家GDP总量的比例关系则上升为1.1∶1(见图1)。(15)
图1：世界经济“双阶梯型变化”：西方与非西方GDP世界占比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英]安格斯·麦迪逊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第236页。
以上数据、图示表明，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存在两种类型的“阶梯型变化”模式，一种是主导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变化趋势的下行“阶梯型变化”模式。例如，1950年西方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57%，此后沿“下行”方向变化，1970年其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降为51%、1990年降为47%、2001年更降为45%。另一种“阶梯型变化”模式是主导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上行“阶梯型变化”模式。例如，1950年非西方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30%，此后在1970年、1991年、2001年其经济总量世界占比分别增为35%、43%、47%，增长曲线始终沿上行“阶梯”变化。这两种方向相反的“阶梯型变化”趋势大体反映了战后以来世界经济变化的基本态势。如果拉长分析周期，例如把分析起点提前到1900年，末端延伸至2012年或2013年，甚至延伸到2030年，其曲线变化基本趋势的“上行”或“下行”方向也不会有大的变动。
战后以来世界经济之所以按“双阶梯型”模式变化，是一种历史性力量使然，其中包括政治、社会、人文和自然地理因素、资源因素等，远非单一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历史性力量已经消失。即是说，世界经济的“双阶梯型变化”模式还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因而“西降东升”进程还会延续下去，不会被打断。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早在冷战结束前就提出，一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与其幅员、人口、资源等要素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他认为，如果排除“奇特的历史环境和技术条件”等因素，英国经济总量的合理世界占比应在3%～4%之间，美国应在16%～18%之间。但英国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一度为25%，美国一度为40%，这是其经济增长走入困境的根本原因。(16)日本也有类似情形。按日本的人口数量、幅员、资源禀赋等要素评估，日本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不应超过5%，而日本在经济发展高峰时其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一度达到16%，“接近美国的一半”，这是不可持续的。(17)肯尼迪的分析逻辑与前文所述世界经济增长长线变化形态的“双阶梯型变化”模式有一致性，也部分解释了世界经济出现“双阶梯型变化”模式的深刻根源。
按照保罗·肯尼迪的分析逻辑，我们可以找到美英日及整个西方经济陷入困境的总根源，并以之分析世界经济变化的长期趋势。在西方国家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与非西方国家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之间，一定有一个“黄金分割点”。虽然这个“黄金分割点”究竟在哪里需要更严密的评估，但按幅员、人口、资源等要素估算，在正常情况下，西方国家依其人口总量及幅员、资源占有情况等，其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显然不应高于40%，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也显然不应低于60%。然而，现实是西方国家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目前仍大大高于40%，非西方国家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目前仍大大低于60%，二者比值的“黄金分割点”远远没有到来。因此之故，世界经济的“双阶梯型变化”态势还将延续，“西降东升”进程还会在未来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延续下去。
概而论之，2013年世界经济变化态势表明：第一，世界经济目前处于一种低水平企稳状态，短期内很难走出低迷；第二，尽管非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遇到困难，但在历史性力量驱动下，其经济增长空间依然很大，中长期增速仍将高于西方国家，世界经济的“西降东升”进程还将持续下去，并将继续深刻影响国际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化。
二、“后美国时代”是否悄然降临？
如果说认识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特点的第一个抓手是世界经济运行态势以及世界经济“东升西降”进程是否被打断、是否出现“西升东降”态势，则另一个更重要的抓手就是如何认识美国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与变化，即回答世界是否开始朝“后美国时代”过渡这一最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
一般说来，战略界对于2013年美国对外实施战略收缩没有太大争议，(18)但对于美国对外“战略收缩”的规模、性质，其收缩究竟是“全局性、全球性、战略性”的收缩抑或是“局部性、战术性”的收缩，即美国是否准备或正在准备放弃其自封的“世界警察”地位和“一超霸权”，亦即“后美国时代”是否真的提前降临，一定会引起巨大争议、批评、甚至批判。对很多战略分析人士来说，现在美国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综合实力依然处于“超强”状态，在此情况下讨论美国主动放弃其“世界警察”地位和世界霸权以及讨论“后美国时代”来临，就像在1989年春季讨论苏联会主动从东欧撤军以及从1989年算起的“两年内”苏联将走向解体一样荒唐、一样不可思议。然而，2013年美国对外战略和国际战略态势很可能正在朝这一“不可思议”的方向演化，世界确实正在步入“后美国时代”。
最早触及“后美国时代”是否来临的是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2008年，扎卡里亚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长篇文章，题为《美国权力的前景：美国怎能逃脱“它者崛起”的轮回？》，其中明确提出“后美国世界”(a Post-American world)正在来临，并主张美国政府“接受后‘美国世界’来临的现实”，以之作为制订对外战略的思想基础。(20)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ss)提出的“无极时代”说(the age of nonpolarity)以及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人的“G2”论，也开始触及“后美国时代”，是“后美国时代”论的变种，只不过没有扎卡里亚的观点更直截了当而已。(21)
对“后美国时代”进行更系统论述，并具体论证“后美国时代”何时到来，以及分析“后美国时代”的世界特征、美国如何应对“后美国时代”的权威文献当属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发表的研究报告《2030年全球大趋势：变动不定的世界》，以及同期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的研究报告《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后一份报告甚至更明确地使用了“后西方世界”这一概念，其实际内涵则等同于“后美国世界”或说“后美国时代”。这两份战略文件都把“后美国时代”或者说“后美国世界”的时间点划在2030年之前的几年间，其主要标志性指标是“未来15～20年”，即“2030年之前的几年间”亚洲在GDP总量、人口规模、军费开支及技术投资等方面将超过北美与欧洲之和，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届时美国将放弃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尤其“将不再扮演‘世界警察’角色”，不再对世界上“每一种安全威胁”都一一出手应对。(22)
何为“后美国时代”？要对这样一个并无明确定义、随意性很大、又广为人们接受的概念作解释，有必要首先对何为“美国时代”进行解释。
最早提出“美国时代”说的是《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亨利·卢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高潮之际明确提出并欢呼“美国时代”到来的第一人。在他那个时代，所谓“美国时代”是指美国摆脱“孤立主义”倾向，走出美洲、走向世界，担当“世界领袖”领导世界，“界定和维持世界秩序”。《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明确将所谓“美国时代”的内涵概括为“正当美国走向全球化之时，世界也正在变得美国化了”，(23)并将其与“美国梦”画等号。(24)不过，亨利·卢斯的“美国时代”梦并未完全成为现实。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的40多年间，美国虽然确实走出美洲、走向世界，但美国未能推动世界“美国化”。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与第三世界的崛起，使美国最多只能在西方世界实现其“美国梦”，推动西方世界“美国化”。
所谓“美国时代”真正到来是从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开始的，美国人称之为“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罗马时刻”(a Roman moment)、“第一个全球超级大国”(the first global power)。(25)界定“美国时代”特性的具体指标最少有三个。第一，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甚至可以“为所欲为”的超强实力。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气势夺人地描述说：美国在界定“全球性大国”的四个主要领域拥有无与伦比的超强实力。军事上，美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全球投放能力；经济上，美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美国GDP和制造业总值的占比“稳居”全球30%左右；技术上，美国保持着引领全球的“创新能力”；文化上，美国对全世界，尤其是对全世界的年轻人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美国尤其不惧任何政治性挑战。(26)第二，美国具有“领导世界”，尤其是担当“世界警察”、全面干预全球“任何”事务的意志与决心。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带是美国决心“领导世界”、当“世界警察”的最好印证。冷战后美国政府历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等，也都反映美国决策者有决心、有意志“领导世界”，充当“世界警察”。在实践中，冷战后20年间，美国人包打天下，大有把全世界“收入囊中”之气势。从冷战结束到“9·11”事件爆发的10年间，美国平均每16个月就发动一次对外干涉战争，其频度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27)“9·11”事件后，美国又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一度出兵攻打利比亚。第三，从战略效果看，美国运用综合实力“领导世界”、干涉世界事务的战略意志、决心及其行为，对全世界有很强的震慑力。在大多数情形下，大多数西方国家追随美国较之冷战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委内瑞拉等少数几个国家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面对美国的震慑力几乎是噤若寒蝉。美国不少人由此认为美国际威望和对全球的控制力已经登峰造极，以至不少美国政论家著书立说，为所谓“单极时刻”欢呼雀跃。前述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就是如此。
但是，2013年出现了一道历史分水岭。首先，美国综合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衰退加快，明显进入“节点”。目前看，美国依然还能勉强维持“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头衔，依然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28)美经济总量仍是中国这个世界“老二”经济总量的两倍，美2012年军费开支依然相当于位列其后11个军事强国军费开支的总和(29)，美全球军事投送能力依然独步天下。然而，目前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与1991年那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已经降至20%左右，而不是冷战结束时的30%以上；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占比已经降至20%以下，并被中国超过，而不是冷战结束时的30%。(30)在17万亿美元“国债”拖累下，美国政府在2013年上演了“关门”危机。这个曾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后被欧洲人尊称为“超超级大国”(德语“Uberpower”、法语“hyperpuissance”)的国家，在2013年已经蜕变为“寒酸的超级大国”(The Frugal Superpower)。(31)在最重要的军事实力方面，美国军备的“硬力量”在数量上将明显减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最近宣布，2013年度美军费开支削减额度为370亿美元，2014年度削减额度为520亿美元，“未来10年”削减额度则为5000亿美元。他还宣布美陆军将裁减11万人；美军作战飞机和运输机也将大量裁减；美海军航母尤其将从10艘减至8艘。(3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要像冷战结束最初几年那样指东打西、战之能胜、不战也能“屈人之兵”，显然更加力不胜任。2013年是奥巴马政府内政外交上焦头烂额、危机重重的一年，包括在应对叙利亚踩“红线”等问题上缩手缩脚，美国政府遭遇“关门危机”，美在国内外影响力下降，甚至不断遭遇其盟友们的抱怨、“轻蔑”，等等。(33)然而，奥巴马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其个人总统任内的问题或个人“威望”问题，更是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综合实力、国际信誉和威望严重下滑的真实写照和一次清算。
其次，美国“领导世界”、充当“世界警察”、积极介入全球事务的信心和战略意志在2013年明显衰退。近年来，因受金融危机和实力衰退影响，尤其是受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影响，美国国内反战、“厌战”思潮，主张美减少国际干预甚至重返孤立主义传统的思潮开始抬头。2013年这些思潮尤其有明显表现。(34)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历时10年之久”的战争中，美国总计投入200多万人，耗资15000亿美元，战死6000多人，伤者超过4万人，但美国失多得少，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对这两个国家和这两场战争不再有兴趣，而美国要“体面”撤退却非常困难。(35)鉴于以上原因，美国决策层开始考虑减少国际干预，尤其是考虑不再充当费力不讨好的“世界警察”。(36)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大西洋理事会2012年末的两份报告尤其反映了这些变化。考虑到这两个机构对美国决策层的影响力，这两份报告既反映了美国决策者的想法，可能也是美国决策层考虑从全球“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位置主动“隐退”的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甚至可能是美国为从“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位置主动“隐退”而打出的信号旗以及舆论准备。
第三，在政策实践中，2013年是美国着手从世界“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位置“隐退”的实践年。例如，美国不顾其盟友，尤其是其海湾盟友的要求，对埃及乱局采取了“壁上观”立场，对叙利亚乱局也是如此。2013年7月，叙利亚“化武事件”明显踩了美国政府划定的“红线”，奥巴马却接受俄罗斯调解，选择和平解决。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冷战后最初10年是不可思议的。(37)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不仅表明美确实已经下决心减少对中东事务的卷入，也确实已经“厌倦”了“世界警察”这一不值得羡慕的“苦差”。再如，美国采取行动“缓和”与伊朗之间历时30年之久的敌对关系，奥巴马总统不仅亲自与伊朗领导人通电话，还推动、“主导”六大国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和解协议；(38)在阿富汗，奥巴马政府已经着手全面撤军。到2014年，美军除留下8000～12000人的训练部队和军事、政治顾问外，其战斗部队将从阿富汗全面撤离，(39)美对阿援助也将削减至一年四五十亿美元的额度。有分析认为，美军从阿撤离后，美国的阿富汗“盟友”将像当年南越政权一样很快倒台，二者之间将只有一个对世界有所交待的“体面时间差”。这种撤退模式与当年尼克松政府从越南撤军如出一辙，是一种“撂挑子”姿态。美国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快从阿“体面”撤离和“脱身”，而不是“负责任地”结束阿富汗冲突。(40)对最近亚太国家间、尤其是中日、中菲之间的关系紧张，美国也是“作壁上观”，在其盟国与中国之间搞平衡，避免深度卷入。甚至在中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国也采取了大事化小姿态，而不是刻意挑事。例如，在中国11月23日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日本反应极为强烈，(41)美国只不过派了两架不载弹的B-52轰炸机，以“例行训练”名义在中国划定的“防空识别区外缘”象征性地飞了一圈。美国副总统拜登(Joseph R.Biden)随后访华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5个小时不同寻常的会谈”，主要谈中国加快经济改革以及《纽约时报》记者因签证到期“不得不”离开中国等问题，“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中美分歧则被排在末位，而且拜登强调美国主要关心“中国如何加强与邻国的沟通以避免误判和偶发事件”。(42)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对执意拥核的朝鲜开始明确奉行“战略忍耐”政策。(43)在美决策者冷战后极为重视的向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人权和价值观以及“塑造世界”方面，美国政府的调门也降低了不少。
美国之所以主动(或有可能)从“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位置“隐退”，除前述美国综合实力较之冷战结束时明显衰退、做“世界警察”得不偿失、国内孤立主义有所抬头等因素驱动外，还有若干更深层次的驱动因素。首先是基于美国战略界、尤其是美国决策层对美国综合实力将继续全面下滑、美国将从“超强”地位全面“衰落”的悲观预期。战后以来，美国国内曾有过四次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第一次是1950年代，其直接诱因是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卫星；第二次是1970年代，其直接诱因是“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经济的低增长；第三次是1980年代中期，其直接诱因是美国“担心”日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超过美国成长为“超级大国”。(44)现在正展开的是战后60年来有关“美国衰落”的第四次争论，其直接诱因是中国和非西方世界的普遍崛起，亦即所谓“它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45)前三次争论都以“美国衰落”论者的误判而告终，以至战略界产生了美国具有无限“恢复”能力和“纠错”能力的神话，美国的“超强”地位就像“不死鸟”。然而，第四次争论与前三次争论的背景完全不同。现在的世界是全球化和“技术扩散”的世界，美国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垄断性地掌控经济、技术优势，(46)美国的“两洋护持”地缘政治优势(47)有可能是美国“走向世界”的障碍，最少会大大增加美国与欧亚中心地区进行经济、贸易交往的“交易成本”。同时，美国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前苏联、欧洲和沙特阿拉伯或者日本，而是竞争力更强、发展潜力更大的中国和广大“非西方世界”。更重要的是，美国已失去其19世纪末以来保持百余年之久的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2013年又失去其战后以来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地位。今后10年，美国还将无可挽回地失去其保持了“120年之久”(48)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49)世界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对美国保持其“全球领袖”和“世界警察”地位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深刻“权力转移”。(50)由于经济实力超强以及技术创新能力一向是美国维持国际“权势”的主要基础，(51)当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经济体、头号贸易体、头号制造业大国，以及其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降至20%以下时，美国就基本失去了继续充当“全球领袖”和“世界警察”的主要权力基础。虽然美国失去其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地位的时间点是在2020年前后，但美国政府知难而退，超前准备，提前10年从“世界领导”和“世界警察”位置“隐退”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
其次，“靠武力不能征服任何国家”的战略逻辑较之以往几千年更加不可逾越。冷战后美国维持其“世界领袖”和“世界警察”地位的另一个权力基础是其较之经济实力更加“超强”的强大军事实力。冷战后第一个十年，美国凭借独步天下的军事实力“领导世界”、“塑造世界”，似乎得心应手，这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但是在冷战后第二个十年，美国的武力政策不再得心应手。“9·11”后美国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取得了一定的军事成功。尤其在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军仅以战死138人的些微代价，消灭伊拉克375000大军，实现对伊全面占领，把美国的国际“权势”推上“顶峰”。但是在随后的占领期内，美军死亡达4270人，却未能实现伊拉克稳定。(52)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行动及其进程和后果也与前者如出一辙。现在，美国国内对美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批评如潮，前者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后者则被认为“是一场招人厌烦的战争”(53)。这两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由盛转衰的根源，也是一道分水岭。美国如要继续充当“世界领袖”和“世界警察”，在全世界还要面对多少个伊拉克、多少个阿富汗？更何况美国经济、军事实力已经大大削弱，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如朝鲜、伊朗、委内瑞拉甚至俄罗斯等，比之阿富汗、伊拉克更加强大，更难以凭借军事力量战而胜之！正因为如此，美国国内才兴起“软力量”说、“巧力量”说，美国政府才会在叙利亚危机中“作壁上观”，才会考虑从“世界警察”，甚至从“世界领袖”位置上主动“隐退”。
最后，21世纪世界潮流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单独控制、管理或者“领导”一个拥有70多亿人口的世界，美国与其强大的西方集团加在一起也不行。(54)这一点可能是美国决策者考虑从“世界警察”和“领导世界”位置主动“隐退”更深刻的根源。
三、世界是否会落入“威斯特伐里亚时代”陷阱？
“后美国时代”的世界将如何演变，世界是否会出现“大混乱”？是否会落入类似“威斯特伐里亚时代”欧洲国家间“零和”竞争的陷阱？这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2030年全球大趋势：变动不定的世界》及大西洋理事会报告《展望2030年：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所提出的问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报告明确提出：“如果美国权力突然‘撤退或崩溃’，又没有一个类似的国家替代美国做国际秩序的‘担保人’，世界将进入‘无政府’状态，陷入长期混乱。”(55)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这一推断有一致性。
在世界经济低迷和国际权势“西降东升”进程继续向前推进，以及美国超前布局、初步显露出主动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尤其是主动从“世界警察”位置提前“隐退”迹象、“后美国时代”将要来临的背景下，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确实乱象环生，大中东地区和亚太尤其出现了冷战结束20多年来“未有之变局”。
大中东地区是承受美国战略收缩冲击最猛烈的地区。虽然战略界对美国是否会从全球收缩、是否会主动放弃“世界警察”地位有争议，但对美国正在从大中东全面收缩、正在放弃“大中东警察”地位基本上不存在争议。(56)不论世界是否进入“后美国时代”，大中东地区将进入“后美国时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13年美国的中东收缩战略明显表现出四大要点：一是对中东不抱希望；二是设法从中东“体面”撤退；三是听任中东“烂”下去；四是保住以色列这个“最后堡垒”。美国要实现这些目标确实困难重重，并带来了诸多新问题。(57)
美国在中东的全面收缩战略“加剧了地区动荡，打乱了地区安全格局”。(58)受美中东战略收缩影响，埃及更加动荡，乱局没有尽头，并有可能向整个伊斯兰世界扩散；叙利亚内战陷入僵持，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越来越多的派别和人员卷入其中，这场内战实质上已经演化成一场国际战争；伊朗与美国为首的六大国虽然在伊核问题上暂时达成协议，但能否将协议落实下来并彻底解决伊核僵局，还需要再观察；(59)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出现变数，沙特阿拉伯放弃其费尽周折得来的安理会席位，不仅是因为不满于美国从中东“不负责任”地撤退而需要“发泄”，更显示出其对自身“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长远忧虑；(60)阿富汗各部族、各派别正在积蓄力量、潜伏待机，只等来年美军及北约部队一旦退出，就立即大展宏图；以色列对美国拒打叙利亚、与伊朗和解均有不满，也在弯弓待发，等待时机；(61)土耳其面对中东乱局，更是跃跃欲试。总之，美国准备全面撤退已经在大中东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复杂局面。(62)
2013年受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严重冲击的另一个地区是亚太。如果说战略界对美国提前放弃其“大中东警察”地位没有争议的话，则现在就谈美国放弃其“亚太警察”地位不但会引起争议，甚至可能被讥笑为战略“错乱”，因为美国宣称其从中东撤退是为了“转身”亚太，即所谓“脱中东，入亚太”。(63)事实却是：当美国放弃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和“世界警察”地位时，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等”大国。是大国就有自己的大国利益，而亚太处于美国的“周边位置”，即使美不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美国也要确保其在亚太的地位与利益。不仅如此，在美国放弃其“世界警察”地位，从全球收缩的背景下，美国更有必要、也更能够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地确保其在亚太的地位与利益。然而，是按“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的标准确保其亚太地位与利益还是按“数一数二的‘一等’大国”标准确保其亚太地位与利益是不一样的。二者不但目标不一样，推进目标的手段也不一样。从2013年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看，美国是按全球“数一数二的‘一等大国’”标准，而不是按“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亚洲警察”的标准来贯彻其亚太战略的。正因为如此，美国在亚太选择了“和事佬”立场。当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因领土、领海主权归属发生争执时，美国并没有明确在中国与其邻国之间“选边站”。美国尤其在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时明确表示“不持正式立场”。(64)在中日围绕中国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发生冲突时，美国的立场也接近于“中立”和“大事化小”。不幸的是，亚太不少国家，如日本、菲律宾等，不能正确认识美国正在从“世界警察”位置后撤的新现实，仍然认定美国“转身亚太”是要集中力量做好“亚太警察”，是要支持和组织日本、菲律宾等国在亚太共同遏制中国。他们因而手舞足蹈，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不断挑动其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唯恐亚太不乱、唯恐美国不深度卷入其中。结果是，亚太沿海地区，尤其是中日、中菲之间领土领海争端升级，相关国家间的不信任感加重，相互间关系出现紧张，进而又导致军备竞争抬头。按2013年的战略情势观察，在“后美国时代”，亚太最有可能落入“威斯特伐里亚时代”国家间的“零和”竞争困境。
从全球层面、尤其是从全球秩序调整和世界潮流变化的视角看，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西降东升”进程的持续、美国准备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位置“隐退”等因素对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影响更深刻、更全面，并大体能反映未来5-10年国际关系、国际秩序调整与世界潮流变化的基本趋向。
首先，“拼经济”将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的主要追求。在这方面，日本安倍政府和英国卡梅伦政府起了引领作用。奥巴马政府着手从大中东“全面撤退”及“转身”亚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拼经济”的需要。这种“拼经济”战略将引起国际关系两种不同的变化趋向，一种趋向是各国间为促进经济尽快走出低迷而加强合作，例如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为“拼经济”而率团访华，积极推进中英全面经济合作关系，其随行人员甚至包括100多位“商界领袖”，这是史无前例的。(65)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重点谈中国经济改革并尽可能少谈中美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分歧，说明美国更重视“拼经济”而不是遏制中国。另一种趋向是各国间相互以邻为壑，恶性竞争，贸易战、货币战及保护主义抬头，使世界市场更加混乱。美国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表明其已在这方面提前布局。(66)
其次，大国战略意志普遍朝衰退方向演变，不少大国不再像威斯特伐里亚时代那样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大国的荣耀”。欧洲传统大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国意志衰退最明显。英法一心一意“拼经济”；不再以世界大国自诩；其军费、军力一裁再裁，2013年裁减到一个新的低点，其中法国未来5年实际国防开支将继续减少7%；(67)英国军队规模在裁减后将“降至100年来的最低点”。(68)英法干预国际事务的积极性也明显下降。《经济学家》杂志2013年11月30日发表的“特别报告”就此评论说，美国的欧洲盟友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地缘政治野心”。(69)英国首相卡梅伦甚至直截了当地宣布：“英国必须适应做一个‘较小的国家’，‘把自己看得更小一些’，不仅是现时，而且要永远。”(70)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作这样的宣示是有代表性的，确实反映了世界潮流的变化。日本也在“拼经济”，其争当世界一流大国的雄心也明显下滑。美国在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依然很强大的情况下从中东全面撤退，甚至调整其从罗斯福时代以来就确立的“世界警察”理念，更是一个突出例证。例外情况是德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争做大国、追求“大国荣耀”的意志有所回升，但这两个国家各有其特定场景，并不反映世界潮流。
第三，全球化、区域化、多极化、民主化、全球治理等冷战后一度风行世界的趋势出现退潮。其中，民主化退潮尤其可能成为今后国际政治的一个新视点，泰国和乌克兰的“民主动荡”在这方面具有引领作用。在世界经济低迷情况下，尤其是如果出现全球化、区域化、全球治理倒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市场趋向封闭等情况，类似于在泰国和乌克兰发生的“民主动荡”有可能在世界蔓延，甚至可能波及发达国家。再加上美国从“世界警察”位置“隐退”可能导致恐怖主义活动、跨国犯罪及核扩散加剧，地区冲突增多，被压抑的民族主义上扬等，世界有可能出现类似于欧洲“威斯特伐里亚时代”的“大混乱”、大动荡。
第四，国际秩序将酝酿更全面、更深刻的调整。在这方面，美国战略界向来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美国《国民利益》杂志早在一年前就未卜先知，发表一期专栏文章，议题是“旧秩序危机”。(71)目前的国际秩序由美国及西方主导制订，主要反映美国及西方的利益需求与国际理念，并以美国“走向世界”及其遍布全球的超强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以及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优势为支撑。(72)现在美国及西方的实力开始全面下降，美国尤其着手从全球收缩，主动从“领导世界”和“世界警察”位置“隐退”，这意味着现有国际秩序的原有基础正在削弱，全面调整国际秩序并使之超越西方化、区域化、多极化和集团化已经势在必然。从2013年动向观察，未来国际秩序调整将首先从调整经济秩序开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主要反映美国及西方利益和理念的机制越来越不能满足非西方国家普遍崛起的新要求，其要么大改组，要么被其他的新机制替代；G8已经成为过时的机制，其被G20替代也只是时间迟早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影响力日益上升的非西方国家并不看好NGO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功能与作用。要治理“后美国时代”有可能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如反对恐怖主义，反跨国犯罪，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和地区冲突，解决好环境、气候、减灾防灾问题以及解决好能源、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依然更需要借助国家力量和“政府间合作”，NGO的作用不过是“小儿科”。这要求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全面、更有效的组织、管理作用。如何改革联合国，使之更能适应“后美国时代”的全球治理要求，更能发挥促进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功能，有可能成为今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及国际秩序调整的核心议题。
四、余论：中国如何应对世界新变局？
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的三大特点及由此提出的三大问题，对中国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崛起、实现“中国梦”而言，既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风险。中国如要抓住机会，不犯战略性错误，就要对国际战略形势这些新变化有准确的把握、认识。尤其重要的是，对美国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位置主动“隐退”的可能性及其战略内涵和战略影响要有超前把握、认识，并预作应对。例如，必须认识清楚：第一，如果对美国从“世界警察”和“世界领袖”位置“隐退”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也是在其综合国力，尤其是其军力依然非常强大的节点上主动选择“隐退”的，美国即使失去“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依其幅员、人口、资源和地理环境等条件，美也将依然长期保持世界一流强国地位；第二，美国有很强的战略“修复”和“反弹”能力，即使美国军队大幅裁减后，其依然是世界上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是一支不可侮的强大力量；(73)第三，美国选择从“世界警察”和“领导世界”位置“隐退”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未必全是“利好”，毕竟美国对维护国际环境的“相对稳定”有一定的贡献，而中国这30年的高速发展正是以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基本国际条件的。因此，面对世界新变局，尤其是面对美国有可能提前从“世界领导”和“世界警察”位置上主动“隐退”，中国需要“冷静观察”，也需要多一份“谦卑”之心。1991年当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际，美国决策者就缺少这份“冷静观察”和“谦卑”之心，骄狂不可一世，相继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利比亚战争，在全世界强力推行美式民主、价值观，终于陷入保罗·肯尼迪曾一再提醒过的“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魔咒，(74)把一手好牌“玩砸了”。其结果是，不出20年，美国就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和“单极时刻”跌落。美国由盛而衰的历程，尤其是其冷战后把一手好牌“玩砸”、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快速跌落的历程，对崛起中的中国有很强的警示意义。中国要接受美国的教训，对外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原则，千万不可因目前些微经济成功就忘乎所以，以至重蹈美国的战略覆辙，把一手好牌“玩砸”，从而失去千年一遇的“战略机遇”。
①林利民：“2012年国际战略形势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2期，第1-2页。
②Roger C.Altman,"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13,p.13.
③George Magnus,"The Story Shift from East to West",Prospect,November 2013,pp.61-62.
④Claire Jones,"OECD Cuts Global Growth Forecasts",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0,2013.
⑤Ian Bremmer,"Superpower or Superbust?",The National Interest,November/December,2013,p.9.
⑥"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dicators",The Economist,December 7,2013,p.86.
⑦"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dicators",The Economist,December 7,2013,p.86.
⑧Gideon Rachman,"The West is Losing Faith in Its own Future",Financial Times,December 10,2013.
⑨Martin Wolf,"Why the Future Looks Sluggish",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0,2013; Norihiro Kato,"Japan in a Post-growth Age",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December 4,2013; Hiroko Tabuchi,"In Japan,a Familiar Solution to an Old Problem",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December 9,2013; Jonathan Soble,"Abenomics Faces Real Test after Sales Tax Rise",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5,2013.
⑩据OECD 2013年11月中旬发布的统计数据，2013年OECD 34个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1.2%，不到全球经济增长率2.7%的一半。参见：Claire Jones,"OECD Cuts Global Growth Forecasts",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0,2013.
(11)Rucbir Sbarma,"Broken Brics:Why the Rest Stopped Rising",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2,pp.2-7.
(12)Wendy Carlin,"Economics Explains Our World-But Economics Degrees Don't",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8,2013.
(13)[英]安格斯·麦迪逊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
(14)[英]安格斯·麦迪逊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5-236页。
(15)[英]安格斯·麦迪逊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
(16)[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郑德鑫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50页。
(17)[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郑德鑫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9页。
(18)楚树龙：“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与对策研究”，《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0期，第7页。
(19)Anne-Marie Slaghter,"America's Edge:Power in the Neworked Century",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9,p.95.
(20)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43.
(21)Richard N.H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Follow U.S.Dominance",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p.44-56.
(22)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p.iv; p.xiii.
(23)[美]孔华润主编，张振江、施茵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96-197页。
(24)[美]孔华润主编，张振江、施茵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21-222页。
(25)Richard N.H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Follow U.S.Dominance",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48; 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18; 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New York:Basic Books,1997,p.10.
(26)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New York:Basic Books,1997,pp.23-24.
(27)"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9.
(28)"The Man Who Used to Walk on Water",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13.
(29)"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9.
(30)John Gapper,"America's Turbulent Jobs Flight",Financial Tines,September 6,2011.
(31)Edward Carr,"Time to Cheer Up",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p.3-4.
(32)Daniel Wasserbly,"Pentagon Prioritises Smaller,More Advanced Force",Jane's Defence Weekly,November 13,2013,p.8; "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9.
(33)"The Man Who Used to Walk on Water",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p.13-14.
(34)Jacob Heilbrunn,"The Myth of the New Isolationism",The National Interest,November/December,2013,pp.5-8; Robert W.Merry,"America's Default Foreign Policy",The National Interest,September/October,2013,pp.5-8.
(35)Richard N.Hass,"The Irony of American Strategy:Putting the Middle East in Proper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May/June,2013,pp.59-60.
(36)Ian Bremmer,"China's Limited Influence",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8,2013.
(37)Jacob Heilbrunn,"The Myth of the New Isolationism",The National Interest,November/December,2013,p.5.
(38)The Economist,"Unlocking the Middle East",The Economist,November 30,2013,p.12.
(39)Thom Shanker and Rod Nordland,"Security Pact Would Keep U.S.Force in Afghanistan",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2,2013.
(40)Stephen Biddle,"Ending the War in Afghanistan",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13,p.58; p.49.
(41)Bloomberg,"Japan Warms China against Imposing 'Air Defence Zone'",The Straits Times,November 25,2013.
(42)"The East Sea:Regional Turbulence",The Economist,November 30,2013,pp.25-26; Mark Landler,"Biden Assail China for its Stance on Journalists",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December 6,2013; "Biden Shows He's Adept at Hand-holding",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December 7-8,2013
(43)孙茹：“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与朝核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23-29页。
(44)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40.
(45)Robert O.Keobane,"Hegemony and After",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2013,p.114.
(46)Fareed Zakaria,"Can America Be Fixed?",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13,p.32.
(47)"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5.
(48)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26.
(49)Edward Carr,"Time to Cheer Up" 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4.
(50)"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7.
(51)Atlantic Council,"Envisioning 2030: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p.22.http://www.acus.org/files/publication_pdf.(上网时间：2012年1月15日)
(52)Edward Carr,"Time to Cheer Up",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3.
(53)"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9.
(54)"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9.
(55)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December 2012,pp.xi-xii,http://www.dni.gov/nic/globalrends.(上网时间：2013年1月15日)
(56)唐志超：“美中东战略收缩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1期，第1-3页。
(57)Philip Stephens,"America Will not Easily Escape the Mideast fires",Financial Times,November 8,2013.
(58)唐志超：“美中东战略收缩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1期，第7页。
(59)"Well Begun,not Nearly Done",The Economist,November 30,2013,pp.21-22.
(60)"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6.
(61)John Reed,"Israel Ready for Iran,Says Official",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8,2013.
(62)Philip Stephens,"America Will not Easily Escape the Mideast Fires",Financial Times,November 8,2013.
(63)唐志超：“美中东战略收缩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1期，第1-3页。
(64)Gideon Rachman,"China,Japan Need to Change Course to Avoid Collision",The Straits Times,November 20,2013.
(65)Philip Stephene,"A Painful Lesson in How not to Deal with China",Financial Times,December 6,2013.
(66)Alvin Foo,"S'pore,US Aiming for ‘high quality’/TPP trade pact",The Straits Times,November 14,2013; "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12.
(67)Fenlla Mcgerty,"French Defence Budget Set for Big realterm Fall",Jane's Denfence Weekly,August 14,2013,p.21.
(68)ADJ,"British Army Infantry Units to Be Slashed",Asian Defence Journal:Asian Defence Year Book 2013,p.52.
(69)"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4.
(70)Janan Ganesh,"The British Have Met Crisis with Understatement",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9,2013.
(71)"Crisis of Old Order",The National Interest,May/June,2012.
(72)"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p.5-6.
(73)"Special Report:America's Foreign Policy",The Economist,November 23,2013,p.9.
(74)Richard N.H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Follow U.S.Dominance",Foreign Affairs,May/June,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