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学#183;反科学#183;伪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伪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
“（唯）科学主义”、“反科学”和“伪科学”是近年来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三个词语。一般都用做他称，含有贬义。在被指称为反科学思想的阵营中，有生态主义者、绿色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或者法兰克福学派、宗教学者等，但没有人自称反科学主义者；进行反科学行动的机构常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正义感，或者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有时反科学和伪科学也被混为一谈，而被指称为伪科学者却都自称为科学工作者，只有被指称为唯科学主义者有时会自称科学主义者。所有这三个词的用法都非常宽泛，语意非常含混。
（唯）科学主义
从发生的角度看，唯科学主义当然是反科学和伪科学存在的前提。英文scientism （注：叶闯在《论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吴国盛主编《自然哲学——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pp119—168）中列举了大量的西方学者和西方百科全书对scientism的定义。）一词在1877年就已经出现，最初应该是含有褒义的中性词，可用做自称，此时当对应中文的“科学主义”。后来该词有了嘲讽的乃至否定的意思，用做他称，当对应“唯科学主义”。有“唯”无“唯”只有微妙的语气差别，本文不再特别区分。
科学主义思想源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17世纪F.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后世科学主义者一个常用的口号，其中“知识”被理解为“科学”。牛顿理论使人看到了科学在阐释世界方面的理性力量，宗教对自然的阐释逐渐让位于科学，使得科学获得了宗教的部分神性。19世纪，科学完成了几个大的综合，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所谓六大学科都自成体系，并互成体系。形成了以数学为基本语言，以实验为基本手段的庞大的演绎体系。科学被认为反映了自然的本质规律，是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自然而然，科学成为最高的判断标准。人们希望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人类其它文化成果如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等，并希望这些人文学科具有科学一样的严密性、准确性、可预测性，一句话，成为科学（注：这种思想的极至当以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及其与纽拉特的统一科学构想为代表，卡尔纳普试图从基本经验出发，用“科学的”语言构造出一个包括物理世界和人类文化世界的包罗万有的知识体系。参见舒伟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科学语言的分析：卡尔纳普”（张国祚、方在庆执笔）一章。
王炯在《经济学的误区》（《读书》1996年11期，p60 ）中直接谈到参照物理学框架建造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定律的想法，比如对应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不妨有风险守恒定律等。可算是这种思想在1990年代中国的一个反映。）。实证主义思想向各个领域蔓延，科学主义逐渐为西方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社会思想的背景。甚至20世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都充满着牛顿物理学的味道。
与此相应，科学改造世界的力量从工业革命开始显现，传统的经验技术被科学重新解释，被纳入科学技术体系之中，而从科学推导出来的“科学的技术”则显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1〕。人们相信， 人类所面对的和将要面对的一切问题都将因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于是，科学主义在社会层面表现为技术主义，科学及其技术成了新的救世主。
中国的科学主义是20世纪初随着现代科学的大规模进入而进入的。严复第一个把西方社会的先进性归因于“科学”和“民主”，把科学从“术”的地位上升为“道”〔2〕。至“五四”新文化运动， 更是明确地将赛先生与德先生并列为救国救民的两尊大神（注：任元彪写道：“到了陈独秀一代，科学的威望、科学的权威则成为他们最喜欢的东西了。至于作为知识系统的科学本身决不是他们所要强调的。他们强调的是科学的权威可以伸展到其他任何领域。”（任元彪：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启蒙， 见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第410页）。）1949年以后， 作为中国最高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被认为是科学。“科学”成为一个大词，在大众语境中意味着正确、有效、崇高等。当人们说“某种方法比较科学”，并不是说这种方法可以从某一种科学原理中推导出来，而是说它正确、高明、有效。而说一个人“不科学”或者“反科学”，则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严厉的批评。在这种语境之下，科学是一个必须膜拜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可以亲近、可以批评的对象。于是，中国的唯科学主义走到了科学的反面，科学的实证精神、怀疑精神都被排除于科学之外。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唯科学主义是在民众科学素质普遍低下（注：据中国科普研究所1996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中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仅为0.2%”。）的情况下获得意识形态地位的。 唯科学语境在西方社会是逐渐生长出来的，而在中国则更多地是由上层建筑自上而下灌输的。对于科学的真伪和是非，民众普遍不具备评判的能力，也没有获得评判的权力，只能听从于获得意识形态地位的某些权威。
这种唯科学主义导致了两个后果：一，科学和科学精神遭到了破坏；二，科学泛化，宗教、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失去了正常生长的环境，同时为伪科学的泛滥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反科学
在唯科学语境下，“反科学”当然是一个贬义词，通常被用做形容词，相当于“反动的”、“荒谬的”。在用做名词时，也多取其“反动”、“荒谬”之意，又常与“伪科学”一词连用，共同指“不是科学”和“反对科学”的林林总总。英文anti－science 一词不仅没有明确的定义，甚至很少使用，在Britannica CD 2000 Deluxe Edition （注：电子版大英百科全书2000版。）上，竟然没有任何一个词条包含这个词。让人怀疑1960年代欧美是否真的有过一个名为“反科学”的思潮。中国曾先后引进了两部同名著作Science and Anti－science， 均译为《科学与反科学》〔3，4〕，两位作者莫里斯·戈兰（Morris Goran）和杰拉耳德·霍耳顿（Gerald James Holton ）都没有对反科学做出明确的定义（注：霍耳顿的序在《中华读书报》上先期发表时题为《反科学运动缘何兴起》，其实讲的根本不是这个主题。）从他们罗列的 anti－science看，这个词的所指包括：大大小小的反科学行动； 来自人文知识分子的、宗教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态主义者的、女性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甚至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反“科学”思想；也包括伪科学； 霍耳顿甚至把“科学主义”也包括进来。 由此可见， anti －science一词的所指极其复杂、混乱，有些元素只有很远的关系， 甚至相互矛盾。从国内出版物看，中文“反科学”如不考虑其形容词含义，其用法与anti－science大致相同。
首先对“反科学思想”和“反科学行动”做出区分。
在启蒙主义以来的唯科学语境中，第一个强大的反科学势力是基督教（天主教）。但20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史研究表明，基督教并非是科学天然的和必然的敌人，相反，却曾是科学的保姆。在中世纪，只有教会有能力在全欧洲的范围内办大学，建医院，组织科学活动（注：最早在中国进行系统科学教育的也是教会学校。）中世纪前后的大科学家几乎都与教会有关。哥白尼本人是教士；伽利略的科学活动是在教会大学中进行的，也曾得到当时教皇的支持；哈维是在教会的大学里发现的血液循环；布鲁诺也是神职人员。神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如袁江洋认为，牛顿的力学、天文学、光学、炼金术和化学与其所信奉唯意志论神学有着根本的一致〔5〕。科学在基督教的庇护下羽翼渐丰， 直到科学沿着自己的逻辑，得出与教义相背离的结论和理论，才为其论敌所不容。后人所看到的这场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在当时是宗教内部追求“理性真理”还是“信仰真理”之间的斗争。用句套话来说，是追求真理还是因循权威之间的斗争，而此中的真理和权威不仅是科学意义上的，更是宗教意义上的。宗教裁判所对一切异端都予以惩罚，其中也包括与教义相违背的那一部分科学。
从现代的角度看，宗教裁判所的罪恶首先不在于其对科学的反对，而在于对思想者以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行的镇压，在于其对异端权利的践踏（注：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三联书店，1986年，赵台安、赵振尧译）中对这种罪恶有深入的分析。）。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其罪恶不在于其反科学思想，而在于其反科学行动。
可以把“反科学行动”大致定义为：用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衡量科学的结论，以科学之外的理由（政治的、宗教的），运用科学之外的力量来限制、干涉、压制及破坏科学的行为。
进入20世纪，最具破坏力的反科学行动同样来自国家权力机构。这看起来似乎与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相矛盾，但事实恰恰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纳粹德国把科学按人种划分为雅利安人的科学与犹太人的科学，对犹太人的科学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围剿，大批科学家流亡，德国从此丧失其科学中心的地位。战后，美国曾经成立非美委员会，对有共产主义思想或倾向的科学家以及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行调查，限制其活动。苏联则把科学按阶级划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曾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而遭到批判。李森科由于获得了斯大林的支持而控制苏联遗传学界达十年之久，所有持其他遗传学观点的学者都遭到了政治手段的打击，不少人死于非命。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大爆炸等学说也曾被贴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标签，予以批判，正常的科学活动几乎全被政治活动取代。〔6〕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革期间的反科学行动正是在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
从表面上看，反科学行动并不迫害所有的科学，而且会扶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科学，但其结果，是所有的科学都遭到了损害。把科学意识形态化首先就已经破坏了科学，因而反科学行动并不是单独针对科学的，而是针对自由的思想本身。科学的灾难往往只是整个社会的更大的灾难的一部分。
与反科学行动不同，反科学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重要部分，反科学思想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
唯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自然观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优秀的人文学者的反对。早在18世纪，卢梭就开始怀疑启蒙思想家的立场，从人性发展的角度质疑“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7〕。由于科学是通过技术作用于社会的，技术所直接改造的是物质世界，改造力量越强，人对物质的依赖就越高，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从对精神世界的培养转为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同时，人的生存方式和心灵被技术化、机械化。所以科学及其技术并不必然为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却使人失去了人的本性。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的技术本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指斥现代科技体制批量制造出来的是没有精神向度的《单面人》，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批判，都可以视为这一思想传统的延续。
这种思想传统在基督教神学中也有呼应。 圣·安布罗西（SaintAmbrose，340？－397 ）说：“讨论大自然和地球的位置无助于我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8〕伽利略曾说：“圣经可以告诉我们怎样上天堂，但不能告诉我们天体怎样运行。”这是在“唯基督教”时代指出宗教在阐释世界上的局限，提出了抛开《圣经》进行科学探索的理由。而为伽利略平反的教皇保罗二世则说：“科学可以告诉我们天体怎样运行，却不能告诉我们怎样上天堂。”〔9〕则是在唯科学时代指出科学在阐释人生上的局限，提出宗教在科学时代继续存在的理由。
文学家和艺术家没有系统的反科学思想，但是对科学及科学家群体持漠视、嘲讽乃至批评态度者一直不乏其人，索尔仁尼琴就曾直接表述过对科学家群体的质疑〔10〕。C.P.斯诺曾对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群体之间的敌意进行了充分的描述〔11〕。在一般的观念中，科幻小说应该是为科学唱赞歌的，但这只是中国科学主义语境下的科幻小说（注：其典型者如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小灵通看到的未来是科学技术造就的一个理想的、幸福的、任何问题都由科学轻松解决的世界。）给人造成的印象。而在欧美的科学幻想小说中，科学却很少是被歌颂的形象，相反，从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1818）开始，就表达了对科技无限发展之后果的忧虑，表达了对科学技术进行控制的愿望。而这种忧虑却不幸言中。
自本世纪中叶起，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出来。原子弹的爆炸、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能源危机使得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科学究竟是在给人类造福还是在成为毁灭人类的祸首？科学是否在本质上就必然是进步的？人类是否有权利对自然进行无限的剥夺？科学是否真的能够中立？
这些问题使人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1962年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12〕为代表， 产生了一种新的反科学思想——绿色主义者或生态主义。按照叶闯的说法，前述人文学者是对“生存危机”进行反思，绿色主义则是对“生态危机”的反思〔13〕。但是，如果阅读《寂静的春天》就会发现，这部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式指出了化工技术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人类的危害的著作，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调查报告。因而，把这本书指斥为反科学，并不是从科学角度做出的评价，而是站在唯科学主义立场的一种意识形态批评。卡逊不仅威胁到了生产DDT 的化学公司（注：这些化学公司当然都代表科学，DDT的发明者还因此得到了诺贝尔奖。 甚至美国医学学会也站在化工公司的一面。参见戈尔，《寂静的春天》前言。）的利益，也威胁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科学主义自然观。科学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决定论、机械论、还原论的牛顿模式的科学之上的，它把自然看成一架遵从单一规律的运转精良的钟表，人可以洞悉其全部规律，也对它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无限地剖析、索取。吴国盛指出，科学时代有一个隐含的伦理，即凡是技术上能够实现的，就是应该实现的〔14〕。在这种伦理下，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只是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可以克服的。而卡逊则直接指出了这个伦理的荒谬及其严重后果。人必须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古老的自然哲学重新复活，在生态哲学中得到了延续，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科学——生态学或者环境科学。
于是，反科学思想将新的价值观引入科学，开辟了未来科学的方向。
或许，20世纪唯科学主义遭到的最大打击来自科学内部。从世纪初开始的物理学革命不断地动摇着牛顿物理学范式。相对论粉碎了牛顿物理学的绝对时空框架，量子力学把概率引入自然的内在机制，使决定论被概率论所取代。在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看来，物理学并不是反映物质世界本质关系的所谓客观规律，只是物理学家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否存在脱离于人类主体的客观世界也受到了怀疑。与此同时，作为科学语言的数学，也出现了根本上的危机〔15〕，失去了其超验性的绝对的确定性〔16〕，哥德尔定理就是一个常被引用的例证。1970年代兴旺起来的混沌科学进一步指出，经典物理学所描述的线性的、可预测的、决定性的世界在真实世界中只占极少极少部分，绝大部分事件是非线性的、不可逆的、非决定性的〔17〕。因而已有的科学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其实是极其有限的。“物质不再是机械论世界观中所描述的那种被动的实体，而是与自发的活性相联的。”〔18〕单一的钟表似的自然让位于多样性的、不可逆的、有活力的自然。在科学哲学方面，卡尔·波普尔提出否证论，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可能出错，绝对正确的真理是不存在的。费耶阿本德则以其科学史研究为根据指出，科学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为优越。实证主义全面退却，科学失去了高高在上的神圣地位，自然失去其衡量和规范其它文化成果的资格。
经过一个世纪的批评与消解，唯科学主义在西方已经失去其权势话语的意识形态地位，而在大众语境中，科学反而更多地具有负面的形象。反科学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一般地讲，可以把唯科学和反科学看作是对科学的两种态度：唯科学的极端是把科学看作万能的天使，反科学的极端是把科学看作万恶的魔鬼。实际上，绝大部分人都位于广阔的中间地带（注：如刘华杰提出的“强科学主义”和“弱科学主义”概念就表明了这种范围与程度的存在。）。反科学主义者并不反对科学及技术的一切发展，只是反对把科学视为最高的唯一的知识模式；反对把技术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准；反对向自然的无限扩张；主张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约束和引导。
反科学思想也会导致某些反科学的行为。在西方有许多民间社团出于思想、信仰或者伦理的原因反对某些项目的科学研究。比如环境保护团体反对某些化工厂的修建，动物保护团体反对用动物进行实验；再如许多组织反对把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或者灵长类动物；还有一些天主教社团反对避孕和堕胎技术的研究。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反科学行动，因为反对者和被反对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也有同等的发言机会，没有哪一方拥有绝对的权力能对其对手进行迫害。
反科学思想在中国的表现大体相似，又有不同。属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一进入中国，就遭到了反对和抵制，19世纪末开始的体用之争，1920年代开始的“科玄论战”，都是这种文化冲突的反应。1980年代以来，前述各种反科学思想开始被介绍或重新介绍到中国，由于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这种介绍最初是小心翼翼地，或者是带有评判意味的（注：赵红州在《大科学观》“大科学时代的反科学思潮问题”一节（人民出版社，1993.p333－357）中对反科学思潮的介绍就带有批判的性质。）。甚至对量子力学哲学问题的介绍也要提防被批评为唯心主义。同时，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也找到了反科学思想的资源。有人把对技术的反对追溯到庄子，庄子对一种打水工具桔槔（注：出自《庄子·天下篇》。）的论述常常为中外学者所引用。也有人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提出科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与技术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是否有必要讨论科技对人的异化和科技的负面效应，曾引起强烈的争论（注：《中华读书报》1997年年底到1998年年初“思想者”专栏曾展开对此问题的激烈争论。如周国平提出《现代技术的危险何在？》（1997－11－12.第11版）， 遭到徐友渔的反驳：《且慢给科学技术定罪》（1997－12－10.第11 版）和康言午的讥讽：《令人费解的人文精神》（1998－02－11.第11版）， 也得到田松的辩护：《渔民的落日》（1998－01－14.第11版）。可算这场辩论中的几个回合。）。 一方认为，中国的科学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我们不应该追随西方国家去反什么科学，必须加强对科技的投入。另一方认为，应该科技与人文并举，在科技发展的同时，保持心灵的平衡。在社会层面，强调直接走绿色发展道路，不能重复西方国家发展－污染－治理的老路。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各有道理，但在实践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尤其是“反科学”的一方，只有零散的言论，并没有形成什么思潮。政府行为的环境破坏仍在继续。直到1990年代后期，情况才有所好转，尤其是1998年全国大水之后，“反科学”才有了一定的规模，一些以生态保护为宗旨的民间组织也开始有了更大的声音。
但时至今日，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在大众话语层面，甚至在知识分子话语层面，中国仍然处于唯科学的语境之中。
伪科学
中文“伪科学”同样是一个贬义词，带有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居高临下的气势。其对应的英文pseudoscience则有更多的中性色彩， 亦可译为“拟科学”。它指一些貌似科学或者模拟科学建造的“理论”体系，它包括：科学家建造的如颅相学（phrenology ）、 灵学或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自前科学时代流传下来的如占星术等；民间科学爱好者新造的奇谈怪论如地平说、行星碰撞理论等〔19〕。这些理论的建设者中不乏真正的科学家，欧洲的“心灵研究会”中，竟然有11位诺贝尔奖得主〔20〕。他们都企图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所关注的对象，至少其表面的目的是为了求知，不妨称之为科学向度的伪科学。此外，还有经济向度、宗教向度以及政治向度的种种伪科学活动，因其目标首先不在于建造理论体系，而在于获得经济、政治上的利益，所以必然要利用唯科学语境下的大众心理，酿成某些社会活动。
我们今天称之为伪科学的许多东西在历史上与科学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占星术之于天文学，炼金术之于化学。但是历史上的占星术和炼金术都不是伪科学，只有在它们有意识地冒充科学之后才可算是伪科学。那当然是在科学值得冒充之后的事。Pseudoscience 一词出现于1844年，中文“伪科学”则要到20世纪才能出现。与唯科学和反科学一样，中西之间的伪科学也在进行着广泛的交流。近20年来，几乎所有的西方伪科学理论都曾被介绍到中国，中国本土的伪科学也远跨重洋去欧美开山立派，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中国的伪科学有两个文化背景，一是与科学文化相异的传统文化，二是“五四”以来的唯科学主义，考察一下气功如何从以心调身的吐纳之术变成出神入化的伪科学理论和活动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些文化背景的作用。
气功与特异功能等江湖之术不同，它本来已经具有了承自中医和道家内丹学说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但是在唯科学语境下，这些非科学理论不具备合理性。1980年代初，气功的理论与实践还被大多数人视为荒谬的迷信。此后，一旦气功的功效得到认可，就在正确高明有效的意义上加之以科学的大名，“气功，是一门科学”，这个论断只是大量的“某某，是一门科学”中的一个。为了更是科学，新气功理论就努力用“场”、“能量”等科学术语解释或替代古典文献的非科学“气”“息”，而断言气功是科学更增进了气功的效能〔21〕。气功的功能逐渐夸大，渐渐失真，不骗人的非科学的真气功自然过渡到骗人的伪科学的伪气功，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在真伪气功之间划一个明确的界限。此后，所谓特异功能被气功理论纳入研究范围，理论规模逐渐扩大，功效也越来越神。气功理论在大量采用科学名词的同时，也引入了反科学思想对科学本身进行攻击，天人合一、量子力学同样成为气功理论的武器，以解释自己与经典科学的矛盾之处，同时还能说明自己符合更新的更现代的科学，因而更是科学。
气功是一个难得的案例，其中既有科学向度的伪科学理论（注：假设外气存在而研究其机理的研究者中也有一些是真正的科学家，这一点与灵学有些类似。），也有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几乎所有向度的伪科学活动。伪科学活动的操持者从中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对于广大的气功实践者，气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一种替代性的宗教，起到“安慰心灵”的社会功能（注：江晓原认为，伪科学具有三个社会功能：娱乐；作为对未知事物的“候补解释者”；安慰心灵。显然，其前两项功能多由科学向度的“伪科学理论”承担，而第三者，多由非科学向度的“伪科学活动”来承担。（江晓原，2000））。同时，气功作为一种朴素的养生之术，也确实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近10年来中国的伪科学活动对广大民众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但这种危害不单单是伪科学所能做到的。如霍耳顿所说：伪科学作为个人的信仰和情趣可能是无害的，而一旦与权势结合起来，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实际上，任何东西，包括科学在内，一旦与权势结合起来，使自己成为不可批评的绝对正确的权威，都会造成大的社会危害。
以上是对唯科学、反科学和伪科学这三个词语的简单梳理。在这个梳理中，还有一个没有出场的主角，那就是科学。
收稿日期：200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