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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2-0056-07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2.005 在中国诗歌史上，李贺诗歌的精神内涵似乎是个谜团。他的诗歌以极其强烈的情感和异常奇瑰的意象表现了对人的生命和价值的追询与质疑，提出了人的生命存在中的永恒之问。对于李贺诗歌提出的这些问题，如果从悲剧意识的角度加以探讨，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 一、中国悲剧意识的来源和特点 悲剧意识是与悲剧性、悲剧精神密切相关的概念。悲剧性是人依照某种参照物确定的人的生存属性，以有限人生去追求某种无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人生有限情无限”[(晏殊《踏莎行·绿树归莺》)]的矛盾必然造就人的悲剧性；悲剧意识是指对悲剧性的意识，即对悲剧性产生的思想和情感；悲剧精神是指悲剧意识的指向，如屈服、逃避、抗争、超越等。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最感焦虑的三个问题是宇宙中性、价值无解和生命有限，而在三个问题中人的生命有限性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生命有限性如果得到了解决，其余两个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思路和可能；反之，无论是希望把宇宙自然当作人的外在皈依，还是将人的精神价值当作人的内在归宿，都落不到实处。因此，先秦儒道的立论方式均是从解决人的有限性入手[1]，而解决的方式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尤其是对后世文化产生主要影响的儒家，十分明确地要求将有限的个体融入到人类总体中而获得超越性价值，实现人生的永恒。 中国悲剧意识的基本来源是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而消解悲剧意识的方式正如解决人的生命有限性一样，将有限的个体融入人类总体，在暴露人的生存困境的同时加以弥合，在超越性的弥合中建构更具合理性的新的价值。这是中国悲剧意识的根本特征。大致而论，中西悲剧意识的区别在于：在起源上，中国悲剧意识主要源自“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天”无限而人生有限，其间的矛盾必然酝酿出浓烈的悲剧意识；西方悲剧意识主要源自“天人二分”的思维方式，其间的斗争促生了悲剧意识。在本质上，中国悲剧意识倾向于价值悲剧意识，西方更多地倾向于命运悲剧意识。在悲剧意识的彻底性上，中国悲剧意识建立在价值虚空的基础上，从人何以为人的根本问题上着眼，绝无依傍，即便抗争失败也找不到可以“投降”的对象；西方悲剧意识强调人与外在事物以及命运的抗争，失败后往往可以获得社会、道德等许多层面的赞誉，并非处在价值虚空中。在对悲剧意识的超越上，中国悲剧意识指向的是人在价值虚空中的毅然崛立，人为自己立命，人在人类总体意识观照下的觉醒，凝聚的是“人能弘道”的超越性的悲剧精神；西方悲剧意识因有斗争的对象，也就留下了可以“投降”的出路，宗教的产生就是对悲剧意识的彻底消解，其另一指向是抗争精神和个体的觉醒。 李贺诗的“悲剧意识”使用的是中国悲剧意识的概念系统。在中国悲剧意识中，李贺诗的悲剧意识极具代表性，与西方悲剧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上面中国悲剧意识的消解(超越)方式不同的是，李贺那些富有悲剧意识的诗歌文本自身几乎不提供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只注重对生命有限性和无意义性的暴露，但通过复杂深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李贺诗的悲剧意识又必然指向超越性的价值建构，更体现出中国悲剧意识的独特表现方式。这是李贺诗的悲剧意识的特质，也是李贺诗正面价值和独特艺术魅力的来源。 二、李贺诗生命悲剧意识的表现 中国悲剧意识在种类和阶段上大致可分为唐以前的生命悲剧意识、宋代以降的价值悲剧意识和明清时代兴起的冲突的悲剧意识。这种分法仅是撮其要者，并非绝对和割裂的。从先秦时期人的理性觉醒，到西汉中期以后“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形成和东汉以后的谶纬神学，再经过魏晋时期对儒、道经典的深度阐释，直至盛唐时期的高度“解放”，虽然中间有过这样那样的本体性探讨，但始终是以现实秩序为核心的，因此可以称为政治本体化时代。这一时期文学中表现的悲剧意识主要源自对政治本体的追询：现实政治是什么？是可靠的吗？对政治本体的体认能带来价值吗？这种悲剧意识的最令人焦灼之处在于：生命个体与政治本体应该是什么关系？政治本体能提供感性生命的永恒、价值和幸福吗？我们将由此产生的文化把握称作生命悲剧意识。 李贺诗的悲剧意识主要集中在生命悲剧意识上，即从生命的有限性出发，思考生命的长度，追询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生命的感受，希求对生命的把握。 李贺经常感受到死神对生命的威胁而表现出无限的焦灼。钱锺书先生说：“细玩昌谷集，含侘傺牢骚，时一抒泄而外，尚有一作意，屡见不鲜。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永叹。”[2](P.179)在李贺诗集中，多数诗作与生命悲剧意识有关。李贺对自己的衰病反复吟咏：“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3](《苦昼短》，P.207)，“奈尔铄石，胡为销人”[3](《日出行》，P.406)，“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3](《崇义里滞雨》，P.226)，“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3](《示弟》，P.471)，“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3](《伤心行》，P.730)，“吴霜点归鬓，身与蒲塘晚”[3](《还自会稽歌》，P.167)，“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3](《咏怀》其二，P.62)。他对于“磓碎千年日长白”[3](《官街鼓》，P.198)的时光流逝表现出无比的恐惧，希望能“长绳系日”[3](《梁台古意》，P.229)，使“老者不死，少年不哭”[3](《苦昼短》，P.207)，有时甚至要“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3](《后园凿井歌》，P.545)。当然，李贺是清醒的，他完全明白“天上几回葬神仙”[3](《官街鼓》，P.198)，“彭祖巫咸几回死”[3](《浩歌》，P.127)，生命的永恒没有可能。所以，死亡的意象在他的诗中显得那样密集与沉重：“桂叶刷风桂坠子，青狸哭血寒狐死。”[3](《神弦曲》，P.395)“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3](《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二月》，P.20)，“一方黑照三方紫，黄河冰合鱼龙死。”[3](《北中寒》，P.624)。这些都表现了李贺诗歌极为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 “安史之乱”以后，人们对政治功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人生命自身的意义得以凸显，这是政治本体消解的重要标志。李贺十分善于将对政治功业的无限追求与人的生命有限加以对照，如《秦王饮酒》[3](P.311)中，秦王的功德固然极大，追求固然极高，那“羲和敲日玻璃声”的清平世界和“劫灰飞尽古今平”的万世太平更是令人向往，其政治上驭天控地的权力甚至可以使他“酒酣喝月使倒行”，但最终也不能超越生死，不过落得“青琴醉眼泪泓泓”而已，况且这种恣肆横行也许正是古今劫灰飞不息的根源。该诗彰显出规律性与目的性是如此的不一致，质疑的是政治功业对于生命的意义。 《官街鼓》更是这样：“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汉城黄柳映新帘，柏陵飞燕埋香骨。磓碎千年日长白，孝武秦皇听不得。从君翠发芦花色，独共南山守中国。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3](P.198)这是一首时间之歌，在这里，政治功业不仅对生命没有意义，反而成为催命的符咒。这种官家开闭城门的报时工具是永不停留的时间的脚步声的象征，日月的运转仿佛是咚咚的鼓声，在不断地催逼着人们，使年年的春光与不再的生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鼓声的槌打中，历史灰飞烟灭，秦皇汉武风流云散，神仙也不能幸免，只有鼓声与南山共存。 有时，李贺又通过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来表现对政治功业的否定和对生命的追询。如《王濬墓下作》：“人间无阿童，犹唱水中龙。白草侵烟死，秋藜绕地红。古书平黑石，神剑断青铜。耕势鱼鳞起，坟科马鬣封。菊花垂湿露，棘径卧干蓬。松柏愁香涩，南原几夜风。”[3](P.102)把王濬身后世界写得如此败落、苍凉、凄清和愁苦，使人不忍卒读，更使人不禁追问英雄的价值与意义。又如《还自会稽歌》：“野粉椒壁黄，湿萤满梁殿。台城应教人，秋衾梦铜辇。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脉脉辞金鱼，羁臣守迍贱。”[3](P.167)历史与生命的双重衰败不仅凸显了自然生命的悲剧感，也对历史的价值与意义提出质疑。 祈求生命长存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人生的主题，但只有经过政治本体化时代的体认、思考和追询之后，她才会以更为新鲜的面目呈现出来。李贺可谓生当其时，因此，对生命消失的恐惧与悲伤也是李贺生命悲剧意识的重要主题。如《铜驼悲》：“落魄三月罢，寻花去东家。谁作送春曲，洛岸悲铜驼。桥南多马客，北山饶古人。客饮杯中酒，驼悲千万春。生世莫徒劳，风吹盘上烛。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3](P.48)铜驼是汉代繁华鼎盛的见证者，如今却成为悲凉的象征；人如风中之烛，更不能与铜驼相比。又如《昆仑使者》：“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龙鳞下红肢折。何处偏伤万国心，中天夜久高明月。”[3](P.223)不见昆仑使者，长寿终不可得，一切都归于悲伤。更有甚者，李贺直接营造墓地情景：“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长安夜半秋，风前几人老。低迷黄昏径，袅袅青栎道。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3](《感讽五首》其三，P.366)哪里是人的最后归宿，留给人的只有巨大的恐惧和悲伤。 时空问题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但只有当政治本体趋于消解，人的生命意识凸显出来的时候，时空问题才得以和人的生命联系起来。从这一阶段的历史来看，在文化本体(主要指宋代社会文化的特征)尚未建立起来之前，人对时间的恐惧就成为必然。这种恐惧在李贺的诗中表现得更多，如“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3](《秋来》，P.688)、“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3](《古悠悠行》，P.205)、“今夕岁华落，令人惜平生。心事如波涛，中坐时时惊”[3](《申胡子觱篥歌》，P.244)等等。有时直接责问时光，呼喊生命。如《日出行》：“白日下昆仑，发光如舒丝。徒照葵藿心，不照游子悲。折折黄河曲，日从中央转。旸谷耳曾闻，若木眼不见。奈尔砾石，胡为销人。羿弯弓属矢，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讵教晨光夕昏。”[3](P.406)人世不平，生命有限，具有普遍性的悲剧因素在这里集合起来，融合成具有典型意味的生命悲剧意识。 汉唐以来政治本体消解，生命主题凸显，是李贺诗生命悲剧意识的社会历史基础，也是我们这个一以贯之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这些生命悲剧意识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形态，但都是人的生命有限性的审美显现。 三、李贺诗生命悲剧意识的彻底性 在李贺那里，盛世不复、壮志不遂、时光不再、生命不永等种种因素共同整合成了生命悲剧意识，使我们每个人在试图真切地体味生命时，都会深切地感受到李贺的存在。在唐诗史上，李贺仿佛是一个叛逆，他要离开种种所谓正统的诗风而另辟蹊径，他以诗的方式带我们探索生存与生命的本真面目，要使我们的灵魂无处可逃，逼迫我们思考和回答。 如本文第一小节中所说，相对于无限的世界来讲，人的知识是有限的；相对于人的无限追求来讲，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就是人的有限性，也是中国悲剧意识的来源。李贺的诗正是从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入手，以最富有艺术震撼力的方式将这种悲剧意识彻底地表现出来。 李贺不是不懂得生命和生存的美好，或许是因为他对生命与生存的感受太过纯粹，他才如此珍惜生命，对生命的短暂和毁灭才有那样强烈的感受。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类诗表现出这样的结构特色，即在诗的前半部分把生命与生存描写得无比美好，但在诗的后半部分，甚至是最后一句，猛然翻出，使人看到生命的短暂，残酷地揭示出生存的悲剧真相。如著名的《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3](P.201)除最后一句外，前面五句都是描写天上的情景，将仙界生活的新鲜与美好描绘得无以复加，可以说达到浪漫主义的顶峰；最后一句猛然翻出：那永恒的时间还在不停地奔驰，那无常还在，天上的美好也不能长存，何况人间！又如在《三月》中，以“东方风来满眼春”开篇，前面都是写春天的美好，最后一句写道：“曲水漂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3](P.23)《大堤曲》前面写青春的美好，最后写“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3](P.679)《梁台古意》前面写梁王台沼的宏伟富丽和骄奢淫逸的享乐，最后却是“寥落野篁秋漫白”[3](P.229)，与前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二月》则表现出生活情景的极度不和谐，该诗前面都是写春天的美好和生活的欢乐，但最后写道：“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3](P.21)表现出相聚和欢乐的短暂与分别和死亡的永恒。《将进酒》前面写“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3](P.664)，可谓名物精美，恣意享乐，但后面接下来的却是：“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在至为强烈的对比中使人生的悲剧性显豁出来。《苦昼短》一篇更为曲折而畅达：“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3](P.207)有对生命悲剧性的认识，有消解，也有挣扎，但最后两句显示一切都是徒劳。 李贺因为无法超越时间，无法超越生死，无法超越社会，因此哀愁成为他的诗作的一个主题。如《开愁歌》：“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旗亭下马解秋衣，请贳宜阳一壶酒。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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