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记理论视角下二语习得中的母语迁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语论文,视角论文,标记论文,习得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母语迁移的研究
语言学家在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所产生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母语迁移一直以来都是二语习得领域和应用语言学领域中极受关注的课题。著名学者Pica所总结出的外语研究中十大最受重视的问题，名列榜首的就是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研究。母语迁移是指由于母语与二语的差异和相同从而对第二语言习得所产生的影响。语言学家Selinker认为母语迁移有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之分。当母语中的某些规则与二语中的规则相同时，会产生积极的正迁移，促进第二语言的理解和掌握。反之，当母语中的某些规则与二语中的规则不一致时，则产生消极的负迁移，会干扰第二语言的习得，甚至造成学习困难和学习障碍。
关于母语迁移的制约因素，早期的对比分析假设（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通过比较母语和二语的不同来预测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认为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需不断克服母语的消极影响，这种观点夸大了母语负迁移的干扰作用。中期的中介语假设（Inter-language Hypothesis）对于母语迁移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并不重视，忽视了母语迁移的地位和作用。这两种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标记理论（Markedness）从语言标记性的视角来研究母语迁移，把母语迁移的研究纳入了认知研究的范畴，为母语迁移的发生提供了较强和合理的解释。
二、标记理论的内涵
标记理论的核心是关于标记的定义。所谓标记就是指语言中的一种不对称同时又相对立的现象，一般来讲，语言中两个相对立的成分，其中一个具有区别性特征的语言成分是有标记的（marked），另一个没有这种区别性特征的语言成分就是无标记的（unmarked）。语言标记性的基本涵义是无标记的语言成分比有标记的语言成分在特征方面更为常用也更为自然，[1]但是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对于语言标记性的内涵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一）布拉格学派的标记理论
布拉格学派隶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作为一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语言学派，布拉格学派在自然语言的各个层次上都有重要发现，包括在音位学、句法学和词法学等不同语言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著名音位学家Trubetzkoy在他出版的《音位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honology）一书中首次提出标记的概念。他认为音位是音素的一系列区别性特征的表现，在一对对立的音位中，如果其中一个是有标记的，那么另一个音位就是无标记的。比如有一对对立的英语辅音音标/p/和/b/，/b/具有浊辅音的特征，因此是有标记的音标，/p/不具有该特征就是无标记的音标。Jakobson在Trubetzkoy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其核心理论即用以区分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的区别性特征，通过列出的12对区别性特征形成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不仅可以用来区别英语音标中的元音和辅音，还能推广应用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语言中的音位体系。Jakobson对Trubetzkoy的音位学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将标记理论应用于词法学和语言习得研究中，对标记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认为，总体来说，有标记范畴表明存在着某一特征A，至于相对应的无标记范畴，并不意味着A的存在，主要是表明A的不存在。
（二）语言类型学的标记理论
著名语言学家Greenberg的语言类型学（Language Typology）主要是探寻人类各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共同性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其研究方式是对不同语言之间的一些具体的语言现象进行一系列比较和分析。Greenberg认为大多数的语言成分都是无标记的，只有少数的语言成分是有标记的，因此从分布范围而言无标记的语言成分比有标记的语言成分更广泛。语言类型学主要是通过类型普遍性来判断和区分语言成分是有标记的还是无标记的。语言类型学的标记理论是从跨语言的比较分析来进行研究，所以与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绝对标记概念不同，语言类型学的标记概念是相对的。例如，Greenberg在对不同语言关于“数”的范畴进行比较后发现，大部分语言比如英语只有“单数”和“复数”这两种分类，但是还有一些语言有“双数”（dual）和“三数”（trim）的范畴，甚至个别语言还有“少数”（paucal）的语法范畴，按照标记程度的从大到小，Greenberg列出了“数”的“标记等级”（hierarchy of markedness）：三数、双数、复数、单数。
（三）形式主义学派的标记理论
形式主义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Chomsky于1968年出版了《英语发音模式》（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将标记理论与生成音系学相结合进行研究，使得标记概念通过音系学进入了生成语法的研究体系。该书还阐述了自然性这一生成语法的最根本问题。Chomsky认为Jakobson对语音特征的表述不够具体。为了对音位对立进行更加全面的描述，Chomsky提出了39对普遍标记特征从而能更加完整地描写语音系统。不同于Jakobson，Chomsky对标记概念的定义进行了扩大，认为语言中的标记性是完全任意的，比如一对对立的英语音标/p/和/b/，我们既可以说/b/具有浊辅音特征，是有标记的，/p/不具有该特征就是无标记的；也可以认为/p/具有清辅音特征，因此是有标记的辅音音标，而/b/不具有该特征就是无标记的辅音音标。在这一对对立的英语音标中不管是浊辅音特征还是清辅音特征，他们都可以做为区别性特征，两者是完全等值的。Chomsky对标记理论的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英语发音模式》一书使得标记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在后期的研究中，Chomsky将标记理论和普遍语法相结合进行研究。普遍语法认为，和其他的知识体系相比较而言，语言是比较特殊的，人们习得语言的方式与其大脑中的语言习得机制密切相关，而人类大脑中的语言习得机制则包括参数（parameter）和原则（principle），参数是对人类各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别的一种反应，参数值随着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别而发生不同的变化，参数是普遍条件的一种规则，而原则属于高度抽象的一种规则。Chomsky的普遍语法将语言规则划分为核心（core）和边缘（periphery）这两大部分。核心规则与语言的普遍性相同，是对人类所有语言共同具有的特征的反映，属于无标记的规则。而边缘规则是某些语言所独有的区别性特征，这些语言特征并不受普遍语法的制约，与人类所有语言共同具有的特征相比较是个例外的，因此边缘规则是有标记的。普遍语法认为在一对对立的语言规则中，哪一项规则受到更多的语法制约表明其标记性更强，比如英语的形容词slow就比fast标记性强，原因是fast在陈述句和疑问句中都可以使用，但是slow却只能在陈述句中使用。我们不能说“How slow can you run？”，这在英语语法上是错误的句子。因此，人们较难习得含有边缘规则的有标记项，而含有核心规则的无标记项由于更简单同时具有普遍性从而容易习得和掌握。
三、语言标记性的判断标准
关于语言成分中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并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从本质上来讲，与语言中无标记项的意义相比较，有标记项的意义更广泛也更具体。最早列出语言标记性的判断标准的是语言类型学的语言学家Greenberg。他列出的判断标准有13条，包括关于语音的5条判断标准以及关于词法和句法的8条判断标准。语言学家Thornborrow关于语言标记性的判断标准是语言的规范程度，语言中的有标记项是那些不遵循或者偏离语言规范的，语言中的无标记项是那些遵循或者符合语言规范的。[2]
功能语言学家Given则把认知的复杂度引入语言标记性的判断标准，并在1995年提出了语言结构复杂性、语言认知复杂性和语言频率分布这三条判断标准：[3]第一是语言结构复杂性，从语言形态结构来判断，有标记项的语言形态变化更加频繁从而使得有标记项在语言结构上更加复杂多变。但是相对应的无标记项的形态变化则较少使得无标记项的结构简单明了。例如英语中的复数名词就比单数名词标记性强，其原因是一般情况下英语名词单数变成复数时要加-s这一标记。[4]第二是语言认知复杂性，与语言的无标记项进行比较，语言的有标记项在认知加工方面时间更长、在注意力方面更加集中、在思维方面更加努力。无标记项则刚好相反，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更早也更容易习得无标记项，并且在消失过程中更晚更难以失去。例如，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儿童一般都最早学会/ma/、/pa/等基本发音，在语法上，也有研究证实，儿童最先掌握的是主语，然后才是宾语。第三是语言频率分布标准，世界上各种语言在日常运用中，语言的无标记项出现得比较频繁也更常见，而有标记项出现的频率较低从而具有认知的显著性。认知语言学认为大多数人类建立的范畴都属于典型范畴，包括核心成员和边缘成员，核心成员或者称为典型成员属于无标记项，边缘成员则是有标记项。
总而言之，与语言中的有标记成分相比较，语言的无标记成分出现的频率更高，同时也更常见、更自然和更基本。一种事物越是复杂，人们就越不熟悉，导致事物的多样性越少。也就是说，我们不熟悉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语言特征，对于其内在的差异性很难了解和掌握，这样就不具备多样性，这就是有标记的语言特征，反之，结构简单不需要复杂认知的语言特征就是无标记的。例如，与英语最简单和最基本的陈述句相比较，疑问句由于其比较复杂和特殊的结构因此是有标记的句子；与没有形态变化的英语动词相比较，有形态变化的英语动词由于其多变和难以掌握因此是有标记的动词；与使用频率高容易辨识的词汇相比较，使用频率低的词汇由于不熟悉和难以认知因此是有标记的词汇。语言的标记性总体来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语言中的有标记成分和无标记性成分是相对而言的。
四、语言标记性对母语迁移的解释
对比分析假设和中介语假设都不能客观和全面地分析母语迁移现象，相比较而言，标记理论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解释力，能够较好地回答母语迁移现象产生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母语和二语的一些差异会造成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困难，而另一些差异却不会。很多研究者对于语言的标记性和母语迁移的关系从各种角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著名语言学家Eckman、Kellerman、Zobl等人，语言标记性对母语迁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阐释：
一是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母语中的无标记项会发生迁移。
1998年著名语言学家James通过研究英国人在学习第二语言葡萄牙语时容易发生的错误得出结论，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母语中的无标记项会发生迁移。[5]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属于有主语语言，而葡萄牙语是无主语语言。根据语言类型学关于标记性的判断标准，英语的有主语现象是无标记的语言规则，葡萄牙语的无主语现象是有标记的语言规则。因此英国人在学习第二语言葡萄牙语的过程中容易犯加主语的语言错误，也就是母语中无标记的有主语项发生了迁移的现象。
关于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母语中的无标记项是否会发生迁移以及如何发生迁移的问题，语言学家Eckman的观点是当母语是无标记的参数设置，但是二语的参数设置却是有标记的，这时母语迁移现象最容易发生，因此他于1977年提出了著名的“标记性差异假说”（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6]该假说的内容主要包括三点：一是认为二语的标记性比母语强同时又和母语有较大区别的部分是二语习得中最难以掌握的部分，二是认为二语比母语标记性强的地方，学习者掌握二语的相对难度和语言标记的相对难度是成正比的，三是认为二语比母语的标记性弱的地方，即使二语与母语有较大的不同，也不会很难掌握。
标记性差异假说有利于学习者预测和判断二语习得过程中可能会碰到的困难和问题，通过比较母语和二语之间的标记性差异来决定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母语迁移是否会发生。当母语是有标记的参数设置而相对应的二语是无标记的参数设置时，不会产生母语迁移，反之当母语是无标记的参数设置而相对应的二语是有标记的参数设置时，发生母语迁移现象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总而言之，母语迁移是否发生与二语的语言标记性具有很大的关系。Zobl的研究同样表明，学习者在习得二语的过程中碰到难以理解和掌握的语言规则时往往会求助于他们原来的母语知识和规则，这说明当二语的标记性比母语的标记性强的时候就极有可能发生母语迁移现象。
国内学者寮非1998年通过研究表明，当相对应的二语语言规则是有标记的，这时母语中的无标记语言规则最可能被迁移。比如英语最基本的句型是SVO，即主语+谓语+宾语的结构，这是最常见最容易掌握的，因此是无标记的句型，但是汉语中有OSV句型，即宾语+主语+谓语的结构，这种句型相对较少见较难掌握所以是有标记的句型，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国家的学习者在进行汉语学习时就很难理解有标记的OSV句型的汉语，他们习惯性地利用英语中无标记的SVO句型来进行解释和翻译，因此经常会犯错。[7]
二是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母语中的有标记项不一定会发生迁移。
Zobl通过对二语学习者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存在着避免母语有标记形式的迁移现象使得母语中的有标记项不会发生迁移。[8]Zobl在1984年对母语为法语的英语学习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其中的一项调查是比较他们使用英语“How many…”和法语“Combien…”句型结构的情况。法语中“combien”的意思是“多少”，把“combien”所修饰的名词短语抽离（extraction）到句子末尾是符合法语的语法规则的。
例1：Combien d'oranges voulez-vous？
例2：Combien voulez-vous d′oranges？
例1中的“d'oranges”在例2中被抽离到句子末尾，在法语中，这两个句子不仅符合语法并且表达相同的意思，但是在英语中同样表达“多少”意思的“How many…”结构却不能有类似的抽离。
例3：Hw many oranges do you want？
例4：How many do you want oranges？
以上两句中只有例3是允许的，例4不符合英语语法规则，是不被允许的。因此Zobl认为法语“Combien… ”结构有可抽离性的特征，属于有标记的语言规则，而英语中的“How many…”句型结构具有非抽离性（non-extraction），是属于无标记的语言规则。通过对一组英语程度低的法国学生进行调查，Zobl发现他们倾向于使用非抽离也就是无标记的规则，避免了有标记的母语迁移，表明了法语中的抽离形式并没有发生迁移的现象。因此，二语习得过程中，容易发生母语迁移的是无标记成分，而较难发生母语迁移的是有标记成分。
Kellerman的典型理论假说同样认为，二语学习者的直觉告诉他们不能迁移母语中的有标记项。[9]典型理论假说是从认知学的角度对母语迁移进行研究，其理论核心是“典型性”的概念，通过研究句法和词义的可迁移性以及典型性，认为二语学习者对于母语结构存在一种天生的直觉，这种直觉不会由于学习者认知能力的变化或者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高而发生改变，正是这种本能的直觉让他们知道哪些母语结构会发生迁移哪些母语结构不会被迁移，同时直觉还会对他们实际上发生迁移的语言形式产生一定的影响。Kellerman把这种直觉和母语迁移联系起来，认为二语学习者对于母语的语义空间的直觉能够判断母语迁移是否发生，二语学习者坚信语言是具有合理性的，所以对于母语中的非典型形式不会迁移。Kellerman的研究表明，关于母语特征是否会发生迁移，每一位二语学习者内心里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衡量尺度，也是这种直觉告诉他们不能迁移非典型性的特征或者说是有标记的特征，这种结论与标记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母语迁移并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非常明显的选择性，当然母语的选择性取决于二语学习者对于母语的典型性的心理认知，是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不自觉的状态下发生的。
但是也有研究者发表了不同的观点，White提出了母语有标记项是有可能会发生迁移的。她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普遍语法，认为学习者在习得二语的过程中会难以取消母语有标记的参数设置，使得学习者在习得二语时会继续使用母语中的有标记项，同时如果母语中的有标记项在中介语中相对固定的话，就会由于不易去除而形成语言的石化现象。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对于母语中的有标记形式是否会发生迁移以及如何发生迁移等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接受的观点是，当母语中既包括有标记项又包括无标记项时，最不可能发生迁移的是有标记项。
自布拉格语言学派于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标记理论以来，关于标记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从标记理论的视角来研究母语迁移问题，可以较好地解释母语迁移是否会发生以及何时发生，为语言学家从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和新的领域。通过对语言的标记性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母语和二语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差异都会成为二语习得的障碍。标记理论有利于学习者预先了解母语迁移发生的区域，同时可以预测语言习得中困难出现的相对程度。当然，从目前来看标记理论还是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有待于学者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为从语言的标记性来解释母语迁移的理论基础是标记性的判断标准，但是目前对于语言标记性的判断标准还有不同的观点，这就有可能会降低标记理论对母语迁移的阐释。另外，制约母语迁移有各种不同的因素，语言的标记性只是其中的一项，事实上，社会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因素等都会制约和影响母语迁移的发生。标记理论如何和其他母语迁移的影响因素相结合，形成对母语迁移产生影响的合力，是研究者们需要进一步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