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现状论文,未来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4)01-0039-05
从20世纪之初的“新史学”，到20世纪之末的“社会史学”，百年间的史学发展进程似乎表明：每当历史学处于时代性转折的关键时期，社会史都是人们作为标领学术转向的旗帜，成为推陈出新的一个最主要的历史趋向。故追溯20世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当会从中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一
20世纪初年，在“西学东渐”大潮中许多西学理论，尤其是进化论和社会学理论涌入中国知识界，导致了旧史学体系的崩裂和重构“新史学”的努力。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并以“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的《新史学》为方向，已经蕴含着社会史的理念和内容。其后，一些以社会史命名的史著相继出现，如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以及一些专题社会史著作如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等。30年代，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一批以新的理论和方法试图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论著相继面世，其中不乏优秀的社会史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1949年以后才形成的学科，所以此时的社会史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古代史领域，只有少数论著如30年代新生命书局出版的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著作和1949年上海观察社出版的费孝通等人合著的《皇权与绅权》，分别从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导致的社会变化、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权力结构变化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关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而且在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融入了社会学的内容。因此，在20世纪史学变革过程中，它们是以典型的社会史著作给人以新的感受。但此类研究没能继续深入下去。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近代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也引人瞩目。但是，从1957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在“极左”思潮和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下，近代史研究基本上在偏狭的“阶级斗争”和“三次革命高潮”的圈子里打转，把错综复杂而又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人为地排斥于历史的视野之外，因此，无论是从学科意义还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而言，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社会史研究内容大都被包容在以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或者经济基础为意向的一类的研究之中。此一时期寥落散漫的近代社会史研究主要可析分为二个方面：其一是阶级、阶层、身分、等级与社会结构研究；其二是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研究。
应该说，在以阶级斗争为主导以经济基础为前提的史学研究观念制约下，近代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研究是无从谈起的。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作为阶级斗争、革命高潮的背景内容而有所涉及，它的分散性、表面性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在模式化、教条化制约下的近代史学，研究的视野很难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从而在日趋僵化的发展中走向了“危机”。社会史内容在近代史学中的阙如，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一“危机”的表现。因此，社会史研究在1986年后的兴起，也是史学界寻求解决“史学危机”的一种时代回应。社会史的兴起并作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主要趋向，既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二
从1986年以来，社会史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至今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近代社会史也在理论体系和专题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科理论体系研究。从1986年开始，近代社会史学家们就围绕着“研究对象”、“学科特征”、“学科定义”诸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创建的成果，为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学科创建，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乔志强主张“中国社会史应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等”[1]。在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但著名史学家陈旭麓提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通史，就认为“经济史、文化史毕竟以专史为归属，其议旨和范围都有限度，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2]。在对近年来社会史学反思基础上，王先明对现有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架构具有将社会学理论简单移植的倾向，这导致了历史学社会学化的趋向，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史的正常发展。
近代社会史学家们对于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和知识架构认识并不一致，主张各异，却始终未能形成激烈的学术理论争辩或学术心灵对撞意义上的百家争鸣气势。这使得学科理论研究呈现出滞后状态。
其二，近代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研究。1986年以来近代社会结构研究走向深入，人们更多关注近代社会构成要素、社会分层及其地位、角色的多维性研究。徐鼎新和钱小明的《上海总商会史》，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都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分别从各自角度对商人阶层与中国近代化的互动关系、时代特征、历史作用等作了详尽的分析与论证。近代绅士阶层也是近年来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一书，通过比较揭示了士绅与士族在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则从近代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社会流动、社会控制机制、结构变动、时代转型、阶级分化、历史命运诸多方面，对近代绅士阶层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其三，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研究。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及其历史任用，是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相对集中的课题之一，取得的成果也具有相当的深度。作为与传统社会中“士”阶层完全不同的近代知识分子，何时产生并形成一个社会阶层，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姜义华、李良玉、李喜所等人认为萌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催生于洋务运动，甲午至20世纪初大致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在近代社会思潮方面，有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专著。高著以专文形式重点分析了近代各种形式的思潮与文化流派及其影响；胡著则把近代社会思潮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着重讨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以及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进程等。
其四，秘密社会史研究。与以往侧重于会党的性质、宗旨的取向不同，这一时期的会党史研究更多地着眼于会党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会党与相关民间结社的联系等问题，其社会史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了。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李世瑜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濮文起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等，对于近代秘密社会的组织形式、内部结构、社会成分、门户派系、宗教教义、社会活动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使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景象。而苏智良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则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构成方面，探讨了黑社会的成因，颇有启发性。
其五，婚姻、家庭与社会风俗研究。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运用历史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勾勒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俗东渐和经济变革大潮之下社会风俗演变轨迹，并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见解。社会风俗的变革与社会变革的深度具有密切关系，民国社会风俗的变革力度较大，研究成果也呈上升趋势，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中西新旧风俗并存及多样性特征；社会习俗的西化倾向；风俗变迁中的多种因素及其与近代化的相关性；服饰的演变等。民国时期的婚姻状况，如华北地区的早婚现象、原因及社会影响；乡村性比例失调及溺女之风问题；新式婚礼及婚姻形式的变革等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家庭制度的变化也是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主要内容。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趋势和家庭的功能变化方面。邓伟志的《近代中国家庭制度的变革》是其代表作。
其六，近代人口、社会问题研究。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是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结构比较精密的著作，论证中国近代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地理分布的变动和人口结构的发展演变；他在其另一部著作《人口与历史》中，阐明了“一个多年困扰人们的难题”，即“人口解释历史与历史地解释人口”，把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一书，则着重分析了近代流民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并讨论了这一问题对于农村社会的负面效应和城市近代化的正面效应。
其七，区域社会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近代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区域社会史的开展。这方面的成果十分突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较早体现这一研究趋向的是段本洛等人的著作《近代江南农村》，其后，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魏宏运的《二十世纪三四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苑书义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乔志强等人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钟文典等人的《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等，分别在论题揭示范围内从社会史角度做了开拓性研究。这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近期内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走向。
近代社会变迁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许多特征和深刻内涵，对于它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体系上和专题领域上同时展开，并相互促进。近年来的研究基本局限于专题方面，这不能不在理论视野和宏观架构上影响到专题研究的深度。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虽然以“社会史”的面貌出现，但其内容和方法、甚至主旨却一仍其旧；而且，平铺直叙过多，缺乏深刻的思考和精到的分析。同时，专题研究也呈现过于碎化的趋向，使社会史研究远离了主体“社会”。
三
从20世纪80年代始，社会史就开始成为“新时期”中国历史学最富有生命力的研究领域（或学科），但社会史研究终究缺少引领时代的成果和日渐走入琐碎的趋向，却又令人关注。因此，在新的世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当如何解脱困惑走入新境，确须认真反思。
首先，要注重研究视角与理念的扩展。尽管学界对于“社会史”的定义歧义较大，从未获得相对一致的认识，但在确定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视点和方法意义上却具有共同性：即定义讨论——研究范围设定——研究课题展开。为了突出社会史独特的学科地位，研究者特别努力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区别。然而，研究实践表明，在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是多么的徒劳而又自缚手脚。“社会是什么？社会是有着不同需要、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理想的人，为着各自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相互冲突或合作、斗争或妥协的场所。”构成社会的人本身是一个文化的产物。“所谓研究社会，其实就是研究人及人的关系，人的思想文化、主张、见解、爱好。人是惟一有主体性的存在，但人和自然却都具有客体性。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有主体性的人形成了各种组合：国家、民族、家庭、政党、集团、宗教团体、学术团体、工会、学校、俱乐部等等，以及更广义的组合：社会。”[3]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都是一个文化系统，在社会结构所包括的任何关系中都有这样一种期望，即一个人应遵守某些规则或行为模式。“术语‘制度’就是用来指：一个已建立的制度、社会公认的规范体系或关于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行为模式。一个社会的家庭制度，就是家庭成员在相互之间的行为关系上，被期望遵从的行为模式。”[4]被某个特定社会接受的这些制度，实际是对某种关系中人的正常行为的固定化即制度化。“因此，通过那些用来规定处于各种关系中人的正常的或被希望的行为的制度，就一定能描述社会结构。一个特定地区社会生活的结构特点，是由处于制度关系中的个人所有那些代代相传的配置所组成，而通过总体上构成社会生活的行动和相互行动可以发现该社会的制度关系。”[5]因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与文化是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
即对于专门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如乡村史研究，它的景观并非以一个社会史或经济史的视角所能摄取。以社区结构的视角来看，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和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农业是乡村产业的主体，乡村主要是农业居民的聚居地，但乡村不仅仅是农业。农村的概念不能等同于乡村。作为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根基的乡村社会，是包含了士、农、工、商各业和各阶层的集合体，也是聚集了经济、文化、政治、风情、习俗等民族性、区域性极强的各种规范的生活共同体。因而，对于乡村史的研究必须具有宏阔的视觉和采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方法。
就社会史研究而言，我们始终远远落后于西方而又竭尽气力在追踪和仿效西方。但是，当我们的社会史还正处于开拓、发展中时，“社会史”在西方学术界已显得有些陈旧了。“近年来社会史无疑已经失宠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之中”。它的又一次转向表现在社会史“毫无疑问向文化史研究发展是—股强劲的趋势”[6]。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已开始突破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人为界限，以新的视角确立研究基点，如刘志琴、李长莉等编著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录》，王先明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等。可以说，社会史与文化史融为一体，或者说这两种视角的融通将构成新世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新取向。
其次，要注重学科之间理论体系的必要整合。从社会学中寻求基本的理论范畴、概念，以便从传统史学僵滞的模式中破壳而出，别成天地，是社会史创建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新术语滔滔不绝地涌向历史科学，它们更一般、更抽象和更严谨，其性质与传统历史概念迥然相异。这一科学术语向历史科学的‘大迁徙’绝对是一个进步过程暂时会造成巨大困难，”[7]由此，社会化、社会集团、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控制、社会分化、社会功能等社会学的理论、概念、范畴被移植为历史学的概念和范畴。“不管历史学家愿意与否，社会学将成为史料外知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缺此将无法应付任何最具体的研究，如果他想要得到重要而可靠的结果的话。”[8]
然而，社会史却对于引入的学术概念和范畴缺少必要的学科整合，没能建立起最基本的社会史学科规范，从而导致社会史研究成果的“自言自语”现象，难以形成学术对话、交流、沟通，从而推进学术争鸣基础上的学术水平的提升。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即由于对社会学理论的消化不良和对社会史理论缺乏必要的深省，终于由“误置具体名词”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将抽象的东西看成为具体的实在，将“社会”都看成似乎是相互分离的抽象实体[9]），导致了社会史体系构架上的迷误。
比如，“社会结构”概念是具有方法意义的一个理论范畴。它既是人们从社会构成层面去理解社会的一个基本视野，也是人们赖以建立社会模型的基本理论架构。中国社会史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社会结构”范畴的地位十分突出，主要体现为：(1)“社会结构”理论和方法的熟练运用，为研究者的选题确立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模式。(2)“社会结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使传统的课题获得了学术新意。但是，我国史学界在对社会结构的理解上，却存在着误解，如将人口作为社会结构的要素，认为“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基本要素，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便没有社会。……研究社会史，我们必须从人口、家庭、宗族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和细胞入手”等。并且将此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论述。然而，马、恩所论证的“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即“人”）的概念，并不等同于“人口”的概念[10]。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表述，强调的是其“社会关系”的质的规定性，而非社会空间上人的数量意义的“人口”，所以，紧接着这一论述后，马克思特别指明“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1]。同时，为了更加准确地阐明结成“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人”（即此处的“生命的生产”），马克思进而论述道：“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12]
社会结构概念起源于西方文化人类学，是用以描述特定条件下“人与人联结”方式的学术概念。这个概念是指在某个较大的统一体中，各个部分的配置或相互之间的组合。”[13]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定义的社会结构，也是以个体人而不是以“人口”为社会要素的，因为“社会行动者”（“人口”概念不具有社会行动者的特征）才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此外，还有社会转型、社会流动等概念，在社会史的引入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和误用。
在社会史研究日趋深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影响社会史的一些社会学范畴和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历史价值，以避免学科整合中的范畴和概念的误解和混乱。
其三，要注重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相关性和相融性。在当代社会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就是宏观理论体系与专题研究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形成的两个偏向：即理论体系、理论规范的滞后性与史学特征的弱化，无不与此相关。任何割裂专题社会史研究与史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规范研究的偏见，都会从根本上损伤社会史学健康与完善的发展。为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史研究对其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作用，以及二者之间内在的学术关联、有机联系，对于我们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启示。
第一，作为宏观说明社会历史理论体系的唯物史观本来就不外在于人类社会中，人的主观追求也没有跳出历史规律的界碑。这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理论认识和科学实践中解决了的问题。人们一直以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其发现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唯物史观的创立才使历史研究置于科学基础之上。这一认识曾导致“理论先行”之弊，似乎宏观史观的形成与具体的历史研究不相关联。实际上酷爱历史学的马克思从未减弱对社会史研究的兴趣：“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对于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是—个重要的学术前提。1843年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系统阅读了有关英、法、德等国的社会历史著作，作了大量的社会史笔记，即《克罗茨纳赫笔记》。对于唯物史观而言，马克思1843年的社会史研究，具有历史碑石的意义。在马克思以后的思想发展和政治论战中，许多资料“几乎都来源于克罗茨纳赫笔记。”更为重要的是，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形成，并使之矗立于坚实的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根基之上。由此，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社会历史过程的阐述代替了主要是逻辑上的反证，理论的必然性让位于事实上的可靠性[14]。
第二，正因为马、恩宏观历史理论建立在对于社会历史研究的根基之上，它力求从“某些国家发展的特殊性后面发现历史过程的一般趋势”，从而在当代西方社会史兴起的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社会史的兴起和发展作了积极贡献，马、恩宏观历史理论起着直接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间接的、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年鉴学派“虽然整个说来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但他们在创建和发展新史学范型中无疑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很大影响。”[15]宏观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理论，对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的积极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因此，中国社会史学要摆脱目前这种困境，在21世纪获得突破性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专题研究的开拓，而更取决于宏观理论解释体系的创新和突破。对此，唯物史观的理论意义仍不可忽视。
收稿日期:200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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