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送别诗看魏晋风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风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11)01-0046-04
所谓风度，本指风格与态度，本文所论的风度指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范，指风靡一代甚至几代的文化思潮。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确切地说，风度作为魏晋特定的文化术语，既表现为社会风范，也表现为意识形态，两者分属于世俗文化与学术文化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后者集中反映前者，又推动指导前者的发展。“魏晋整个意识形态具有‘智慧兼深情’的根本特征，深情的感伤结合智慧的哲学，直接展现为美学风格，所谓‘魏晋风流’，此之谓也。”[1]134魏晋文人与汉代文人的价值取向扞格不合，魏晋时“竹林七贤”取代了“汤、武、周、孔”，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贤，狂放、怪诞的行为为士人所效仿。文人对仕途失去了兴趣，朝廷对文人失去了向心吸引力。自东汉以来，“同志”一词极其流行，余英时认为是“士大夫群体自觉”的标志。魏晋文人有一种极为深重的忧患意识，既有对国家政治的思考，也有对个人安身立命之道的探索。文士们以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去关注社会、体悟自然、表现自我，抒写他们胸中的愤激与怅惘，失意与哀伤，从而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哀怨感伤的文学潮流。
魏晋送别诗继承了古人临别赠言的传统。《诗经·大雅·崧高》中有“吉甫作诵，以赠申伯”，《诗经·大雅·烝民》有“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晏子春秋》中有如下记载：“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赠之，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问礼于老子，辞去之时，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可见自周秦以来，离别时送人以言，乃是一种“仁人”、“君子”的表现，久而久之，自然也就形成了凡“临别”往往就“赠言”的传统。《诗经》里的送别诗数量不多，作者多以王朝代言人的口气颂扬所送之人的业绩、品德，政治教化意味强烈。留存于世的汉代送别诗也很少，《文选》中所录汉代一组送别伤离之作——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苏武《古诗四首》，也被先贤们考证为假托。另外，比较特殊的有秦嘉、徐淑夫妇的一组爱情赠别诗，表达夫妻间的燕婉之私。降至“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送别诗才真正发展起来。送别诗的数量增加了，情感也更充盈、真挚。送别诗作为表现魏晋文人情感的艺术形式之一，更深刻、全面地诠释了魏晋风度。
一、魏晋文士间良好的交际关系
儒家五常体系中所谓“交接”关系，即“交际”关系。凡人与人相接触，就有交接的关系发生，在古代，朋友关系是社会横向联系的核心。在《礼记》中或称“交”，如《礼器》云：“丧祭之用，宾客之交，义也。”[2]311先秦的交际礼仪保障了人际交往的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也成为文人交际的宗旨。魏晋名士的种种风流行为主要发生于他们这个群体内部，既合乎儒家“君子之交”的礼仪标准，又使文人有了很好的互动。魏晋文人立功不成时转而寻求同道之间的认同，他们重友谊，也毫不掩饰对自我的肯定。
魏晋文人生于乱世，他们看多了杀戮和戕害，深切感受到人命危浅，视仕途为畏途，视皇亲如祸胎，所以格外珍惜同道之情，注重生活质量。建安时期曹植、曹丕兄弟与建安七子建立了融洽的关系，他们“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谓百年之分，可长共相保”。建安文人于宴饮欢歌之际，于诗酒酬唱之中，强化了群体认同感。正始时期嵇康与向秀、山涛之间相契相知的深厚情谊令人羡慕。《世说新语》记载，钟会慕名前去拜访嵇康，看到“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后嵇康被杀害，向秀作《思旧赋》云：“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千载之下，犹令人产生回肠荡气之感！嵇康与山涛政治立场不同，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但临终却把儿子托付给山涛，可见嵇康把山涛视为可寄心腹的至交。西晋元康六年，石崇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石崇及其文友三十人齐聚河南县界金谷涧，游宴饯送，赋诗叙怀，并结集《金谷诗集》，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金谷文人诗会，西晋文人集会交游的盛况可见一斑。享誉千古的兰亭集会也是一种高级的社交文化活动，王羲之《兰亭集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记载了此次文人集会的盛况。魏晋名士还经常在一起“清谈”，冯友兰先生说：“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的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只能在智力水平相当高的朋友之间进行，被人认为是一种最精妙的智力活动。”[3]198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朝不虑夕的生存状态，大大激发了魏晋文人对交友的精神需求。诗人对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际的友人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藉此建立起相知相契的深情厚谊。
魏晋时期是一个风神萧散、超逸放旷、唯情适性的时代，然而，这又是一个最浓于悲情的时代。《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一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庾亮去世，扬州刺史何充送葬，说：“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矣。”[4]258对友人的怀念、叹惋之情溢于言表。高僧法虔圆寂，支道林精神委顿，悲痛难忍，一年之后就死了。死前支道林常说：“……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4]259支道林因为知音已亡，自己独自活着了无生趣，最后郁郁而亡，可见其与友人不仅心灵相通，而且生命相连。“卫洗马以永嘉六年丧，谢鲲哭之，感动路人。”[4]257谢鲲对卫玠的伤悼之情，到了令天地为之动容的地步。“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4]46谢安对王羲之的这番话包涵了对自己人生的省察，契阔聚散，都能徒增人的伤感。因为离别，相聚的时日就少了，目前的离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聚，也许，这次的离别，竟成永诀。因此，哀乐之感格外深沉。这种情感不仅仅是对生活中必然发生的事情的普遍性的逻辑认识，即人们普遍有喜聚厌离、悦生恶死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一种个体性的心理建构，是一种具体的、充满了人世情感的感受。情之所钟的我辈不是神，神可以超越而无情；也不是物，物可以无知无识而无情；正因为是具备感性血肉有生有死的人，才会有这种生命的嗟叹。魏晋文士间的良好的交际关系和他们对人生契阔聚散的敏感催生了大量的送别之作，表现了他们对现世的观照、对生命执着和眷恋之情。
二、深情脉脉的魏晋送别诗
建安时期，送别诗数量还较少，因袭“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手法，以旁观者的视角，描写他人的分别。未能真正超越“行行重行行，与君生离别”。的范围，注重再现分别时场景，所抒发的情绪也是单一的感伤、惜别之情。使送别诗有了独特面目的诗人是曹植、应玚和王粲。他们抒写的是文人间亲历的送别，注重表现离别时自己的感受，诗人此时并不具王朝代言人的身份，其咏诗以赠，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情谊，无须背负政教责任。曹植的《送应氏》：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5]454
用大量笔墨描写洛阳战乱之后的破败萧条景象，这些描写性的句子赋予离别以现实的社会内容。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一诗序言中明确表示此诗是用“自剖”，具有浓厚的咏怀成分，突破以往别诗赠行、思友、勉慰等内容，而延展到对亲情的珍惜不舍，对政治迫害的愤恨无奈，对死生大事、生命困境的思考等种种复杂层面。配合了霖雨泥途、流潦纵横等实际行旅之苦的描绘，亦使艰险的归路，与人生旅途诸般折磨凄凉的际遇相互映照。方东树称此诗：“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沉郁顿挫，淋漓悲壮。”在送别诗中具有典型的意义，为后世诗人作赠诗提供了可资步轨的准据。
应玚《别诗》二首：“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晨夜赴沧海。海流亦何抽。远适万里道。归来未有由。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5]383即是对“临别赠诗”传统的自觉继承，但先秦赠诗的功利性和政治色彩已不复存在，而注重于主体情思的抒发，情真意切，呈现出无事不可叙写，无情不可抒发，无景不可描绘的全新面貌。建安初，仲宣与子笃同避居荆州，子笃时归故里，粲往送行，并赋诗以赠。王粲《赠蔡子笃》：“君子信誓，不迁于时。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赠行，言授斯诗。中心孔悼，涕泪涟洏。嗟尔君子，如何勿思。”[5]357在此，所谓的“军国天下”，已退居为遥远而虚幻的背景，因这背景而生的流离动乱，和由此激发出的个人感慨，才是全诗极力强调的主题。
以曹植、应玚和王粲为代表的送别诗已不同于秦嘉、徐淑夫妇之间的燕婉之私，诗歌走出了个人生活封闭的小圈子，使个人生活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视野逐渐开阔，哀鸿遍野、亲朋亡故、天涯孤旅、悲欢聚散使士人对人生的命运发出揪心的感叹，而枯藤衰草、残垣断壁又愈发增加了文人对生命体验的哀愁伤感。它标示着家庭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可以说，到了曹植、应玚，送别诗的发展真正具备了文人诗的特质。
时移世易，西晋时期，送别诗数量有所增加，文士之间，每每“推年下交，以文会友”，并存在着浓厚的玄学说理的色彩，体悟人生的玄学修养与亲友之间的惜别之情并存。另外西晋送别诗中充斥着大量的谀颂之词，本来，以雕绘典丽之词颂美对方的人格、文才、事功，原就是先秦赠行诗的遗绪。尽管同为朋友，其往来之间，重在推心置腹、互诉衷肠。纯为社交应酬、虚应故事而作诗，也在所难免。西晋的清谈“已经演变为士人普遍的一种生活享受，一种表示风流素养的手段”。[6]84送别诗中“三命皆有极”、“吉凶如纠缠，忧喜相纠纷”和“识意在忘言”的诗句也表现出西晋诗人对生命深刻的哲学体悟，而这种体会恰好是通过送别产生的：人生的乖离聚散使富有玄学修养的诗人体验到生命的变迁，送别不仅是特殊的人生经历，也成为人们体验人生的重要媒介。
陆机《叹逝赋》中写到：“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游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尽，以是哀思，哀可知矣。”正是那时战乱频仍，人命危浅的悲叹。
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极。咄嗟安可保。莫大于殇子。彭聃犹为夭。吉凶如纠纆。忧喜相纷绕。天地为我垆。万物一何小。达人垂大观。诫此苦不早。乖离即长衢。惆怅盈怀抱。孰能察其心。鉴之以苍昊。齐契在今朝。守之与偕老。(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5]599
杨朱焉所哭。歧路重别离。屈原何伤悲。生离情独哀。知命虽无忧。仓卒意低回。叹气从中发。洒泪随襟颓。九重不常键。阊阖有时开。愧无纻衣献。贻言取诸怀。(潘尼《送卢弋阳景宣诗》)[5]769
脂车总驰轮，泛舟理飞棹。丝染墨悲叹，路岐杨感悼。(王彪之《与诸兄弟方山别诗》)[5]922
这几首诗，其中惆怅萦怀，意绪低回正是送别时伤感情绪的真实写照。而潘尼的“知命虽无忧。仓卒意低回”。正是送别诗中玄理与抒情并存的形象说明，知命无忧，显然是理智上的超脱，情绪低回确乎是感情上的触动，而且感情显然在诗歌中占了上风。西晋送别诗中说理与抒情并存，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平衡、互相牵制的关系。此时，“儒玄结合，柔顺文明”，取代了建安时期“慷慨任气，磊落使才”的人格模式。“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在于重调和、尚折衷，其基本表现为：谨身守礼，儒雅尚文，谦柔自牧，斋心玄远，通达机变。诗人们借谈论玄理表现出对人生聚散离合的达观、超脱以及乐天知命的风度。
东晋送别诗的说理成分大大减弱，写景、叙事成分有所增加。而叙事的目的在于将诗歌导入特定的送别场景，自然美景对离别时的感伤情绪具有积极的调节功能。他们对山水进行欣赏时，没有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那种道德比附，而是真正沉浸于山水美景中。“饯行陵高阜，怡衿睦景气。”登高饯行，诗人体会到人与自然亲近的和悦。
陶渊明的《于王抚军座送客诗》：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洲渚四缅邈，风水互乖违。瞻夕欣良燕，离言聿云悲。晨鸟暮来还，悬车敛馀辉。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5]1001
《与殷晋安别诗》：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5]1008
融情于事。罗宗强说：“在会稽名士们的诗文言谈里，我们看到山川之美是草木蒙茸，是明秀之美的类型，那是充满雅趣的诗人眼里的美。而陶渊明所写的山川，却全是田家景色，是淳朴的村民活动其中的山川，或者说，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个整体的环境。他并不对山川作纯粹的审美鉴赏。他是写山川在他的生活里、在他的心中的位置，而你却可以体味到他在其中的美的感受。”[7]344他的送别诗能将别情融入自然风景中，又能借自然景物表达自己的情绪。
哀鸿遍野，亲朋亡故，天涯孤旅，悲欢聚散使魏晋士人对人生命运发出无限哀叹。王瑶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和情感。”[8]96他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9]127看来似乎飘逸潇洒的魏晋风度和美学却在送别诗里落实为如此深情和哀伤，这种悲哀是某种情感的自意识、自咀嚼，其中包含着对生活、对人际关系的某种理解、认识和回顾，包含着某种记忆、理解和认同。它带有某种领悟的感伤、生存的自意识和对有限人生的超越要求。“屈与儒、道(庄)渗透融合，形成了以情为核心的魏晋文艺——美学的基本特征。而时代动乱，苦难连绵，死亡枕藉，更使各种哀歌，从死别到生离，从社会景象到个人遭遇，发展到一个空前的深刻度。这个深刻度在于：它超出了一般的情绪发泄的简单内容，而以对人生苍凉的感喟，来表达出某种本体的探询。”[1]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