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价值观对爱国情感和奥运关注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运论文,爱国论文,变量论文,价值观论文,中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01－04
奥运会作为一个重大的事件，往往吸引了全世界民众的极度关注。民众对奥运的关注包含着许多的方面。从个体层面来看，民众可关注奥运对个体所带来的影响，如个人经历、体验。从国家层面来看，民众可关注本国在奥运会中的表现，如金牌数量。作为民众与国家之间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探讨奥运关注的国家层面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注重面子的社会，在面对可向全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良好契机，民众的奥运关注具有何种特征、这些特征受哪些因素影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1 研究目的
随着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地位的逐步恢复，中国人对于奥运的民族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民众依然具有浓厚的“金牌情结”[1]，但是奥运的民族心态越来越体现出平常心、包容心、自信心和责任心[2]。这种民族心态的变化必然对民众的奥运关注产生深远的影响。“金牌情结”的民族心态引导着公众更加关注国家在奥运会中所取得的成绩，而自信心与责任心则势必会引导公众把目光更多集中于国家在奥运会举办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努力，这两种不同的关注分别呈现出奥运表现关注与奥运历程关注的两种不同特征。在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自信和平和的民族心态看待奥运会的背景下，民众对奥运两个方面的关注程度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
人们的行为方式往往受其价值观的影响，所谓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于问题的一般信念，指导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价值观不仅具有动机功能，而且具有评价性、规范性和禁止性的特点[3]。价值观不仅是个人的心理特征的体现，而且是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因此对奥运持有何种类型以及何种程度的关注可能受民众持有的奥运价值观影响。奥运价值观是指奥运主体(人)对奥运物体、奥运关系、奥运创造活动及奥运比赛结果的反映，以及由此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心理取向、评判标准和行为定式[4]。奥运价值观所具有的动机功能、导向功能和评价功能影响着民众对奥运的奥运关注。然而，看待奥运价值的视角不同，便衍生出不同的奥运价值观。我们认为在国家层面，奥运价值观更多体现为塑造何种类型的国家形象。中国自古以来崇尚民族的自尊、自立、自信与自强，因此本文以奥运国家自强作为指标，以此衡量国家视角下的奥运价值观，并讨论民众如何看待奥运价值以及奥运价值观如何影响人们的奥运行为。
奥运价值观是奥运与国家之间联系的体现，这种观念作为个体的一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受到自我与国家之间联系的影响。爱国情感是反映自我与国家之间联系的良好指标。奥运会往往会提高本民族的爱国热情与民族凝聚力。研究发现，青少年学生对奥运会上运动员夺冠场面的爱国情感体验强烈[5]。个体的爱国情感越深，奥运参与的程度也越高[6]。在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下，民众所激发的爱国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奥运行为，自我与国家之间关联的爱国情感又如何影响民众的奥运价值观从而影响奥运关注是研究重点关注所在。
爱国情感是自我与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不同的自我概念可能导致爱国情感程度不同，进而影响民众的奥运行为。研究已表明，不同自我概念的个体其爱国情感对奥运参与的影响不同[6]。“80后”一代在奥运会中表现突出，其公众形象因奥运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垮掉一代”跃升为“鸟巢一代”，因此“80后”的公众形象是伴随着奥运会而产生变化的。已有研究发现，“80后”有自身独特的自我概念[7]，他们在公共事件的关注、认识和表达上也存在着独特的特点[8]。“80后”所具有的独特特点，是否导致代际在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和奥运行为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又将如何调节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和奥运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将揭示不同代际在奥运观念上的差异。
本研究在北京奥运会的背景条件下，以北京市民和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奥运关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代际对三者关系产生的影响。研究假设在情感上，奥运会所诱发的爱国情感的程度不同可能导致人们在奥运行为上的差异；在价值取向上，奥运价值观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奥运行为；爱国情感与奥运价值观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爱国情感可能透过奥运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的奥运历程关注，即奥运价值观可能在爱国情感与奥运历程关注中起着中介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代际在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的观念不同可能导致调节了代际在奥运行为上的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调查人
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奥运会举办前三个月(参照其他国家相关研究的时间段选择，一般为奥运会前后三个月及奥运会期间进行)。样本源来自两部分。一部分采用入户问卷调查，以配额抽样法，在北京市抽取了5个城市社区。在社区和户进行两次等距抽样，获得18－70岁常住居民共952个有效样本资料。另一部分采用问卷集体施测法，以随机取样方式在北京市抽取有效学生样本数196人。在统计分析中删除10个“90后”的取样数据，统计分析的最后有效样本数为1138人。在所有样本中，“80后”共计355人，占31.2％，非“80后”783人，占68.8％，男性457人，女性665人，16人性别信息缺失。被调查人的受教育程度分别为小学毕业及以下48人，初中毕业197人，高中毕业324人，大专122人，大学本科374人，研究生65人。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根据研究假设编制《北京市奥运民意调查》，其中包括：奥运价值观，该部分由5个项目组成，如“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上的促进”、“提高国家组织发动人民大众参与国家大事的能力”，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α＝0.80)；奥运历程关注，该部分由5个项目组成，如“比赛过程”、“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拼搏精神”等，整个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α＝0.77)；奥运表现关注，该部分由4个项目组成，如“中国代表团的奖牌数量”、“有关项目记录的突破”等，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α＝0.69)；爱国情感，该部分由3个项目组成，如“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我对于自己是中国人感觉很好”，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α＝0.69)。问卷采用李克特四点量表，“1”为很不赞同、很不符合或很不关注，“4”为很赞同、很符合或很关注，为了减少中国被调查人常出现的趋中反应倾向，将“不确定”或“此题不适合我”放置最后，即“5”。在统计分析中，选择“5”的数据被设为缺失值。为避免缺失值个案的丢失，以均值代替缺失值。
2.3 施测程序
调查员为经过培训的心理系学生。集体施测法以集中发放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入户调查采用入户面访方式，请被调查人回答《北京市奥运民意调查》。根据回答者不同文化程度，分为自填和念答两种形式。一般作答时间需要15－40分钟。要求调查员陪答并控制整个问卷填答过程。调查结束时给回答者分送小礼品以示答谢。
3 研究结果
3.1 代际在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奥运历程关注和奥运表现关注的差异
以代际为自变量，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奥运表现关注和奥运历程关注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爱国情感上，“80后”(M=3.50，SD=0.51)与“80前”(M=3.63，SD=0.46)存在显著的差异(t=-4.10，p＜0.05)，从均值来看，“80后”的爱国情感显著低于“80前”；在奥运价值观方面，“80后”(M=3.07，SD=0.63)与“80前”(M=3.28，SD=0.64)存在显著差异(t=-5.04，p＜0.05)，从均值来看，“80后”的奥运价值观观念显著低于“80前”；在奥运历程关注上，“80后”(M=3.21，SD=0.58)与“80前”(M=3.39，SD=0.55)存在显著的差异(t=-5.04，p＜0.05)，从均值看，“80后”的奥运历程关注显著低于“80前”；在奥运表现关注上，“80后”(M=3.30，SD=0.57)与“80前”(M=3.30，SD=0.57)不存在显著的差异(t=-0.05，p＞0.05)。
3.2 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奥运历程关注和奥运表现关注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发现，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如表1所见)。由于各变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为进一步探明变量间的关系，对各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爱国情感与奥运价值观具有显著的正相关(pr=0.30，p＜0.01)，与奥运历程关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pr=0.11，p＜0.001)，与奥运表现关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pr=0.08，p＜0.01)；与奥运表现关注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pr=0.02，p＞0.05)、奥运价值观与奥运历程关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pr=0.26，p＜0.001)。
3.3 奥运价值观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度[9]，先检验爱国情感对奥运历程关注的回归，然后检验爱国情感对奥运价值观的回归，随后检验爱国情感和奥运价值观对奥运历程关注的回归。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爱国情感(β=0.36，t=13.03，p＜0.001)显著地预测了奥运历程关注。爱国情感(β=0.41，t=15.23，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价值观。爱国情感(β=0.21，t=7.50，p＜0.001)和奥运价值观(β=0.36，t=12.48，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历程关注。由于爱国情感显著预测了奥运历程关注和奥运价值观，奥运价值观也显著预测了奥运历程关注，因此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与奥运历程关注的关系中起了中介作用，并且这种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1％。
以奥运表现关注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爱国情感(β=0.32，t=11.26，p＜0.001)显著地预测了奥运表现关注。爱国情感(β=0.21，t=7.07，p＜0.001)、奥运价值观(β=0.26，t=8.47，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表现关注。由于爱国情感显著预测了奥运表现关注和奥运价值观，奥运价值观也显著预测了奥运表现关注，因此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与奥运表现关注的关系中起了中介作用，并且这种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3％。
3.4 代际的调节效应检验
对调节变量的不同水平进行分组回归分析发现，就“80前”群体而言，爱国情感(β=0.29，t=8.30，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历程关注，爱国情感(β=0.39，t=11.75，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价值观，爱国情感(β=0.16，t=4.49，p＜0.001)和奥运价值观(β=0.33，t=9.15，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历程关注。爱国情感(β=0.26，t=7.34，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表现关注，爱国情感(β=0.15，t=4.00，p＜0.001)和奥运价值观(β=0.28，t=7.76，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表现关注。就“80后”群体而言，爱国情感(β=0.47，t=9.82，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历程关注，爱国情感(β=0.43，t=8.91，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价值观，爱国情感(β=0.29，t=6.08，p＜0.001)和奥运价值观(β=0.40，t=8.39，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历程关注。爱国情感(β=0.46，t=9.55，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表现关注，爱国情感(β=0.37，t=7.06，p＜0.001)和奥运价值观(β＝0.21，t=4.04，p＜0.001)显著预测了奥运表现关注。可见“80前”与“80后”的组别中奥运价值观都是爱国情感和奥运历程关注、爱国情感和奥运历程关注的中介变量。
为了探明“80前”与“80后”中介模型中的路径参数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采用跨群组分析(multi－group analysis)。结果表明，在“80前”与“80后”的参数配对比较的分析发现，“80前”的爱国情感对奥运表现关注的路径系数(β=0.21)与“80后”在这一路径的路径系数(β=0.46)的参数差异决断值(critical ratios for differences between parameters)为2.43，这一差异决断值的绝对值小于1.96，表明在“80前”与“80后”群体的模型中爱国情感对奥运表现关注的路径系数上存在显著的差异，“80前”与“80后”在奥运历程关注的各路径系数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结果表明代际在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和奥运表现关注的中介模型中起了调节作用，而在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和奥运历程关注的中介模型中不起调节作用。
4 讨论与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80后”在奥运价值观、奥运历程关注、爱国情感的程度显著低于“80前”，奥运表现关注两者没有显著的差异。相关分析发现，爱国情感与奥运价值观、奥运历程关注、奥运表现关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奥运价值观与奥运历程关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奥运表现关注相关不显著。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和奥运历程关注、爱国情感和奥运表现关注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在不同群体中，奥运价值观依然在爱国情感和奥运历程关注、爱国情感和奥运表现关注中起中介作用，只是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和奥运表现关注的中介作用受到了代际的调节。这种调节效应表现为在爱国情感与奥运表现关注的预测路径上，“80后”的路径系数显著高于“80前”。这一结果一方面表明对于“80后”和“80前”群体，爱国情感的程度越高，其对奥运表现关注的程度也越高，另一方面表明在爱国情感对于奥运表现关注的影响程度上，“80后”显著高于“80前”。
4.1 民众的奥运观念
北京奥运会提出了“科技奥运”、“绿色奥运”和“人文奥运”的口号，“人文奥运”深刻地反映了奥运会具有教育的功能。在本研究中，“人文奥运”的教育作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奥运促使民众的爱国情感空前高涨。奥运会通过民族国家的政治化，在二者具有相同教育功能的基础上，使得奥运会与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附加的关系[10]。在本次调查中民众的爱国情感(M=3.59)显著高于中间值2.5(p＜0.05)，这与历届奥运会后举办国的民族凝聚力显著提高的现象相似。研究指出，成功举办奥运会后大大增加了本国民众的爱国情感和民族凝聚力[11]。以上海市成年人为调查对象的研究也发现，北京奥运会增强了国人的凝聚力[12]。二是奥运会增加了民众的国家自强意识。在本次调查中奥运价值观(M=3.22)显著高于中间值2.5(p＜0.05)。作为全球性的盛会，奥运会对呈现和构建国家形象必将产生显著的、深刻的影响。作为举办国，奥运会促使举办国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异常突出。在国家概念异常突起的条件下，在奥运会这个大舞台上，民众期望通过主办奥运会这一机会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国家形象，期望全世界人民意识到中国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不仅努力地克服自身的诸多问题，而且试图展现一个奋发向上、生机勃勃的中国。三是奥运会民众的关注焦点日益多元。在“科技奥运”、“绿色奥运”和“人文奥运”奥运口号的感召下，民众对北京奥运会的关注焦点不再单纯地注重运动员的比赛成绩、金牌的获得数量，关注焦点更是涉及北京奥运会展示出来的科技因素、环境因素以及运动员的拼搏精神，从以前单一的关注奥运结果逐步转向奥运结果与过程关注并重，这种变化得益于由举办国这一角色所带来的国民角色意识的转变。四是奥运会突显不同代际的奥运观念差异。由于成长背景、社会经历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不同代际在奥运观念上存在着差异。从总体来看，“80后”在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和奥运关注上的程度显著地低于“80前”，这反映了不同代际具有自身独特的奥运观念。已有研究发现，中老年人(40－69岁)在奥运加快城市建设、运动员夺金牌、奖牌和破纪录以及增强国家形象等奥运观念上均强于中青年人(18－39岁)[10]。以博客为研究素材，揭示了“80后”在奥运会等公共事件的认识角度上与主流媒介对同一公共事件叙事的视角不同、关注度不同、关注点不同，表现出了反权威、反教条和显个性的特征[8]。
4.2 奥运价值观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与奥运关注(奥运表现关注与奥运历程关注)中起着部分的中介作用。现有对于重大公共事件的探讨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是从如何防范与应对公共事件、媒介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等角度展开，较少关注个体对公共事件的认知、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对于重大公共事件的影响；在研究对象上主要是一些突发的草根公共事件，如“70码”、“瓮安事件”，较少涉及稳定的政府公共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在已有与奥运相关的研究中，研究也偏重奥运会对个体产生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鲜少关注个体对奥运价值的理解对于开展奥运会产生的影响。奥运价值观的部分中介作用表明不仅应该充分利用国民的爱国情感以调动人们的奥运关注，更应该注意个体奥运价值观对奥运关注及参与的影响。虽然爱国情感对奥运关注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但是至少33％以上的爱国情感是通过个体的奥运价值观间接地对奥运关注产生影响。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加，中国主办或者承办世界性、国际性的重大公共事件将越来越频繁。成功举办这些大型活动不仅只是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需要来自民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如何在举办此类活动中，充分考虑民众对这类活动持有的价值取向以吸引民众的关注与参与，从而确保大型活动的成功举办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
4.3 代际对奥运价值观中介作用的调节
在奥运价值观的中介作用中，本研究发现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和奥运表现关注的中介作用受到了代际的调节，“80后”的爱国情感对奥运表现关注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80前”；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和奥运历程关注的中介作用未受到代际的调节。这一研究发现引发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80后”的爱国情感对奥运表现关注的影响程度为何显著高于“80前”？从均值可知“80后”的爱国情感虽然显著低于“80前”，但是仍然显著地高于中间值(p＜0.05)。如果爱国情感没有被唤醒，显然“80后”对公共事件的卷入将显著减少。关于影响公共参与强度的主体性因素分析指出，公众参与的主体如何看待自身、如何看待参与、如何看待自身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力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直接影响了公共参与的类型和程度[13]。与“80前”相比，“80后”看待自身上更为强调自我中心[14]；在看待参与上，虽然“80后”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15]，公民责任意识也已初步形成，但是这种责任意识仍然不稳定，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并且易受学历和成长环境所制约[16]；在如何看待自身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力上，“80后”更多关注公共参与的私利性，而不关注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力[7]；在与奥运主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上，“80后”的主流人生价值观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活着”，而非“为民族和国家的崛起而努力”[17]。综合上述四个方面发现，“80后”在公共参与强度的主体因素上均本应处于公共参与的弱程度。然而，从奥运表现关注来看，“80后”仍然维持了强度极高的公共参与，这种高强度的公共参与来源于奥运会所激发出来的爱国情感。正是由于“80后”在公共参与强度上主体因素的缺乏，促使爱国情感在“80后”的公共参与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对于注重自我个性的“80后”们，推动他们卷入公共事件，至关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对于公共事件的认同感。二是代际为何在奥运表现关注与奥运历程关注中的调节作用不同？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人仍然具有强烈的“金牌意识”以及不同代际在“大国意识”上的程度不同。在北京奥运会是否举办成功的标准上，国人依然将本国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作为衡量北京奥运会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并且青年人采用金牌数衡量大国地位的意识更甚于老年人，具有高爱国情感的“80后”比“80前”更期望国家通过奥运会迈向世界强国[10]。虽然爱国情感对奥运历程关注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是不同群体在爱国情感对奥运历程关注的预测路径系数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可能中国首次作为奥运会举办国的角色意识有关，两个不同群体均表现出深厚的主人翁角色意识。北京政府承诺将举办一个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奥运会，也促使不同群体的关注焦点分散于举办奥运会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
总之，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民众的奥运关注具有多元性，并且不同代际的关注程度不同。奥运关注受爱国情感和奥运价值观的影响，且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和奥运关注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代际调节了爱国情感对奥运关注的影响程度。这些结果对于加深理解公众的重大公共事件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有助于指导未来大型公共事件的顺利开展。
收稿日期：2012－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