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约束与效率约束——我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面临的问题及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出路论文,效率论文,需求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目前经济理论界受经济形势和中央政策重点的影响，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近期经济回升和增长速度上，而对中、长期增长态势和增长质量的变动，则似乎有所忽视。本文试图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我国经济稳定增长面临的需求约束和效率约束，以及缓解约束的可行途径，作一初步分析。
一、当前消费不足的原因不在于城镇而在于农村
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下降，而在城乡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并没有下降而是有所上升，问题在于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度下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它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其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
从表1可以看到，我国最终消费率1997年为59.9%，与1982 年相比下降8.8个百分点，比1985年下降4.5个百分点，而政府消费自1985年以来相对稳定，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率下降；但是，城乡消费率呈反方向变动：农村居民消费率由1985年的33.2%下降为1997年的23.2%，降低了10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居民消费率由19.0%上升为23.4%，提高4.4个百分点。与城乡人口的变化相比，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上升明显快于其人口比重的上升，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1985—1997年，市镇人口比重（占全国人口比重）由23.7%上升为29.9%，提高6.2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居民消费比重（占全部居民消费比重）由36.3%上升为50.3%，提高14个百分点；减去人口变化，城镇居民消费比重实际提高7.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比重同幅度降低）。由此可见，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度下降，同时也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似乎不存在不足问题，至少其消费率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是降低而是处于上升状态。进行适当的国际比较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国消费不足的原因在那里（见表1和表2）。我国近几年的消费率明显低于其它国家从70年代以来的消费率，也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在相近发展阶段的消费率水平。
1993—1997年，我国的平均消费率为59.2%，比世界平均水平大概低17个百分点，比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低6—15个百分点；从消费构成看， 我国的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低于发达国家而高于发展中国家， 而居民消费率则大幅度低于其它国家。另外，根据赛尔奎因和钱纳里等人的研究（Syrquin andChenery，1989），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从300美元上升到1000美元（1980年美元）期间，最终需求中的消费率一般从86.9%下降为80.1%，其中私人消费率从73.3%下降为66.4%；我国正处于这个发展区间，但1993—1997年的平均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只有59.2%和46.6%，大大低于其它国家的一般模式，尤其居民消费率的差别接近20个百分点。
然而，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率与其它国家相比却不存在这种差别。从1993—1997年的平均数看，我国城镇居民以29%的人口比重，拥有23.4%的消费率，以此比例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率高达80.7%，不是低于而是高于其它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国际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消费结构失衡，居民消费率低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很低，而城镇居民并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再从居民消费倾向的比较看（表3），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85年的91.1 %下降为1990年的84.7%进而到1997年的81.1%，虽降低了10个百分点，但仍在80%以上。与某些亚洲国家的历史发展阶段相比，日本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1965年为82.8%，1970年为79.7%，1980年为77.9%，以后逐步下降；韩国工薪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1981年为76%，1985年为71.8%，1990年为68.9%，此后也呈逐渐下降态势。相比之下，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算低，其变动态势也并非不正常。但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1985年为79.8%，1990年回升为85.2 %， 1997年又下降为77.4%，消费倾向的降幅较大，特别是农村居民现金消费倾向（现金消费支出占现金收入比重）很低，1997年只有52.8%，加上收入水平低而且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持续下降。在城乡居民消费构成中，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由1985年的63.7%下降为1997年的49.7%，减去同期农村人口比重下降6.2个百分点， 实际消费比重降低了7.8个百分点。显然，问题仍在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失衡，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太低，而不在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降低。
以上比较分析表明，我国消费不足的原因是结构性的，而且问题不在于城镇而在于农村。1998年农村居民以69.6%的人口，只购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8.9%，1999年第一季度又下降为38.5%，而占人口30.4%的城镇居民，却购买了另外61%以上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可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多大。
二、我国消费需求短期内难以较大扩张
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受到消费结构失衡的制约，这使目前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对消费需求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在消费需求的三个部分中，政府消费随着机构改革将稳中有降，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无力大幅度扩张消费支出；城镇居民消费趋于成熟和平稳，加上收入预期不明朗而支出预期上升，消费品供给结构和质量不能较快改变，难以刺激居民消费倾向回升，1998年三次较大幅度下调存款利率，结果是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很有限。目前呼声很高的消费信贷政策，由于受银行金融体制、企业营销机制和居民消费观念制约，需要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近期内也难以有较大效果。因此，我国消费需求能否有效扩张主要取决于消费明显不足和消费率下降的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动。
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低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民收入水平低以及收入差距扩大。1991—199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4.9%，与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6.6%相比，低了1.7个百分点；1990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45.4%，到1998年，这一比重下降为39.8%，降低了5.6个百分点。 显然，收入增长缓慢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同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影响了其总体消费需求的增加（这个问题在城镇也同样存在）。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研究，1988—1995年期间，农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338上升为0.416，十等分组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比例也由13倍增加到14.7倍（李实、赵人伟，1999）。收入差距扩大使高收入阶层的储蓄增加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难以扩大，并且使消费层次不能形成梯度而影响了消费需求的持续性增长。其二是农村居民现金支出中的消费支出比重低。从表4可以看到， 在农村居民的现金支出中， 生产费用支出以及税金和承包费支出占了很大比重， 1995—1997年的平均数达到32%，而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只有50%左右，1990年以来还有所下降。这是限制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扩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比重低，导致城乡居民商品性消费差距扩大，城乡消费升级转换的链条脱节，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留下的空间不能由农村居民的消费扩张所填补，因此整个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受到了来自农村的影响，工业消费品尤其是一般耐用消费品的供过于求和生产能力过剩，就与此有很大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居民消费扩张期指的是以耐用消费品需求为中心的消费扩张期。我国城镇居民的第一轮消费扩张期大概在1988—1993年，这6 年城镇居民在城乡居民最终消费中的比重、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以及城镇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都比此前此后的其它年份大幅度上升。以这个时期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水平作为参照系，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到来的时间。
从收入水平看，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160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分别相当于城镇居民1992年收入的65%，1990年收入的80%，1988年收入的85 %和1985年收入的101%，也就是说，1998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1985年的人均收入水平（见表5）。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在农产品价格上涨余地已经不大的条件下，主要靠农业生产率提高和非农就业。1991—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4.9%，其中1993—1998年年均增长5.2%。 假定未来五年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提高农民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上升到6%，那么在3—4年后， 即2002—200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进入与城镇居民第一轮消费扩张期相似的收入阶段。
从消费支出看，1997年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仅为1126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27%，扣除价格因素的变动，分别相当于城镇居民1992年消费支出的37%，1990年消费支出的45%，1988年消费支出的42%和1985年消费支出的52%（见表6 ）。 也就是说， 农民居民1997年的现金消费支出只相当于城镇居民1985年消费支出的一半左右。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增长既取决于现金收入的提高，又取决于生产费用支出比重的降低。1991—1997年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可比价年平均增长率为6.4%。 假定未来十年农村居民在收入提高较快和生产费用支出相对降低的基础上，现金消费支出增长明显加快，年平均增长率上升到8%，那么也要到9—10年后，即2008—2009年，农村居民的现金消费支出才能达到与城镇居民第一轮消费扩张期相似的消费支出水平。
毫无疑问，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不可能与城镇居民第一轮消费扩张期的人均收入阶段和消费支出水平完全相同。由于收入的消费倾向较低，农村居民需要达到较高的人均收入阶段之后才能出现与城镇居民相似的消费扩张期，也就是说，与同样的收入水平相比，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要晚于城镇居民；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拥有大部分自产自用的农产品，他们的现金消费支出能够有更高的比例用于工业消费品和消费性服务，因而农村居民可以在消费支出水平明显较低的条件下就出现与城镇居民相似的消费扩张期，也就是说，与同样的消费支出水平相比，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要早于城镇居民。综合这两个方面的的差别，做一个大概的估计，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将在5—7年后，即2004—2006年。
只有在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出现之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而整个最终消费需求才能真正全面扩张，消费需求高速增长的态势才能再度表现出来。当然，如果城镇和农村的消费信贷政策得到有效推行，有可能使居民消费扩张期提前到来，但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个时间表至少也要在4—5年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将是一个中、长期现象。
三、近、中期内可推行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
在消费需求近期内难以有效扩张的条件下，要解决总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推动经济以较高的速度稳定增长，同时减轻城镇沉重的就业压力，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最终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奠定收入基础，我国在近、中期（三至五年）内可考虑推行高投资率的增长。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以投资需求的相对扩张来弥补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以维持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它要求近期的需求扩张政策与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以近、中期的相对高投资低消费增长来实现中、长期的投资与消费协调增长。
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自90年代以来大幅度上升，1993年以来国民储蓄率一直在40%以上。这几年在经济相对紧缩的影响下，投资率不断下降，与储蓄率的差距持续拉大，1994年投资率比储蓄率低1.3个百分点， 1995年低1.7个百分点。1996年低了2.1个百分点，1997年进一步扩大到3.6个百分点，1998年的差距大概也有这么大。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储蓄净流出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任务繁重而资本短缺的低收入大国，这显然是一个矛盾。前几年在投资过度扩张和出口高速增长的条件下，一定的出口剩余和资本流出是合理的。但目前我国所面临的情况是：国际性金融危机和贸易摩擦使出口增长较为艰难，居民消费增速减缓使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1994年以来下降到平均不足1／3，1997年只有25.7%（见表7）； 而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薄弱状况需要加强，产业技术更新改造和科技教育的投入欠帐很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要依靠增加投资来推动。因此，我们在近、中期（如3—5年）内可以扩大投资规模，使投资率上升到与国民储蓄率大体一致。预计近、中期内我国的国民储蓄率将继续保持在41%—43%，因而投资率可以上升到40%—42%（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率大概为35%—37%），大约比前两年提高2—3个百分点。这样可以基本上缓解总需求（包括国内需求和出口需求）不足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减轻就业压力，使经济保持较高速稳定增长。
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促进投资扩大要比促进消费扩大来得容易，而且在一定时期内，投资不依赖于消费而扩张，带动产业不平衡增长，是可行的。日本在重化工业化阶段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0年）就曾利用高储蓄率而推行高投资率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奠定了重化工业的基础并延长了高速增长的时期。另一方面，在消费需求不扩张的条件下，投资规模偏大从而投资需求扩张一般不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
在去年的需求扩张政策尤其是财政扩张政策的推动下，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大幅度扩大（1998年增长19.6%，今年1—2月份增长率达到28.3%），投资需求扩张带动经济回升的势头已经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尚未真正回升（其中集体经济投资去年还下降3.5%）。在体制转轨过程中， 非国有投资（包括个人投资）对于投资需求扩大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地方投资相对于中央投资也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因此，要提高并保持高投资率，以促进经济较高速稳定增长，必须通过有关的政策措施，全面启动社会投资。这包括：第一，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增加对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对于技术更新改造和调整生产结构的投资，给予优先支持。应当通过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措施，促使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走向市场，在承担经营风险的基础上去有效发放贷款，而不是坐在银行办公室继续保持“惜贷”态度。另一方面，应当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发展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并加强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以提高其对企业投资和创新活动的促进功能。国内有些学者已经指出了这方面改革的重要意义（如樊纲，1999），一些国际研究则表明了金融体系优劣对于企业家投资和创新活动从而对整个国家生产率改进和经济长期增长的重大影响（如King and Levine,1993;Levine and Zervos,1998）。（注：King and Levine通过他们的模型表明， 好的金融体系从四个方面影响企业家投资活动而促进生产率改进和经济长期增长：一是评价有前途的企业家和选择最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二是动员各种资源支持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三是允许投资者分散与不确定创新活动相联系的各种风险；四是揭示从事创新活动相对于继续使用现有技术生产现有产品的潜在报酬。因此他们提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政策可以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带动效应。）第二，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发行地方债券，扩大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于投资回报率不低或较高的建设项目（如公路、铁路、电讯等），应尽量吸引企业和个人投资共同建设，共担风险和收益；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主要应用于回报率低甚至没有回报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建设项目（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债券吸引东部发达地区的资金，也可以吸引东部的企业和个人共同投资建设回报率较高的长期项目。第三，扩大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股票发行和上市，吸引个人存款转化为投资。同时加快投资基金（共同基金）的发展，以其为中介减少个体投资者的经营风险，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我国的城乡储蓄存款中大概有20%为企、事业单位的公款私存，这个小集体的“小金库”一般只能从事低风险投资，因而投资基金的发展可以使这些储蓄部分转变为投资。第四，大幅度增加教育事业的投资。不仅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尽量提高这方面的支出比重，而且应当通过大力发展民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以股份制和教育基金的形式筹集社会资金，广泛吸引个人储蓄转化为教育投资，尤其是吸引高收入阶层从事教育事业投资。目前我国的科技教育界已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高收入阶层，他们拥有巨额的银行存款（在居民储蓄总额中估计占20%左右）但不愿意也无精力从事风险性投资，而民间高等教育的发展将能带动他们的投资兴趣。
四、轻、重工业将在结构调整中表现出不同的增长方式
与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相适应，投资规模的扩大必然要采取结构性倾斜战略。除了要较大幅度增加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提高产业技术更新改造和科技教育（包括R&D）的投资比重之外， 还要相应扩大对重化工业部门的投资，同时控制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规模。应当通过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方式，引导非国有投资由消费品工业部门转向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重化加工工业部门，并通过股份制形式推动各种所有制投资的融合发展。
投资率的提高和投资结构的变化将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重化工业将较快增长及比重上升。这对于加强我国的重化工业基础，提高国民经济的技术装备水平和长期发展能力有重大意义的。80年代我国轻工业持续高速扩张，使本来就没有打好基础的重化工业的薄弱状态反复表现出来，90年代以来重化工业的发展有所加快，但由于轻工业继续扩张，重化工业基础未能明显加强。从轻、重工业的产值构成看，如以当年价格计算，重工业的比重由1980年的54.2%下降为1990年的53%，1995年回升为56.7%，1998年为55.4%，比1980年上升1.2个百分点；但如以不变价格计算，重工业的比重1990 年降低到50.1%，1995年回升为53.3%，1998年为53.8%，还比1980年的水平低0.4个百分点。这说明重工业产值比重的回升一定程度上是相对价格水平提高的影响，其实际产出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与改革初期相比并没有提高。再从轻、重工业资产结构的变动看，重工业的固定资产比重1980年为81.9%，1990年下降为70.3%，1995年为68.9%，1997年为69.7%；重工业的总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比重则由1980年的78.1%降低为1990年的64.8%，1995年为64.7%，1997年为65.8%。这也表明了轻工业扩张而重化工业收缩的态势。同时，重工业资产比重的降幅远远大于产值比重的降幅，说明重化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基础相对明显弱化。因此，在投资需求扩张的条件下，增加重化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提高其相对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并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它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强。
但是，高投资率增长模式带动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使轻、重工业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增长方式。投资需求扩张拉动下的重工业高速增长虽然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却可能使重工业部门再度出现数量扩张的态势，转变增长方式的进程将受到冲击。应当说，没有市场需求的约束，企业在更新技术、提高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方面就缺乏压力和动力。如果投资规模扩大使生产资料市场需求重新旺盛起来，那么重化工业部门的大多数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将可以继续维持现有的增长方式，而不必花大力气去改进生产效率以提高市场竞争力。这是扩张需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重化工业增长的需求约束一旦减轻，效率约束就会相应突出起来；要是低效率高速度的增长超过了瓶颈部门的承受能力，产业结构失衡将再度出现，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可能发生。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所预见，并把投资扩张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和一定时期之内。
与重化工业的情况相反，轻工业部门却可能在消费需求约束下表现出不同的增长方式。由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将继续保持近几年的较低水平。这样工业消费品仍然相对过剩，生产能力仍较大幅度闲置。这种状况是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投资过度扩张和重复建设严重的必然结果，它随着消费品工业投资规模的减少会有所缓解。然而，这种买方市场的持续不见得只是坏事，因为它给消费品工业提供了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市场条件。生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对企业素质的有力锻炼，它促使企业或者要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改变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以适应新的消费需求，或者要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率，降低物耗和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或者在竞争中占领和扩大国内市场，或者迎接新的挑战去开拓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消费品工业部门有可能成为我国较早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部门，有可能较快成长为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冲锋陷阵的生力军。
显然，与其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处于相对不足状态，使轻、重工业的增长既受到需求约束又受到效率约束，既难以加快增长速度又难以转变增长方式，还不如在近、中期内推行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一方面通过扩张投资需求拉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维持整个经济较高速稳定增长的局面，另一方面让轻工业继续在消费需求约束下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摆脱增长过程的效率约束。这种不平衡增长还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及长期发展能力的增强。
五、应当选择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
在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上，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是两个难以相互兼顾的增长目标。我在一篇论文中曾指出，我国因长期追求高速度而牺牲了增长质量，结果从国际比较看，以本币计算的绝对增长速度虽很高，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相对增长速度却较低，并不能有效缩小与先进国家间的经济差距（郭克莎，1996）。现在我们实际上又面临着这个增长目标的选择，但国内普遍关注的焦点是在如何加快增长上。
EIU国别研究在1998年第四季度杂志上预测我国GDP的增长率1999年为6.7%，2000年为7.0%；IMF 在今年四月份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也预测我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6%和7.0%；但是，国内学术机构和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数普遍高于这个水平，大多数人预测今年的GDP增长率将在8%以上。为什么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明显高于国际著名机构的预测，而且从以往的经验看将得到我国统计结果的支持？这也许反映了我国对增长速度的统计包含了一定水份。但如果每年都包含了同样的水分，并不影响我们对增长速度走势的判断。并且，这两年在价格总水平走低的条件下，增长速度的统计水份应该比通货膨胀年份有所减少，因为乡及乡以下工业企业以现价计算增长率的水份基本上消除了。另外根据有关研究，由于对一些未到工商、税务部门登记的非正规部门（如房屋装修、运输、保姆及非法经济等）的产出估算不足（吴丕斌，1999），随着这些部门的产出比重上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计算存在着一定的偏下误差。所以总的看来，我国目前的增长速度统计与以往相比是可信的（与前几年相比只会存在低估而不会存在高估），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增长速度变动的依据。
即使我国今年的GDP增长率只有象IMF预测的6.5%， 在所预测的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中也是最高的， 何况我国的实际增长速度将超过8%。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提高增长质量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提高国际地位。从国际比较看，相对增长质量主要表现为相对增长效率和相对产品质量，即我们用多大的投入取得一定的增长和我们的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怎样的价格水平。我国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表明，增长速度太高导致需求过度扩张，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增长质量的提高；当然增长速度太低也会带来相反的困难，因为效率的实现受到需求的影响（Cornwall,1994）。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状况看，7%—8 %的增长速度可能是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的较好条件。如果考虑到我国沉重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大经济意义，增长速度可以略为高一点，但一般不能超过9%， 否则就会影响到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
亚洲四小龙曾以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而令世界瞩目并被誉为“东亚奇迹”。一些国际研究发现“亚洲四小”走的是一条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的道路，同时更多的研究结果表明“亚洲四小”在高投资条件下相当注重R&D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注：例如，韩国的R&D支出占GNP比重由80 年代的1个多百分点上升到90年代的2个多百分点， 其新经济计划提出到1998年将这一比重进一步提高到3—4%（而我国近几年的R&D支出占 GNP比重一直在0.7%以下徘徊），韩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的比重自80年代以来一直在3.5%—4.5%之间（而我国的同样比重一直在2.5%之下）。），从而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增长质量逐步提高（其TFP 以对增长的贡献率在国际比较中已处于较高水平，其产品质量在国际贸易中也上升到中上水平），并因此而延长了高速增长的时期。（注：难怪卢卡斯在总结东亚奇迹时说，“增长的主要引擎是人力资本（知识）的积累，并且，各国之间生活水平差距的主要根源也在于人力资本的差距。”（Lucas,1993））。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即使以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而且可能兼顾增长质量的目标，在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的条件下，通过不断提高科技教育投资的比重可以促进增长质量逐步上升。
上文提出以提高投资率来缓解我国近期消费需求不足的制约以推动经济较高速增长，但要防止投资需求过度扩张使增长速度过高而导致增长质量下降。我们的近期策略是缓解需求约束，但不要忘记我们的长期战略应当是减轻效率约束。只有在经济较高速稳定增长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增长质量，才能真正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因此，在经济回升之后，我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应当保持在8—9%，年度增长率要控制在10%以下，从而为增长方式转变创造一个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同时将缓解需求约束与减轻效率约束结合起来，在扩大投资规模中大幅度提高R&D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比重，以促进增长质量的上升。
在推动经济回升的过程中，我国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变动，取决于一系列相互制约因素的协调状况。其中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二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三是出口数量与出口质量的关系；四是宏观调控与改革进程的关系。这几个关系问题都涉及到需求约束与效率约束的矛盾，从而影响着我国经济的中、长期较高速稳定增长。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探讨这些问题。
表1 我国最终消费及居民和政府消费占GDP比重 %
最终居民消费政府
年
份 消费 全部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消费
197861.848.8 18.5 30.313.0
198268.752.2 19.0 33.316.5
198564.452.2 19.0 33.212.2
198862.751.9 21.5 30.410.8
199061.349.7 21.7 28.012.6
199358.345.5 22.7 22.812.8
199559.046.9 23.9 23.012.1
199660.547.8 23.6 24.312.7
199759.947.5 23.9 23.612.4
1993—1997
平均数
59.246.6 23.4 23.212.6
注：本表以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67—68页有关数据计算。
表2 若干国家最终消费及个人和政府消费占GDP比重 %
1970 1980 1985 1990 1992 1994
世界
最终消费 76.6 75.8 77.9 77.1 77.9
个人消费 60.3 59.3 61.5 61.2 61.8
政府消费 15.8 16.5 16.4 15.9 16.1
印度尼西亚
最终消费 86.1 62.9 72.1 68.5 67.4 69.7
个人消费 78.1 52.3 60.3 59.6 57.9 61.5
政府消费
8.0 10.6 11.8
8.9
9.5 8.2
菲 律 宾
最终消费 78.1 75.8 82.6 81.6 83.6 82.6
个人消费 68.8 66.7 75.0 71.5 73.9 72.6
政府消费
9.3
9.1
7.6 10.1
9.7 10.0
泰国
最终消费 78.8 77.1 74.5 66.4 64.6 67.5
个人消费 67.5 64.8 61.0 57.0 54.6 57.4
政府消费 11.3 12.3 13.5
9.4 10.0 10.1
土 耳 其
最终消费 82.5 85.9 82.2 78.1 79.0 77.2
个人消费 69.7 73.4 73.6 68.0 66.6 66.5
政府消费 12.8 12.5
8.6 10.1 12.4 10.7
巴西
最终消费 79.7 78.9 75.6 76.8 77.6
个人消费 68.6 69.7 65.8 61.4 62.4
政府消费 11.3
9.2
9.8 15.4 15.2
马来西亚
最终消费 73.4 67.1 67.3 66.6 64.5 63.1
个人消费 57.7 50.5 52.0 52.6 51.5 50.1
政府消费 15.7 16.6 16.3 14.0 13.0 13.0
韩国
最终消费 85.2 75.2 69.1 63.6 64.4
个人消费 75.7 63.7 59.0 53.5 53.6
政府消费
9.5 11.5 10.1 10.1 10.8
日本
最终消费 59.7 68.7 68.5 66.5 66.5
个人消费 52.3 58.8 58.9 57.4 57.2
政府消费
7.4
9.9
9.6
9.1
9.3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6年）第104、105、123 —129页有关数据计算整理。
表3 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国际比较 %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中国:城镇居民91.1 84.7 82.6 81.0 81.1
农村居民
84.8 79.8 85.2 83.1 81.6 77.4
(1)
(2) 74.1 54.5 55.4 53.9 55.8 52.8
日 本 1965 1970 1980 1985 1990 1992 1994
82.8 79.7 77.9 77.5 75.3 74.5 73.4
韩 国① 1981 1985 1990 1992 1993 1995 1996
76.0 71.8 68.9 66.6 66.6 64.4 64.8
①为工薪家庭的消费支出实际收入之比。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城乡居民抽样调查材料计算。日本和韩国数据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6 年第495、497页和1998年第530页有关资料计算。
表4 农村居民现金支出构成 %
年 份
生 产
税金和承 储蓄借 生活消
费用支出 包费支出 贷支出 费支出
1980 11.4
0.2 12.968.2
1985 25.4
4.2 14.950.5
1990 24.7
4.5 13.850.6
1995 29.3
4.4 12.548.6
1996 27.5
4.4 11.750.4
1997 26.1
4.3 14.749.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344页有关数据计算。
表5 农村居民1998年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年份 人民币元
1998 1992 1990 1988 1985
(1)1998年农村居民纯
收入 2160 1311 1210 1006 746
相当于各年份人民
币收入①
(2)城镇居民各年份可 5425 2027 1510 1181 739
支配收入
(3)=(1)/(2) 0.40 0.65 0.80 0.85 1.01
注：①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扣除价格变动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有关数据计算。
表6 农村居民1997年消费支出相当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年份
人民币元
1998 1992 1990 1988 1985
(1)1998年农村居民现
金消费支出 618
577
463
349
相当于各年份人民 1126
币支出①
(2)城镇居民各年份消 4186 1672 1279 1104
673
费性支出
(3)=(1)/(2) 0.27 0.37 0.45 0.42 0.52
注：①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扣除价格变动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8）有关数据计算。
表7 90年代以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GDP消 费
投 资
净出口
1991
16.2 9.6 5.8 0.6
(100.0) (59.4) (35.8)
(3.6)
1992
21.5 13.0 9.8 -1.6
(100.0) (60.2) (45.6)
(-7.5)
1993
33.4 15.920.1 -2.7
(100.0) (47.5) (60.3)
(-8.1)
1994
36.6 20.312.3 3.9
(100.0) (55.6) (33.6)
(19.7)
1995
26.1 15.7 9.9 0.7
(100.0) (60.0) (37.9)(2.9)
1996
16.8 11.2 5.1 0.8
(100.0) (66.4) (30.4)(4.7)
19979.7 5.5 2.5 1.9
(100.0) (56.8) (25.7)(19.1)
注：本表以支出法GDP及构成（均为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67页有关数据计算。
标签：投资率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平均增长速度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扩大基础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重工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