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非均衡布局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地域论文,布局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4-0074-08
目前，研究者关注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问题时，往往关注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均衡问题，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而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之初的近百年的地域布局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试图考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情况，以图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历史的叙述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历史成为与变革和稳定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不被人承认和未见到的事情。”①目前，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招致公众批评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一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考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的历史演变轨迹，将给我们很多启示，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的现状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进而为促进这一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提供历史参考。
一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创办初期至北洋政府时期的地域布局
1.高等教育在创办初期的地域布局(1862-1911)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脱胎于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借鉴西方近代大学理念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始萌芽，并艰难地起步。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源头有两个，一是传统的中国旧有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书院体制及其改革。“书院改革，究其内容，就是将无裨实用的科举之业，一变为经世致用之学，二变为新学、西学”②。一是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近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是在同西方文化的接触中孕育出来的，然而这种文化接触，却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被动地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的。这两个源头注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必然受传统的文化、政治、经济地位和开放程度的影响。
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相继开设了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等各科(类)高等学堂。后来，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开始积极筹办新式学堂。其中具有近代高等教育性质的有北洋大学堂(1895年)、京师大学堂(1898年)、山西大学堂(1902年)等。
1905年9月(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提出的《请废科举折》中指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奏折还说：“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③当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实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④
清朝当权者同意停罢科举，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随后，新式学堂在中国大地兴起。1907年至1909年期间的高等学堂布局情况如表1所示。当时，高等学堂的地域布局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京师、陕西、河南、江苏等地区稍微多一点，但并不突出。
世界著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许美德博士(Ruth Hayhoe)对此问题的观察有些出入。她在引证很多材料的基础上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创办初期就呈现出地域布局的非均衡性，这一时期各地大学堂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政治地位重要、经济发展迅速、交通便利、思想较为开放的省市。她依据的资料表明：截止到1909年，中央政府总共创办了3所大学，有学生749人；还有24所省立大学，学生4203人；另有101所专业学院，学生6431人。⑥在地区分布上，这些高校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而黑龙江、新疆、贵州、广西等内陆省份则只有一些小型的政法学院，没有一所大学。同时，江苏、安徽、福建、湖南和广东等省总共有6～8所大学，每省的在校大学人数都超过了1000人。当时，直隶(包括北平)共有高校18所，在校学生4028人，占国立院校总数的37％。⑦
2.北洋政府时期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1912-1927)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而且也注定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转折点。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高等学校的地理分布上，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的混乱状态以及军阀割据等原因，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各省由于其经济状况、统治者的兴趣和积极性以及教育观点的不同，各地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早在1911年前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就已经偏向于沿海地区，后来随着大学向北京、上海等地的集中，这种不平衡更加突出了。”⑧
依据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John King Fairbank)对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1922年的大学分布如下：北京7所，上海10所，武汉4所，南京3所，天津、广州、福州各有2所，成都、长沙、杭州、苏州、济南、厦门、南通、清苑、太原、唐山各有一所。如果按照现在的中国行政区，把这些城市划归到各省区中，结果是：上海有大学10所，北京7所，江苏5所，湖北4所，福建3所，天津、广东、河北各2所，山东、浙江、湖南、四川、山西各1所。如果按照区域划分，沿海地区共有19所(上海10、福建3、天津2、广东2、河北2)，长江流域有20所(上海10、江苏5、湖北4、四川1)。⑨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并沿循长江流域发展，长江的航运，为沿江内地的对外交流、经济发展，以及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武汉三镇凭借自身交通枢纽的优势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相对发达地区。相比之下，同处于内陆的河南、江西、安徽等省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则相当缓慢。这反映了学习西方大学制度，在中国创办现代高等教育，是以开放程度为基础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地处内陆的山西，得以拥有1所大学，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
大学地域布局非均衡的问题，很快引起北洋政府的重视，并试图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解决中国高等教育这种地区分布日益不均衡的状况，许多政府官员都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应该按照法国的模式建立大学区制。”[6]631早在袁世凯当政时期，于民国3年(1914年)5月就制定了《教育纲要》，拟分全国为4个大学区域。袁世凯死后，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又提出在全国建立6个大学区的计划。民国5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又提出在全国建立7个大学区的计划。“但因政局常常变动，掌管人员不能久于其位，所以只有计划而未曾施行。”⑩
因此，尽管北洋政府意识到高等学校地域分布不均衡的严重性，不过由于那一时期政局混乱，军阀混战，中国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教育问题不可能成为军阀关注的主要问题，更何况军阀的统治，在走马灯似的变换中，根本无暇顾及类似教育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充足的经费投向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地域非均衡布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二
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问题
1.抗战之前的十年间高等教育地域布局状况(1927-1937)
1927-1937年间，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一个较以前军阀混战时期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由于政权相对统一，经济与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明显获得了新的进展。“大学分成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学院，设有3所学院以上并有理或农、工、医之一者为大学，不满3学院者为独立学院。截止到1930年，中国共有大学39所，学院17所，专业学校23所。在大学和学院中，有15所是国立院校，18所是省立院校，23所是私立院校。”(11)1931年，全国103所专科以上高校共187个学院，学生总数44 167人。(12)依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28年全国公私高等学校有74所，学生25 196人。1936年大学达到108所，学生增至41 922人。(13)
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仍然突出，大部分高校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上海22所，北京(北平)15所，广东和河北各8所，湖北和山东各6所，江苏5所，浙江、江西、福建各4所，湖南、广西、云南、河南和辽宁各2所，安徽、四川、新疆、甘肃、吉林、察哈尔各1所；而陕西、绥远、贵州、青海、宁夏、西康、西藏、黑龙江、内蒙古等9个省(区)则连一所大学都没有。此外，60％的大学在校生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16)
如果按照人均计算，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较为落后。以1932年至1933年为例，全国大中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有42 710人，1933年至1934年增加到46 785人。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是7311人，1934年为7552人。1934年每万人中只有0.88名大学程度的学生。而土耳其在1928年每万人中就有3名大学生。在1932年，美国每一万人中有73名大学生，位居世界第一，日本每万人中有9名大学生，居于世界第22位。(17)
与许美德教授观点相同，费正清先生在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也很关注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不均衡问题。只是，费正清先生引证的材料是1934年中国高等教育地理分布情况。从两位不同时期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较快。然而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和省份。截至1934年，上海有24所高校，在全国110所高校中占21％，居于首位。北平17所，占15.5％，位居其次。在省立高等学校中，河北的高校数最多，以9所居于首位(占8.2％)；广东以8所位居第二(占7.2％)。四川有高校4所，湖南、广西各2所，新疆、陕西、甘肃和云南等边远省份，各省只有各类学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学或技术专科学校，而贵州竟一所也没有。(18)显然，这些地区只是刚开始发展高等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作为高等教育重镇的陕西省西安市、四川省成都市乃至甘肃省兰州市，在1930年代，高等教育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全国较为落后。可见，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中国各省市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如下表所示。
当时，在中部六省中，湖北高等教育已处于领先地位，山西也表现不俗，河南、江西位居中间位置，安徽最后。安徽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奇怪现象曾引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中国史研究专家孙任一都教授的关注。他认为，作为总是积极从事进步运动的长江下游省份安徽，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表现之差，令人惊讶。他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安徽高等教育落后的原因可以归纳如下几点：第一，安徽资源贫乏，自然灾害不断，经济落后，阻碍高等教育发展；第二，安徽省内派系斗争激烈，内部政治混乱，在1929年至1930年间，省主席换了6任；第三，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低下，大学仅领到预算经费的一半左右；第四，中央政府企图实现在安徽的真正权威，把省立安徽大学与国家的权力机构结合起来，使形势更为复杂；第五，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地优秀的学生到外地大学就读，当地优秀人才到外省优秀大学谋取教职，限制了本省高等教育的发展。(20)他的分析为我们寻求高等教育布局不均衡的成因提供了一些借鉴，也为我们对后来高等教育布局的非均衡现象进行分析提供了指导。
战前十年，高等教育地理分布区域非均衡问题依然是国民党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难题。(21)1979年台湾省台北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庄焜明在其博士论文中谈到，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尽管中央政府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中国高等教育地区分布非均衡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得到改善。(22)
2.八年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1937-1945)
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中国进入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大学布局就十分不合理。不论是公立、私立，还是教会主办的大学，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据统计，战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仅平、津、沪三市就占了46所，在校学生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易受日敌攻击之区，多为教育文化中心。全国大学的这种不合理布局，对大规模的战争是十分不适应的。(23)八年间，中国的大学教育备受敌人侵略摧残，国民政府面临高等教育机构灾难性的内迁，损失巨大。
由上表可见，学校规模在此期间不断扩大，1945年高校数与战前相比增加37所，上升30.5％，学生数增加41 576人，几乎翻了一番。然而，战争却迅速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分布的格局，沿海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在一年之内完成了向西部、西北、西南地区的大迁移。战争把中国高等教育推向不发达的内地。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必然成为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国立中央大学搬迁到重庆郊区办学，使高等教育得以在重庆生根发芽、继而发展壮大起来。伴随着西南地区逐渐成为政治中心，昆明、成都的高等教育也获得较快发展。浙江大学搬迁到贵州遵义办学。西安、兰州等地区的高等教育也由于搬迁来的大学而获得发展。“当时，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到西安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不久，这所大学又被分解成几所独立的农业学院和工程技术学院，在陕西南部另选校址办学，另一部分则于1939年迁到兰州，后来便发展成为西北师范大学。”(26)(27)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成为高等教育的中心地区。
令人称奇的是，在那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搬迁到大西南、大西北的高等学校不仅没有失去大学的精神，反而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取得了最耀眼的成就。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在昆明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成功案例，为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也形成了高等教育价值判断的标准。无疑，这些大学为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尽管战后这些学校又纷纷迁回内地的原址办学，但是，在整个抗战时期，这些大学为西南、西北地区培养的大量人才，以及带去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为这些地区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就全国而言，高等教育在战争期间也得到了发展。虽然，在抗战开始的第一年，全国院校总数减少到91所，但是在1940年又增加到113所，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经达到145所。同年，注册学生人数增加到73 669名，达到战前高等教育发展高峰时的一半以上。(28)1947年，中国拥有高等学校207所，入学人数增加到154 612名。(29)这还不包括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创办的高等学校。共产党领导的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医科大学。1941年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一所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3年由鲁迅艺术学院与延安自然科学院合并组建了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1944年，这两所大学共招生1302人。(30)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发展在抗战时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
3.抗日战争胜利后4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1945-1949)
抗战胜利后，高校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员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中国高等院校的不合理分布。由于抗战爆发前，西部内陆省份相对于东部沿海和平津地区而言，高等教育是非常落后的。1945年9月2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教育部非常重视改变原有高等院校在区域上的不合理分布，指出：“复员”绝不是简单地“复原”，“我人对于战后专科以上学校之分布即其院系科别之增减，必须先有通盘计划，方足谋日后之合理发展”(31)。到1947年，当内迁高校均已回原地复员时，内地边远省份的高校数目亦有较大的增加(32)。全国31所国立大学的地域分布如下：上海4所，江苏(南京)2所，北平2所，四川2所，天津2所，浙江2所，广东、陕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山西、甘肃、福建、广西、贵州、云南、辽宁、吉林、台湾各1所。在这一时期，上海有各类学校35所，国立大学4所，依然处于全国高等教育的领先地位。由于四川在抗战8年期间成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因此其高等教育得到很大发展，拥有各类大学22所，国立大学2所。作为战前、战后的首都，南京的高等教育发展继续位居前列，有各类大学22所，国立大学2所，居于全国第二位。湖北有各类大学11所，仅为四川、江苏的一半，国立大学仅有1所，失去了高等教育位居全国前列的地位。综合考察中部六省的高等教育情况，湖北仍然居于中部六省第一位。江西次之，有各类学校8所，国立大学1所；湖南有各类学校6所，国立大学1所；山西有各类大学3所，国立大学1所；安徽、河南各有各类学校2所，国立大学1所。这时国立大学在各省区的分布是相当均匀的，这和当地整体的高等教育规模并没有直接联系。考虑到各省高等教育的均衡分布，河南、安徽虽然仅有2所各类学校，但是和拥有16所各类学校的广东，11所各类学校的湖北一样也布局有1所国立大学。(33)
三 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的基本认识。
1.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紧密依托政治、经济中心布局。
依据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所论述的，高等教育哲学有两种：一种是政治论的，另一种是认识论的。强调认识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强调政治论者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力图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34)西方大学有独立与自治的传统，以纯粹理性为追求，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19世纪的法国作家圣伯夫称大学为“象牙塔”。因此，大学主要是基于认识论发展起来的。直至20世纪初，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逐渐有所加强。这时，中国的现代大学才刚刚设立，缺乏大学自治的传统，当时社会服务功能理论盛行，而中国传统上又是一个集权制国家，促使大学基于政治论发展起来。政府决策作为强势的指挥棒，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紧密相关，高校不是处于政治中心城市，就是位于经济发达地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特征是：经济发达地区(诸如沿海、沿江的上海、广州、南京、武汉、成都、天津等省市)、全国政治中心城市(诸如曾为国家首都的北京、南京、重庆等地)以及地方政治中心城市(如西安、武汉、广州、成都、兰州等地)的高等教育往往能够得到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因此能够发展迅速。高等学校如果不是处在政治中心城市或者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城市，则往往得不到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又难以获取更多公共资源，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很多障碍，而且举步维艰，发展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陷入困境，沦落到教育发展的边缘境地。
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看，高等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是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中心地位的高低、地理位置的便利与否以及领导者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等因素映射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必然结果。高等教育与当地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往往交互发生作用。而高等教育并非仅仅是单向地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政治地位，反过来，高等教育又因为自身能够提供大量高水平人才，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服务，并提供先进的思想、观念，对地方现代化水平起着不断强化的作用。地区政治地位重要、经济发达，则能够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高等教育反过来进一步促进该地区政治地位的巩固与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反之，政治、经济落后，高等教育则发展艰难，那么，疲软的高等教育也就无法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于是政治、经济愈加落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2.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存在着地域布局不均衡问题。
从发展的轨迹考察，中国近代大学自诞生起，一直存在着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不同历史时期因为政治、经济地位的变迁，导致高等教育分布呈现出地域性差异。经济发达地区、政治中心城市、开放城市往往成为高等教育布局的重点。
近代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府都认识到存在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危害，通过高等教育政策等手段致力于解决高等教育地域分布的不均衡问题。然而，由于政治的变迁，这种治理在历史上不断发生逆转。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深受历史上重大政治变革事件的影响。近百年来(1862-1949)，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科举废除、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新中国的成立等，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出现，必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地域布局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也紧随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发生变化。例如，正是洋务运动，促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中，脱胎于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形成的高等教育的固有模式，接受并学习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在中华大地上萌芽一种全新的西方教育；维新变法的失败，几乎将刚刚诞生的新的西方高等教育的学堂全部撤销，京师大学堂成为洋务维新运动中兴起的新式学堂中仅存的硕果；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使南京成为高等教育中心城市；八年抗战，导致西南地区的重庆、成都、昆明等成为高等教育的中心城市。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和这样的一种历史现象。
注释：
①[美]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②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563页。
③④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3页。
⑤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7～99页。
⑥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出版社1934年版，第223～224页。
⑦⑧[加]许美德著，许洁英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2页。
⑨[美]费正清、费维恺著，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6页。
⑩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出版社1936年版，第552页。
(11)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第229～234页。
(12)李兴华：《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04页。
(13)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刷馆1948年版，第1400页。
(14)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30～31页。
(15)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00页。
(16)许美德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第78页。
(17)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二部分“表”，第2～3页。
(18)费正清、费维恺著：《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第392、390页。
(19)(20)(24)费正清、费维恺著：《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第391、390、409页。
(21)许美德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第81页。
(22)庄焜明：《抗日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未经发表的博士论文，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1979年，第145页。
(23)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25)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00页。
(26)庄焜明：《抗日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第145页。
(27)参见《西北大学校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西北农业大学校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西北师范大学校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8)费正清、费维恺著：《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第410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统计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30)帕特丽夏·斯特纳汉：《延安妇女和共产党》(Patricia Stranahan,Yan'an Women and Communist Party.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伯克利：东亚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1983年，第98～101页。
(31)王聿、孙斌：《教育行政工作之回顾·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版，第190页。
(32)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01页。
(33)详见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296页。
(34)[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