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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充分肯定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作用。《决议》突出强调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再一次明确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申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在党的文献中如此集中而全面地阐述哲学社会科学，并把它作为独立的内容凸现出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始终是同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致于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始终关注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重大发展。江泽民同志也十分关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同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和繁荣，正如早在1982年党中央就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今后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是不可能的。”
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对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有价值的思想材料、理论观点和逻辑论证。党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以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在长期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并在社会实践的一定历史阶段上，获得了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这些已有的思想材料和理论观点，对党的理论发展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从中直接找到科学的理论根据，获得理论的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党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哲学社会科学所贡献的理论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和支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一原本属于哲学理论中的认识论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了“思想路线问题”、“政治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这一大讨论由此成为恢复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完成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理论先导。在这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国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在这之后，理论工作者参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探索，参与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积极成果，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邓小平同志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理论界等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起了重要的作用。”（转引自刘云山同志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社科规划办主任会议上的书面讲话，1994年12月）
党中央非常重视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作用，在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过程中，在重大决策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正在成为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改革措施，包括许多法律、法规的出台，就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这伟大变革中仍然有着许多未被认识的领域，在许多方面我们仍处在必然王国，要进入自由王国，仍然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在这方面，《决议》指出了探索的主攻方向，这就是“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我们应该在探索和服务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和繁荣。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原理，由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构成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这一指导思想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部分是我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多数学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着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直接或间接地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
这种服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建设作用，即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思想文化，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教育和引导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人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是推动社会主义全面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在这方面，党中央、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寄予厚望，六中全会的《决议》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充分发挥其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建设作用。另一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还担负着抵制和清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侵蚀的任务，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从未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最早提出思想文化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要清除精神污染。他要求全党和思想理论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他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他批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不一贯的软弱涣散现象。他指明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他说：“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年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2]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多次提醒全党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和平演变”的图谋。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3]他说：“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的国家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4]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他对那些盲目推崇西方文化的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象、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5]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侵蚀，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要表现。这就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要继续担当起反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西化”、“分化”的图谋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任，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去抵制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六中全会的《决议》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对事关政治方向、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要分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等重大问题上的是非界限”。
哲学社会科学整体上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表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个客观存在。否认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无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极其有害的。当前，有一些人公开散布“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远离意识形态。在散布这种观点的同时，却在社会上传播着否定革命、贬低英雄、告别崇高的论调。其实，这不就是一种唯心史观吗？这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是格格不入的。对这些错误论调的批评应当旗帜鲜明。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育人功能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始终把育人作为根本目标，可以说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所有思想，都是紧紧围绕这一根本目标而展开的。他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6]“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7]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思想理论战线的育人作用，他要求“思想理论战线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提出了育人工程，这就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实现育人这一根本目标，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
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作用，首先是思想理论教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崇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从来都不是自发形成的。人们在各自的生活体验中，能够形成一些积极的朴素的情感，这种积极的朴素的情感是可贵的，并为接受科学的思想理论提供了感情基础。但它毕竟是个别的、感性的认识，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自觉性，因而它具有不稳定性。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必须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自觉地去适应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这就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的头脑。只有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才能具有坚定性，即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处于逆境和低潮之中，也不会发生任何动摇。这正是人们获得强大精神支柱的思想理论根基。哲学社会科学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就是在做着这种奠基的工作。至于自觉地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也离不开人们对个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科学认识，这种“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行为规范，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和要求。只有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相互关系的本质，道德的外在约束力量，才能内化为道德信念和人格力量，实现内在的道德信念、人格力量与外在约束形式的统一。这样的道德才是具有持久性，因为它已经成为塑造健康人格的内在要求了。在这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伦理学在思想道德领域的教育作用是极其广泛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还表现在文化知识的传授上。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作为知识体系，是人类对社会认识的结晶。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来说，掌握和运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同掌握和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一样重要。知识就是力量，不仅自然科学知识是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也是力量，是驾驭社会、改造社会的力量。人们掌握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多少，还往往成为衡量文化素养高低的标志。所以，人们在学习哲学社会科学，接受思想理论熏陶的同时，也在吸取着丰富的文化知识营养，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自己。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期，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常常使人们感到知识的贫乏，甚至大有落伍之感。而及时传播和普及最新的社会科学知识，促进观念的更新，调整社会心理，则可以大大缩短适应社会变革的时间。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适应社会进步的新观念的确立，同哲学社会科学教育中的新的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知识教育，贯穿于育人的全过程，对于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社会的进步对所需人才的规格要求，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复合型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要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熟练的技能，而且要有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社会技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最后，哲学社会科学对培养人的思维能力，提高思维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和传播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同自然科学一道在培养和提高着人的思维能力。一篇好的论文，一部好的著作，一场精彩的演讲，一堂成功的授课，除去它的内容对人的心灵打动之外，思维的逻辑力量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是思维规律尤其是辩证思维规律的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有着自己的逻辑体系。这种逻辑体系不过是各自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在思维中的反映，体现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社会科学在展示科学理论的同时，无不在传授着科学的思维方法，教授着人们如何去正确认识事物，如何正确地获取知识。传播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比传授现成的知识更为重要。因为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法，人们就可以进行创造性思维，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正是我们培养开拓型人才所必须的。
总之，全面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百年大计。
注释：
以下引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
①]第143页；⑥第408页；
以下引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②第208页； ③第344页；
④第327页； ⑤第43-44页；
⑦第205页； ⑦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