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与困谷中的抉择——关于建构模糊哲学的辩证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谷中论文,贫困论文,模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面前的世界已经并继续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从事的改革事业前无古人，而我们的哲学理论却依然如故。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成了新形势下哲学领域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或者从活生生的实践出发去审视、修改直至突破现有理论；或者用既有理论去裁判、理解、包容实践。两种观点的斗争将关系到哲学取向。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探究哲学现状及其走势并不是求知的好奇，而是哲学社会科学生存攸关的大事。预测哲学走向不可避免主观价值判断，哲学通向未来的道路是曲折的，因而，本文并不自命为科学论著，但作者将以客观现实中的大量事件与其间必然联系为基础，对哲学自身进行全新的哲学思考。
一、现状：哲学走入困谷
1.从马克思主义的移植到变异——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从百家争鸣到斗争哲学的演变从而“哲殇”现象的出现，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的中国走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西方经济社会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移植到中国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土壤”问题。如果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艰苦细致的建设性改造工作，那么，它难免会因“水土不服”而遭碰壁的厄运。陈独秀不懂得这点，因而他失败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尽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词句背得滚瓜烂熟，但是，由于不懂得活生生的现实实践的伟大意义，把理论当成了出发点，“拿来”现成的马克思主义指挥中国革命，故此，他也难逃劫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从事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几经挫折之后，终于认识到：理论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他们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当我们把在实践中产生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实践时，中国革命大为改观，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在中国扎根落户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哲学走向繁荣的逻辑历史起点。
建国初，我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哲学界初露繁荣局面，许多颇有创意的学说应运而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得到空前补充、丰富和发展。但好景不长，1957年开始的反右扩大化和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是民族的浩劫，也是哲学的灾难。丰富多彩的学说异化为纯粹单一的“斗争哲学”，哲学服从于斗争的需要，成为政治的奴仆，辩证唯物主义被推向极端。
“斗争哲学”标志中国“哲殇”现象出现。现代哲学未及在中国充分繁荣就夭折了。
值得指出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好象形成了一个哲学家阶层，但细究起来，他们似乎大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理论，虽然解释、普及哲学方面的论著颇丰，但新论不足。相当一部分哲学工作者置生动、丰富的现实于不顾，热衷于揣测上面的意图，一味追求应时文章，将严肃的哲学研究等同于政治宣传。这样，我们不能不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实在是凤毛麟角。
2.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度曾使哲学界萌动着勃勃生机，然而，也或隐或显地流露出教条主义的痼疾。中国仍难以出现哲学的繁荣局面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曾在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掀起轩然大波，哲学研究继50年代再度升温。人们在哲学界似乎找到了一个重新发现的世界。一时间，哲学成为社会科学的宠儿，哲学界萌动着一派生机，大有再度繁荣的势头。人们若以此为契机，用新时代的全新观点和思维去进行哲学再造，已经被窒息了的哲学是能够复兴的。但其弱点在于：
第一，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论的依据和出发点是理论而不是实践。诚然，社会实践千百次呼唤恢复“实践标准”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说明这一命题和结论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但综观《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论的得出过程，实际上是纯理论的逻辑推导过程，通篇的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经典论述而不是活生生的实践。在实践与经典理论的天平上，人们不自觉地偏向了后者。离开实践而去泛泛论证所谓实践的重要性，其论证不能不是软弱无力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教条。大多数讨论文章暗含如下观点：世界上的一切包括真理标准问题在内，早由导师们设计好了，以前人们之所以没用实践去检验真理，是因为没有牢记或违反了导师们的谆谆教导。这里，实践只是哲学的奴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证人、证词。
第二，用教条式方法得出的教条式结论在广为传播时只是作为人们熟悉的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一时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妇孺皆知，然而，实际上该命题只是作为时髦的哲学辞藻存在于人们的口头上而不是行动中。哲学界乃至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奇特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大力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权、言、经典往往又居于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之上，致使实践的观点屡屡落空。因此，中国哲学界的繁荣局面仍未打开。
3.那漫天纷飞的纯粹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所谓哲学自学参考书、复习资料和通俗读物，以及把哲学原理教条化的出题方式、刻板的标准答案，与其说是在传授哲学，倒不如说是对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情糟蹋。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异化为教科书和条条框框
近20年来，哲学研究者增多，哲学参考书成倍增长，哲学出现了表面上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背后却蕴含着更深刻的危机。我国现行的哲学体系是教科书式的体系，它直接导源于40年代的正统、模式化体系。看似版本众多、琳琅满目的教科书实际上如出一辙，总是拘泥于旧有框架而不敢越出一步，缺乏实质性的突破。虽然有些哲学书籍也引用了大量现代科技成果，但往往用旧理论去说明、解释实践和现代科技成果。从总体上看，哲学研究者的文字咀嚼功夫有余而创新能力不足，深入研讨原著顺理成章地成为哲学发展的代名词，真理性认识的获得求助于对原著的反复咂么。所谓的学术讨论，无非是在导师词句上争来争去，而且都是从经典中找根据，离开了经典著作的拐棍便寸步难行。毫不夸张地说，相当一部分哲学研究者靠祖宗的老本，吃完了老本，他们的哲学食粮恐怕也就枯竭了。
至于那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所谓自学参考书和冠之以“通俗读物”美名的青年必备书，与其说是在普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亵渎。本来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极端教条化和严重扭曲，尤其是各色各样的标准化试题以及非常严谨、刻板的标准化答案，等于告诫学生：必须把精力用在背诵事先规定好的多年一贯的条文上，你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便不合“标准”。这哪叫考哲学！？
4、熟吟几本经典的“哲学家”们总是抱怨说：社会冷落哲学，致使哲学在呻吟。但问题在于，人们之所以冷落哲学，是因为哲学在呻吟——哲学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哲学在无力地呻吟——她失宠了。哲学家们每每为此鸣不平：给人以智慧、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进行高度概括的学说竟然无人问津！他们认为，人们漠视哲学，是造成哲学贫乏的原因。然而，哲学家们为什么不反思一下，哲学究竟为社会提供了什么？哲学赐予人的是智慧还是教条？一个时期以来，哲学由有血有肉的系统变成古板、呆滞的教条，由能带来清新气息的溪流蜕变为封闭的“死海”。于是，哲学不得不在贫困线上艰难地挣扎，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由于哲学走入困谷，它便被社会遗忘；受人冷落的现实又使哲学处于更加孤寂和贫困的境地。如此恶性循环，哲学便流落为科学的“难民”。
二、抉择：进行哲学的全方位再构
哲学如何闯出“难民营”？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这是每个哲学工作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作者认为，与其在故纸堆里苦营（这无异于在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邮船的甲板上争夺一把漂亮的躺椅），不如以此为基础建构新理论，只有新理论才能解除旧痛苦。要想拯救哲学于危难之中，必须用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最新的科学成就进行哲学的全方位再构，重新审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一切哲学。
1.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开放式的动态“学说系统流”，而不是一劳永逸地躺在上面自我陶醉的“永久牌席梦思床”
那些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词句的哲学学者们不是从实践中，不是从每日每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大量事件中汲取思想营养，而是从经典著作中攫取精神食粮，它们是思想上的懒汉。在他们眼里，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万能的马克思主义都将无一例外地显示其神奇的魔力。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实践中加以丰富、完善和发展，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教条去评判正在发生的事件。然而，我们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去理解当代复杂社会运动，为什么不深入到实际的社会进程本身去探究其运动规律呢？我们用辩证法去说明控制论、系统论、信息化与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理论去审视和发展辩证法呢？我们用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去解释活生生的人，为什么不根据活生生的人去考察人的本质呢？在浩瀚绚丽壮观的生活大海边，有多少闪光的“贝壳”等待我们去采集，我门为什么还两眼死盯住经典著作的小水湾呢？现在，搞认识论的不懂儿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研究唯物论的对物质结构的最新成就十分陌生，许多人不熟悉能量与质量互变公式，甚至对物质仅仅是能量存在形式的提法也一无所知；研究本体论的不清楚天文学中的哈勃定律；研究辩证法的却很少光顾克利修斯的第二热力学定律。许多人几乎牢牢停留在牛顿时代。他们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变为“木乃伊”的魔手。这些人眼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至善至美、天衣无缝的体系。这里的问题在于，导师们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开放式的动态“学说系统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圣经”。为了焕发哲学的固有生机，必须矫正思维模式，把立足点移到现实中来。
2.植根于开创性时代哲学的全方位变革的条件业已成熟，这些条件深藏于改革和科技革命的沃土之中
人类迄今已经历了三种文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种文明都以前人所不可想象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时代也是不寻常的，宇航工业将成为新技术革命的策源地；海洋工程将为饥饿世界解决最困难的食物问题；遗传工程、克隆技术已进入实用经济领域，社会可以生产“活的物质”，人类将成为进化的“设计师”；今后几十年，生物学将取代化学；EPR 论证掀起的物理领域的狂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面临的一切；电子计算机对时间所起的作用，远超过人们的想象，50年来计算机所用的单位，经历了从千分之一秒到几十亿分之一秒这种时间上的压缩；人类对自然界探测所拥有的工具，可以探测小至一百万分之一厘米，远至宇宙边缘一千万万亿公里以外的现象，可以研究只存在一百万万亿分之一秒的短暂现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以雷霆万钧之势，正在猛烈冲击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冲垮了并将继续冲垮一切旧有模式。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在新技术革命的湍湍激流下，所有理论无一例外地被抛掷在变革的巨浪之中，老一套的公式定律、过时的教条和观念，无论你多么珍爱，运用起来多么得心应手，都无济于事。我们不能把昨天的陈规惯例硬塞到今天和明天的胚胎中。如果我们抱残守缺，顽固地维护旧有理论，无疑将使这个理论的自身毁灭更加迅速。
如果说19世纪的三大发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牢固的原始自然科学基础的话，那么，20世纪相对论、宇宙学、量子力学、信息论和分子生物学等的发现则为实现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的质态跃变奠定了牢固的现代科学基础。19世纪的三大发现，尤其是被称为伟大运动定律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及能量革命的兴起，决定性地把机械唯物主义的形式改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可是，打开形而上学缺口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科学基础，如同形而上学赖以存在的力学基础一样，都是牛顿物理学。这种情况，既反映了改变了形式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又反映了它必然也要受经典物理学的局限。20世纪科学上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经典物理学的根基，为哲学的突破性变革提供了强大动力源。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变革发源于对时代精神的深刻领悟。看当今世界，包括哲学在内的一系列传统体系、观念正在无可挽回地崩溃着，在崩溃的内在链条上，使哲学迈向下一环的契机和中介便是科学和实践。
3.关于建构模糊哲学的辩证思考
（1）哲学家们总是乐于构筑某种牢不可破的体系，然而事实上，正是这种看似完善的、天衣无缝的体系，使得倾注了他们心血的哲学走向封闭、窒息直至死亡。因此，作者创立的模糊哲学，与其说是一种无懈可击的体系，倒不如说是不断发展的内在机制
哲学家们每每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种传统的来源可以上溯到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等。黑格尔当之无愧地是这种哲学模式的泰斗。他倾心构造了庞大的范畴体系，把哲学的全部成果经压缩后都锻铸在一条自认为是螺旋状实则是封闭的大圆圈上，毕生关注的是他所创造的体系的完善与否，而不是哲学与实践的内在发展链条的连续；费尔巴哈也未能逃脱体系的束缚，最后竟葬身于自己僵死的形而上学体系下；后来的哲学家也大都没有走出庞大体系的“峡谷”。
这就是说，以往的哲学发展是通过一个体系取代另一个体系来实现的。对此，黑格尔有过精彩的论述：“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哲学家们试图求助于一个能包罗万象的有内在联系的范畴体系去反映客观世界的复杂关系，这种企图无一例外地归于破产。他们不明白，哲学的发展并不在于体系的更异，而是集中体现在哲学与现实的互动之中；不在于自我解释上的循环，而在于自我超越的不断实现。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理论之谜的解决在某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人应该在实践中而且也只能在实践中证明和发展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哲学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机制存在于“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哲学只能在经常变动的实践中捕捉课题。由此我们认为，全面、深刻地挖掘、融合动态实践乃是摒弃种种僵化模式、实现哲学再造的必由之路。
特别是在今天，我国教科书式的哲学体系已受到发展着的实践的严峻挑战。由于危机感和责任感的驱使，更重要的是实践的强大压力，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来到了时代的考场上，不再拘泥于条条框框，苦苦地寻求着哲学进化的突破口，进行着超越流行的教科书的尝试。如有人认为，应该把实践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础；有人提出要按照人本学本体论来建构哲学体系；——这种努力固然应予以肯定，但总收效甚微，其致命弱点在于：
第一，总是以所谓的基本原理为圆心兜圈子，不敢越雷池一步。
第二，用改变概念排列组合的方式来形成新的理想体系以取代旧体系，结果还是一样，又重复了已经死亡了的哲学体系的老路，使变革流于形式。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从体系到体系的哲学发展模式必须终结，哲学不应再搞所谓权威性的、大一统的体系，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为了谋求哲学有决定意义的发展，作者运用全新的思维方式创立了带有浓烈科学方法论色彩的新理论——模糊哲学。模糊哲学是建立在动态实践基础上不断与现实交换信息，因而能经常引发自身序列变异，保持与现实最佳匹配状态的思维流或自组织。所以叫模糊哲学，是因为这种哲学理论关于对象的认知结论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兵无常形，水无常势”，因此，模糊哲学不致力于建构大一统的“缜密体系”，也不主张制定有悖自身要义的所谓标准答案，因为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本来就是正常的；它既与具体科学相互贯通又不同流，既与具体科学异质又不高居其上；由于发展的无限性，模糊哲学认为一切皆流，任何认识都有待于深化，并认为“最好”是好的敌人，因而无意追求最优，只注重择优；它是现实的哲学因而也是科学的哲学或哲学的科学；这种理论拒斥任何绝对的东西，就无穷的宏观宇宙和渺观世界而言，人类的认识仅仅是大海中一朵浪花，就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还是模糊不清的。作者构筑的模糊哲学，旨在谋求哲学与现实的协同：追踪、超越实践并不断反思、升华自身，进而实现哲学与现实生机勃勃的双向再造。作者公开宣布，模糊哲学是联系的环节，又是发展的环节，它自身蕴含着自我发展、进化的机制。模糊哲学的所有理论在于谋求与实践的最大程度协同和动态最优。
（2）模糊哲学要点概述
①哲学
对恢宏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历代哲学家都试图加以概括和总结，然而，这些不切实际的尝试都只能加速理论自身的灭亡。事实上，哲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越俎代疱——概括和总结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哲学研究重心应转移到自己的固有主题——人上来。
认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就意味着哲学达到了认识的最高境界，但即使是静态最优的哲学理论对不断发展的实践也无多大裨益。应当指出，最高境界存在于无限追求中，而不能简单宣布人类何时达到了这一境界。否则，实质上便是一种建立至善至美的理论的徒劳。
20世纪科学和哲学的深刻变化敲响了经典哲学定义的丧钟。哲学似乎不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更不能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作出任何意义的概括。修正哲学经典定义势在必行。我们认为，哲学是启迪人们思考的思维流，是关于人的学问，其目的在于研究人类自身探索自然和社会的方法并大致描绘出人类与自然融合、趋同的轨迹。
②模糊哲学的永恒主题——人
古希腊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山墙上题着一句著名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大哲学家老子说的更富有辩证法：“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些富于哲理性至理名言今天仍然大放异彩。
长期以来，个人的思维、情绪、意志统统被排斥在哲学研究之外，对人生意义的关注遭到鞭挞，人及其实践被抨击。哲学家们总是把精力集聚在客体上，而恰恰忽视了主体及其创造性。马克思历来把人们的自我认识看成是“聪明的首要条件”，认为哲学应是“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他还强调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标志着马克思已通过对时代实践的深刻理解而牢牢地把握住了哲学最重大的课题。哲学这棵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参天大树一旦失去了它赖以生长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沃土，就会枯萎。哲学要想强化固有的吸引力，谋求自身的发展，就必须还俗，摘去套在它头上的神圣光环，使之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利益，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为此，模糊哲学必须从主体的自我发展来安排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毋庸置疑，模糊哲学只有关心人而不是漠视人，人才去关心模糊哲学；模糊哲学只有拥抱人，人才去拥抱模糊哲学。这便是模糊哲学与人的相关生命线。
③物质观
其一，定义。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把物质归结为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就是原子相反，辩证唯物主义有限度地科学发展了物质概念：“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注：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一经典定义一直为我国哲学界所推崇，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猛烈地撞击着这个定义。人类早就发现，除了现存的客观实在外（如实物和电等），还有非现存的客观实在——潜实在（如能）。例如，某一物体在做功时可产生各种各样的能，但这一物体在不做功时却只有潜能，而无现实的能。虽然潜能不是现存的客观实在，但它却是一种暗藏在事物内部的实在——非现存客观存在。如果从发展的观点看，这种非现存的实在也是物质。显然，对于这一潜实在的物质哲学概括，列宁的静态物质观（因为列宁的物质概括只规定了宇宙在某一静止时间所拥有的物质，而将可能出现的物质即潜物质排除在视野之外，所以，我们把列宁的物质观称为静态物质观）是无能为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动态物质观对物质进行准确的动态哲学概括：物质是宇宙无限连续链条上的各种现存客观实在与由现存客观实在可导的非现存客观实在即潜实在的总和。这就是说，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
其二，物质结构。构成主义物质结构观认为：整体由部分构成并可分割成各组成部分；如果在适当条件下能被分离出来，则它们必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如果是组成部分，则必能在一定条件下被分离出来；被分离的诸部分，必定原先就现成地存在于整体之中。建立在以分析为特征的近代科学基础上的构成主义物质结构观，对哲学和科学的革命性进展曾起过重要作用，但这种物质结构观已在新的科学发现面前破绽百出。例如，正负电子湮灭产生光子，我们就很难说，哪个是由部分所组成的整体，哪个又是由整体所分割出来的部分。又例如，在蜕变中放射出来的电子流，是从原子核中出来的，而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所以，从原子核中放射出来的射线（电子流）的电子决不像组成原子的核外电子是原子的组成部分那样，而是潜在地存在于原子核中。我们并不能说，射线中的电子是原子核的组成部分。以上事实表明，构成主义物质结构观已与时代和科学相悖，必须改变、发展它！
无独有偶，建立在构成主义物质结构观基础上的“物质无限可分论”也步入困境。诚然，在科学发展史上，“物质无限可分论”曾在反对形而上学自我同一的原子观方面起过不可抹煞的作用。但在科学和哲学已取得重大突破的今天，它已失去任何意义，甚至会把科学引入歧途。“物质无限可分论”是作为形而上学终极原子观的对立极端产生的，它是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种子论”的现代翻版。19世纪以前，在科学自我同一的原子观占主导地位。随着质子、中子、电子、X 射线和放射性的发现，以及此后夸克模型的提出，使得部分人失去理智，走上了形而上学原子观的对立极端，认为物质可以无限分割。甚至有人认为电子也是无限可分的。这与中国古代“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机械论思想如出一辄。黑格尔曾忿忿地把无限分割论中的无限斥之为恶无限，“人们先立定一个限度，于是超出这限度，然后又立一限度，从而又一次超出这限度，如此递进，以至无穷。凡此种种，除了表面上的变换外，没有别的了。这种变换从来没有离开有限事物的范围。假如人们以为踏进这种无限就可以从有限中解放出来，那么，事实上只不过是从逃遁中求解放”（注：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现代宇宙学告诉我们，作为整体的宇宙有其起源和创生，创生时期的空间长度为普朗克长度，约10[-33]厘米。小于这个长度， 空间就失去意义，更谈不上对其进行分割。难以设想，对宇宙创生时最先生成的基本粒子以前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加以分割。
夸克禁闭现象强有力地冲击了“物质无限可分论”。粒子物理学家们发现，组成强子（质子和中子等）的基本成分——夸克，只能以束缚态而不能以自由态存在，迄今为止，试验中还找不到彼此分开的自由夸克。量子色动力学理论指出，除非用无穷大的能量去轰击粒子，否则决不能得到自由夸克。然而，无穷大的能量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换言之，强子是不可能被分割为组成它们的部分的。最新的粒子物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基本粒子尽管在非常大的能量下能够被分割成碎片，但这些碎片不是组成基本粒子的更小成分，而是其他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的空间长度或质量有的甚至可以等于或大于被分割的母粒子。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海森伯提出的在物质可分性问题上继芝诺疑难和康德二律背反之后的著名二难推论发人深思：“一方面很难设想物质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分割下去，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设想，这种分割必有朝一日到一个终点。”（注：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二难推论的深刻根源在于人们错误地认为我们的直观也能够应用到很小很小的环境中去。在十分大和十分小的尺度内的试验无法给我们提供清晰直观的图像，特别是在无限小的领域内，分割、组成等词已失去意义。既然如此，所谓的无限可分便流于空谈。海森伯的观点尽管是片面的，却是尖锐、深刻的。我们认为，所谓的物质无限可分论不论是在实际中，还是理论上，都是虚拟的，只不过是纯粹想象的产物。
以上分析表明，构成主义物质结构观和物质无限可分论已容纳不了新的科学事实。为此，作者提出了新的物质结构观和物质分割理论，其理论内容是：作为整体的物质有的由部分构成，有的没有组成部分；如果由部分所组成，则构成部分不一定原先就现成地存在于整体之中；被分割出来的诸部分，可能与整体同质，也可能与整体异质——是整体的他物；组成整体的部分可能小于整体，也可能大于整体；任何物体的分割无不有量的界限——临界点，临界点是物体向他物转化的极限；如果硬要分割不是由部分所组成的整体，则可能使该整体归于湮灭或异化为他物。
④意识观
唯物主义者总是重复着一个似乎是无可更改的教条：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是人脑的机能。20世纪中叶以来，这一神圣的教条受到了相继问世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的剧烈冲击。意识固然是人脑的机能，但却不仅仅是人脑的机能，作为人脑的产物——计算机，似乎也同样部分地具有与人脑相同或相似的机能——意识。计算机已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替代人的体力和脑力的事实不就是很好的佐证吗？众所周知，计算机可以用于管理，可以用于决策，可以预报天气——这一切不是意识又是什么？或许有人说，计算机是人造的，人造的东西至多可以模拟人的某些特性，如模拟人的思维，而它本身却不能思维。他们恰恰忘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代代相传的人本身难道不是人的自我再造吗？如同后代人学习和模仿前代人及年轻人学习和模仿年长人的思维本身是思维一样，计算机模拟人的思维，本身也是思维而不是别的什么。况且，刚刚问世的新一代计算机不仅能进行描摹性思维，而且能进行创造性思维，进行归纳和演绎，由已知推出未知。
尽管人脑还是一个不能完全打开的特大黑箱，但建立辩证自卫机的初步成功使得对黑箱的全方位模拟成为可能，并对突破黑箱方法，深入探索意识的内在微观机制、建立微观认识论提出了迫切要求。我们深信，大脑之谜终有一天要揭开，人脑这个特大黑箱终究要变为白箱。
鉴于以上事实，模糊哲学对意识的定义应力求反映意识产生问题上的一系列变化。为此，我们认为，意识是人脑和人脑的外化物——电脑以及所有同电脑具有相似特性的物质（如可能存在的外星高级动物的大脑）的共有机能。它是物质的反映，又是制约、改造物质的决定性因素。
⑤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这一概括在科学技术不很发达的时代当然是正确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界越来越多的对象物由自在之物变成人类可控物即“为我之物”，人的意志正通过不断改进的工具导向自然界的一切，意识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加速膨胀，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以至我们不得不重新界定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在生产力较落后的时代，例如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一旦生产力得以长足发展，人类获得了一定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后，物质和意识之间便产生了新型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正像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样，物质和意识的初始位置是既定的、无法改变的），意识决定物质，但不管科学技术达到多高水准，意识获得多么大的独立性，人类总是离不开物质这个原始的最一般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质对意识有巨大的反作用。这里，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是物质和意识互易其位置的充分必要条件。看不到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意识地位的变化和思维的升值，看不到意识的巨大潜能，就无力摆脱物质和意识传统关系的羁绊。
⑥时空观
近年来，传统时空观的不完备性日益体现出来，流行的大爆炸宇宙学是对这一传统理论构成核威慑的决定性力量。
大爆炸宇宙学在对大爆炸后一秒至三分钟的早期宇宙研究中，成功地解释和预言了观测宇宙的许多方面。1980年，美国的古斯在大统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爆胀宇宙模型，认为在10[-30]秒的瞬息中， 宇宙曾经历了一个爆胀阶段，发生了从对称的假真空自发破缺到非对称的真真空的相变过程。爆胀持续了10[-32]秒，宇宙直径增加了10[59] 倍。在最终发生对称破缺时，假真空的能量被释放出来，引起惊人数量粒子的产生。此后便以传统大爆炸模型所描述的方式膨胀和冷却下去。这个模型对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给出了令人满意的哲学回答，并对传统哲学的破缺和变革提供了初始依据：
其一，宇宙。爆胀模型表明，爆胀区域是一个更大的始于无规则的混沌状态的物质体系的一部分。这从人类认识从地球到太阳系直至河外星系的扩展相吻合，并反映了人类认识向爆胀宇宙、无规则的混沌宇宙迈进的趋势。在这里，哲学上的宇宙概念同自然科学的宇宙概念是有区别的。哲学上的宇宙指的是已经被反映的和未被反映的广博浩瀚的物质世界，自然科学的宇宙仅限于人类认识所及的物质体系。
其二，时空起源。大爆炸宇宙学给人以启示：宇宙创生于“无”。随着许多守恒定律特别是重子数守恒和能量守恒的发现，人类似乎懒于对自然界再作任何更深层的考察，把守恒的紧箍咒不加任何分析地强行套在自然界的头上一个世纪之久。正在发展中的大统一理论告诉我们，重子数有可能是不守恒的，而宇宙中的引力能可以粗略地估计为负数，抵消非引力能，即总能量为零。这一推论使得模糊哲学关于观测宇宙从“虚无”中演化而来的理论所碰到的守恒律的阻力荡然无存，并把“宇宙无源论”驱逐出了最后的避难所。
应当指出的是，宇宙并非源于绝对虚无，而是从假真空释放出来的能量转化而来的。这种假真空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和能量形式而已。因此，说宇宙起源于无，倒不如说宇宙起源于一种未知的十分特殊的物质和能量形式。
由以上理论可导：时间和空间并不是永恒的，而是从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状态产生的。譬如在小于10[-43]秒和10[-33]厘米的范围内，就没有一个“钟”和一把“尺子”能加以度量，时空概念在这里不幸失效了，存在的只是一个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渺观世界。探索中的黑洞更是否定了时间，可使时间静止。在粒子和微波的世界里，一位科学家甚至假设，时间会倒流。在这个渺观世界里，必须重评引力的量子效应，否则，由于巨大或特小的距离尺度，人类从整体上去探测宇宙便成为不可能。
⑦矛盾观
毛泽东在1937年8月完成的《矛盾论》中认为，任何矛盾都是由两方面构成的。并由此概括出矛盾分析方法：一分为二。这一经典式结论一直作为“圣经”为人们所崇拜。
20世纪下半叶科学和哲学的加速发展无情地摧毁着矛盾构成上的两方面说或唯两要素说。
从自然领域看，各学科之间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并相互交叉，边缘科学的屡屡出现使得学科构成日益复杂——自然界的一切，构成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全方位复杂矛盾体；社会领域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原来世界上再清楚不过的两大阵营以及后来的“大三角”关系被复杂的国际关系所取代。总之，一切在变。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两分法、一分为二已无法概括纷繁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现象，这就要求我们运用模糊哲学全新的思维方式进行矛盾分路，进而形成新的模糊哲学矛盾观：
第一，一个矛盾体由两个方面构成的情况无疑是大量存在的，但是，两方面不一定是两个要素。
第二，一个矛盾，可以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方面构成。譬如三国时期，三方鼎立，缺少了任何一方，由三方共同参与的矛盾也就消失了，从而也就不存在三国历史。再如表决时的赞成、弃权、反对，在路线上存在的左、中、右等，都属于三方面共同构成一个矛盾的情况。四个、五个……N个方面构成一个矛盾体同样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现象。 矛盾多方面说告诉我们，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互以其他每个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失去任何一个方面，由这一方面参与的维系矛盾存在的链条便被割断，原来意义上的矛盾则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矛盾有的由两方面构成，有的由三方面、四方面……N方面构成， 这样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矛盾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由此形成客观世界矛盾系列链条。
⑧历史观
模糊哲学认为，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的发展方向、态势、道路问题。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总趋势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是否有一个统一（或同一）的进化模式呢？
曾几何时，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的国际化，包括东方社会在内的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将无一例外地纳入“世界历史”的轨道，统统遵循如下发展格式：从原始社会开始，中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大一统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线性发展的一元历史观。为实现自己的理论，马克思甚至宽恕了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侵略，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然而，由于这一理论自身的残缺，晚年马克思陷入极度困惑之中。革命是马克思终生不渝的追求，但是，马克思炽热的革命热情和殷切的革命期望在现实中都无情地化为泡影。他一生就是在对革命的期望与失望的焦躁交织中度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巴黎公社的流产，表明革命进入低谷而不是像他预言的那样走向高潮。马克思在思想上是严谨的，他不能容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得不接受这一痛苦的事实。1878年，他勇敢地对自己进行了有限度的否定。指出，《资本论》“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决不能把它变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并首次认为东方社会完全可以跳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由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避免资本主义道路的痛苦。谁如果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被跳越了而不是被其他社会形态替代了，其归属仍然是共产主义社会而非其他社会。也就是说，东方社会所经社会形态只不过是五大社会形态的简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框框。不可避免地受历史局限的马克思尽管没有能够大胆、彻底地否定自己理论中的不合理成分，但他老人家实际上交给了我们一把否定一元历史观的钥匙。
20世纪的许多新变化表明，各国、各民族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用一个固定的社会发展模型去规范自己。由于民族差异的存在，同一社会形态对不同国家、民族会产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效应（譬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繁荣进而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而资本主义在中国却未必适用；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却未必能救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同一国家、民族可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效应。因此，不能简单地宣布哪种制度好或不好，各个国家、民族究竟适合走何种道路、采用何种制度，这要看也只能看该国家、民族的特点、习惯和社会心理如何。简单划一地给出一切国家、民族的发展模型，未免轻率和失之严谨。因为历史只能创造而不能靠演绎。谁也不能十分准确地断定在历史长河中不会出现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他社会形态！这就是模糊哲学关于历史观基本问题的基本观点。
关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关系，模糊哲学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若仅在这里大做文章，那只是毫无意义的清谈。在社会历史领域，有意义的是人怎样去创造历史。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设计师，人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活动，是出于自觉的动机、意志和目的能动地进行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能动的实践活动中所折射出来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加速扩张。社会历史的发展轮廓正是由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人们的合力所勾勒的。这就是说，人是历史前进的强有力杠杆。社会领域的一切，无不打上人的意志的烙印，离开了创造历史的主体，离开了社会意识，就等于背离了社会历史进程的红线。
事实上，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已朦胧地意识到并有委婉的论述。当晚年马克思断言东方社会可以跳越“卡夫丁峡谷”时，他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尺度改变了。这实际上是对社会意识决定作用的默认（当然，这是作为唯物史观创始人的马克思不愿明说的）。因为按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东方社会只能跟在资本主义的西欧屁股后面，按部就班地发展生产力，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这又是马克思所不能容忍的。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以及对人的价值和人类解放的深沉关切，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显然，人道主义原则被空前升华了，在这里成为衡量历史的最高尺度。这是对社会意识决定地位的空前认可。但对社会意识决定作用的默认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而是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
（3）模糊哲学离不开现实，现实也需要模糊哲学。 模糊哲学的生命力在于理论自身与现实经常进行的物质流、信息流
作者建构的动态的开放式模糊哲学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离开了现实，离开了发展着的实践，模糊哲学就无法产生，更谈不上丰富和发展。然而，理论联系实际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永久性劳动，而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由于物质世界和实践的无限性，模糊哲学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如果说模糊哲学有某些真理性成分的话，那么，这些真理性成分存在于也只能存在于理论自身与现实的交换、融汇和协同中，存在于对众多自在之物的无限追求和探索中。模糊哲学永远鄙视用抽象神圣的教条演绎出整个世界，而注重从客观实在中推导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作者期望，这一具有自我否定、自我进化功能的理论能够经得起时代实践的检验。同时，希望人们不要把模糊哲学看作是一个完善的体系，而应视为谋取哲学与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尽管我们有责任把人类的每一种思想置于模糊哲学的严肃思考之下，让模糊哲学的X 光透视所有理论成果，但我们无意以模糊哲学为标准去裁判一切，因为对理论的鉴别向来就是也只能是实践的任务。作者也无意用模糊哲学去指导、锁定人们的一切行动，而是为了启迪人们的思维，为了谋求人类自身的进化。哲学家的良心在于对人类既有思想成果的不断超越，而哲学家的价值则在于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敢于不断迈出尝试性的一步。模糊哲学应当经常吮吸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激动人心的思想以丰富自己。毋庸讳言，当我们用模糊哲学的方法去认识和改造世界时，我们和模糊哲学本身必定也会被改造了的世界所改造。开放的模糊哲学应当容纳、拥抱这种改造，而不应拒绝这一生机勃勃的双向再造！
时代的漩涡中总是深深蕴藏着伟大的创新性历史潮流，模糊哲学将力图顺应这种潮流。如果模糊哲学能称得上时代精华的话，那么，它难免也带有时代的烙印。
收稿日期 199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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