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话产品”考证_老子化胡论文

“广话产品”考证_老子化胡论文

《广说品》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说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周武帝天和五年(570年)二月,甄鸾上《笑道论》, 征引道经以攻击道教。在其引用的26种道书中,有一种被径称为《广说品》而不见其书全名。按照佛道经典的惯例,经下分品,有的一品一卷,有的多品一卷。所以《广说品》一定是某经中的一品。是否因为该经在当时十分流行因而甄鸾略去经名,我们不得而知。由于《广说品》涉及老子化胡,故不仅为当年反复论争的佛道双方所注目,而且也引起当代研究佛道二教学者的特别关注(注:如许理和(Eric·Zurcher )先生在其名著《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中,出色地英译了《广说品》的第二段文字,尽管由于他采用的明本《笑道论》中,“始老国王”作“始者国王”,这略微影响了其译文的准确。参见此书英文版,莱顿,1959年,300页;李四龙等中译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506页。)。但是《广说品》究竟属于何经? 却是至今未搞清的问题(注:近年来有两种专门对《笑道论》的译注,但都没能解决《广说品》的问题。如日本的“六朝隋唐时代佛道论争”研究班《〈笑道论〉译注》,《东方学报》,第60册,京都,1988年,497、 499 、531、549页。 Livia Kohn,《笑道论:中国中世的佛道论争》

(Laughing at the Tao:Debates among Buddhists and Taoists

in Medieval China)Princeton Univesity Press,1995,pp.56~57、71、195。)。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敦煌道书,对此问题略陈己见。 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甄鸾在“造立天地”条中引《广说品》云:

天地相去万万五千里。

又在“明五佛并兴”条中说:

臣笑曰:《广说品》云:始老国王闻天尊说法,与妻子俱得须陀洹果。清和国王闻之,与群臣造天尊所,皆白日昇天。王为梵天之首,号玄中法师,其妻闻法同飞,为妙梵天王。后生罽宾,号愤陀力王,杀害无道。玄中法师须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经三月,乘白鹿与尹喜西游。隐檀特三年。愤陀力王猎见,烧沉老子,不死,王伏。便剔发改衣,姓释名,法号沙门,成果为释迦牟尼佛。至汉世,法流东秦。(注:道宣《广弘明集》卷九,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150页中、151页下。)

“始老国王”一作“始者,国王”,误。“须陀洹果”,是佛教小乘声闻得四果之初果。“檀特”,即佛典中须大拿太子修行之地,《大唐西域记》卷二说:“弹多落迦山,旧曰檀特山,讹也。”按《广说品》之说,清和国王是玄中法师,即与尹喜同化西胡的老子;其妻为妙梵天王、愤陀力王,即释迦牟尼。老子与佛,可能先有阳阴互补关系,后来又衍生出一种夫妻尊卑的关系。这确是很特别的一种“化胡说”。其根源可能是《三天内解经》中关于老子主生化,主左,左为阳气;释迦主死化,主右,右为阴气之说(注:《道藏》28册,415页下, 文物出版社,1988。)。

唐末五代杜光庭编《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三“疏将开道西极”云:

义曰:《本相经》云:昔妙梵天王为贪快乐,不修功德,下生罽宾,为烦陀力王。复好田猎,杀害无道。故老君以昭王时西入流沙,授以浮屠之术而度之焉。(注:《道藏》14册,329页下。)

此条材料的意义在于提示我们要注意《广说品》与《本相经》的关系。楠山春树氏就曾据此推测《广说品》可能是《本相经》的一品,但因未发现可供文字对勘的直接证据(注:楠山春树氏《老子传说の研究》,452~461页,创文社,1979。他认为《广说品》可能是某部《化胡经》的品名,同时又指出很可能是《太上妙法本相经》的一品,但是因为《道藏》本《太上妙法本相经》中没有类似的内容,所以只能是一种有待证实的推论。),因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南宋谢守灏编的《混元圣记》卷二云:

老君又化身,号静老天尊,行教五方,遂于东华山九合玄台说法,以授东极始老国王。其王妃王子大臣五千余人,同修其道,俱得地仙。乃建习仙宫习灵七正二馆,令学仙者居之。二百年中,国内白日昇天者三千余人。其王昇为妙梵天王。按《青童内文》云:始老国在东海之外也。一名清和国。妙梵天王后以逸乐过度,谪下人间,为罽宾国王,老子化之为佛者是也。

卷四云:

今复与无上真人尹喜至罽宾行化,暂止于近郊山谷。初,清和王(即东极始老国也)生天为妙梵天王……其后享天福报尽,降生人世。尚以余福,得为羌胡之主,烦陀力士(王?)是也。既生人间,忘其宿命,杀害无度,频出游猎。老君不忍违其前愿,乃于此教化之。时王出猎云云。(注:《道藏》17册,797页中、820页上。)

这两条材料使我们基本明了《笑道论》所引《广说品》故事的来龙去脉。尽管《混元圣纪》并未说明这两条材料出典何在,但上文所说的“建习仙宫、习灵七正二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追寻其出典的新线索。《上清道类事相》卷四《宅宇灵庙品》引《本相经》云:

第二十一经云:东华国王造神仙七政之庙,女人居之修道也。上法二十八宿也。其宫室二十八门也。

同卷又云:

(《本相经》)第二十一卷云:习仙神宫,上下九级,一百二十丈,基面九尺,方圆一百二十步。又有神仙之庙七政者,上法二十八宿也。(注:《道藏》24册,889页中、890页下。)

这不仅再次印证了《本相经》与《广说品》内容上有关联的推测,而且还使我们进一步设想:以上《道德真经广圣义》、《混元圣纪》、《上清道类事相》所引的相关内容,有可能都出自《本相经》卷二十一。那么究竟是否如我们所想呢?敦煌道书中的一种道藏佚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S.2122和P.2389都是《太上妙法本相经》的残卷,两者都是首残尾完,但前者比后者多出近百行,所以我们的考察以S.2122为主。该写卷首部残缺不会很多,从中可以看到整个故事的全貌。有了《混元圣纪》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经中的“天尊”,又称“静老天尊”,原来是老子的化身。他行化四方,说“太上妙法本相自然尊经”以救度世人。这次来到东极始老国的东华山说法,始老国王名陈仪成,听其说法后自愿舍弃王位,追求真正长生不死之道,所带太子、妻息、男女一并得地仙之道。而在此东方四十八万里的仓海之东有清和国,其国王受到始老国王事迹感染,也“唯念大道,修行道德”,在国内礼遇行道之人、供养道士,并且:

造习仙神宫,上下九级,一百廿丈,基高九尺,方圆百廿步。……复造神仙七正之庙,亦与习仙同之。男居习灵,女居七正。……七正者,上法廿八宿,其宫室廿八门,应之度数。一百年中,三千五百学士白日昇于太极宫也。国王夫人亦同飞迁,为妙梵天王。而梵贪于乐乐,不行功德,修志天宫,不修道德。尔时恒发一善,愿于玄中养之前舍身受身,乃至成道。常与弟子作师,度为高真。以此愿故,落为人王。于西方罽宾之国,号曰烦陀力王。杀害众生,亦无数量。田猎山野,如于狂人。淫爱宫妃,羖牂之属。积罪如山,不可称计。玄中养尔时号为玄中法师,于中叹曰:清和国王信解三宝,供养布施,以修善业,得生天上为妙梵天王。贪著乐乐,不行前业,从意宽诞,遂落人王为罽宾国中烦陀力王。杀害无度,不可称数。前以许誓,不得违失,须化之度之,去离苦恼,令即信伏,得修学业,迁成道真。于是玄中法师化生有缘,先李氏女,神妃之子,愿使生道之胞七十二年,举候十年,乃剖左腋而生之……经由三月,乘白鹿而西应。合尹喜同期唐门,隐迹檀特,三年不出。烦陀猎见,因即呵嫌,仍遣不留,恐其溢言。二子不去,遂渐化之。不从正教,方欲毒之。延王就穴,具出神厨。食不尽肴,万众悉足。于后吁其二子,因而遣之。仓厨穷竭,王转增怒。积薪焚烧,火不能热;沉石海渊,石不肯没;出兵格战,箭返刃折。百种祸害,不能令杀。静老麾吁山林,化成兵甲,从天而下,满在王国。举国惶怕,恐无生活。持石叩头,两手双抟,誓奉神人,不移不易。二子知心,方尊三乘于沙国城西。一时摧折,度其入道,髡剔须发,衣以弊服,纵披横裙,校以戒律,号曰桑门。至末世经流东土,渐至洗伪。

由此看来,S.2122《太上妙法本相经》写本是基本可以与以上各书所征引的内容相对应的。当然,在道经传写过程中,会有种种情况导致文字有所改变,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为重要而且非常幸运的是,S.2122和P.2389都保留了完整的尾题:

太上妙法本相经广说普众舍品第廿一

所谓“广说品”应即“广说普众舍品”的简称。这样就使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笑道论》所引《广说品》就是《太上妙法本相经》中的《广说普众舍品》。并且我们还会由此确认,《本相经》也遵循一卷一品的通例,其第二十一品就是第二十一卷。此外还有津艺289(77·5·4628)是《太上妙法本相经东极真人问事品第九》,亦即卷九。P.2388是该经卷第二十三,可惜没有留下品名。则《本相经》至少有23卷之多。这就带来新的问题:《太上妙法本相经》是何时成书的?在《笑道论》成书时,它是否已经有了20多卷的庞大规模?

近来对此经做过深入研究的是山田俊氏,他以《本相经》为中心的系列论文至少已发表了三篇(注:山田俊《道は人な度はぢ、人自ら道を求む——〈太上妙法本相经〉の思想》,《熊本县立大学文学部纪要》1995年第1卷,227~250页。 《再论〈太上妙法本相经〉——以〈东极真人问事品第九〉为主》,《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479~498页。《三论〈太上妙法本相经〉——〈本相经〉卷第十と“种、类”の思想》《熊本县立大学文学部纪要》5卷1号,1998年,116~138页。山田氏新著《唐初道教思想史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99)也讨论了《本相经》,但未及《广说品》。)。在对《本相经》的思想进行开创性的探讨之外,他也涉及到《本相经》成书时代的问题。他认为,贞观元年(627年)法琳撰《辨正论》是最早引用《本相经》的文献, 所以他把《太上妙法本相经》作为一种初唐道经来看待。如果我们以上的考证能够成立的话,至少应该把《本相经》的成书时间提前半个世纪。而且,由于此书具有明显的北方道教特征,我认为它最初是北方道教的产物。

就现有文字来看,此经是以老子所化的静老天尊为主神,立论多由《道德经》的词句展开,常以治身与治国相提并论。修道方法仍停留在“志存山林,长斋隐素”,与南朝后期兴起的“昇玄内教”新道法有着很大不同。而文字浅显质朴,较少深奥的思辨言语,也与同期南方道经有所不同。其宣扬的思想,不外道性(注:若以《本相经》的道性论与《昇玄经》、《本际经》相较,后两者明显要比前者成熟、深刻,这显示了《本相经》义理的相对贫乏,或可从一侧面反映该经出自北方。关于道性的阐述,参见姜伯勤先生《论敦煌本〈本际经〉的道性论》,《道家文化研究》第7辑,221~2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陈弱水先生《隋唐道性思想的特色与历史意义》,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1998。)、师受、因缘、自然等,又十分强调与外道的区分,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佛教和“化胡说”。《广说品》中的“化胡说”是北朝后期流行的五种“罽宾化胡说”中的一种(注:关于“罽宾化胡说”出现的时代,参见拙稿《试论〈化胡经〉产生的时代》,《道家文化研究》13辑,102~1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笑道论》同时还引用了《文始传》中的“罽世纪宾化胡说”,与此相同的是都有老子、尹喜隐于檀特山,胡王水火烧沉的情节。不同的是没有胡王前世的因缘,最后是尹喜成为佛(注:关于《文始传》的时代,山田利明氏有《〈文始先生无上真人关令内传〉の成立にっいつ》,载《历史におけゐ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集》,国书刊行会,1982年,221~235页。他认为《文始先生无上真人关令内传》是在《文始传》等书基础上,在隋唐之际新编成的。原文见道宣《广弘明集》卷九,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151页中、下。)。 敦煌本《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S.2081)也有烧沉、厨会、摧折兵锋等内容(注: Anna Seidel,"Le Sutra

Merveilleux du Ling-Pao Supreme,Traitant de Lao Tseu qui Convertit les Barbares (LeManuscrit S.2081)",Michel Soymie ed.Contributions Aux EtudesDe Touen- Houang,Vol.3,Paris,1984,pp.305~352.),但化胡的主角是“天尊等二老公”。不过,通过《本相经》我们可以看到,老子也可以称作“天尊”,当然这与元始天尊是不同的。其经末尾说:“天尊言:此经凡有三名,一名元始大圣,二名老子,三名天尊。”再次说明北方道教主神老君也可以称天尊。这对我们认识北方道教,尤其是北朝后期道教的南北方交流与融合是有帮助的。相似的内容还见于《三洞珠囊》卷九《老子化西胡品》(注:《道藏》25册,356~357、358~359页,引文分别来自《文始先生无上真人关令内传》和《老子化胡经》。)。老子和尹喜是北方道教,特别是楼观道力捧的化胡主角,《文始传》即出自楼观道之手,可见这种“化胡说”应是流行于北朝后期,并且是在唐代的“于阗化胡说”进入《化胡经》之前(注:关于“于阗化胡说”的产生,参见拙稿《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残卷新探》,《唐研究》第2卷, 102~1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一直产生影响的一种说法。

如果《广说品》的化胡内容果真带有北朝后期的时代特征,无疑又为《本相经》出于北朝末期提供了证据。但《本相经》在甄鸾时代是否已有二十多卷,却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做出回答的问题。如果比较以上各种文献与敦煌本的文字,除去可以理解的传抄差错之外,还有一些明显的改动。例如,在《笑道论》时代的《广说品》中,始老国与清和国不是同一个地方,清和国王是玄中法师,其妻是妙梵天王(愤陀力王),亦即分别为老子和佛。而敦煌本中说清和国王是妙梵天王(愤陀力王),玄中养是玄中法师,略去了佛与老子的夫妻关系。《混元圣纪》显然大体沿袭了敦煌本的说法,也说清和国王即妙梵天王和愤陀力王,但又把始老国和清和国混为一谈。敦煌本比《笑道论》改进之处,似乎可以看作是唐人对北朝旧说的改造,是对太过离奇荒诞而又特别容易引起争议的内容的修正。这样看来,山田俊氏关于此经甚至在法琳时都不会达到二十多卷,而只是在7世纪后期才被统编为一部的推测, 是颇值得重视的。因为现存各卷体例明显不一,而且在唐以前,自上清、灵宝经以下,似乎还没有出现过长达二十多卷的道经。所以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太上妙法本相经》虽然在北朝末年就已成书,但只是在唐代经过统编后,才达到二十多卷。当然,由于该经残缺太多,对此做出准确的结论还需要更加细致的文献对勘。

总之,为《广说品》找到应有的归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本问题,或许还可以为我们考察南北朝末期的南北道教融合,以及唐代道教对前代的继承与发展提供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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