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语境翻译实践下中国文化表征自我的策略
张万防 翟长红 沈春华
（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已成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成为西方用来殖民的工具与殖民地自我表征的手段。中国文化，作为边缘文化的“他者”不能消极无为，而是需要借助翻译的空间，尝试运用各种方法，努力拼贴被殖民者撕裂的碎片，表征自我，从而恢复历史记忆的真实性。
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翻译；政治实践；“他者”；重构
“他者”，作为一个源自后殖民理论核心范畴的术语，20世纪90年代渗透到翻译领域。通过殖民视角翻译中“他者”的尴尬地位的研究，可以更有效地揭露帝国主义对东方和第三世界实施的文化霸权行为。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帝国主义进行积极抗争、抵制西方对“他者”文化的任意撕裂、通过翻译将碎片进行拼贴、表征自我，最终重塑本土文化身份为“他者”正名，成为后殖民翻译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1 中国文化表征自我的尝试
“他者”的抗争，不应该是以彻底否定一方而彰显自己为模式，而应该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主体哲学的一种扬弃。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实践，应该采用多种翻译策略；一方面抵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侵吞；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种种途径，借助和西方的主体互动，传播本土文化精华同时又吸收异域文化精华，从而达到强化自身，彰显身份的目的。
1.1 主动出击争取翻译主动权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他者”弱势文化，在与强势文化交锋的过程中已成为“被动”的一方：首先弱势的文化已经习惯于单向地通过翻译这个窗口输入西方的文化，而在输出本民族的文化上显得力不从心；其次，即使西方人愿意翻译，企图让他们在翻译中完全忠实于“他者”文化，无异于痴人说梦。长期以来，东方已经习惯于被动地任由西方人摆弄自己的文化，这必将会导致东方形象被扭曲，历史事实被纂改；最后，文化走出去的需求，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庞大的翻译工程，指望外国人去组织，是不现实的。
由于沟槽辊上多个环形流道内的流体特性相同[4]，故为了减轻计算机的运行负荷、节约计算时间，对辊壳式流浆箱实验装置的内部流场进行简化，选取沟槽辊中的一个环形流道，用SOLIDWORKS软件建立从均衡室入口至浆流出口的流场模型，再用 ICEM-CFD 软件中的四面体网格划分方法进行网格划分，经反复尝试，最终确定最佳网格尺寸为 4 mm，网格总数约20万，划分网格后的流道模型如图3所示。模型具体参数与文献[2，5]的建模参数相同。
首先，在文化输出时，采取一定的异化策略使译文在西方读者中有一种“生疏感”，有利于传播“他者”文化，进而冲击文化霸权。斯皮瓦克基于对“伦理特异性”负责任的伦理规范而在技术层面上推崇“直译”，即倾向“字面直译”以避免“对原文的同质化”。
勒维纳斯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总是在与别的事物的差异关系中凸显出来，差异是自我赖以生存的条件。所以，东方主义者越是试图通过抹杀差异撕裂“他者”文化，殖民地或者边缘文化的译者就越要通过翻译，表现差异，引入强势文化，让其适当发声，对目的语文化进行反省式的注入与改造，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对比，丰富本土文化。这种以德报怨的翻译行为，不仅体现出了译者对异域文化的异质性的尊重，也是实现文化自强的一个必要手段。鲁迅就提倡用直译的方法改革和丰富中国文学。当然，这应该以不会颠覆本土的主流价值观，混淆自我与他者的文化身份为前提。
由表4、表5可知，一段净化Co损失率降至20%以内，贫镉液钴控制在150 mg/L以下，不需要对贫镉液单独除钴，按照10万t电锌规模，年降低锌粉消耗500 t。
1.2 尊重差异提高民族自信心
在西方世界向“他者”推行文化霸权的后殖民时代，“他者”译人必须主动出击向西方翻译本民族文化，重新书写自己的文明，抵制霸权的帝国文化，让西方听到“他者”真实的声音，认识“他者”真实的形象，这样可以大大规避让别人捉刀而遭受文化蒙蔽的风险。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辜鸿铭对《中庸》的英译就是在借助翻译改变被扭曲的中国文化形象，从而抵制西方文化殖民主义。[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东方的翻译家需打破画地为牢的封闭心态，在后殖民语境下，应该愈加从容，积极从异域文化中吸收健康的养料。越是对异域文化漠视、抵制或者不尊重，越不利于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并不惧怕外来文化的挑战。不尊重异域文化差异性的翻译不仅是译者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也会阻碍本族文化的发展。
首先，“重释所指”，可以用来纠正来自强势文化的偏见，拼贴被强势文化撕裂的真实，虽然无法彻底改变不平等文化交往的现状，但无疑能对文化的非殖民化进程，争取到一定的叙事话语权起到推动作用。
1.3 重释所指争取叙事话语权
尼南贾纳[2]呼吁“要给翻译重新定位，把翻译当作一个抵抗和转化的场所”。朱迪斯·巴特勒的“resignification”概念以积极的模式重构新的语境，从而颠覆统治话语的权威性。
由此可见，巴特勒的“重释所指”通过运用主体的话语表征，重新表意，对权威反讽和解构，为边缘群体正名。它强调在新的语境中重新构建新意义。换言之，在一定的语境下，对于主流文化烙在“他者”身上的歧视性表述重新释意，反转所指，就有可能让父权社会、殖民主义压制的弱势群体重新发声。
2014年，在西甲的足球赛场，看台上有激进的种族主义球迷对着准备开角球的巴西人阿尔维斯扔下一根香蕉，暗含黑人、有色人种是猴子，因为猴子爱吃香蕉。这种情况在足球赛场并不少见，面对这种种族歧视行为，大部分球员会怒不可遏，这是常见的抗争方式。然而，阿尔维斯弯下腰，捡起香蕉之后，若无其事地剥开皮，将香蕉塞进嘴里，使得远端的球迷全都看呆。
球迷扔香蕉的行为，是自以为是的主流文化对边缘黑人（有色）球员的一种歧视，而阿尔维斯对种族歧视理智的回击，犹如巴西的“食人主义”，都是一种边缘弱势的“他者”对于主流文化烙在其身上的歧视性符号的主动吸纳和创造性反转，这种修辞和行动策略超越了简单直接的对抗，而一跃成为游戏、狂欢和创造。
巴特勒的“重释所指”概念，对翻译研究也有着借鉴意义。
以上的基础研究报道，为狐臭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以及狐臭柴果胶的提取和神仙豆腐的工艺化生产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重释所指”也体现在对待强势文化文本文化输出上。在翻译强势文化时，一定要敢于解构权威，去除中心，而不能亦步亦趋，不敢变动。“重释所指”就会成为“边缘文化”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具体的批判和创造手段。他们以批判的态度，反转话语所指，吸收强势文化的精华，将之融入本土的模式。为抵御英国殖民文化的入侵，一些印度学者将西方人名归化为印度人名，将英语中的夏天译为印度语中的春天，用印度语言中表示爱情的意象“lotus”取代英国文化中表示爱情的意象“rose”等等 。[3]
1.4 建构策略考虑读者接受度
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来看，边缘文化向中心文化的输出，得到译文读者接受的可能性不太高。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翻译策略的建构尤为重要，而译文读者的接受度也是译者需要考量的一个方面。
以上种种被动，只会任由东方主义者对东方形象的扭曲，遮蔽东方文化的身份，不利于东方文明的传播。尼南贾纳呼吁通过“重译”来抵抗殖民主义；拉斐尔对西班牙文本进行“戏虐性误译”来为文化生存架桥；霍米·巴巴提出“第三空间”概念以消解强弱文化的二元对立；埃及学者梅勒兹试图利用巴巴的“混杂性”概念，来颠覆各种本土方言中存在的殖民权力等级。
其次，韦努蒂提出的“抵抗式翻译”、德坎波斯的“食人主义翻译”以及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翻译”，都可以用来对抗西方对弱势的“他者”的“文化殖民”。然而，凡事有度，过犹不及，无论是何种翻译策略，都不能游走在两个极端，而必须适度考虑目标文化的接受规范。即使很多人所推崇的“混杂性翻译”策略，也要注意度的问题。因为过度的混杂往往不能被目的语文化所接受，甚至遭到排斥。
再次，不得不承认，在特殊的语境下，适当归化的翻译也能够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历史事实证明，“他者”在引入强势文化，保存差异时，不一定非要用“抵抗式翻译”策略。相反，根据接受语境灵活地采用归化的策略，从读者接受的视角依靠具体的翻译方法展开翻译，反倒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文化融通效果。严复、林纾在翻译策略选择上便是如此：“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造就了整整一代知识精英，林纾已通过翻译把上百部的外国文学作品推到了读者面前，使读者领略到了他者文化的无穷魅力。”[4]
最后，语用翻译观也有助于推动边缘话语走向中心话语。就中国而言，“由于‘译事三难’、译法不当、译道不通，我国的许多经典还是没有很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国人的努力往往事倍功微。”因此应该采取“宏观译事”的经典外译手段，利用语用翻译观助中国文化走出去。[5]虽然语用翻译观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然而前者更注重具体的翻译方法，这在后殖民翻译理论宏观的背景之下也是不可或缺的。
同时，在推动本民族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边缘文化的译者也不能为了商业的成功而刻意迎合译语国的读者需求，这样虽然消解了异域文化的疏离感，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但也毁坏了原作中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文化价值。不仅无助于自身文化形象的传播，也为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埋下了隐患。更可怕的是，这种急功近利的翻译是对西方“我族中心主义”的默认，是一种可悲的自我殖民实践行为。
1.5 抛弃偏见树立正确伦理观
警惕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霸权、抵制“东方主义”带给“他者”的变形与撕裂的同时，也谨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让“他者”变为“对西方的一系列偏见”的“西方主义”者，[6]又不能将“西方”虚构为变了形的西方，或是“东方人”想象的西方。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与心理状态，研究组与参照组护理前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研究组均高于参照组患者，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对比两组患者肺结核知识掌握情况，研究组患者各项评分均高于参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危难关头，他双手握住铁棍，猛地向上一抬，将棍身卡在了对方的刀柄处。刀尖抵在他的心口前，用力下压，奈何对方气力太小，不能使之前进分毫。
在访谈结束后24 h内将录音和非语言行为转化为文字，采用Colaizzi现象学七步分析法分析：①认真阅读所有访谈内容；②提取有代表性的陈述；③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行编码；④对编码后观点进行汇集；⑤写出详细无遗漏的描述；⑥辨别相似观点，升华为主题；⑦研究者按照一定顺序和主题进行重构，并穿插研究者见解和反思，使最终形成的主题间有一定关联性[8-9]。将结果返回至被访者确认，尽可能使资料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一致[10]，再列举受访者具有代表性的访谈内容。
面对迅猛的城市化浪潮，新一轮针对城市发展的研究和实践将迎来热潮。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美。”以文化营销的方式，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可持续发展动力。通过充分挖掘城市文化资源、有效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产、增强城市文化认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等途径，以打造城市多元文化景观空间、寻求城市准确清晰定位、运用“文化+”、进行多产业融合、巧用新媒介平台拓宽城市宣传渠道等方式，不仅可以完善城市文化营销的理论，也能更好地推动城市的良性发展，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前瞻性。
强势文化在翻译弱势文化的文本时往往缺乏应有的尊重，他们尽情施展权力，粗暴地占有、处置甚至抛弃弱势文化的文本。越是这样，边缘文化的译者越要抛弃偏见，兼纳异域文化之精华，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 以宽容的态度和开放的心态积极应对世界文化或外来文化的冲击，以更好地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
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正确的翻译伦理观应该“以传达原文的异质性为基本伦理态度，同时在可读性和普遍性的原则约束下，尽量平衡译介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方诉求。”[7]抛弃偏见，尊重他人眼中的世界，是一种对待异域文化的正确伦理态度，建立主体间正常的伦理关系才是翻译主体应有的本真存在。
2 中国文化发声：不再沉默的羔羊
翻译不仅可以使“他者”处于边缘和失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作为一种工具用来抵抗文化霸权，通过解构语言文化权力使“他者”发声。面对失语的尴尬处境，“他者”通过写作、批评、翻译等手段进行抗争。而翻译则是诸多“解殖民化”工程的核心所在。于是，翻译的任务也从旨在解救纯语言转而变成解救一切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通过翻译吸取强势文化之精华来繁荣民族文化，从而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最终使“他者”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亦可以在翻译中通过过滤强势文化之糟粕，抵抗其对弱势文化的侵袭；当然，还可以通过自我翻译民族文化，使“他者”的背景化文本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进入前景化的主流话语之中，为民族文化开拓空间、赢得尊重。
总之，让“他者”发声，并非是要去一个“西方中心”而来一个“东方中心”，而是积极理性地通过翻译手段进行重构，让“他者”获得真实的文化身份，在世界文化会流的过程中发出自己铿锵有力的声音。
3 总结
本文在考察西方如何把东方和第三世界作为“他者”进行各个层面控制的基础上，对西方后殖民文化霸权行径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他者”应该以翻译实践为武器拼贴被撕裂的历史，从本质上进行自我重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言的“拼贴”，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对主体间文化价值判断、道德与伦理规范的反思基础之上提出的翻译实践路径，是试图为“他者”进行文化霸权的抗争提供可操作性的理论指导。
新材料的推广应用虽有一定的风险，但只要科学合理地使用，效益是比较显著的.虽然下属各企业在工程项目中应用一些新材料进行施工，但对工程新材料的性能分析能力不足，不敢大量使用，在这方面需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总之，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实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东方主义者虚构出一个他们眼中的“他者”形象，通过翻译对“他者”异质语言和文化漠视、排斥、践踏和消融，将其碎片化；另一方面，“他者”也以翻译作为工具，通过主动出击、尊重差异、重释所指、建构策略、抛弃偏见等手段来拼贴被撕裂的碎片，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从而让“他者”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发声，不再做沉默的羔羊。
参考文献：
[1]王辉.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
[2]Tejaswini Niranjana.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Colonial Context[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3]蒋骁华.印度的翻译：从文化输出到文化抗衡[J].中国翻译,2002,(2).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侯国金.语用翻译观助中国文化走出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3-24.
[6]Buruma,I & Margalit,A.Occidentalism：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M].New York：Penguin Books,2004.
[7]吴赟.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伦理探讨——以白睿文、陈毓贤英译《恨歌》为例[J].中国翻译,2012,(3).
The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 Strategies for Self-representing of Chinese Culture
ZHANG Wan-fang， ZHAI Chang-hong，SHEN Chun-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23）
Abstract: Translation,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has become a cultural & political practice. In addition, it is a colonial tool and self-representing means for the west. Facing colonialism and cultural hegemony, Chinese culture is seen as imaginary and ugly “the Other” and becomes distorted imag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Other” should actively correct distorted images by employing translation.
Key wor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political practice; ＂the Other＂; reconstruct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717（2019）04-0090-04
收稿日期: 2018-11-20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7年湖北省教研项目“基于4c核心能力培养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写译工作坊教学模式探究 ”(20173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武汉轻工大学2018年科研项目“后殖民主义翻译实践下中国文化自我表征的策略”（2018y38）的最终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万防（1980-），男，河南新乡人，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翟长红（1978-），女，河南新乡人，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化与翻译。
沈春华（1971-），女，湖北宜昌人，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