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2-0011-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高速发展。1978—2005年上半年，经济年均增长超过9.4％。应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运行要在20多年的长时期内维持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态势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在这期间还经历了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相类似，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有些年份甚至出现剧烈波动。究其原因，除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所决定外，中国的经济转轨背景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的特殊国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转轨以来，政府采取了6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措施，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1996年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1] 应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持续快速增长，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密不可分的。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宏观调控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当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时，政府通过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另一种是当总需求过于扩张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政府通过加息、紧缩财政支出等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然而，中国的宏观调控除了上述两种基本形态外，还出现了为应对当时经济运行状况的其他复杂情形：从宏观调控的出发点上看，从治理经济全面过热到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过热，从治理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从政策措施上看，有紧缩性政策，也有扩张性政策，还有“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政策。从调控手段上看，有直接的行政手段，也有间接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从调控时机上看，经历了一个由最初的被动调控到目前的主动调控、事前调控。可以说，中国的宏观调控面临着更为特殊的经济背景，应对了各种复杂的经济运行状况，取得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教训，经历了一个从以直接的行政调控手段为主到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理论界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如何进行宏观调控等问题先后出现两次大规模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深化了对宏观调控的认识①。
当前，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认识与判断以及如何进一步宏观调控再一次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2005年6月开始，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关注突然从“防止过热”变为“警惕变冷”，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已出现增长势头减缓的“拐点”。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2005年6月29日召开的第二季度例会上，参会者对于人民币汇率调整、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以及下一步的政策组合等方面已达成共识，认为经济已进入下行的调整期，接下来需要注意的是“经济会不会过冷”；2005年7月13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发布报告预计，2005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将放缓，第三、第四季度同比分别增长8.6％和8.2％，全年经济同比增长8.8％，比2004年回落0.7个百分点。众多信息似乎都在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下降通道，问题在于应该如何避免市场进一步萎缩，甚至出现经济大滑坡。从这种认识出发，学者们认为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已达到遏制经济过热的预期目标，应该采取适当放松信贷的“微调”，或者“无为而治”等等。然而，2004年7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当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经初步核算后2005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9.5％，而消费价格仅上涨2.3％。从三大需求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4％，比2004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2％；出口增长23.2％，虽比2004年同期减慢15.9个百分点，但仍属于正常水平。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经济依然在高位运行的良好态势。
在这里，存在一个怎样认识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的问题。本文在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以来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和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图对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作一基本判断，并提出下一步宏观调控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图1列举了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动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周期性波动也十分显著，有时波动的幅度还很大，对经济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990年增长率最低为3.8％，而1992年则高达14.2％，波幅超过了10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三次大的起伏和波动：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从1981年左右开始发动，到1984年达到最高点，然后逐渐减速，于1990年到达最低点，形成了转轨以来的第一个周期性循环；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从1991年开始启动，到1992年达到最高点，然后逐渐减速，于1999年前后到达低点，形成了第二个周期性循环；第三次出现在本世纪初期，也就是目前正经历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从数据上看，经济从1999年开始启动，在2001年前后表现出加速的特征。到目前为止，经济运行仍处于上升通道中。见图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周期出现平滑化、微波化的趋势，我国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经济周期也出现了这种趋势和特点。虽然各国所处情况有所不同，但都与各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宏观调控的改善密切相关。所谓经济周期的平滑化、微波化趋势是指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向着起伏平缓、峰谷落差缩小的波动轨迹转变。从1996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最大不超过2.5个百分点，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波动的波幅具体地表现出这种平滑化、微波化的特点。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与历次宏观调控相比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动手早、见效快，及时控制住了峰位。这有利于实现经济周期的平滑化、微波化，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适度高位平稳运行。②
二、转轨以来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实践
1.1979—1981年的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洋跃进”③ 造成的。1979年全国在建大中型项目1100多个，1980年又新增加了1100多个，这一庞大的基建规模远远超过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传统体制下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得到调整，致使全社会购买力猛增，其结果是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推动了市场物价的快速上涨。“洋跃进”造成了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赤字的出现，财政赤字又必然带来货币的超量发行，这样就引发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
面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和1980年宏观经济运行一度出现的严重混乱局面，198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对经济实行调控。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是大规模压缩基建投资，减少财政支出。1979年和1980年先后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1981年又停建缓建了22个大型外资引进项目。这样，投资总规模才被明显地压下来。财政方面对地方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明确各级财政的责权利关系，减少财政赤字。现在看来，由于缺乏宏观调控经验，宏观调控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当时的基建投资砍得过猛，1981年基建投资增长下降20.75％，而GDP增长率从1978年的11.7％下降到1981年的5.2％，紧缩性政策有些过度，至少在基建投资方面如此。第二，宏观调控采取的主要手段是行政手段和财政手段，这是由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转轨出来，经济运行的许多方面还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采用行政手段(财政手段本身也具有行政性的特点)是非常有效的，微观主体还没有太多的自主权。
2.1982—1986年的宏观调控
经过经济调整，1982年中国经济开始回升，并逐渐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到1984年第四季度经济再次出现过热，银行信贷失控、投资规模膨胀、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和物价上涨趋势明显。1984年GDP增长率达到15.2％的高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高达42％。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85年中央提出一系列紧缩的调控措施：统一制定信贷计划和金融政策，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与调节职能，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和现金投放；从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预算外投资的规模；坚决压缩行政开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盲目增长，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财务上乱开口子、乱提工资、乱发奖金、津贴和实物。
与1979—1981年的宏观调控相比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化程度提高，这一时期的宏观调控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本轮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主要集中在控制通货膨胀，以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主要是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引起的，其根源在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膨胀。而投资需求的膨胀又与1984年财政体制的分税制改革和减税让利措施密切相关。第二，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和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创设了货币政策工具的初步制度框架，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货币政策开始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是从1984年开始的。第三，宏观调控的手段仍以行政手段为主，但经济手段的力度大为增强，并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当时的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具备独立制定和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条件。第四，从这一次宏观调控开始，政策当局注重分别运用相应的紧缩性与扩张性的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冷热状况进行调节。从1984年的经济过热到1985年的紧缩再到1986年第四季度的政策松动到1987年的偏热，正好完整地演绎了宏观调控与经济波动的全过程。这一在短短的四年中经济运行经历的由“热”到“冷”再到“热”的周期性循环，显然与对调控力度的把握有着直接的关系。④
当然，这一次的调控是在财政与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渐通过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推行的。这也是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上由直接的行政和计划干预向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进行间接调控过度的一次尝试。
3.1987—1991年的宏观调控
1988年的经济过热有着特殊的经济背景。一方面，在1985—1987年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未使经济实现“软着陆”的情况下，决策层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一条在低通货膨胀环境下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路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提出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认为“价格改革关”晚过不如早过，并在1988年8月发布《公告》公开宣布开始“价格闯关”。自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变化：扩大财政支出，通过赤字财政来维持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1986—1988年按IMF口径计算的财政赤字累计约为610亿元。特别是在1988年财政体制实行“包干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继续下降，致使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而地方财政收入得到增长，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迅猛扩张。其中，需求膨胀的主要原因是预算外的投资膨胀。1987年和1988年，预算外资金支出分别为1840.75亿元和2145.27亿元，分别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0.6％和47.7％，相当于预算内总支出的81.4％和86.1％。为弥补财政赤字，货币连年超量发行。1987和1988年分别增发货币236.1亿元和679.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1.7％和49.6％。由于货币超发，引发了物价猛烈上涨，经济剧烈波动。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至18.5％，比1987年的7.3％上涨了11.2个百分点。1988年8月中旬出现大规模抢购的风潮和挤兑银行存款的现象，造成商品脱销和储蓄下降。
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政府采取紧缩性政策遏制经济过热。最初，政策当局采取了提高居民存款利率、对部分产品征收消费税等抑制消费的间接调控政策。但由于微观主体存在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增加现期消费的行为无法阻止，政策的调控效果不明显。于是，政策当局不得不采用直接的调控手段，最主要的是压缩投资的各种直接的行政控制手段，包括明确规定压缩幅度、停建缓建各种项目的指令性计划、向各地派出固定资产投资检查小组等。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立竿见影：1989年名义投资额下降8％，实际投资规模下降25％左右，1990年上半年仍控制在较低水平；货币供应量M[，0]、M[，1]和M[，2]的增长率分别由1988年的46.7％、22.5％和22.4％下降为1989年的9.8％、6.3％和18.3％。现在看来，这一次的调控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货币供应量，调整力度都非常大，以至于经济增长下降过猛，1990年GDP增长率仅为3.8％，是改革以来历年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年份。正因为如此，这一次宏观调控的结果被称为“硬着陆”，其根本原因主要是政策调整的力度过大。
当然，这一次的宏观调控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企业、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等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减少了经济的结构摩擦和交易成本，确立了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框架。
4.1993—1997年的宏观调控
从1990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央采取了适当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微调消费需求等措施，放松了紧缩性政策力度，1991年我国经济回升到正常的增长速度。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启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仅199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就比第三季度高出3个百分点，全年GDP增长率高达14.2％，达到改革以来第二个历史高峰。到1993年上半年，持续高涨的投资热情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全面释放，表明中国经济再度全面过热。
面对经济过热而出现的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1993年6月24日，中央做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16条宏观调控措施。主要内容包括：提高存贷款利率、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央行地位等金融政策，削减行政管理费等财政政策，重新审查地方批准建设的开发区、压缩基建投资规模、增加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投资等投资计划措施以及其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实施后，失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得到遏制，金融秩序混乱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货币供应增长下降，财政收支趋向平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994年对财政、税收、银行、外汇、投资体制等实施“一揽子”改革措施，特别是在财政体制方面全面实行分税制改革，在货币政策方面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整顿金融纪律等，在投资政策方面限制新批项目等；1995年和1996年继续实行财政和货币“双紧”政策。经过三年半的宏观调控，到1996年底，通货膨胀率成功地控制在一位数以内，经济增长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内，国际收支也趋向平衡，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至此，一直困扰我国经济的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问题业已得到解决，进入1997年买方市场格局开始形成。
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特点：首先，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化程度有了极大提高，而且明确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其次，政策当局并没有简单运用直接调控手段给经济降温，而是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其中十分突出的是货币政策的成功运用，特别是充分运用利率政策调控经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样，既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又使经济保持在合理的稳定增长区间。当然，这一次的宏观调控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充分认识和合理把握间接调控政策作用的时滞，否则，只会加剧经济的波动。
5.1998—2002年的宏观调控
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一路下滑，有对间接调控政策的时滞考虑不足以至于紧缩过度的因素，也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宏观经济政策全面松动之后仍未有所好转，甚至出现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问题。这是政府决策部门始料不及的，也是改革开放20年来首次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应对？理论界众说纷纭，展开了一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如何进行宏观调控的大讨论。
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当局首先选择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遏制经济持续下滑的势头。到1998年7月，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悉数推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抑制，导致货币政策失效，在前一阶段调控中灵敏的利率政策也未能对市场产生作用。1998年中期，政府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至此，通过连续发行国债和政府投资的扩张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并拉动内需，启动了经济增长。到2000年，中国经济出现重要转机，GDP增长率回复到8％。然而，经济增长的基础不稳，通货紧缩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突出。2001—2002年，GDP增长率始终在7.5％—8％之间徘徊。因此，政府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到2002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与银行新增贷款、地方资金“捆绑”配套形成共计3万亿的投资规模，同时采取鼓励民间投资和提高收入等启动消费需求措施、提高出口退税率等鼓励出口的措施，带动了经济景气回升，由此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⑤
应该说，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与以往历次调控本质的区别在于，第一次使用扩张性政策来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增长，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从未出现过的。这是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经济的一次成功尝试，表明政府决策部门已经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开始沿用市场经济国家的成熟经验来调控中国的经济运行。当然，这一轮调控的不足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积极财政政策在西方国家是一项短期刺激政策，属于扩张性政策，其机理是通过政府投资的扩大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刺激民间投资意愿增强，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而实际执行的情况是，积极财政政策对防止经济失速的效果是明显的，1998—2002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6％，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较弱，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这些现象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直接产出效果要大于调控作用，其实质是以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的方式掩盖了政策传导受阻的事实。第二，作为一项反周期的短期政策，在我国却得到了较长时期的运用，客观上加剧了财政自身的收支矛盾和债务负担，其副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
6.2003—2004年的宏观调控
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呈现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迹象。在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投资行政性拉动的惯性作用下，出现了以信贷膨胀和外资猛增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地方政府主导的普遍投资扩张。2003年前三季度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额同比分别下降了7.0％、7.7％、14.0％，但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增长分别达到41.5％、41.5％和39.7％。地方政府投资猛增直接导致了2003年以来我国投资增幅过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超过26.7％，增幅比2002年同期几乎提高了1倍，达到了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4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甚至达到了43％的高水平。由于投资的过快增长，带动了生产资料的上涨，以至于造成了局部经济过热。有的学者称之为投资性过热，还有学者据此认为我国经济全面过热⑥。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政府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与物价上涨压力增大问题，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规范房地产发展、土地管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2004年4月，又采取了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较大幅度地调高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房地产四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严格土地审批，对一些行业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以及公布对“铁本事件”的严肃查处等措施。这些调控措施在时间上比较集中，间接调控手段与行政性直接调控措施形成政策组合，且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取得了显著的政策效果，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得到有效抑制。2004年GDP增长率进一步上升为9.5％，物价平稳，实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高速增长。
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有着与以往的宏观调控不同的特点：第一，这一轮的宏观调控针对的是部分行业投资过度扩张带来的局部经济过热，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全面过热。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决策部门采取了“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采取点刹车的方式而不是一味地采取紧缩政策和急刹车的方式来调控经济运行。第二，针对上述新的情况，在已经推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且未能有效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经济过热的基础上，被迫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⑦ 实践表明，正是这一系列行政措施给局部过热的经济迅速降温，起到了间接调控措施未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比如，土地调控作为本次宏观调控最大特点，对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产生了釜底抽的效应。第三，地方政府和部分行业基于利益驱动还存在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的行为，在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⑧ 第四，这是一次预防性的宏观调控，本次宏观调控发生在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刚刚显露，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之时，是一次见事早、行动果断的预防性调控，因而减少了国民经济损失，降低了宏观调控成本。
表1列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6次宏观调控所面临的不同经济背景以及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及其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在六次宏观调控中，前四次都属于经济过热的情形，因此，选择紧缩性的政策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是正确的，区别仅在于运用了不同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方式；对于第5次宏观调控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问题以及第6次面临的局部经济过热问题，政府分别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也是及时而又有效的。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经历了包括治理经济全面过热、局部过热与内需不足、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复杂过程，采取的调控措施包括紧缩性、扩张性与“有保有压”等政策选择，调控手段从行政计划等直接手段过渡到运用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应该说，我国的宏观调控几乎经历了从短缺到过剩、从过热到过冷、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全过程，成功应对了经济运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状况。
表1 我国转轨以来历次宏观调控的经济背景与政策特点
时间 经济背景 调控重点
政策特征
调控手段调控方式 政策工具
投资与需求双 以行政手段为
以直接管理为
以财政政策为
1979—1981年
膨胀，财政信贷
控制投资与消
紧缩性
主，经济手段为 主，间接管理为
主，货币政策为
扩张
费 辅
辅辅
经济过热，物价
以行政手段为
1982—1986年
上涨
通货膨胀 紧缩性
主，但经济手段 强化间接调控
货币政策工具
力度增强 方式
开始得到运用
投资与需求膨 强调行政干预，
财政、货币、价
1987—1991年
胀引发通货膨
通货膨胀 紧缩性
但经济手段力
加大间接调控
格、外贸等综合
胀，经济过热 度加强 力度
配套
经济全面过热，
行政手段减弱，
1993—1997年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紧缩性
经济得到广泛
间接调控为主
“适度从紧”的
运用
财政货币政策
有效需求不足，
扩大内需、启动
经济与法律手
1998—2002年
通货紧缩 经济
扩张性
段为主 间接调控为主
积极财政政策
投资增长过快，
经济、法律手段
2003—2004年
局部经济过热
信贷与土地
有保有压 为主，行政手段 直接调控与间
各种政策工具
为辅
接调控相结合
综合运用
三、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1991年为第一阶段，即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采取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手段，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1992—2004年为第二阶段，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短缺经济逐渐结束，在有些方面出现了过剩现象，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存在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由原来的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发展成为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辅助以必要的行政、政府投资等直接手段，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全面总结转轨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总结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缺陷、熨平大的经济波动。衡量宏观调控成功与否，要同时看两个方面：一要看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是否得到抑制，是否避免了经济发生大的起伏；二要看经济基本面是否受到伤害，经济是否保持又快又好的发展。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应该说，转轨以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确实起到了有效抑制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积极作用。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宏观调控巩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将改革持续推向深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就。改革以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冲击而出现剧烈波动。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逐渐出现了波幅趋小的“微波化”特征。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很多，如行政计划减弱、市场作用增强等，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宏观调控能力的不断增强。
回顾我国20多年来特别是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总结：第一，针对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不同问题区别采取不同的调控措施。1993—1996年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经济的全面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采取的紧缩性政策；1998—2002年的宏观调控则是针对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的通货紧缩，采取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而对于2003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局部经济过热和部分行业过快的投资增长问题，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由此可见，在这三次宏观调控中，既有紧缩性政策，又有扩张性政策，还有区别性政策，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不断丰富和完善，都取得了预期的调控效果。第二，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不断丰富。在这三次宏观调控中，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综合运用，确保了宏观调控的预期效果。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经济和法律等间接调控手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提高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第三，宏观调控艺术不断增强。从政策措施的自觉选择和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调控时机的选择、调控力度的把握等方面可以看出，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艺术逐步增强。特别是在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实践中，“有保有压”的政策措施以及调控时机的选择、调控力度的把握上，都体现出较为纯熟的调控艺术。
当然，在具体的调控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1998年为了拉动内需，政府采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启动经济。这一在市场经济国家本属于短期性政策的调控措施我们却运用了6年。又比如，在调控力度的把握上，容易出现“急刹车”式的“一刀切”，以至于力度过猛。再比如，行政手段属于直接且对经济的稳定运行具有一定破坏性的调控手段，在三次宏观调控中都得到了实际运用。这一方面说明体制性矛盾还在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宏观调控仍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后，在历次宏观调控中，政府对于紧缩性的宏观调控经验较为丰富，而对于扩张性的宏观调控实践尚显不足，对于既无需紧缩又不必实行扩张的经济运行更是缺乏驾驭和调控的经验。
四、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1.对目前中国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2005年上半年以来，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目前对宏观经济的争论也集中在经济是趋冷还是趋热，并由此派生了调控是否适当的问题。刘树成对最近出现的中国经济冷热之争中关于经济形势的看法归纳为五种。⑨
应该说，在完善体制阶段，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的一个时期，经济运行中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背离程度不断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2)经济增长回升与失业率上升同时出现；(3)通胀现象与通缩现象并存。这三大指标的背离使得人们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政策取向再次受到严峻考验，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总量上难以选择：如果选择紧缩性政策，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但对于高失业率和低物价水平，紧缩政策只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和通货紧缩；如果选择扩张性政策，在高通胀预期与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结构失衡转换为总量失衡的局面。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措施，必须立足于对经济形势的全面分析和判断，以及对实施的政策措施的时机和力度的准确把握。
2.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取向
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正确把握调控方向，选择调控目标和调控方式十分重要。早在1987年，刘国光等在《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纲要》中就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在这个改革思路中，他们最早提出了“微调”的思想。后来陈东琪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⑩ 所谓“微调”的特征，按照国外的经验和陈东琪的说法，一是“多”，即调整次数多；二是“小”，即调整幅度小；三是“短”，即每次调整之间间隔的时间短；四是“稳”，即调整过程比较稳，一般不会出现大起大落。这一政策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连续保持8年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对于处于良好态势的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来说，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最为关键的一段时期。鉴于在已经实施的控速降温的宏观调控政策下，经济正由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区域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回归，而且这些调控政策的效应尚在进一步释放中，所以，从总体上说宜继续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坚持“双稳健”的政策取向。也就是说，当前宏观调控的总体政策取向，应保持松紧适度的中性财政货币政策，“既不加大也不放松，适时适度进行微调”，这将成为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同时根据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适时适度进行微调，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
事实上，在2005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微调政策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实施了。财政部门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以来，财政支出中的基建支出不断加快，前4个月，其增长率已高达29.6％，5月份还进一步的加快。这与2004年前5个月4.4％的低增长形成鲜明对照。基本建设支出的不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政府对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速的认同。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也出现了松动迹象。2005年5月以来，外贸顺差继续激增，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达到高点，初步估算外汇增量应在300亿美元左右，相对应的外汇占款则应为2480亿元人民币左右。然而，同期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净回笼货币仅为822亿元人民币，比2005年4月份下降883.5亿元。同时，5月末，央行还停止发行了三年期票据。据判断，这样的货币松动将是趋势性的，显示央行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已出现方向性改变，未来货币政策将从前期的稳健偏紧转向中性甚至偏宽松。当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同时轻度放松并非事出偶然，可以看作是对前一阶段高强度紧缩政策的修正。而近几个月来，固定资产投资能持续回升、经济总体维持强势，均与此种政策放松相关。
当然，在执行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和进行政策“微调”时，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当前经济形势出现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一些影响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还很多，特别是高能耗、高物耗问题。因此，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充分利用法律法规手段和各种政策手段，大力促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促进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产业和产品的结构调整，以保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第二，继续推进改革。应把握当前经济由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区域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回归的良好时机，积极推进各项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打好体制基础。第三，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总之，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积极推进各项改革，消除妨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障碍，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注释：
①第一次出现在1997年，受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自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连续6年出现持续下滑和通货紧缩。这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措施进行应对？理论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第二次出现在2004—2005年，针对中国经济是全面过热还是局部过热、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下行“拐点”等宏观形势以及如何进行宏观调控等问题展开了一场20多年来最为激烈的争论。
②关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出现的“微波化”趋势，详尽的分析可参见刘树成.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A].王洛林.经济周期研究[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繁荣与稳定——中国经济波动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③所谓“洋跃进”，就是不顾当时的国力，试图通过加速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④比如，在1986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明显放慢的情况下，适当放松信贷的政策是可行的。但是，1986年的货币供应量只有M[，0]比上年下降1个多百分点，而M[，1]和M[，2]增长率分别为28.1％和29.3％，分别比上午高出22.3和11.7个百分点，是转轨以来货币供应量最高的年份。由此可见，过度放松信贷是造成1987年经济再度过热的最主要原因。或者说，1986年的信贷松动政策是恰当的，但放松信贷政策的力度过大。参见张晓晶.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稳定增长[A].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68.
⑤进一步的分析可参见吕炜.1998年以来财政体制与政策的宏观评价[J].财贸经济，2003，(3)；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⑥参见樊纲等有关“经济过热”、吴敬琏“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以及刘国光等提出的观点。在国内经济学家中，樊纲在2003年第一个提出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苗头：“尽管有了非典，但今年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增长率不够的问题，而是开始防止过热的问题。”以及范君.中国经济已出现投资性过热[J].经济学家，2003，(9).
⑦正是这一点为有些学者所诟病。他们认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建立多年，在市场化程度已经提高到一定水平、市场机制建立多年的条件下，再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市场机制等与市场经济国家尚存在本质的区别，微观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还存在很强的利益驱动。
⑧进一步的分析可参见庞明川.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博弈的形成机理及其演进[J].财经问题研究，2004，(12)；政府投资、经济转轨与体制性约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2).
⑨参见刘树成.如何理性看待中国经济冷热之争[N].光明日报，2005-07-27.
⑩具体参见陈东琪.改革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兼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J].经济学动态，1987，(11)；当前需求控制的主要目标——兼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J].经济研究，1988，(2)；论政府干预的长期选择——对当前治理整顿中若干问题的分析[N].光明日报，1989-05-27；强波经济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微调论——走出短缺后的中国经济与政府政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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