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的选择:“五四”时期鲁迅与废名小说价值取向的比较_鲁迅论文

文明冲突的抉择——“五四”时期鲁迅、废名小说创作价值取向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冲突论文,时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互有优劣的中西文明

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中国社会,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半个世纪以来,部分开明人士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逐步研究西方文明之长并移诸中国社会。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将社会科学纳入到科学范畴(此前学者的科学观大多局限于科技),使科学与民主成为批判传统文明的利器,从而使中国的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骤然尖锐。1923年,思想界掀起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因了中西文明间本身固有的优劣,论争双方立足于不同的关注点,意见截然相反。提倡科学者竭力抨击中国的“传统文明”,认为:“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什么是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他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应保存罢了。”①玄学论者则以一次大战带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为据,断言西方物质文明已经破产,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方是未来世界的救世主。所谓“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②的观点,亦颇有市场。

思想界就中西文化检讨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分歧同时表现于“五四”时期小说界。作家们以其生活积累为基础,耐心地体悟着中西文化的优劣,从而作出自己的选择,在作品中形成一种思想倾向。从主体上说,“五四”时期小说家与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保持着相当的一致,作家们接受着资产阶级上升期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③,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关心人的生存、人的权利、人的痛苦和人的奋斗,其创作上的总体精神,是要以新观念来反对传统儒、释、道三家影响下的旧伦理、旧道德、旧制度,从而促进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进步,带有极大的启蒙色彩。鲁迅是这批作家中的代表,他在思想的纵度上对劣的国民性痛施针砭,希冀国民从此能够摒弃这劣的根性,自省自新。从废名为代表的部分作家,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的火花中,看到的是西方文明在中国引发出来的一系列失衡(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因物质的介入而日趋冷漠与自私)。废名们不满于这种种失衡,故转而对传统宗族制农村恬静的生活产生幻想,于是有了一篇篇眷恋过去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文字。唯此,尽管鲁迅与废名在创作上都把眼光投向了社会现实,都希望今后社会合理、进步,其小说创作价值取向也均属社会本位型,④但因理想不同而产生的对中西文明优劣的取舍差异,在实现其相同的价值取向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途径。

二、鲁迅:摧毁封建营垒的攻坚手

晚清以降直至近代,向西方社会寻找真理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风尚。但真正将西方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主要思想融入到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中并引起社会思想变革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是这场运动的肇始者,但真正将“五四”这篇文章做得细致绵密的,当属鲁迅。⑤他以改造国民灵魂为根本,集中着自己的笔力,扫荡了旧的礼教与制度及由此而生的劣的国民性。

我们试将鲁迅的整个创作意图简单地以下表图示:

上述价值取向在本期(即1917-1925年)创作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思潮日趋激进,当一批作家学者尚沉溺于文字革新的时候,鲁迅即以其锐利的眼光指出:“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是换牌不换货……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⑥这里所谓的改良思想,自然是指改封建闭塞、滞堕、摧残人性的思想为开通、自由、积极向上的有着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思想。为此,作者在创作中一方面是将封建伦理道德的凶残本性揭示出来给大家看,另一方面也列出了受封建思想控制着的中国民众的麻木现状,以高度技巧的笔,“……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自己,又象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⑦

深受“五四”启蒙思潮影响同时又不断推动、发展这一思潮的鲁迅,当然地把批判封建的礼教与制度看成是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以象征笔调写成的《狂人日记》在鲁迅所有反封建制度及礼教的作品中有着总纲的性质。在这里,作者借用“狂人”这一在精神领域里不断求索的反封建战士的类的形象,在历史与心理的维度上揭示了四千年的中国文明史——由封建制度及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所构成的文明史——原来竟是一吃人的历史。小说昭示了封建食人者食人的隐秘,揭示了封建的卫道士们不但在肉体上消灭人,同时更在精神上消灭人!这种揭露在启蒙运动初期是绝对必要的,小说一经发表,旋引起评论界的一片赞赏,一时狂人成了知识界走向光明的引路人。然而也许正因其包罗万象的总纲性,狂人所诅咒的一切在小说中还只表现为激越的呼告、愤懑的控诉与沉郁的体悟。小说能给人以一种理性的反思与求索,但在形象的可感性上却因象征而略显模糊,这对从封建旧营垒中来而又要杀一回马枪的鲁迅来说,显然是意犹未尽的。这也许导致了作者以后创作上的一发而不可收。在1918-1925年,作者一方面是时不时地在一些作品中漫画般勾勒出新旧封建卫道士们的真面目,另一面又以辛酸沉郁的笔墨铺叙了一个个凄凉的礼教吃人的故事。前者散见于《祝福》、《风波》、《肥皂》等一系列作品中,作者不动声色地将一些正、谐琐事串联在一起,榨出了封建卫道士们的卑污灵魂。鲁四、赵七、四铭,当作者写着所有这些看来颇有喜剧性的人物时,其内心当是无比蔑视这些老爷先生们的。然而,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操纵在这些人的手中,中国的社会上也因而年复一年地演就着沉郁的《祝福》、《孔乙己》。小说的主人公或死于由封建夫权、族权、神权交织而就的网,或死于封建的科举制度。

将封建毒瘤里的脓挤出来给大家看,使大家震惊并恶心于这毒瘤,是鲁迅创作中反封建价值取向的一种表现方式,其另一种形式是作者要唤醒受这毒瘤之害的国人的麻木心理。鲁迅是因了这麻木的刺激而弃医从文的,改造国民性在他所从事的事业中具有核心意义。鲁迅从其生活经验出发,怀着人道主义的悲悯感,总结了中国民众最主要的弱点:麻木。他们可以无视革命者的牺牲,或为了脑袋上的辫子而发动一场木然的风波;或以革命者的鲜血用作治病的引子。群众的麻木与狭隘典型地体现于阿Q身上,其精神胜利法的直接效果是使人们生活在极度虚幻而又辉煌的胜利之中!它是国民精神上的鸦片烟,这种鸦片使他们麻木到了这样的程度:正羞愧于死刑判决书上的圈画得不圆,旋又以“孙子才画很圆的圆圈呢”⑧作解。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有什么话能比这更好地表述作者的创作心态!他写下《阿Q正传》正是为了唤醒民众,开出一条由反省到抗争的道路。

“五四”退潮期随着中国政局的三番四覆而到来。民国的成立因了“咸与维新”而成为一块空招牌。中国还是旧中国!“子曰诗云”、《女儿经》之类的声音依然响彻华夏大地。再没有比理想的幻灭更让人心灰意冷的了。几年来不断努力的一切,原来竟只为一小撮野心家所利用!他们的心死寂了。迫于生机,他们不得不做着原先反对做的事,说着原先反对说的话。他们麻醉着自己的灵魂,陷入了痛苦与绝望之中。

对知识者的这种情感转变,鲁迅是有着亲身体悟的。也许,在魏连殳、吕纬甫身上就有作者的某些影子,但鲁迅毕竟并非魏、吕两人,与别的知识者不同。他固然也咀嚼着运动失败后的苦果,但他能随即摒弃消沉而作进一步的反思与探索。反封建的礼教与制度、改造国人精神状态的既定方向不能改变。《长明灯》中的疯子高喊“我放火”的激愤之声,犹如一个郁积了几年不发的惊雷,道出了作者的决心;另一面,作者经过反思也已经看到单有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要促进社会的进步,还是比较困难,受着“五四”精神洗礼的涓生夫妇不就在现实面前将自己的理想碰得粉碎吗?社会的恶习积累太深,犹如一个巨大的“奥狄亚斯”牛圈,不扫除是不利于革命者继续前行的,继而社会的发展,也必将受阻,这思想上的发展大概就奠定了后期作者创作注意力的转变,而让涓生活下来继续向着新的生活跨进,其原因大概也就在此。

三、废名:农业文明的一曲挽歌

20世纪东方历史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西方的工业文明日趋逼进传统的农业文明而取胜。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未能超逸这一轨道。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势力之下被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⑨然而旧中国(本文特指处于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控制下而形成的中国社会形态、社会心理等)的解体是个漫长的过程,它牵涉到两大文明体系——中国传统的以儒家为中心的农业文明和西方近代工业文明间的斗争消长。一方面,工业文明以人类更高的文明形式从总体上战胜了封建的农业文明,20年代学术界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争也最终以科学主义的大胜而结局。另一面,作为特定民族特定的文明体系,它在与外来文明的搏杀中,不可能一无遗留地被击溃而对国民丝毫没有影响力。20年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之所以纷争迭起,到现在也仍在不断论争中,其原因也不外于中国传统文明体系中仍不乏有生命力的因素。这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不仅当然地影响着中国人,而且也势将影响世界,因为文化的撞击、影响是相互的。在具体论述废名创作价值取向前,我愿先提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三个核心要素:

1、中国文明的核心概念——和谐。“和”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孔子之前,就已有单穆公、伶州鸠等人作了重要的论述。他们从声色之美的感受必须符合于听觉、视觉的生理要求出发,认为生理和心理、精神的和谐,能使自然和社会得到和谐的发展,从而使国家安宁、天下太平。之后,学者们继续发挥这一意思,把它从音乐领域扩大到整个宇宙的“和”。《礼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自孟子开始,“和”的概念又逐渐被解释为天人合一的观念,这种观念用来为统治者专制确定理论依据固有其反动之一面,但如阐释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则意义颇大。

2、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家庭。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家庭在中国社会组织中是一核心单位。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实是将天下、国看成是家的延展物,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之重要,在中国,已成一文化特征。

3、社会秩序维系的纽带——道德。中国人理性早启,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颇有著述。先秦之儒、墨、道、法诸家皆就此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秦用法家“以战去战”的思想统一中国后,便着手总结历史教训,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⑩即自秦始皇始,统治者已开始考虑如何维持大一统的帝国。后来经过不断的尝试,统治者终于确定儒家为治国之道。儒家重教化,强调以仁义道德治天下。这种理论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均加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力,造就了中国人“向里用力之人生”(梁漱溟语)。这一文化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失兼有,须认真分析对待。

上述中国文明的三个核心要素,在不同时期受到工业文明影响的程度不同。相对而言,在“五四”时期,传统的家庭和道德观所受的冲击较和谐观为甚(80年代以来,和谐观则因金钱势力的冲击而动摇甚大)。受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及文学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上升期思想影响,鲁迅率先提笔讨伐封建的伦理道德,继起的问题小说家们又纷纷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种种弊端。乡土小说家们则专门揭露了家庭制度的野蛮与罪恶。然而也有一批作家,他们看到的是近现代肆行于中国土地上的畸形的工业文明(直正的工业文明是在平等、自由等精神指引下把人类导向繁荣,而为膨胀的私欲、种族的歧视等所控制的畸形的工业文明,则是西方资产阶级、中国买办阶级联合榨取中国农民血与汗的文明,其最终结果是中国农村的极度贫困和中国农村的破产)。在这种畸形文明的侵蚀下,中国传统的宗族制社会出现了种种失衡:原先有着家族温情面纱的社会秩序为贪欲所打乱,比如,按辈份,陈四桥的如史大伯在喜宴上当是坐上席首位的,现在,因了他的“贫穷”,只好屈居末席(鲁彦《黄金》),城市的部分青年在西方工业文明消极面的影响下抛弃了必要的道德,猎艳涉芳,堕落为流氓(彭家煌《到游艺园去》、《军事》)。这种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失衡现象使作家们很是失望,他们试图改进这种社会状态,却苦于找不到出路。矛盾的冲突下,一小部分作家如废名,只好带着淡淡的忧伤回到想象中理想的家族制社会状态中去,奏起了一曲曲的田园牧歌。

应该承认,废名们看到的社会现象是事实存在,他们的创作虽然消极避世的成份多了些,但也是含有改进社会秩序的意思在内的,田园小说不是象牙塔内的小说。吴中杰引鲁迅“既然是超出尘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11)的论断来评论废名的创作:“废名祖述陶潜,大写田园小说,给人一种隐逸之感,但他同时未能超尘出世,因而在飘逸中透出一股淡淡的哀愁,这是作者对人世的感伤。”(12)因而不能将废名们的创作从社会本位型的价值取向中排除出去,他们关心世事的热度不减他人,只是,在改进社会状态的途径上,废名们选择了传统文明。支撑废名心目中理想世界的,还是上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三个核心要素。竹林、清流、无怨无嗔的古朴的人,废名笔下的人与自然有着互相渗透、互为依存的和谐美,这种和谐因略带忧伤而显得空灵。环境与人的这种和谐奠定着废名小说的基调。在家庭和道德问题上,废名基本上也还是追求古风的,在他的艺术世界里,长辈慈爱,儿女孝悌(《柚子》),即便是长工与雇主之间,其关系也显得和谐无间(《菱荡》);他也不满于封建家庭的等级秩序,但这种不满又因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腻刻划而略带亲情(《妹妹》),而且,这种不满是不常有的,更多的时候,他在文中还是流露了对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钦羡。《浣衣母》中的李妈在“三十来岁”的男人来到之前是生活在怎样的充满着诗意的世界里!李妈不仅是传统人际关系的受益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她简直成了传统和谐人文观的象征。(当然,小说的结尾是辛酸的,在传统人文观劣的一面的摧压下,李妈失去了以前的一切。但这种辛酸的场面作者几乎只是一笔带过,由此,现实的哀歌变成了对理想的挽歌)。

这种以传统文明亮的一面为器的社会本位型价值取向,因其充满了太多的田园气息,因而在力度上是很不够的。而且,因为它与激进的“五四”时代个性不甚相符,因而看上去直接的社会功效不是很大:它不给人以振奋,只给树荫下的闲坐者以雅致的审美感受。唯此,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这样评价废名的创作:“(废名)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现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有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了。”(13)从社会功效力度上的薄弱来讲,鲁迅的评价无疑是非常恰当的,但我们说,一个时代的思想应该是多样的,我们承认一定时代应有一定的主潮思想,但我们同时也不据此排斥非主潮思想的存在。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即从整理传统文明的优秀点、正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关系的角度看,废名们的创作还是有其价值的,因他们所重视的文明传统,正是鲁迅等一大批作家所来不及整理的。故废名等人的田园小说,不但使“五四”文坛更为丰富多彩,而且从另一个源头对后来的作者起着影响。

四、余论:鲁迅、废名创作价值取向对我们的意义

鲁迅、废名为实现其价值取向而采取的不同途径大略如前所述。现在,我们立足当代,观照两者的不同,看对我们现今的意义。

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肯定鲁迅那种由时世悲悯感而引发的救世意识及战斗精神。“五四”前夕的中国社会充盈着内忧外患,政治小说作家因了政局的三翻四覆而信仰丧失殆尽,鸳鸯蝴蝶派作品充塞市场,文人们追求单纯的经济效益。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鲁迅,在其整个的文学生涯中,一直显示出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悲于民族的落后,哀于民众的麻木,愤于官员的丑恶。就这样,他尽其一生,从事着挽救民族、拯救民众的工作。应该承认,鲁迅的价值取向在实施其民族启蒙计划时,因民众素质低下和社会劣习积累太多而步履维艰,但这种启蒙还是比较踏实的,自此,民主、平等、自由作为封建专制的对立面,开始立足于中国社会,而我们民族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的开放心态,得益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亦复不少。废名的意义在于思想史的范畴。当世界的工业化发展已成为时代发展之潮流的时候,怎样在工业文明体系中消融农业文明之积极因素,是我们当今所要解决的课题。废名揭示了工业文明的短处而凸现了农业文明中有生命力的因素,使我们在重建价值体系时有了可以观照的背景。而他所推崇的和谐、家庭、健全的道德,这都是中国社会在进入工业社会后,与之相对应的价值体系中所必须有的。因此,我们不因赞赏鲁迅等作家的批判精神而否定废名们的继承精神。在我们现在看来,鲁迅和废名并不冲突,两者是互补的。

注释:

①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引自《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第41页。[美]郭颖颐著,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②梁漱溟:《东西文学及其哲学》。引自《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第116页。

③赫胥黎《进化与伦理》、斯宾塞《综合哲学》、孟德斯鸠《法意》、达尔文的进化论、施莱登的细胞学说等本时期均已有译本或介绍。

④所谓社会本位型价值取向指:社会本位的思想(一切以改进社会现状,包括改进社会体制、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各方面为思考问题的中心)成为作家们创作上最根本的价值旨归。

⑤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中说:“陈氏(指陈独秀,引者注)为‘五四’前期启蒙运动的旗手,是他把鲁迅这个文学巨人召唤到新文学运动的中军来的。但他1920年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精力尽用于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而主要由鲁迅擎起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大旗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北京第1版,上述引文见第78页)。

⑥鲁迅:《集外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35页。

⑦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46页。

⑧鲁迅:《呐喊·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3页。

⑩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第57页。

(11)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16页。

(12)吴中杰:《废名·田园小说·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3页。

(1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影印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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