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致》：明人不传秘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不论文,秘笈论文,文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致》，一部难得的明人不传秘笈，今在韩国发现。
1996年仲夏，我应韩国国立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的邀请，赴韩国出席“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于不意中发现一部明代汉文手抄本秘笈，书名《文致》。赵先生说：“这是姜铨燮教授的珍藏本。”
（一）
《文致》一书，中国大陆至今未传。据赵钟业、姜铨燮二教授说，台北一家图书馆尚存一部抄本，书名《古今文致》，题下署“岁辛未阳月下浣毕誊者”。韩人李相殷著录于《古书目录》（保景文化社刊印）之中，题下注“明茅鹿门、钱谦益等著”。其实不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集部早已著录。其“总集类存目”三云：
无卷数
文致
内府藏本
明刘士鏻编。士鏻，杭州人。崇祯辛未进士。是集辑汉魏六朝以至明人所著，通为一书，不分卷数，但别为十有七门，诠次颇伤芜杂，无所取裁。
韩人李相殷《古书目录》所著录的台北藏本，是否明、清内府藏本？韩人姜铨燮藏钞本，是否亦内府藏本？均待考证。
今观姜铨燮藏钞本，每以乌丝栏表纸抄录成册，扉页偏右“文致”二字以楷书书之，右上顶格标明“中华古文致选目录”，而第2页正文之前又标为“古今文致选”。其书名之异，盖为传抄之故也。全书为手抄本，字体端庄工丽，先原文，后录古今评论之语，以“某氏曰”出之，书眉有眉批，蝇头小楷，比正文抄本字体更佳，未知何人所批。由此可见，是书流传甚稀，弥足珍贵。
文致者，中华古文之极致也。编者以“文致”名书，意在标榜其文选之精，取其“极致”、“致密”之意。
如其抄者所言，系一“古今文致选”，或曰“中华古文致选”。作为一部古文选集，编者辑录汉、魏、六朝以至明人所著，而通为一书。是编所辑历代60余位作家凡80余篇文章，起自卓文君，而迄于白玉蟾。排列大致以时代为序，由汉魏六朝而及于明代。为其内容分门别类所致，其中亦有打破时代界限者，如唐代插有南朝何逊与明代李贽，宋代亦夹入南朝（梁）袁昂与明人林俊、曾鹤龄之辈，而以宋人白玉蟾置于明人之后，以为编尾。此种编排体例，似欠严谨，以致受到《四库》馆臣的批评，有所谓“诠次颇伤芜杂，无所取裁”云云。其实，既以内容分门，自然不一定以时代为序。
（二）
《文致》一集，以小品为尚，体裁多涉题序跋记、书传铭赞、疏论评说、碑碣辨对之属。《四库总目》称其“别为十有七门’，足见其内容之富，义蕴之纷。通览全集之文，其编辑旨趣与选文标准则深深打上晚明时代的社会风尚和文人心态的印记。
（一）重儿女之情，写美人之思。《文致》以卓文君《与相如书》及司马相如《相如报书》开篇，张扬卓氏“白头吟”与司马“感白头”而夫妇恩爱如初之事，选编了历代不少情书、艳品之作，写闺怨，述离情，吐真心，如慕如怨，如泣如诉，款款动人。武则天《苏氏织锦回文记》，有感于织锦回文而发，称之为“近代闺怨之宗旨”。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尺幅之中，数十余言，而婉恋之情，凄恻之思，不减《洛神赋》与《高唐赋》；而《答微之书》更是缠绵婉转，如夜阑秉烛，切切私语，儿女之情，凄惋欲绝，被袁宏道比之为王实甫《西厢记》之疏。步非烟是晚唐咸通功曹参军武令之业妾，容止端丽，若不胜衣，善秦声，好文笔，工击瓯，韵与丝竹合。她的《答赵象书》是典型的情书，向情人倾吐自己的婚姻悲剧与爱慕之心。臧懋循与杨慎评说此文时，既述步非烟身世遭遇和惨死于鞭楚的悲苦命运，又赞赏此文写出真情。其他如曹丕《答繁钦书》、庾信《行雨山铭》、徐陵《后堂望美人山铭》、袁宏道《六桥桃花》、伏知道《为王宽与妇义主书》与《花品》之类，均属艳品之作，具有浓厚的脂粉气。还有王昭君《报元帝书》，李商隐《奠小侄女寄寄文》等，字里行间，真情洋溢，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由此可见，重女音，作女声，写女心，抒写儿女之情、夫妻之怨、美人之思，乃是《文致》编者情感指向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文致》区别于其他散文选集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重山林之趣，祈复归自然之愿。历代文人墨客，或仕途失意，看破红尘；或避于世乱，遁隐山林，寄情山水，皈依佛门；或于政事之暇，登高临远，寻幽探胜，游历名山古刹，抒写山林隐逸之趣，祈复归自然之愿，寄世外桃园之志。于是山林闲适小品随之兴盛，蔚为大国。《文致》所收，上至陶渊明《桃花源记》，下迄喻汝砺《游漱玉崖记》，多系情趣、理智、意味暗然之作，与一般摹山拟水的游记不同。如陶渊明《桃花源记》，编者旨在“读其书，想见其人，超超世外，不可一世”而辑录；白居易《游大林寺序》，是在于其结语“名利之诱人也如此”有千钧之力；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写景如画”，宛如“一幅辋川图”；释如晓《纪住尸居林》，即寄闲散之趣；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清激隽快，读之心魂若刷；刘峻《山栖记》极写山林之乐，以为山栖者“不求于世，不迁万物，莫辨荣辱，匪知毁誉，浩荡天地之间，心无怵惕之警”，故“予每思濯清濑，息椒丘，寤寐永怀，其来尚矣”；桑悦《独坐轩记》，有如佛门、道学中语，字里行间却有疏淡之趣；喻汝砺《游漱玉崖记》写阆中山川之奇，认为“富贵之士不能放意于江山松竹之乐，而山川怪奇，烟云竹石，诗酒风月，惟遗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更有甚于前人散文小品文选者，是王世贞《海游语》一文，状写海游所见的奇异景象，抒发鲁仲连被发蹈海之幽思，遂将古人寄情于山林的视野和足迹，拓展到浩瀚、神秘的大海，较之曹操[步出夏门行]之《观沧海》，则更有身临其境之感，可与东坡《赤壁》二赋媲美。
（三）重人生之思，抒愤世不平之气。《文致》的编选，以社会人生为主要内容，使怀才不遇、愤世不平这个传统主题在小品文家族中得到了尽情的升华。李商隐《李长吉小传》，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怪松图赞》，虞淳熙《解脱题辞》，李贽《反骚》、《书司马相如传后》，刘蜕《梓州兜率寺文冢铭》，骆宾王《应诘》等文，各自从不同角度感叹人才之不遇，指斥世俗妒才之可悲，写愤世之怀，抒不平之气。特别是陆龟蒙《怪松图赞》，因松及人，因怪及正，因小见大，因人见己，呼吁整个社会要尊重人才、珍惜人才。他指出：
天下之赋才之盛者，早不得用于世，则伏而不舒，熏蒸沈酣，日进其道，摧挤势夺，卒不胜其扼，号呼“呶拿”。发越赴诉，然后大奇出文彩，天下指之为“怪民”。呜呼！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图其真；人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非始不幸而终幸者耶？此等历世之言，乃是愤激之辞，不平之鸣！面对浑浊的世俗社会，李白“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而不可得（《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长吉夭，东野穷，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书李贺小传后》），而刘蜕更以文为冢，“他年游魂之未返者，亦命巫以吊三招之，号曰：‘在几阁而来归兮，视不汝丑；在口吻而来归兮，誉不汝久。’”（《文冢铭》）才之悲，文之悲，哀矣壮矣！而佚名《曲城说》之曲尽人情物理，虞淳熙《解脱题辞》之喻人生百态，陈继儒《书姚平仲小传后》之论生老病死，白玉蟾《慵庵铭》之写以“慵”为宗的人生态度，陶潜《自祭文》之抒“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生命喟叹，以及曹植《释愁文》之于艰难时世与悲苦人生的自我解脱，等等，都说明《文致》编者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关注，与一般山水小品之辑者的审美情趣不同。
（四）重历史之鉴，发家国兴亡之叹。明末世祚，蒿目时艰，朱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编者感于时事，以史为鉴，借古论今，抒家国天下之思。故选本中有李靖《献西岳大王疏》之类轩昂豪举之作，被王阳明称誉为“唐文之雄”者；屠隆《拟岳武穆从军中遗奏相国书》，虽为代拟之笔，而民族英雄岳飞的忠肝义胆和秦桧这一千古罪人的丑恶形象，都一一跃然纸上，而编选者呼唤民族英烈的崇拜之情，则已溢于言表。唐寅《莲花似六郎》，以艳笔写历史，以藻思绮笔，描写武后与张昌宗的浓情娱意，灿烂娇艳，令人恍入莲花浦中，笔趣如天女散花，笔机如流水落花，笔绮如洛阳园万花毕集，笔转如九曲径奇葩间出，而文章的主旨在于以史为鉴。唐寅在文中指出：“福生有基，祸生有胎。唐之先高祖私其君之妃，太宗嬖其弟之妇，高宗纳其父之妾。闺门无礼，内外化之。”作者认为，唐王朝女色之祸，殃及社稷江山，而其祸根，则培植于高祖、太宗，滋长于武氏，复萌于韦氏和杨氏。这个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晚明时代，朱明王朝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女色误国之祸，殃及朝廷。《文致》编者选录唐文，其讽谕之意，不言自明。而陆龟蒙《野庙碑》，极写野庙修碑立像之悲，尤有警世、鉴世意义。故明人李晴原评曰：
方今辽贵告警军卒之饷，而僧尼指疏修庵塑像者纷纷；士民每急于此而缓于彼，亦愚矣哉！至于贪酷者乘征饷以过取，是其流祸，不如土木之神多矣。又至身膺国命，临难窜身者，神其有灵，当亦鉴之。谓庙碑无益乎？
李晴原的评论，深刻揭示了《文致》编者选文编目的现实针对性，说明《文致》的审美情趣并非囿于那些尚女色的“艳品”与重山林的“逸品”，其情感指向还在于现实社会与政治时事的审美观照，完全不同于那些仅供茶余饭后消遣谈资的闲情小品与沉湎女色的猥亵庸俗之作。
（三）
“小品”之名，盖源于佛家语，指佛经的简本、略本。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云：“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在中国，作为一种文体，小品文滥觞于先秦时代，然而文学小品直至晚明时期才得以崛起。陈继儒有《晚香堂小品》，陈仁锡有《无梦园集小品》，王思任有《文饭小品》；小品文选，亦有王圣俞编《苏长公小品》，华淑编《闲情小品》，陆云龙编《十六名家小品》，等等，这是以“小品”名集者，还有郑元勋编的《媚幽阁文娱》、刘士鏻编的《文致》、蒋如奇编的《明文致》等，虽无小品之名，实为小品文集者。可以说，刘士鏻编辑成书的《文致》，正是在明代小品文兴盛、晚明小品文集层出不穷的文化背景之下出现的，是明代小品文创作繁荣发展的产物。
刘士鏻，杭州人，明崇祯辛未(1631)进士，系第三甲279名之列。陆云龙，字雨侯，钱塘人，与刘士鏻同时而又同乡，所辑《十六名家小品》，又题名为《皇明十六家小品》，凡32卷，评选屠隆等16家明人小品文，是断代文选；而《文致》是历代文选，自汉魏六朝而及于明人小品文，凡50余家，80余篇。论编辑规模、体制与宗旨，《文致》非《十六名家小品》可比；郑元勋《媚幽阁文娱》“以文为娱”，华淑《闲情小品》“非经、非史、非子、非集，自成一种闲书而已。己”。受《文致》影响而由蒋如奇、李鼎编选的《明文致》，即为“案头自娱”之物（李鼎《明文致序》），与刘士鏻《文致》同体而异趣。
比较而论，刘士鏻《文致》的选文旨趣，虽然受到明末时风与文风影响，但其审美趣味是高雅健康的。重儿女之情，选文多为“好色而不淫”者；重山水之趣，选文多系“怡情适性”“气色生动”者；写社会人生，选文多为“怨诽而不乱”者；抒家国天下之思，选文多系“借古讽今”“可资借鉴”者。这是吴越才子的特有气质和淡雅灵秀的审美情趣所决定的。因此，《文致》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情调，要比其同时代的小品文选《十六名家小品》、《媚幽阁文娱》、《闲情小品》以及其后出现的《明文致》、清人王符曾《古文小品咀华》等同类选本高雅得多。以其久逸未刊，仅为抄本，故影响不大，流布未广，学界学人，多不知其庐山真面目。此次校点刊行，以韩国大田实业大学校姜铨燮教授家藏手抄本（复印件）为底本，将这部三百多年以来未名于世的明人秘笈，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无疑是出版界与学术界的一件大好事。
（四）
刘士鏻《文致》是一部难得的历代散文小品选集。其校点刊行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所论文本所体现的选本价值，而且还在于它所具有的文献校勘、古文评点鉴赏和审美语言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
第一，文献价值。古文校勘，在于去伪存真。《文致》选录的散文小品，有的淹没在集部的汪洋大海之中，有的很少流传，不为世人所知，如伏知道《花品》、佚名《曲城说》、米芾《西园雅集图记》、黄庭坚《苏子瞻像赞》、李梦阳《题史痴江山图后》《月坞痴人对》、祝允明《爱梅述》、白玉蟾《慵庵铭》等，可补历代文选阙如也；即便是广为传刊者，鱼鲁亥豕之误，亦屡见不鲜。以文章标题而论，司马相如《报卓文君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本《全汉文》题作《报卓文君书》，因其以韵作书，夫妻相与，情感交通，宜以此抄本题作《相如报书》为佳，既切合身份，又切合有感而作的心境。骆宾王《应诘》一文，《全唐文》本题作《钓矶应诘文》亦可，而《四部丛刊》初编本以“诘”为“诰”，作《应诰》，则误矣，当以《文致》抄本为准。以文而论，曹丕《答繁钦书》“所鬻者名，所狥者利”之“狥”字，《全三国文》作“拘”，显然与文不合，当从《文致》本。“狥”同“徇”，偏私之意。《汉书·贾谊传》“贪夫徇财”，与此同义。陶潜《自祭文》“絺绤各陈”，《全晋文》作“冬陈”，与上文“箪瓢屡罄”相悖，故应从《文致》抄本。武后《苏氏织锦回文记》“题诗三十余首”，而《全唐文》作“二百余首”，明显与下文“八百余言”不合，岂有每首诗仅四个字者？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文致》抄本与王琦辑注《李太后文集》本全同，而《全唐文》错刻四处。以作家作品而论，《文致》所录之文亦颇多古今流传甚鲜者，如王昭君《报元帝书》，虽疑为伪托之作，仍可资参阅，后被清人王符曾辑入《古文小品咀华》之中。庾信《行雨山铭》、徐陵《后堂望美人山铭》，历来各种集本往往作者交混，徐庾不分，而《文致》各归其主。《相解》作者，各本皆为皮日休，而《文致》署于王勃名下，未知何据？汤显祖《二虞埙篪音题辞》，今本《汤显祖集》50卷，未见收录，虽见之于明虞淳熙、虞淳贞《埙篪音》二卷之扉，然至今传本尚少。《文致》所抄，可补《汤显祖集》之阙如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文致》抄本的文献资料价值，可见一斑矣。
第二，批评价值。评点之学，兴起于明代，用之于小说。李卓吾关于《水浒》的评点，在明代的名声最大。而李贽评点《水浒》之前，文坛早已采用。焦竑曾在给李贽的信中说：“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得甚多，惜不能尽寄去请教兄，不知兄何日可来此一披阅之。”（《续焚书·与焦弱侯》）刘士鏻受明代评点之风的影响，亦将评点之法用之于小品文。《文致》一书，于每篇文章之后辑录有各家评说（有些篇目书眉尚有批点），少则一条，多则数条，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全书共录王阳明、李攀龙、杨慎、徐渭、唐寅、王世贞、宗臣、康海、臧懋循、王世懋、茅坤、钟惺、方孝孺、陈继儒、王圣俞、袁宏道、李九我、王稚登、许獬、屠隆、孙
、虞淳熙、陶望龄、闵元衢等当代名家50人的120余条评说。这一条条评说，或详或略，吉光片羽，字里行间，闪烁着各家理性的思想光环，是该抄本最有价值的部分，可谓明代古文评点与小品文美学之集大成者。如李贽《反骚》一文的总评：
王观涛曰：子云愤世之怀，托之屈子；卓老愤世之怀，寄之子云。起引朱子，后引柳州，引史迁，中借夷惠比屈子、子云。通篇借人言翻案，可为雄辩高谈。
于陶渊明《桃花源记》，《文致》辑录的评论文字之长，已超过原文字数，有总批，有眉批，长短随宜，切中肯綮。其总批为：
袁中郎曰：此记非秦汉文也。今人说他好者亦有，真知其有者谁？真知其无愧于古人者谁？有说桃花源是仙人忽现，有说桃花源是未避秦人。即此用意，争执两端，便隔万里。是仙人有之，是避秦人有之。要之作记者，必不至见其事便述一番。或当于心合于意，借此发挥胸襟，或襟胸忽不觉于此逗漏也。大抵渔人俱不近俗，故托言渔人。“缘溪”一段，行止不拘不碍，懒懒散散，须看他是何等人品。“开朗”一段，是说萧野气象，即在人间，故“悉如外人”。独言避秦者，秦之先三代也，明明白白负与三代以上人品相接。是即所谓羲皇上人之意，不然，汉之后未必尽如暴秦，何云“不足为外人道也”？刘子骥，高士也，乃可到得此地位，世人便不能，故曰“后无问津者”。若真正有此津，则渔郎棹安能必其无再往之？渔人，明是渔人感激世情日下而悲怜之也。读其文，想见其人，超超世外，不可一世。故谓此文一一尽献其生平事，谓专专轻薄秦汉人，亦可谓自附于匹夫而为百世师；亦可若止述其事，事虽奇，终无甚意味矣。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桃花记》所寄托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而袁宏道评语认为渔夫是作者“超超世外，不可一世”的独立人格的象征。立意新颖，别出心裁。故有二处眉批又针对袁氏之说予以评论：
入桃源者，渔郎也；记桃源者，渊明也。后之真知《桃源记》者，袁中郎一人而已。
沈仲尔云：桃源，灵境；袁中郎，灵物。如中郎可入桃源，源中人“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何暇识中郎面目？又何暇及中郎诗？响令武陵渔人鼓吹《十九首》，因之以左建安而右元熙。纵观《文致》各家评说，大多具有针对性、随意性、点悟性的特点，有感而发，言人人殊，珠光闪烁，点到为止，而其真知灼见，虽只言片语，亦能道出个中真谛。《文致》编者在小品文选中的这种创格，流风所及，时人陆云龙《十六名家小品》32卷、清人王符曾《古文小品咀华》81篇，都沿用《文致》编排体例。其影响之大，不亚于小说评点。发掘与拓展古文评点这笔优秀遗产，对于中国散文美学的创建，无疑是有益处的。
第三，审美价值。《文致》一书，选编的历代小品文，情文并茂，芳菲清隽，是美文的渊薮。特别是山水小品与评说辨对之列，丽词佳句，妙语如珠，似出水芙蓉般清丽，若弹丸脱手一样圆美流转。刘基《菜蔬略》，历数20余种菜蔬，写其性，论其味，言其利于人体的特殊功用，而通篇采用谐音双关、顶真、排比等修辞格：
天地久其道而万物生，圣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农工商久其功而百务真，故植韭以为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故视明而听聪，故植之以葱。葱者，聪也。聪达则算多，故植之以蒜。蒜者，算算。算不失，家必丰，故植之以革。革者，丰也。丰大则强矣，故植之以姜。姜者，强也。物大强则过刚，刚过则折，君子戒焉。……
由物及人，由菜蔬而论人生，名理谈玄，奇思妙语，怡情适性，读之令人叫绝。佚名《曲城说》之论“曲”，以曲为美。全文从“曲城”之号生发，采用主客问答之体，铺张扬厉，排比对答，体物言志，曲尽人情物理，颇有汉赋遗风。徐文长称其“篇中曲折变化，有武夷之致，而其援引事理人物，该括无遗，是以曲思运曲笔也”。尤为可观者，是编者选录了一组文艺品评之文，全以比喻出之。如袁昂《古今书评》之以比喻论书，敖陶孙《诗评》与王世贞《国朝诗评》之以比喻论诗，涵虚子《元词评》之以比喻论词，王世贞《国朝文评》之以比喻论文，将比喻之术用之于诗、词、文、书法、评论，形象生动地指出作家各自独特的艺术个性与艺术风格，或以景喻，或以物喻，或以人事喻之，或以典故喻之，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古今文坛诗苑，被形形色色的比喻表现得淋漓尽致，维妙维肖，最能益人神智，一新读者耳目，具有特殊的审美效果。从总体来看，这类文艺小品以比喻论诗、论文、论词、论书法，有三个明显特征：
一是多样性：世间事物，林林总总，飞飞扬扬，均被用之于论诗、论文、论词、论书法，应有尽有，举不胜举。（梁）袁昂《古今书评》评次古今书法，凡30余人，或以人物比，或以花木山林鸟兽器皿为喻，引喻参差错落，奇幻莫测，神骨俱肖。敖陶孙《诗评》以比喻纵论古今29位诗人诗作；涵虚子《元词评》以比喻纵论元代70余位词人词作；王世贞《国朝诗评》与《国朝文评》分别论述明代120多位诗人和数十名文人的诗文风格，均以比喻出之，可谓以比喻论诗、词、文、书法之集大成者。
二是排比性：《文致》选录的数篇文艺小品，论诗、论词、论文、论书法，句式多以排比出之，对称美观，排列有序，富于诗的结构，具有诗的形式之美。涵虚子《元词评》云：
马东篱如朝阳鸣凤，张小山如笙鹤瑶天，白仁甫如鹏搏九霄，李寿卿如洞天春晓，乔梦得如神鳌鼓浪，费唐臣如三峡波涛，宫大用如西风雕鹗，王实甫如花间美人，张鸣善如彩凤刷雨，关汉卿如琼筵醉客，郑德辉如九天珠玉，白无咎如太华孤峰。以上十二人为首等……
一人一喻，一字一珠，文字简洁，句式整齐。正是这种排比有序性，使文章本身具有诗一般的行列美、形式美，读者可以透过这一系列由线条、色彩、构图唤起的视觉形象，进一步把握文章深层次之中更富有生气的内在意蕴和艺术生命。
三是比较性：《文致》选编的文艺小品，论诗、论词、论文、论书法，多采用比较方法，且寓比较于比喻中。如王世贞《国朝文评》：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丰饶，而寡芍药之和。王子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厨内酝，差有风法，而不堪清绝。刘伯温如丛台少年说杜，便辟流利，小见口才。高季迪如拍张担幢，急迅眩眼。苏伯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泻千里，而潆洄滉漾之状颇少……像这样于比较中引喻，运用比喻之法进行比较研究，各家个性之异，各自文风之别，对比度十分鲜明，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亦特别深刻。
比喻之法，还有用之于论花者。原题伏知道的《花品》以境论花，以桂花为天宫，以莲花为佛国，以梅花为仙国，神气绝肖。屠隆评说亦以人士为喻，绝妙至极：
有以论花：牡丹，黄士也；芍药，冶士也；兰，芳士也；桂，名士也；梅，高士也；菊，傲士也；荼蘑，逸士也；簷葡，开士也；梨，爽士也；竹，旷士也；海棠，隽士也；莲，洁士也；茉莉，贞士也；含笑，粲士也；腊梅，异士也；水仙，奇士；丁香，佳士；瑞香，胜士也。
而袁宏道《六桥桃花》则以美人比拟桃花，认为六桥桃花的风韵幽趣有六：“其一，在晓烟初绽，霞粉影红，微露轻匀，风姿潇洒，若美人初起，娇怯新粉；其二，明月浮光，影笼香露，色态嫣然，夜容芳润，若美人步月，丰致幽闲；其三，夕阳在山，红影花艳，酣春力倦，妩媚不胜，若美人微醉，风度羞涩；其四，细雨湿花，粉容红腻，鲜洁华滋，色更烟润，若美人浴罢，暖艳融和；其五，高烧庭燎，把酒看花，辨影红绡，争妍卉色，若美人晓妆，容冶波俏；其六，花事将阑，残红零落，辞条未脱，半落半留，兼之封家姨无情，高下陡作使，万点残红，纷纷飘泊，扑面撩人，浮樽沾席，意况萧骚，若美人病怯，铅毕销减。”袁中郎以如此生动优美的文辞，以美人的各种情态来比喻桃花的种种风韵幽趣，堪称为独步！
这一篇篇美文，令我们爱不释手。《文致》选录这批富有代表性的文艺小品，足以证实编者的学力才情和审美鉴赏能力。从审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文致》的语言艺术价值，也许会被更多有出息的语言学家和美学家所认识。
注：《文致》一书，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
收稿日期：1996—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