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变法时代精神的精华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戊戌变法论文,时代精神论文,价值论文,精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即将过去，一个充满希望的21世纪将要来临。在此千年交替之际，她对于世人心理上的震撼，是每个世纪之交所带来的效应所无法比拟的。纵观历史，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文化、政治和经济现象：每个世纪末的90年代，诸多国家往往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世纪末的那种机遇与危机、繁荣与衰退、雄心与意冷、希望与失望、革新与守旧等错综交织的情境。16～18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荷兰、法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状况。19世纪90年代，作为全球主导力量的英国，看到了自己有丧失主导世界的危险，美国在摆脱了一场金融恐慌以后，于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了第一次世界博览会，集中展示了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得美国人形成了下一个世纪必定是美国的世纪的信念。
中国亦不例外，18世纪90年代，各地白莲教起义被清王朝所镇压。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流产，“六君子”被杀。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6页。）果而言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取消了新政。
20世纪90年代，已发生了两次震撼世人的政治、经济“大地震”：一是经第二次世界大战考验的原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瓦解，从而导致了两极对抗的冷战时期的结束，改变了世界格局；二是在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经济高速增长，而引起世人刮目相看之际，突发了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顿时陷入了困境。
上一个世纪90年代的变局，往往影响下个世纪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趋向：西方20世纪初的几次战争和革命，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动乱和恐怖中酝酿的；中国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战争和变法中酝酿的。因此，反省和总结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变局，对于思考这个世纪90年代的问题与下个世纪的问题，都是有裨益的。
二
改革（或曰变革）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它是对于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冲突和挑战的回应。任何社会内部都存在着对待冲突，无对待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间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对待冲 突，无对待冲突也是不存在的。19世纪90年代的对待冲突，主要表现为：
其一，东西文明的冲突。世界的近代化（工业化）是从西方起步的，与此同步的是世界化殖民运动及掠夺财富、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的战争，以加速其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国仍滞留在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阶段。1840年英国藉毒品鸦片贸易，发动可耻的侵略战争，用洋枪炮舰打开中国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接着各资本列强蜂拥而至，订立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亦参与侵略中国的行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被迫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接踵而来的是资本帝国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机。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动应试举人向光绪皇帝上书（“公车上书”），反对签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成为维新运动的开端。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侵略，使中国失去了大量资金、市场、原料和发展资本的条件，中华民族陷入屈辱、苦难的深渊。
其二，社会转型的冲突。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它不仅是军事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力的较量。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暴露了清王朝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对外投降的面目。若不维新变法，实现社会转型，中国就要灭亡。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以变革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为目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以求国家富强、独立。顽固守旧派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既得利益，反对社会转型，反对变法维新，宁愿对侵略者妥协投降，对变法维新派采取流血镇压的手段，谭嗣同也只有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来回应。
其三，纲常伦理的冲突。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三纲五常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被看作是天理的化身。假如违反了三纲五常，就是天理不容、大逆不道。在当时，人与社会的冲突，其核心就是遵循抑还否定纲常伦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所推行的三纲五常，已成定势，为顽固守旧派所遵循，并用来作为对人民进行“箝制、束缚之具”（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6页。）。在变法维新派看来，这不仅是支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栋梁，而且是使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只有冲决这纲常名教的罗网，才能使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天赋人权论思想得以推行。
其四，价值观的冲突。变法维新派为救亡图存，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展开了中西古今价值的论争。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中国士大夫“屈尊”师夷，是华夏传统价值观的转变，意蕴着承认华夏文化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而需要向西方学习，说明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开扩的胸怀和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戊戌时期的中西之辨，并非滞留在情感的层次，而是作理智的比较：在政治上，西方以国家为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为公仆，中国以天下为皇土，人民为奴仆；在伦理道德上，中国重三纲，讲亲亲，尊君主，西人明平等，讲尚贤，隆人民；在事理上，中国好古忽今，西人力今以胜古。因此中国要学西方之长，走资本主义道路。严复认为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谭嗣同亦认为，这是“大化之所趋”。顽固派则认为这是“以夷变夏”，由讲伦常礼仪而坠为不讲伦常礼仪，而加以反对。
与中西之辨相关的是古今之辨。顽固派崇古贱今，尊古鄙今，因循守旧，反对革新。维新派认为，不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古今新旧之辨，实乃变法维新与反变法守旧之争。其实变法是“古今之公理”，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导向。
从学术层面上说，与中西古今之辩相应的是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学校与科举的论争。顽固派尊奉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程朱理学，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学及科举八股考试制度。维新派吸收西方的民权、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批判旧学。他们以是否有益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作为衡量一切学术的价值标准，对考据、辞章、义理采取否定态度，认为八股取士制度“破坏人才”，使天下士子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坠民族于危亡之中。对于有利于救亡维新的传统思想，则加以弘扬，如《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易传》、《公羊》的变易思想，孔子、墨子的“仁”和“兼爱”思想以及佛教、耶教思想，消融改铸，建构变法维新的理论体系。
三
如何回应戊戌时期的东西文明、社会转型、纲常伦理和价值观的四大冲突？维新派一方面“开民智”，造舆论，出版各种报刊，组织各种学会，大肆宣扬维新变法的必要和合理，形成戊戌维新思潮；另一方面连续上书光绪皇帝，说明形势严峻、非变法不能图存，并争取到光绪皇帝下诏书宣布实行变法，颁布维新变法诏令。戊戌新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四大冲突和挑战，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发动政变，捕杀维新派谭嗣同等“六君子”，囚光绪于瀛台，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四大冲突加剧。
透过维新变法活动、新政思潮等现象背后，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尽管它体现了19世纪90年代的精神，并影响20世纪初，但对于现代仍有其精神价值。
其一，价值的批判精神。中西、古今、新旧、科举、学校之争，蕴涵着论争双方的价值尺度。价值尺度是指价值标准与价值评价标准的统一。前者讲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在人的价值关系和活动中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后者是讲人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评价对象的评价尺度和界限，两者相互统一，并通过对“应然”与“实然”的比较，作出价值评价，即“应该”与“不应该”的选择。一般来说，在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时期，旧的、古老的价值尺度已成定势，它排斥、压抑着新的价值尺度观念的实现。新的价值尺度观念的产生，必然与旧的、古老的价值尺度观念发生冲突，并在批判中壮大自己。
面对维新变法派的新的价值观，顽固守旧派的旧的价值观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法不可变，以及为维护君主专制典章制度的意识形态、纲常名教、道德规范等不可变。维新派为了寻找变法理论，吸收西方进化论，并把这种生物进化理论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说明社会历史也是进化的。“动植如此，民人亦然”，“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注：《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页。）。这样，社会不是如顽固派所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变易进化的。
康有为把西方进化论与中国传统《公羊》三世变易说会通起来，有力地批判了顽固派的社会不变论。他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更新是社会发展的原理：“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社会如何进化、更新？康氏提出“三世”进化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讬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讬升平，所见世讬太平。”（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页。）“据乱世”是“文教未明”，“人王总揽事权”的君主专制社会；“升平世”是“渐有文教”，“人主垂拱无为”的君主立宪社会；“太平世”是“文教全备”，“一切平等”的民主共和社会。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社会进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制度的改革内容和价值导向。
谭嗣同绍承康氏“三世”说，而提出逆顺三世的“两三世”进化说。“逆三世”是指君主专制制度以前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顺三世”是指君主专制的“据乱世”，君主立宪制的“升平世”，民主大同制的“太平世”。以进化论为价值标准，君主专制必然被君主立宪制所代替。顽固排斥君主立宪，死守君主专制，是违反社会历史进化的。
谭嗣同激烈批判君主专制统治的祸害。他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是秦政，“皆大盗也”。君主把天下窃为己有，统治人民，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人道）。所谓纲常名教，只不过是君主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或手段。“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9页。），并广立名目，以为“箝制之器”。要变法， 就必须批判、否定纲常名教。因为纲常名教实是一种“不平等之法”，剥夺人的“自主之权”。所以要冲决君主、伦常、天之网罗，以及利禄、俗学、考据之网罗。这种冲决传统价值网罗的批判精神，是维新变法精神的高扬和形上超越形态力度的加强。
其二，对待的融突精神（注：参见拙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章。）。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已认知或体验到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差分对待的现象。康有为体认了上述四大冲突，并由此冲突而呈现的对待冲突，而造成人类社会的种种痛苦：如“压制之苦”、“阶级之苦”、“卑贱之苦”、“贫穷之苦”等等。苦难的具体根源，就在于现实社会存在着界限、差分和对待。康氏从人化自然、社会、人际、国家、种族、家庭、从业等各个层面疏理了差分对待的存在，这种疏理是为了“破九界”，也就是使对待冲突达到统一融合。他在《大同书》中写道：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去除九界的对待冲突，是为了融合。譬如世界合成一个公政府，而无国界；人类世界尽为平等，而无级界种界；农工商产业归公，而无业界；男女只订交好之和约，儿女老人由公政府抚养，而无家界；便达融突而和合的“大同”世界。
谭嗣同认为对待是普遍存在的。一切生死、出处、行止、语默、去来、连断、彼此等都是差分和对待。“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对待”（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7页。）。要认知自然科学，必须分析对待矛盾，有对待必有冲突。之所以有对待，是由于有彼此的对立两端，特别是由“有我”的缘故。“有我”是“我见”或“我执”。譬如“我”是一，相对于我的便是“人”，人我便是二，就产生对待。“一切对待之名，一切对待之分别，淆然閧然。其瞒也，其自瞒也，不可以解矣”（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6页。）。人为对待所瞒，而不能化解，人生活在对待之中，为对待所困惑，又必须去化解破除。如何破除对待？
首先，他用相对法，从反对不变中否定在永远流变中有着阶段上的相对静止和间断性，从而否定事物的规定性，而达以融合。谭嗣同举例说：“‘日夜相代乎前。’吾谓代则无日夜者。又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吾谓方则无生死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昼夜即川之理，川即昼夜之形。前者逝而后者不舍，乍以为前，又以居乎后，卒不能割而断之曰孰前孰后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页。）前两句话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相对论的命题，谭氏把“代”理解为无日夜的差分，“方”解释为无生死的差别。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因为“非一非异，非断非常。旋生旋灭，即灭即生。生与灭相授之际，微之又微，至于无可微；密之又密，至于无可密”（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4页。）。便可以“融化为一”，不生不灭了；前后、昼夜等一切事物的对待冲突，也可融合为一。
其次，谭氏认为仅破除自然、社会上的对待冲突现象，做到“三世一时”、“一多相容”，还不能真正破除对待，是“下士所大笑不信”的，因为这仅仅是破除了“法执”，并没有破除“我执”，达到“转识成智”的体认，所以仍然障翳深厚，执妄为真，为对待所瞒。假如存在“我见”，就会把“比我小”的叫做大，把“比我大”的叫做小；我以为大即大，我以为小即小，大小的对待冲突就产生了。有我就有“执”，有意（意识、欲望），不能做到“诚”；无我就无“执”，才能达到“诚”。因此只有破除了“我相”、“我执”，即“无人相，无我相”，才不会被“我见”所瞒。这样人我之间就一尘不隔，洞彻彼此，通而为一了。
谭氏认为，“我相除”，就是“执识转”，“执识转然后藏识可转”。这样就可在“识”的流转中，破除一切对待。但谭氏的思辨是，“破对待，当参伍错综其对待”（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只有承认或设置对待，才能破除对待。对待便有冲突，对待的破除，冲突的化解，便是融合。融合是复归形上本体“仁”的过程。“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从“仁一”的价值来度量，应当破除对待。戊戌时代的融突精神是与其“仁”的形上一元论以及要求建立大一统的君主立宪制相关联的。也是为破除封建等级差别，为实现自由、民主、平等服务的。
其三、整体的平等精神。变法维新派维护整体国家独立，反对帝国列强的瓜分，并以救亡图存相号召，以求国家整体的富强。在哲学思想上，整体性是指与各个部分相对待的事物的整体或全体。它具有总体把握、动态调节、有序进程等特性。谭嗣同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膠粘、不贯洽、不笼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294页。）从自然世界到人类世界，从至大到精微，从孔墨到佛耶以及自然科学家，都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一个整体。
康有为、谭嗣同的价值理想所向往的大同世界、仁道世界，是一整体世界。他们在寻找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人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时，他们向西方学习，以西方制度为参照系，但又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而试图超越西方寻求更完善的境界。康有为说：“吾采得大同太平、极乐长生、不生不灭、行游诸天、无量无极之术，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注：康有为：《大同书》庚部第十章、甲部第五章。）所谓大同的整体世界，是去除了“九界”的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去恢复封建等级压迫网络，而是建构一个平等的社会关系。康有为“去家界，为天民”，其主旨是要男女平等，不能以夫为纲，视妻子为奴婢，恣其凌暴；以君、父为纲，以臣、子为奴仆，任其欺压。“人人直隶于天，无人能间制之。盖一人身有一人之自立，无私属焉”（注：康有为：《大同书》庚部第十章、甲部第五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独立。谭嗣同认为男女都是天地的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4页。）。反对重男轻女、反对残毁其肢体的缠足，批判“贞节”的伦理道德。谭氏主张男女、夫妇平等具有尊重人的独立人格的意蕴。父子关系不是父为子纲，“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且天又以元统之，人亦非天所得而陵压也，平等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父子同是天的儿子，没有陵压的权利，两者是平等的。君臣、君民关系，本来不君为臣纲的关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本都是民，是平等的，由于民不相治了而共同推举一民为君。君是为民办事的，臣是帮助君办民事的。因此，民本君末，现在颠倒了这种关系，应该重新颠倒过来。所以谭氏呼吁“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维新派追求平等，就是追求独立、自由和个性解放。平等就是戊戌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平等精神也就是一种人道精神。
其四，思维的辩证精神。思维是主体对事物的特性、内在运动联系和运用智能进行推理、化解的内隐活动过程的反映。它是意识反映活动的高级形式。思维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它通过对语言符号化的信息材料的分析综合，运用逻辑的推理和证明，创造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的语言、反映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差异，思维也殊异。维新派接纳、运用进化论的思维方式，来证明“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道理。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败的思维方法，而直接冲击“道不变”论。所谓“物竞”，就是指生存竞争；“天择”是指自然选择。这样就把种与种、群与群之间，推而广之，维新派与守旧派、古与今之间，放在一个平等竞争、自然选择的天秤上，适者生存，这是从对内而言的；对外而言，只有奋起图强，才不会在西方列强面前亡国亡种。
在进化论与不变论、经验归纳法与心成之说、功利主义与禁欲主义的对待中，进化论的思维方式迅速得到传播，并蔚为思潮。“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注：陈兼善：《进化论发达略史》，《民译》杂志第3卷5号。）。康有为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制度法律的改革，才是合乎适者生存的，“守成”只能“百事隳坏”。这是因为“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的缘故。变是全变，而不是小变；全变是一种开创，开创就是涤旧维新的辩证思维。
谭嗣同认为，器体道用，器变道安得不变，反对守旧的道不变的思维方式。谭氏用变的思维方法，说明“变”就是革新，新事物的产生。于是他提出了“日新”的观念，对《易·系辞传》中“日新之谓盛德”作了新的解释。“《礼》著成汤之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系》孔子之赞：‘日新之谓盛德。’言新必极之于日新，始足以为盛美而无憾，执此以言治言学，固无往不贵日新矣”（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7页。）。“日新”的价值导向是为维新变法呐喊。日新作为事物变化的过程而言是永恒的、不间断的，譬如昨日之新，今日已旧，今日之新，明日又已旧。在这种日新进化观的思维视野下，天地人物，无有不日新，日新才能生生不息。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四时不新，何以光明和四时更迭？血气不新，经络绝。日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最一般的概念，也是事物变化运动的辩证原理，亦是政治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武器。
其五，经世的致用精神。日新进化理念，不仅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而且具有转换、更新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作用。维新派鉴于清代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意识形态和提倡考据之学：一方面把知识精英推入故纸堆，而使其对现实社会政治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把程朱义理之学作为士子们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而使其成为脱离实际的教条。维新派要挽救中国人的身心，救亡图存。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做新民。梁启超说：“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注：梁启超：《新民丛报章程》。）。使之以新思维、新道德去克服旧的习染、道德和思维及愚陋、涣散等恶习，而担负起维新变法的责任。
维新派批判旧的考据、辞章、义理之学，都是“无用”、“无实”之学。梁启超认为，考据家著书满架，“究复何用”？他要扫除考据、辞章之学的种种弊病。康有为认为，程朱义理之学，凿之过深，扬之过高，其弊将“不切于人道”，而昧于世务。虽然程朱理学，辨析义理精详，却把理虚悬，无实无用。即使讲“格物穷理”，“最少犯了两种毛病：一是泛滥归宿，二是空伪无实著”（注：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既不能穷尽无限事物之理，也不能超越抽象惝恍无朕的理，从形上层面说明理与现实的隔离。
严复认为，宋明义理之学，既非出于对客观实际的观察和归纳，也不重视用事实去验证义理的是非真假。他批判陆、王心学的“师心自用”的“成心之说”，“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注：《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陆、王心即理，以吾心之理或吾心之良知推诸千万世或事事物物，以先验原则为真理价值标准，而不是一种“实测内籀”之学。严氏“内籀”与“外籀”之学，即经验论的归纳和演绎，要求从实测经验中概括出科学结论，并以实测经验检验其真理性。这就从思维方法层面批判了旧学的弊病，而使维新思潮贴近社会的现实层面。
维新变法是变现实社会之法，易现实社会之新。新政、新法都是实实在在的政和法。因此，维新派的改制变法，凸显了“经世致用”的精神。所谓“致用”，“一曰定宪法以出政治，二曰明格致以兴艺学”（注：康有为：《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实是经君主立宪和近代资本主义之世，致维新变法之用。康有为对“经世致用”的重新解释，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他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中，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绍承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魏源、龚自珍的《公羊》经今文学，批判正统的经古文学。康氏公然宣布历代所尊奉的“古文”经典，都是刘歆所编造的“伪经”，“非孔子之经”。此论一出，实乃思想界的“一大飓风”，动摇了正统派的根基，具有思想解放、启蒙的作用。
康氏之所以以《公羊》等今文经学为孔学真传的经典，是因为《公羊》今文经学具有一种改制的思想，可以改铸为“三世”进化的历史观，而与西方君主立宪制、民主制相结合，而为维新变法所用。在这里经世致用精神，实是一种创造新理论、新思维、新制度、新法度的精神。
其六，形上的贯通精神。戊戌时期中国社会、制度、价值观都处于转型之际。变法是为维新，不变是为守旧；维新求通，守旧求滞；通可实现新政，滞便停留于旧政，因此通是维新变法的重要概念。康有为说：“新则通，旧则滞”，“岂知其阻塞进化，大悖圣人之时义哉”（注：康有为：《礼运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4页。）！ 变通进化是社会发展普遍法则，否则有悖于时代精神；通亦是实现其大同世界价值理想的重要中介，因为去除九界的“去”，便是要“通”，通才能通达“大同”之道。
谭嗣同基于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提出“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并以“四通”的原理化解当时的四大挑战和冲突。谭氏所建构的仁——通——平等的哲学形上学，“通”具重要的特殊的价值。“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通是仁的第一涵义，以太、电、心力是表示仁的通的工具；“通”的涵义，最概括地说是“道通为一”，具体地说就是“四通”。通的表象，就是平等，“通之象为平等”，“道通为一”的平等，犹如“通则必尊灵魂，平等则体魄可为灵魂”（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页。）。平等就是破除一切对待、等级的差别，“无对待，然后平等”，“无无，然后平等”（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由“仁学”形上学经过“通”，而实现向近代资产阶级平等的转换，体现了形上的贯通精神。
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戊戌维新变法的批判对象、改革内涵、所追求目的等等，都已时过境迁。但是，戊戌维新变法所凸显的六大时代精神，是需要现代继承发扬的，还具有她的生命智慧和活力。中国社会历史虽发展了，然还会不断遭遇新的冲突和挑战，需要不断改革变法，才能求得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而与改革相联系的文化精神，也有其超越的层面，与现代的改革变法相契合。现下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社会转型，对其所遇到的冲突和挑战，都需要作出回应，因此，借鉴、发扬戊戌新维变法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有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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