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环境的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环境论文,经济学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生态环境是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它是可持续农业生产的基础和保证。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是20世纪80年代才刚刚初步形成的，但由于其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一经提出，就很快为各有关学科的学者、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所接受。可持续发展研究，属于典型的跨学科研究，但从其产生直至目前的研究进展可见，其基础理论似乎主要来自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与经济学紧密相联。
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问题
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会给环境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虽然人类很早就开始关心环境问题，但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环境问题并不严重，人们的关注也不认真。1962年，美国的卡逊(R.Garson)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被认为是现代人类关心环境问题的开始。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过十几年的经济恢复和飞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60年代，环境问题已显得非常突出。但真正让世人关心并讨诸实际行动，致力于环境保护则是本世纪70年代的事了。1972年，麦多斯(D.Meadows)发表的《增长的极限》，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也向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同一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把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列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四大问题，宣告了人类开始进入“环境时代”。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被各国普遍接受。在我国的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1995.9)上，江泽民郑重提出，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严格限制，更加决定了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同时提出，我国耕地、水和矿产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低。今后随着人口增加和发展，对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环境保护的难度更大。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更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掠夺式经营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段话非常透彻地说明了可持续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之间内在的紧密的联系。资源和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是伴随着人类农业经济活动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量的增加以及对资源需求量增加，对环境的干扰和污染也大大加剧。农业生态系统中，广义的环境容量是相对的，它包括广义的“资源可供量”和广大的“污染（或熵）可纳量”两项，存在着相应的阈值。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发展环境问题，不仅是农业自身发展及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无法完全避免的一种伴生现象，而且在工农业发展的特定阶段，环境恶化趋势甚至具有某种必然性。
二、环境问题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就是与事实相关的分析的方法论，它首先试图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当然其作用要比这个宽泛得多。既然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宏观环境态势，为后边的分析奠定基础。
这里研究的环境是指农业生态环境，即某一区域农业生态系统中所有生物所组成的生物群落及其环境，其中包括各组成要素间形成的某种平衡关系。如果人类活动破坏了这种平衡关系，就会引起一系列严重后果。
（一）经济虽然增长，但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代价是巨大的 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资料，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全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15倍，80年代全球经济继续以年递增3%的速度稳步增长。仅80年代全球经济新增部分就比人类有史以来直到1950年全部经济产出总量还要大（布朗，1992）。工业经济迅速增长过程中给农业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在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方面更是惊人。
1.全球每年损失土地资源600多万hm[2]。全球每年有300多万hm[2]土地毁于水土流失，损失表土约250亿吨，相当于澳大利亚全部粮田表土总和，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km[2]，流失泥沙量约50亿吨以上。全球已沙漠化和受其影响土地约为2800万km[2]，每年有2700hm[2]土地沙漠化；我国环境保护部门认定的沙漠化面积为262万km[2]，每年平均增加2460km[2]。耕地减少：仅城市外延一项，1975-2000年将占用耕地2500万hm[2]，其他如农村建房、工业、交通等占用耕地的速度增长也很快，我国近十年来(1997)每年耕地减少约40-46万hm[2]，近两年虽受到极严格控制，仍减少了10余万hm[2]。土地资源的破坏尤其是耕地的减少，使世界粮食储备由1987年的可供全世界人口食用104天降至1996年的55天（世界观察研究所，1997）。
2.森林和草地在最近半个世纪已约减少了一半。热带潮湿森林平均每年被毁610万hm[2]，其他林地被毁坏状况也十分令人担忧；我国森林面积仅余1.34亿hm[2]，复盖率仅为13.92%。全球草场约30亿hm[2]，许多已呈严重退化趋势，甚至全部被破坏；我国有1.35亿hm[2]草场严重退化、沙化和碱化，并且每年以200万hm[2]的速度增加（国家环保局，1999）。人类每年欠地球的生态债务高达20万亿英磅，几乎相当于目前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11亿万英磅）的2倍（张鸣，1996）。我国仅因大气污染造成的年损失即达1100多亿人民币（解振华，1999）。
3.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长。耗竭性矿物能源耗量由1950年的2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90亿吨，20世纪末将达到1970年的4倍。石油消耗呈指数增长，1953年世界消耗量6.49亿吨，1986年即达38亿吨；依目前的开采速度仅可维持45年。
4.水资源短缺状况在世界范围内存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水需求量增长52倍，高达3800km[3]，水污染不断加重，60%地区供水不足。我国缺水城市达300多个，日缺水量在1600万吨以上，工农业用水严重短缺。
5.环境污染严重。空气污染：已达到了150年来的最严重程度，且在很多地区呈恶化趋势。仅人类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即已超过1.1亿吨。水体污染：仅城市地区每年排出的污水即达500km[3]，近海海域已大面积被污染，内河水域污染程度多数超标。我国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污染严重，湖泊富营养化加剧，50%以上城市地下水被污染。土壤污染：主要来源于污水及农业的化学投放物。严重破坏了土地的生产力，危害人畜健康。其他污染：噪声、微波、交通拥挤、玻璃幕墙设置不当等也带来不可忽视的危害。我国目前由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4-8%，折合人民币5000亿元（世界银行，1997）。
（二）环球性的环境问题，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灾难 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工业化及农业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负作用，致使全世界人们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及生态灾难的挑战。(1)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的根源在于大气中的CO[,2]增多，抑制了太阳短波辐射。据资料，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大气中CO[,2]含量为270ppm，1986年达到345ppm，照此发展，再过三、五十年，可达到540ppm。同时，全球气温可升高1.5-4.5℃，海平面可能升高20-165cm，大片沿海低地可能浸入海水之中。我国广州、上海等将成为“水底之城”，有近亿人口无家可归。(2)臭氧层损耗。臭氧层是在地表上空15-50km的平流层，含量丰富的臭氧形成一个小圈层，对太阳的紫外线有极强的吸收作用，可使地球上的生物免受其害。自1969年以来，由于大气中臭氧消耗物质（氟氯烃和哈龙）增多，使除赤道地区以外的全部地区臭氧层减少了3-5%，世界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皮肤癌，导致某些物种灭绝和作物产量降低。(3)酸雨蔓延。酸雨是指大气中pH值低于某个临界值(5.6)的降水过程，这主要是由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增多造成的。80年代以前，仅在欧洲地区发生，以后则扩展到全世界，近年我国大部分地区也已有酸雨出现，如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重庆市，年降酸雨已高出临界值11000mg/m[2]以上(Downing,1997)。它可造成地表水污染，大量生物消失，大片森林死亡。
三、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农业环境问题，在国家农业经济发展进程的某些时段，呈恶化趋势，似乎具有某种必然性。在此阶段，不要说想使环境污染得到完全的治理，即使想让恶化的趋势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都是困难的。只有越过这一艰难时期，当工业化和农业科技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环境问题才可得到根本改观。这也不是说在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如我国现阶段，环境污染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说这里存在着经济发展引起环境变坏的规律性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所导致的环境治理的困难性。
对环境进行经济学分析，首先遇到的是产权问题。科斯(R.Coese)的产权理论是针对外部分割造成的社会成本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由于理论认识不足，产权不明及交易成本等问题，造成了市场体系不完善，更加重了独立于市场的外部效应，如资源市场缺陷、资源利用的非确定性、资源利用的不可逆性、人口增长及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的环境与发展的取舍关系等。
（一）资源市场缺陷 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率利用，但资源利用的外部性负效应可以妨碍效率的实现，如产权问题、价格问题等，往往不得不靠政府的干预和社会矫正，如干预不及时或不妥当，则很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破坏。从原则上讲，市场规律本身可使供需各方均获得最大收益，但效率实现的有些机制有不利于环境、影响环境持续的负作用。
1.技术进步的非对称性。一般而言，技术进步是有利于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的，它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开发新的替代产品。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此过程中，市场首先关注的是在资源开发利用上的技术进步，而后才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资源利用对环境的压力。如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便设法研究开发温地，利用水源种植水稻，而不重视如何使一个温地生态系统能够持续下去，如何使一个脆弱环境变得更稳定。当问题产生了再去研究，往往为时已晚，而且多是靠政府干预才去做。同时，技术的间接效应也具有明显的环境影响。
2.市场非对称性。对于基础资源的开发、加工与分配，市场运作有效率，而对于由于生产过程造成的污染，则市场运作往往失灵，不受市场力量的约束。如以海洋捕捞为例，由于经济利益趋动，大家尽量加大捕鱼量，而且不断开发捕鱼新技术，使海洋中可捕之鱼越来越少，很少有人去做保护渔场的投入和研究，最后可能使大家都捕不到鱼。获益是自己的，不利影响转嫁给大家，这种转嫁超出市场作用范围。
3.非市场交易资源。在环境资源中，有一些是被认为（或暂时被认为）没有市场价值的资源，它伴随其他经济活动而被随意处置，如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一些未被人类开发利用的生物品种等。实际上，它们并非没有价值，只是没有直接使用价值，而有间接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这两种价值虽然不容忽视，但不在市场上交换，也不受市场力量保护。
（二）资源利用的非确定性 它是指现实决策对未来影响的不可预见性，环境资源利用带有一定的不确定色彩。由于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大流域的治理工程，大面积开发荒原、湿地等，很可能导致人们预料之中或预料不到的一些问题。对于不确定性所引发的过量资源消耗、环境安全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它源于信息不全和缺乏未来市场，是人们决策和实践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三）资源利用的不可逆性和唯一性 资源开发具有不可逆性，对于耗竭性资源是这样，可再生资源也有相似属性。比如一般认为生物资源是可再生的，但有史以来许多物种的灭绝即是不可逆性的表现。土地利用中，荒原变城镇，湿地变粮田，林地变荒山，草原变沙漠，均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可逆性。凡是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和破坏超过其阈限，均可能表现出不可逆性。环境资源由于其自身特点，有其唯一性，任何一种资源都难于被其他资源所完全替代，资源开发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便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危险，威胁着环境的持续。
（四）权衡取舍关系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存在着权衡取舍关系，一种是此消彼长关系，即资源存量与经济增长的转换关系；另一种是互为促进关系，经济水平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也会提高，环境改善的投入也可能增长。如果从环境中获取的资源量转化为经济增长后，部分经济增长又可转换为环境资源，补偿资源消耗量，很可能呈良性发展状况。否则，必将不可持续。
（五）人口增长的环境压力 对经济学者来说，人口具有两重性，既对环境构成压力，又对环境保护有着积极作用，故在环境资源分析中，多将人口当作一个中性因子或常量。这里主要是讲人口持续增长造成对农业生态环境持续的不良影响，成为一个负面因子。人口数量的增长，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和对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相对于其他因子而言，人口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市场可发挥某些作用，但主要是行政干预和政府控制。
一些农业生态学家曾根据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日益广泛退化的农业生态环境和日渐加重的外债负担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了人类生产、生活条件将会下降的预言，今天已在1/6人口中变成了现实。如果采取更大范围的核算体系，将农业生产环境损失、污染等的危害加进去，则人类绝大多数生产、生活条件自80年代以来都有所下降。
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靠牺牲农业生态环境赢得的农业发展终究是暂时的，最终必将导致不可持续，为了不蹈古文明的复辙，农业必须走生态经济型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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