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和复杂的全新课题。从党的八大前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间，毛泽东为了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走过了一条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倒退、成功与失败的曲折道路。正是探索中所积累的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中共八大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与主要成果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同对苏联国内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思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55年底，毛泽东就敏锐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①，并直接领导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听取情况汇报的活动，从而为中共八大报告的起草和《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正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和思考苏联模式的得失之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6年三四月间，毛泽东明确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他强调说，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并提出了“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命题和庄严使命②。从1955年底到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前这一阶段，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黄金时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成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生长点。
（一）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以及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毛泽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作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的。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③ 这些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个论述已经蕴涵着社会主义制度还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命题。无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提供了哲学依据。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中共八大《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④ 八大虽然没有用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词，但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由过去的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八大路线的基础与核心。八大以后，毛泽东又多次阐发这一观点，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⑤。他充满激情地向广大党员干部发出了这样的号召：“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40年，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⑥ 这对我们后来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在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上，鉴于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的任务，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思路和按农、轻、重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想。毛泽东提出的旨在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问题上，周恩来在一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战略目标。接着，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提出“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而且认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⑦。
此外，毛泽东在这期间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还有很多，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中。
（三）提出了对国家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任务和设想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改革的设想，表现在经济体制方面，就是提出了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多种经营形式存在，实行以计划为主和以市场为补充的经济体制。
八大以后，出现了被称为“地下工厂”的自发经营的较大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他说：“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⑧ 这说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央不仅没有想一下子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还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应当适当发展一点资本主义，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
（四）提出或实行了一系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设想和政策
毛泽东曾经说过，像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⑨。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毛泽东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要扩大民主生活，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八大前后，围绕扩大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党中央进行过多次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
第二，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1956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谈到了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的任职期限问题。这可以说是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以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酝酿。
第三，建立和实行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八大前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进展之一，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具体历史条件，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⑩ 我国确立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本质区别，也不同于苏联实行的一党制，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
第四，初步规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这一系列设想和举措，其目标是什么呢？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1) 这些设想成为后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五）提出了发展与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和任务
为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八大前后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和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
第一，宣布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2)。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进一步重申了对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和政策。实践证明，当时对知识分子作出的估计、判断和政策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第二，发出了要“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13) 的号召。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强调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广大知识分子一起，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4)。
第三，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5)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他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方针，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16)。实践证明，“双百”方针是合乎科学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方针，只有长期坚持这一方针，才能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和繁荣。
第四，提出了走中西结合的文化发展之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要实现中西文化的结合问题，一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7)。二是要把学习外国的文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18) 三是对于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遗产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中国文化的恢弘气度。
总之，八大前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现在看来，这些主张和观点虽还不能说已经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探索的思路和方向是正确的，所提出的一系列闪光的思想主张和理论观点，对后来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先导和开拓意义。
二、“大跃进”前后的曲折探索与理论思考
从1957年夏开始，面对整风运动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内外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毛泽东对八大前后形成的一些重要而尚未实践的观点又发生了动摇，使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和严重失误
从宏观上来看，不论是整风运动还是反右斗争，不论是“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其目的都是为了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但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探索是不成功的，是八大前后探索的倒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方面，以阶级斗争取代了经济建设。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形成了三个影响既巨且深的错误理论观点：即改变了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提出了中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提出了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对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正确判断的改变，意味着党的中心工作必然要转到阶级斗争上来。
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上，以急躁冒进的“大跃进”取代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规模速度问题上，以急于求成的“冒进”战略取代了积极稳妥的“反冒进”主张，以严重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以“多”与“快”为灵魂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取代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主张，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和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取代了八大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三，在党内民主生活方面，以家长制、一言堂逐渐取代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反右扩大化、批评反冒进和开展的所谓反右倾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开始听不进不同意见，并越来越固执己见。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的不断发展，使党越来越难以防止、抵制和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
（二）毛泽东对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的纠正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思考
在遭受巨大挫折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召开的多次会议以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继续进行探索和思考。这些作为认识真理的阶梯，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向前发展着。这期间在理论认识上所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概念。面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共产风”盛行的情况，毛泽东思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19) 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毛泽东虽然没有对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设想展开进一步的论证，从提出的建成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标准来看，也不完全符合国情，但它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
第二，在发展商品生产问题上，提出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存在是必要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利用价值规律，坚持等价交换原则。针对有人提出要废除商品的观点，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0)。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仍然是起作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21)。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在防止国外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方面，提出了警惕“和平演变”的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时，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1959年11月他指出：“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22) 为了防止西方国家和平演变阴谋得逞，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如强调要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放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要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并注意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等。实践证明，他在反和平演变问题上是有远见的。
三、“调整时期”的调查研究与认识成果
“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严重失误，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继续进行探索。为了克服困难，走出困境，从1960年冬到1965年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调整。五年调整时期既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大跃进”所犯错误的过程，也是重新思考和认识社会主义的过程。1957年以后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犯的错误，重新思考和探索，也必然集中在这个方面。在进行调整和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等又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新观点，从而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的认识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1957年以后我们所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观主义，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盲目蛮干。为了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的一系列错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首先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认真进行调查研究。1960年6月，毛泽东作了题为《十年总结》的报告，着重从认识论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他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23) 向全党明确提出了认识和利用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任务，强调只有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积极推动下，从1961年春开始，在全党迅速兴起了一场调查研究的热潮。正是这场调查研究，成为60年代初我们党的工作发生重要转变的思想先导。通过认真而广泛的调查，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为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创造了条件。
（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必须从国情出发，按照国民经济内在的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
为了克服“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八字”方针是对党的八大关于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恢复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由“以钢为纲”和全面“大跃进”，转向了调整，使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得以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调整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又有了新的认识，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主要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和完善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成为可能。但是，这种改变和完善，只能在客观的生产力发展确实提出要求时才是正确的。如果不考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仅凭主观想象和良好愿望，盲目地追求生产关系的改变，就会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二是强调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必须从国情出发。“大跃进”从主观愿望来看，是想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赶上或者超过世界先进国家。但人们的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如果不顾客观条件，企图“一天等于20年”，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办到的。三是强调必须按照国民经济内在的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而要搞好综合平衡，首先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实践证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已经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能按一个既定速度无波动地发展，不平衡是经常会出现的，因此调整是必不可少的。
（三）在中国，至少需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时间的设想上虽提出了“相当长”的概念，但基本上是把它限定在10年、20年或再多一点时间的框子里。在反思“大跃进”的教训时，意识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不是短时间所能办到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和党中央不仅摒弃了15年“超英赶美”的目标，而且对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和目标进行了新的思考。
1961年9月毛泽东曾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24) 他还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25) 毛泽东提出的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现代化的设想，是对新中国成立十多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反思的结果。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新认识，是后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时间的基本依据之一。
（四）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通过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来总结“大跃进”以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在“七千人大会”上特别突出地强调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这是因为要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首先是要坚持决策前的民主，以便集中集体的智慧进行决策；其次是要坚持决策后的民主，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失误。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民主集中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第一，强调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并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盛行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的教训，毛泽东把实行民主集中制与改正错误、制定正确路线等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指出：“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26)。所以，毛泽东要求“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27)。他还强调，只有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28)。
第二，强调发扬民主，就是要让群众讲话，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实行“三不主义”。发扬民主，就必须让群众讲话，“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29) 要创造一个让人讲话的氛围和环境，就应当实行“三不主义”。毛泽东说：“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30)
但是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观点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四、“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与深刻教训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探求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类似错误的深刻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正是我们更加自觉地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历史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人郑重地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从中科学总结和吸取教训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教训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概括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毛泽东晚年构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虽有着完整的逻辑体系，但它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错误的。用这样的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得出的结论自然会严重脱离实际。对此，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31)
（二）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想法，往往会作为“最高指示”、“最新指示”被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成了划分“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的最重要标准。从而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极端，也把我国政治体制中一直存在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推到了顶峰。
“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并持续十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的交互作用。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邓小平从健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2)
（三）不能提倡“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政治运动，而必须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
“文化大革命”是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中自下而上的一场“革命造反”运动。在“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有理”、“无法无天”、“天下大乱”、“全面夺权”的鼓噪声中，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民主制度几乎荡然无存。结果，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派系争斗遍及城乡，全国陷入“全面内战”的混乱之中，轰轰烈烈的“大民主”成了“打倒一切”的混战。
正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这场灾难中，人们更深切地认识到了民主与法治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为此，邓小平指出：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总想搞所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33) 他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4) 这些认识成果，正是对“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所进行的积极反思。
（四）不能通过“突出政治”的“抓革命”和批“唯生产力论”的“促生产”来进行，而必须从具体的国情和国力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文化大革命”以“抓革命，促生产”作为经济工作的方针，经济活动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突出政治”为中心，以“大批促大干”为动力，以政治运动为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以片面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为指针。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不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向前发展的，它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必然导致经济建设的无序和混乱。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从具体的国情国力出发，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正是这场灾难把“左”的危害彻底地暴露了出来，从而使我们在深刻的历史反思中明白了许多道理，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清醒。正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在新的实践探索中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邓小平曾说：“‘文化大革命’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35)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艰辛探索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并继续向前发展的，是对毛泽东探索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必然联系。
（一）坚持了毛泽东带领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体系。从政治上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实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初步确立了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这个基本框架既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又超越了苏联的制度模式，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发展方向。从经济上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以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从文化上看，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并确立了其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是立党兴国的根本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领导我国人民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和显著特点，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坚持、完善和发展这些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孕育和产生的，离开了这些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二）继承了毛泽东领导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
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极为严酷的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66亿元提高到3624.1亿元，增长7.78倍；工业生产总值从140亿元提高到4230亿元，增长30.26倍；农业生产总值从326亿元提高到1397亿元，增长4.29倍；粮食产量从1.1318亿吨提高到3.0477亿吨，增长2.69倍；棉花产量从44.4万吨提高到216.7万吨，增长4.88倍；钢产量从16万吨提高到3178万吨，增长198.63倍；煤产量从3200万吨提高到6.18亿吨，增长14.31倍；发电量从43亿度提高到2566亿度，增长59.67倍。这2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43％(36)。由此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与此同时，这期间还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极大地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如果没有这29年间所建立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提供的宝贵经验，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可能的。
（三）坚持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的时候就及时地提出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其出发点就是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后的探索虽然发生了不少波折，但探索的主题始终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进行的，探索的立足点始终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生活，探索的方向始终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探索的思想路线始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探索的目标始终是为了又好又快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秉持的这些基本立场、原则、观点和方法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新时期我们的探索都是在坚持这些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内在统一性。
（四）继承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重要理论成果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科技革命上来的思想，关于实现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思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关于“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思想，关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关于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关于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等等。这些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主张，对于认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理论渊源上说，这些探索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思想先导和理论生长点。
（五）科学总结了毛泽东探索失误所积累的深刻教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的艰辛之路，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走过了一些弯路，尤其是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不论是正确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是极其珍贵的，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准备。探索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理论成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正面的历史准备；而探索中发生的一系列失误所积累的深刻教训，则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反面的历史准备。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人郑重对待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并从失误中学习借鉴和科学总结的结果。我们正是在科学总结和郑重对待毛泽东探索过程中所发生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系列失误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已经载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任何企图把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的观点和尝试都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
注释：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72页。
②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4～1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0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218页。
⑥ 《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268页。
⑧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53—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08页。
⑨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⑩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33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43页。
(12)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2页。
(13)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5页。
(14)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7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页。
(1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3～784页。
(1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
(1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1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7～438、439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页。
(22) 《毛泽东在杭州讨论国际形势问题时的谈话》（1959年11月2日）。
(23)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8页。
(2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7页。
(2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829页。
(2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
(2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818页。
(2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
(29)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8页。
(3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6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2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146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235、172页。
(36) 参见《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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