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电影生产的消费逻辑与价值困境——以新画面公司的运营模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困境论文,中国当代论文,以新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除开影片本身，2012年度中国电影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画面”)董事长张伟平与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分手事件。
2012年9月，“新画面”董事长张伟平通过网络媒体正式宣布与认识20年、合作16年的著名导演张艺谋分道扬镳——“我现在跟他没啥关系了”。①10月底，一直保持沉默的张艺谋独自接受了《经济参考报》的采访，说《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是他迄今为止最不满意的作品，是受“裹挟”的产物，今后将“回归”艺术，间接地道出了与制片商的矛盾与分异。
“新画面”成立于1997年，张伟平任董事长，张艺谋任艺术总监，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民营电影公司之一，它的发展历程也是张伟平和张艺谋二人的合作过程。16年来，“新画面”投资出品的电影作品有11部：《有话好好说》(1996)、《一个都不能少》(1998)、《我的父亲母亲》(1999)、《幸福时光》(2000)、《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千里走单骑》(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三枪拍案惊奇》(2009)、《山楂树之恋》(2010)、《金陵十三钗》(2011)。其中，2002年推出的《英雄》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巨制，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大片时代”。它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片，是内地第一部走进奥斯卡的影片，是中国电影营销模式改革的第一次成功尝试，让中国电影人看到电影大投入、大营销、大回报的运作模式。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口碑好与坏，《英雄》与紧随其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部影片，如同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一般，为中国电影史掀开了新的篇章。②张伟平与张艺谋二人共同开创了中国商业大片的新时代，创建了中国当代电影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新兴商业化模式，他们的合作道路，也可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缩影。有鉴于此，“二张分手”事件不应看作单纯意义上的个人恩怨、友情破裂和分道扬镳，它同时意味着一个电影时代的终结，一种旧的电影生产关系的打破，甚至预示着一种新兴模式的重建。事实上，深入事件内部，考察他们合作的历程与方式，剖析他们分歧的焦点与言论，明显可见中国当代电影艺术生产存在的问题与困境。这也是此次分手事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反思的关键所在。
一、制片人中心制与导演中心制的矛盾混合与冲突
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化与制片人中心制，是由张伟平与张艺谋率先尝试和开创的，但是却存在着先天不足，是制片人中心制与导演中心制的矛盾混合体，缺少完善的体系和制度建设与保障。
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老一辈电影人运用了苏联时期的制度模式，即导演中心制。导演作为整个电影生产制作环节的领导者，对电影的策划、拍摄、产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这种制度可以保证作品的质量和艺术效果，但弊端也很多，有时候导演为了拍摄出较好的作品，无节制地提高拍摄成本，最后造成资金不足，导致拍摄与后期制作宣传脱节，赔钱的生意时有发生。这在市场经济时代显然是极其致命的弊病。好莱坞电影的制度体系是制片人中心制，专业的制片人掌管投资方的资金，对导演及电影制作、宣传发行流程进行监督，从而保证了资金的合理利用与影片的效果。好莱坞影片的宣传资金要占到总投资的一半左右，通过与主流媒体的合作，打开大众市场，往往获得极大利益。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导演中心制的弊端不明显，但在1992年中国进行市场经济全面转型之后，电影的投资成本与回报率的冲突就显得十分尖锐，这实际意味着电影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必须顺应时代发生转变。
张伟平与张艺谋在充满挫折艰辛的探索中，成为转型期中国电影改革的实验者和道路的开创者。当初，因没有营销经验且错过了海外版权的售出，他们合作的第一部影片《有话好好说》投资2600万元，仅回收了800万元，亏损1800万元。1997年，“新画面”以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在北京成立。1999年，“新画面”第一次以公司的形式，同时投资了两部文艺片——《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这两部作品分别在柏林和威尼斯电影节上捧回“银熊奖”和“金狮奖”，成为张艺谋在那一年里的“双响炮”。从2001年拍《英雄》开始，二张尝试开发商业片，创出一套商业营销模式，大获成功，神话般地创造了2.5亿元票房。随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均是大制作，亦获得骄人成绩。就连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也以8000万元的投资换回2.68亿元的票房。二张合作也因此被称为“二张牌验钞机”。但是2011年，宣称投资六亿元的《金陵十三钗》却没能如愿创造十亿元票房，仅仅止步于6.2亿元，二张之间的矛盾分歧也在这部影片上完全爆发出来，终结了他们创造的商业传奇。
张伟平与张艺谋分手的导火索即直接原因是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从他们在事件中各自所说的话语，充分证实了他们在制片人与导演身份之间存在着分歧与矛盾。张艺谋接受采访时说：“本来(我)没打算拍这部戏，可制片公司想挣钱，用小沈阳出演搞商业炒作，就拼凑了一个不成熟的剧本。这真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决定。”“我感觉自己掉沟里了，因为它缺乏文化价值，是商业裹挟的产物。”③“和年轻一代导演拼票房，那不现实；对新签约公司的选择，(我)不想成为他们的摇钱树；我希望回归，有一个和谐的创作环境，尽量不受太多制约、干扰和裹挟，提炼自己所有的能量，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拍几部自己喜欢的题材。”④张伟平的反应却截然相反：“以后我们不会再做不想做、被迫做的电影，比如《三枪》。前两天《红高粱》的美术曹久平说，艺谋拍《有话好好说》时就曾跟他说过想改编《血迷宫》(《三枪》改编自这部作品)。新画面根本没有干涉过张艺谋的创作，都是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⑤“我和张艺谋合作到现在一共11部电影，16年。16年间拍的电影，没有一部是我给张艺谋强加的剧本。但现在中国电影发展了，观众需求不一样，我也会给他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的确是指导性的意见。”⑥张伟平同时说：“我很冤，人家都说张伟平是个商人，是我让张艺谋拍商业电影。但其实我们这16年间拍的电影，没有一部是我强加给张艺谋的剧本。包括这次《十三钗》，贝尔一到现场，都惊呆了。好莱坞是制片人制度，剧本都是制片方定的，然后才定找张三李四导演，甚至拍完之后，都不让导演剪，直接换专业剪辑师来剪。可贝尔在现场发现没有制片人，制片监理也没有，我去了两次，也没见我对张艺谋指手画脚，所以他很费解很吃惊。这就是我和艺谋之间的信任，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他。”⑦事实上在过去，张艺谋每次接受央视采访也曾感叹：“我的这位投资人，一不看剧本，二不看账本。”⑧当然，毕竟六亿元的巨额投资全是“新画面”独家投的，张伟平看了《金陵十三钗》的剧本后，提出增加男女主角的床戏。“我说剧本我看了，我觉得这场戏如果他们不上个床我都觉得扫兴，于是张艺谋同学鼓起勇气第三次跟贝尔说，没想到，贝尔那天可能心情大好，破天荒同意了。”⑨这也就是网络媒体对此所使用的措词：为了票房逼着张艺谋加床戏。那么，问题是否就出在这一次制片人的全面插手和干预呢？当然不无影响。然而笔者认为，更主要的症结是他们的合作从根本上是有问题的，既不是完全的导演中心制，也不是健全的制片人中心制，存在着先天不足，是制片人中心制与导演中心制的矛盾混合体，缺少制度建设和保障，为日后的分歧埋下了隐患。
二张的合作是一场基于友情和兄弟情谊开始的合作，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合作方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方和雇佣者的关系。在投资电影之前，张艺谋与张伟平本是过从密切，彼此投缘的好友。1996年，因著名演员巩俐和张艺谋分手离开，致使《有话好好说》的投资方撤资，不能如期拍摄，张伟平得知张艺谋的苦衷后，仗义相助，拿出2600万元，使影片顺利完成。1997年，张伟平又拿出1000万元资金注册成立了新画面电影有限公司，二人的合作也全面展开。这一电影公司的奇特之处在于，公司只拍摄张艺谋一位导演的影片，张伟平甚至声称：“如果有一天张艺谋不拍电影了，那么新画面公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这个公司就是为张艺谋一个人开的。”⑩那么，这种基于友情的电影公司制作派生出以下后果也就不足为奇。首先，制片人张伟平不是专业出身，完全信赖导演，从不看剧本，从不看账本，这就使得虽然“新画面”对外是一种商业公司运作，但实质上还是导演中心制。张艺谋作为新中国第五代导演，成长于艺术片时代、成名于导演中心制时代，严格地说，其内心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发生根本转变，还保有导演中心制的身份意识。正因为如此，当此前不看剧本与账本的制片人张伟平这次看了《金陵十三钗》剧本并要求增加床戏之后，本是无可厚非，却使张艺谋这样身份的导演感到难以接受，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其次，基于深厚的友情与信赖，新画面公司和导演张艺谋之间从来没有签署过任何文本合同，对双方都没有任何约束条款，因此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都缺少法律约束和制度保障。结果，与家族企业颇为相似，兄弟一旦分手，不仅伤情，而且伤身，使公司一下子面临釜底抽薪的危险境地，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乃至于不得不诉诸法律——新画面影业公司通过几大门户网站发出律师函，宣布收回周冬雨、窦骁、倪妮等12名艺人的管辖权，并控诉张艺谋工作室是“不合法”的“皮包公司”，宣称周冬雨、窦骁、倪妮等人现在的经纪人无上岗资格，将“分手”升级为“争子”事件。在接受采访时，张伟平对此最为追悔莫及，感叹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与冯小刚签约的路“是对的”，“好莱坞其实就是这样”。他表示，未来和新导演合作，不能再走以往“哥们义气”的老路。
这从另一侧面也证明二张最早开创中国的商业电影，虽然表面上获得了票房的繁荣，但内部运作机制还是较为传统的，或者说停留在一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状态，是一种畸形的混合体，并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化时代。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与扩大，这样的合作模式终将会暴露出致命缺陷而遭到淘汰。从这一角度来看，二张分手可以说是迟早的事，因为其合作先天就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他们一方面在中国商业电影的生产与营销模式上具有开创性，创造了宝贵的经验财富；另一方面，也具有深刻的教训。换一个角度来看，二张分手无疑也包含着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不仅会对整个中国电影市场走向规范化提供某种借鉴作用，同时也必将推动顺应新时代的更加健全的体制尽快生成。对两位当事人来说，可能都是一种松绑和解放，促使二者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定位，各自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附着而来的思考是，导演与制片人、艺术价值与市场利润之间是否具有天然的矛盾鸿沟？事实上，好莱坞制片人中心制生产的大片很多是艺术与商业的完美结晶，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也许张艺谋可以尝试走美国著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导演采取的独立制片人路线。当然，这种模式适合哪类导演，发展空间有多大，都应当是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明星效应与艺术价值的利害冲突
在此次分手事件中，小沈阳主演的《三枪》成为双方争议和分歧的一个明显焦点。不管是张艺谋提出的“裹挟”论与张伟平所说的“压迫”论，有一点是共识，二人都对这部收获了高票房低口碑的《三枪》不满。张艺谋用了“拼凑剧本”、“商业炒作”、“临时抱佛脚”及“缺乏文化价值”等字眼来说明这部电影的制作和水准。2011年，张艺谋在跟自己的传记作者方希聊天时，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和价值观不一致的人真不能合作，合作是一种痛苦。”(11)可见，在追求明星效益、商业利润还是注重艺术价值建设上，二人的观点也存在分歧。实际上，《三枪》牵扯出的不单单是二张之间的艺术趣味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的问题，还揭示出当前业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明星效应与剧本质量之间的本末关系以及如何取舍的问题。
消费文化时代，电影明星既可以被制造同时也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好莱坞电影更是采取大明星制来作为票房的保证，为此，为当红大牌明星量身定制电影剧本也是常有的事情。可以说，《三枪》在这方面实际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只不过它最大的收获也许不是票房而是失望、批评和不满。2009年，二人转演员出身的小沈阳在央视春晚舞台因小品《不差钱》的出色表演而一炮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众明星，身价倍增，创造出一夜成名的“小沈阳现象”。当时，几乎人人热议小沈阳，人人模仿小沈阳的台词和腔调，毫无疑问，小沈阳显然具有强大的票房吸引力。现在来看，与其说当时导演和制片人选中了小沈阳出演剧本中的某个角色，不如说是导演和制片人发现了小沈阳的热度和商机，根据小沈阳擅长的二人转表演以及男扮女装等喜剧特点，“临时抱佛脚”量身炮制“拼凑”出一部剧本，依靠商业炒作，制造出《三枪》这一令人“惊奇”的作品。果然，8000万元的投资换回2.68亿元的票房。但是，在收获票房的同时，也收到了不满和质疑。《三枪》究竟给观影者带来了什么呢？作品改编自《血迷宫》，可改编完的电影却让人觉得混乱，偷情兼谋财害命，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背景，人物性格古怪缺乏塑造，缺乏审美理想和价值判断，一些二人转因素随意洒落其间，只是穿插个别笑点而已。甚至有观众戏称《三枪》的故事是“一碗油泼面引发的血案”，结果就变成——“艺术一经排斥对生活的实际意义，它就像一切并不具有这样的意义的东西一样，在思想家眼里就成为空洞的玩乐了。”(12))可见，片面追求明星效应和商业利润而不顾剧本质量，是一种本末倒置，不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表现，是对艺术的扼杀与戕害，同时损耗了演员、导演甚至制片人的声誉。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电影应同时具有人文关怀、价值判断，追求真善美，但是这一切，观众在《三枪》中显然无法获得充分满足。
实际上，通过《三枪》的制作、艺术效果及影响，可以发现优秀编剧、演员及管理人才匮乏，是阻碍中国当代电影发展的主要因素。
优秀剧本是拍摄出优秀电影的前提。当前，国内编剧往往拿不出好的剧本，剧本主题不明确、价值观游移不定、往往受外在种种因素干扰，几乎成为常见的通病。在国外，常见的是剧本主题非常明确，例如好莱坞商业片中，有极大一部分影片都是宣扬美国精神，强调人性，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很明确。中国优秀编剧少之又少，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三大艺术学院每年培养的年轻导演与编剧不过百人，刚刚毕业的导演系与戏文系学生在行业中很难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知名编剧的作品产量极低，不能满足导演对于剧本数量的需求，知名导演无法获得好的剧本，这就造成了供需矛盾。
演员的表演也是一大制约因素。当下大多数年轻演员被经纪公司包装成了偶像派的风格，无法出演电影中的具体复杂角色，而大众心中真正的实力派演员寥寥可数。在美国的艺术学院中，电影是依附在戏剧之下的一个专业，众多银幕明星都曾有过戏剧的舞台表演经验。正因为戏剧强调的是真实的现场演出，所以演员都具备很强的表演能力，成为演技派明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说，在电影人才培养制度上，中国电影行业应该进行反思。不是任意一个当红歌星、相声演员、小品演员都可以演电影，都能够演好电影，实际上，他们自己本专业的舞台也许才是最适合他们生长和绽放的土壤，他们在其中所放出的光彩才是最璀璨辉煌的。电影注重明星效应，也应对明星有所区分，避免将明星与票房凌驾于一切之上，走入艺术误区。
国内电影制片人的专业水平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许多制片人并没有专业管理知识，拉来资金就去投入电影拍摄，目标往往紧盯市场效益，结果最终既造成明星和剧本之间的不和谐，也使导演和制片人之间形成误会和冲突。
从以上几方面因素来看，不管怎样，小沈阳主演的《三枪》都应该成为中国当代电影的典型案例，值得业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总结。张艺谋说：“中国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回归到踏踏实实的人才培养和技术革新上来，‘票房至上’的短视，会扼杀电影的文化内涵！”(13)可谓是从沉痛的教训中发出的肺腑之言，既切中急功近利的中国电影界的主要病症，也开出了治病的良方。
总之，可以肯定地说，张伟平和张艺谋的合作及“新画面”的运营道路，曾经开创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的新天地，必将载入中国电影史册。尽管，二张分手让我们看到种种不足和缺陷，但有理由相信，他们必将各自带着宝贵的经验教训，经过反省积淀，重新扬帆起航，为中国电影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也应当看成是整个事件所能够为中国电影良性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正能量。
①《张伟平：我现在跟张艺谋没啥关系了》，《大河报》2012年8月23日。
②《张伟平首次为张艺谋投拍出于义气》，《半岛晨报》2012年3月24日。
③⑤《张艺谋首谈与张伟平闹掰：想拍自己喜欢的电影》，《北京晨报》2012年10月30日。
④《张艺谋回应争议：不想成为他们的摇钱树》，《金羊网—新快报》2012年10月31日。
⑥⑦⑨《专访张伟平：谈分账差点被灭 逼张艺谋加床戏》，《扬子晚报》2011年12月6日。
⑧《兄弟情深廿载，银幕何须锁二张》，《新京报》2012年5月18日。
⑩《张艺谋张伟平真的分手？》，《汕头都市报》2012年5月19日。
(11)《张艺谋坦言 和价值观不一致的人合作是一种痛苦》，《扬子晚报》2012年9月16日。
(12)参见[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13)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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