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史上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5）06—0100—06
在“全球化”理论风行全世界并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学术这样一个背景下，民族性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从民族性这一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重新清理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便非常有意义。
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伴随着现代国家产生而产生的，在大多数国家，民族主义都具有爱国主义的涵义，至少二者在情感上具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就文学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应该说，强调民族性和提倡民族主义都没有错。但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却以惨败告终，并且以后长期遭人批评。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初期“前锋社”所发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初期陈铨等人所发起的“战国策派”文学运动。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作为运动，是由一定的组织或团体发起的，具有明确的理论主张和文学实践。一般性的主张文学的民族性或在创作中表现出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学，一般性的民族主义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具体的民族主义文学是有区别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既具有民族主义文学的一般性特征，这是我们不能对它进行简单否定的重要原因；同时，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又有其特定时期的政治涵义，这是当时它得不到广泛支持以至后来长期遭受批判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出于救亡和国家富强的原因，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话语，梁启超、早期的汪精卫、孙中山，都非常强调民族主义。经过几代人的理论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逐渐清晰起来，其理论也逐渐完备起来。特别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完成以及民国政府的建立，民族主义便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之所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这除了是由“国父”孙中山创立以外，还与民族主义的天然政治性有绝大的关系。“民族主义道德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① “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通常既是人们为在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内获得成员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政治精英和政府为创造新的认同感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这种认同感能够使现代国家自身合法化。”② 战国策派的重要成员林同济说：“民族主义即英文Nationalism。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政治主张。”③ 事实上，国民政府之所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除了情感的因素以及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以外，政治的因素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民族主义在国民党政府那里始终是维护政权的工具，并且工具性先于和高于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在国民政府那里，“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前者具有表面性，后者具有深层性。
孙中山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④ 在孙中山那里，民族和国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只有联系在一起时，民族主义才有意义，才值得提倡，所以，他批评了中国古代的“宗族主义”。其实，本质上，“宗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同样的结构和性质，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主义，至少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的民族实际上是由小的宗族组成的，现代社会，由于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特别是利益冲突，宗族主义极容易就演变成民族主义，在一些特殊的国家或特殊的时期，宗族就代表民族。但由于宗族主义有碍于国家，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所以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而把同属于民族主义范畴的宗族主义进行了否定。我们看到，在孙中山那里，民族主义明显具有爱国主义的特点，所以他说：“要救中国，想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民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⑤ 所谓“固有的道德”，主要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项内容。
而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工具则更为明确，也更为具体。1938年，国民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纲领是：“而现阶段之中心设施，则尤应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所谓民族国家本位之文化，有三方面之意义，一为发扬我固有之文化，一为文化工作应为民族国家而努力，一为抵御不适合同情之文化侵略。”⑥ （这里，所谓“固有之文化”，不过是孙中山“固有的道德”的另一种说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提倡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国家，更具体地说，是为了国民党政权。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民族主义在国民政府那里其实具有“双刃”性，即既具有从正面维护国民政府的作用，又有从反面破坏国民政府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来做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武器。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如果民族主义威胁到国民党政权，威胁到国民政府的安全，就对它进行批判和镇压，相反则予以鼓励和支持。在中国现代史上，正反的例子都有。正面的例子如：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国家主义采取了镇压的措施。其实，国家主义是由民族主义而来，它的理论基础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现实政治上的一种延伸。为什么要镇压国家主义，理由是：“国家主义之所以遭到南京政府的镇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主义由民族主义立场推进到了非常具体的政治诉求，明确要求建立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面的例子如：战国策派并非国民党派系，但战国策派的理论主张因为符合国民党政权的利益，所以被认同，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如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等人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欢迎。“‘战国策’其实并没有什么政党背景，陈铨等人也是知识圈中人，算不得政治场上行走之人。……但其‘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主旨，却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甚是契合，所以很得国民党有关方面的嘉许。”⑦ 可以说，国民政府主要是从自身的利益来提倡民族主义的，也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阐释民族主义的。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特别是共产党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而共产党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国民党政权的合法化。就文学来说，提倡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学，通过文学的民族性而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等等，这都无可厚非，应该得到广泛的支持。但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出在文学上而是出在政治上。正是政治使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及实践成了牺牲品。
今天我们也主张弘扬民族精神，也提倡文学反映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特色，似乎我们是赞成民族主义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90年代以前，民族主义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至少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明确提倡民族主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是这样定义“民族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它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并批评民族主义“极力抹杀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⑧ 这里实际上已经表明得很清楚，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他们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批判或对抗民族理论，同时揭示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的政治实质。比如鲁迅就是明显从阶级论的角度来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他说：“那目标确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⑨ 在整篇文章中，鲁迅并没有从理论上展开对“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本身进行批评，而是对“事件”进行“历史性”的评判，他指出，“民族主义文学”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这当然具有一针见血性。“自由人”胡秋原的批判同样一针见血，他说：民族“实际上只是一个地理上政治上的名称，一种抽象的存在，在今日，民族与国家成了一个东西，实际上只是统治阶级所统治的地域与人民之名称”，而民族主义也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护符”。⑩ 当然，胡秋原是从纯粹的自由立场来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他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也适用于对阶级论的批判。
1930年6月，“前锋社”成立，并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其根本宗旨就是提倡文学的民族主义。“前锋社”是由一批国民党文人和亲国民党的文人组成，他们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虽然也有某种理论性，但总体上“前锋社”属于政治派别，他们的文学理论也属于文学政治理论，其用意和目标都非常明确，那就是针对左翼文学及其理论，体现了国民党政府的文艺意识形态性。所以，“民族主义文艺理论”一出，就遭到了左翼文学界的批判，其中尤以茅盾的批判最为激烈，也最有代表性，深得要害。他说：“一般说来，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中，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也还有相当的革命的作用；然而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种状况上，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什么革命意义都没有了。这是一般的说法。至于在中国，则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联立的统治阶级早已勾结帝国主义加紧向工农剥削，所以民族主主义文学的口号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口号。”(11) 茅盾当然承认民族主义文学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性，但他认为阶级是比民族更为广泛的现实，阶级统摄民族，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对于文学来说，首要的不是民族主义文学，而是阶级斗争文学。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个对外范畴，而阶级斗争主要是一个对内范畴，就斗争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来说，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对外优先于对内。但我们只能从理论上认为茅盾的论述存在问题，而不能从历史上否定他的实际意义，因为茅盾的观点其语境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针对民族主义文学对于左翼文学的反动，是反动之反动。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在政治上的反动而对他们的理论本身也予以简单的否定。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与左翼文学理论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对于这种区别，40年代的林同济曾有一个概括，他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的一个大不同点，我想也许在这里，前者要超民族主义而谈经济平等，后者却是随着开宗明义第一章之民族主义而顺流延长的。”(12)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把阶级平等放在首位，而“民生主义”（即国民党政府的资本主义）则把民族平等放在首位。正是因为如此，所以30至40年代的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的争论具有意识形态的实质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一种世界主义，所以，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同社会，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国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那里主要是培养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争取民族独立，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在国民党政府那里，这一目的当然还在延续，但民族主义同时也衍变成国民党合法性的统治工具。国民党政府通过提倡民族主义来抹杀或削弱阶级斗争，从而稳固其统治；而共产党则张扬阶级斗争理论从而使其“斗争”和反抗合法化。所以，阶级斗争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在这里都是工具、武器，都具有表面性，深层的东西是政权。阶级斗争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夺取政权、掌握政权，民族主义也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维护政权。所以，30、40年代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的斗争并不是简单的文学斗争，而深层上也是政治斗争。
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期，左翼文学内部曾展开过一次非常广泛的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对于“民族形式”问题，不仅解放区与国统区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延安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抗日战争期间，民族情绪极度高涨，民族意识突显出来，作为一种凝聚力、向心力，出于“救亡”的共同目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认同民族主义的。但为什么“左翼”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进一步前溯，抗日战争初期，我们提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而不直接提倡“民族文学”，联系上面的背景，原因应该说就比较清楚了。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民族“形式”在这里意味深长，其本质仍然是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以，“民族形式”特别强调民间形式、地方形式，少数民族形式，而闭口不提主流的“民族主义”的形式。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
重新检讨“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我们看到，“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本身并没有问题。陈铨认为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个人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对于民族主义阶段的文学，他的概括是：“到了第三阶段，中国思想界不以个人为中心，不以阶级为中心，而以民族为中心。”“在这一阶段中间，中华民族第一次养成极强烈的民族意识。”(13) 陈铨的概括并不准确，比如“社会主义”这一词就用得很有疑问。抗日战争之后，民族文学的确蓬勃兴起，但并没有达到他所描述的程度。但陈铨的真正用意显然不在于对中国新文学进行概括，而在于提倡民族主义文学，他说：“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应该“以民族为中心”，“凡是对民族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应当消灭。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我们当然希望全世界的人类平等，但是我们先要求中国人与外国人平等。”(14) “二十世纪的政治潮流，无疑的是集体主义。大家第一要求是民族自由，不是个人自由，是全体解放，不是个人解放。在必要的时候，个人必须要牺牲小我，顾全大我，不然就同归于尽。”(15)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提倡以民族为中心，要求民族的平等与自由，提倡文学上的民族主义，高扬民族意识，于情于理，我认为怎么也不为错。
况且，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并非口号，并不空洞，而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比如陈铨说：“文学家不但要保持自己的个性，还要保持民族的个性。”“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来说，一个民族对于世界文学要有贡献，必定要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民族文化充分表现出来。”(16) 又说：“一个民族的文学要能够永垂不朽，必须要把自己表现出来。”“没有民族文学，根本就没有世界文学；没有民族意识，也根本没有民族文学。”“民族文学运动应该培养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又可以帮助加强民族意识，两者互相为用，缺一不可。所以民族文学运动，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17) 单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错，事实上，上述很多观点至今仍然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
对于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陈铨提出六个方面的定性，它们分别是：“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复古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不是排外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不是口号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应当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民族文学运动应当培养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运动应当有特殊的贡献”。(18) 可以说，不论是大的观点还是具体的论述，陈铨的这些思想至今仍然还具有活力，至今仍然不为过时，还特别具有现实针对意义。
所以，我认为，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战国策派的“尚力”、“英雄崇拜”、“权力意志”，鼓吹战争，在政治观和文化观上当然是值得批判的。但左翼文学把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和法西斯主义相混淆(19)，这在今天很难让人理解。贺麟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确是一种革命运动，不应当把它与沙文主义式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相混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外观上是反抗帝国主义势力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迫；其内在意义是反抗保守的军阀和封建主；文化理智方面，它是对过去的传统和习俗的反抗。”(20) 贺麟通常被认为是战国策的重要成员，贺麟这段话既是对战国策派的辩诬，同时也是进一步申明战国策派的观点。难道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有错吗？江沛先生评论战国策派的文学主张说：“文学是人学及其关照的特征，早已在近代民族危机和中国政治社会的压力下避于一隅，工具性成为新文学的一大特征，为现实服务成为第一指归。以文艺激发‘民族意识’，成为文学家的共识，而并非战国策派学人的独创。战国策派学人不满足于文艺救亡，着眼于培植‘民族意识’，以文学为工具改造国民劣根性。”(21) 这段话当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说“民族意识”已经成为文学家的共识，这就过于绝断，实际上，如上所述，情况远比这要复杂。但江沛先生说的“民族意识”不论是在笼统的文化上还是在具体的文学上，都绝非战国策派首创，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回顾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有它深刻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它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救亡”意识的产物，属于“救亡”话语，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启蒙主义运动具有同样的性质，属于整个新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至上”是晚清以来民众以及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救亡压倒一切。自由知识分子把自由看得至高无上，但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自由，容忍国民党的独裁，这是非常可敬的，有传统儒家的“大义”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战国策派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与国民党政府所提倡的“三民主义文学”和代表国民党政府观点的“前锋社”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具有某种相似和重合，也即被卷入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并在客观上起到了国民政府的“帮闲”作用。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的实际政治性，陈铨当时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他曾说：“政治和文学，是互相关联的，有政治没有文学，政治运动的力量不能加强；有文学没有政治，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不能伟大。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最好的机会；同时民族政治运动，也急需文学来帮助它，发扬它，推动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战国策派要与国民党政权合作的原因，当然也反映了战国策派在政治上的幼稚。但另一方面，陈铨又试图冲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政治性，他说：“民族意识的提倡，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问题。”(22) 也就是说，他试图强调民族主义文学作为文学理论和文学运动的独立性。但这种说法在当时事实上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并不为左翼文学所理解和接受。
正是在如上意义上，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撇开政治的原因而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理论进行重新清理。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作为政治工具其反动性是一回事，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纯粹的理论其合理性又是一回事，我们应该把“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性和理论性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我们不能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否定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的合理性因素。
注释：
①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②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③ 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列国阶段的形态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岳麓书社，1989年，第227页。
④ 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7页。
⑤ 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1、680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⑦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治：1928—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1—122、260—261页。
⑧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30—331页。
⑨ 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鲁迅全集》第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3页。
⑩ 胡秋原：《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11) 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50页。
(12) 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列国阶段的形态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岳麓书社，1989年，第229页。
(13)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以下凡引此书， 只注明页码。
(14)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第375页。
(15) 陈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第345页。
(16) 陈铨：《民族运动与文学运动》，第395、396页。
(17)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第372、378页。
(18)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第376—378页。
(19) 李清心：《“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解放日报》1942年6月9—11日。
(20) 贺麟：《基督教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49页。
(21) 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
(22) 陈铨：《民族文学运动》，第376、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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