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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孟非：有自由选择机会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我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主持《非诚勿扰》节目。最近两年，有些兄弟台在研发和复制类似节目的时候，总纠结一个技术问题，到底是“男选女”好，还是“女选男”好。其实我觉得在婚姻和恋爱当中，不存在这个问题，一定是相互选择。能够有自由选择机会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从婚姻这个问题，说到自由选择。自由选择给人的生活带来的意义非常重要。在我童年的时候，中国人过着没有什么差别和选择的生活：我们拿着差不多的工资，住着差不多造型的房子，房子的面积都差不多大；食物也是差不多，国家配给的，都凭票；穿衣服的颜色和款式也差不多，黑、白、灰嘛；中国人的发型也差不多。像今天黄老师这么漂亮的发型在当年的电影里，基本上是女特务（全场笑）。那时候剃光头的就是两种人，病人和犯人（全场笑）。
现在，我可以因为头发少自由地选择剃个光头。当然光头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在我刚刚走上新闻主播台的时候，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我这个发型很不主流，当时我心里也很难过。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人有点儿生理缺陷，剃了光头，就不能在新闻主播台上从事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呢？这就是那个没有太多选择机会的年代。
再回到我的工作上来。现在，媒体的进步意味着我们有那么多频道可以选择，如果你特别不喜欢哪个节目，不喜欢哪一位主持人，可以立刻用遥控器把他给“毙”了。这就表示人们的选项增多了。
我绝对不相信那么多观众收看《非诚勿扰》，仅仅是为了看台上24位美女，或是看我和乐嘉、黄菡在台上说俏皮话。那么多人爱看这个节目，恐怕也不仅仅在于可以围观别人的爱情。人们关注这个节目，是因为三年来它所讨论的话题几乎涵盖了今天普通中国老百姓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他们在围观别人爱情的时候，可以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生活经历和一些价值观。每个人在台上自由选择的时候，他有机会向异性、向公众进行一种自由表达，这种自由表达也是非常可贵的。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在选择对方的人生态度。他们要听到的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的真实答案，而不是标准答案。人生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钱文忠：快乐人生源于全方位教养方式
我有时候特别愿意从一些老人身上感受他们的幸福。我想举两位老人家的例子，一位是季羡林先生，他出生于1911年，清朝灭亡那一年。他在留德期间，虽然躲开了国内的抗日战争，却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中心，天天要躲盟军的炸弹。另一位是跟季先生几乎同龄的我的一位家族长辈——钱学森先生。他上世纪30年代去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有波及美国本土，但是钱学森先生曾以美国陆军上校的身份被派到德国。
他们两人都曾历经苦难，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季先生曾经一次吃下过一筐土豆外加十磅苹果。因为在二战期间，他一度没有东西吃。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都是幸福的。比如季先生讲，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他被安排在女生宿舍门口打铃。后来季先生告诉我，他那段时间居然感觉幸福。因为他终于可以每天偷偷地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把它带到门口的值班室里，边打铃边琢磨着怎么把它翻译出来。然后就有了季先生独立完成的《罗摩衍那》的汉译版。
钱学森的幸福充满文化的快乐。跟季先生一样，他们完全没有物质上的那么多选择性。他们依仗着一种人文的滋养、一种文明的积淀，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人生。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大科学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去钱学森图书馆看看，他的儿子钱永刚把父亲所有的东西包括与母亲蒋英的婚书都捐到了上海。钱先生的写字台是老式的，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非常小的椅子，我问钱永刚这椅子谁的？他说是母亲蒋英的。原来钱学森先生每天做完非常高精尖的绝密研究之后，就会坐到这个桌子前去剪报，蒋英就坐在那把小椅子上陪着丈夫，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一天蒋英对钱永刚说：“你去陪陪你爸爸。”他说：“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他是搞导弹的，又不好跟我谈。”蒋英说：“你爸爸会高兴的，陪他不一定要说话，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钱永刚先生说：“我这才知道，幸福是可以很宁静的，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说话的。”
当一种生活真的有了幸福感以后，一件最普通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感受。在钱学森晚年，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钱和奖金都捐了。香港有位爱国企业家颁发给他一个“杰出科学贡献奖”，奖金是500万元港币。钱学森先生那时住院了，就由蒋英代他去领。她临走前，钱学森先生笑着对旁边的工作人员和儿子说，你看，你妈妈要去领奖了。蒋英说，是啊，我要去领奖了，一张证书和500万元港币。下面一句钱学森先生说的话是我听过的非常有教养，而且极其幽默的话。他指着蒋英说：“你看你看，她要‘钱’，我要‘蒋’（奖）。”
今天，在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和转变的时候，在我们享受物质财富，享受着安宁和安全，享受着越来越多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们会面临更多的疑惑和困境。而我们对幸福的标准不再、也不应该再一致。幸福绝对不是一种，幸福绝对不等同于或者不仅仅等同于财富、地位、名誉等。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
黄菡：幸福的奥妙在于“平衡”
世界范围内有关个体幸福感的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地方的人幸福感最强？人口在40万左右的城市的人幸福感最强。再比如说心理学家在全球80个国家200多万人口样本当中做过幸福感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人生幸福感的最低谷出现在45岁到46岁。40岁到46岁是个低潮期，其中45岁到46岁是最低谷。反过来看一下，我们职业生涯中的收入曲线的变化，这个年龄如果不是最高的，它也一定是处于一个高位的。这说明收入和幸福感真的没有太多关系。
这样说容易让有些人得出那样的结论，那你岂不是在讲，看来我们为了追求幸福，就得自甘封闭、落后、懒散、消极、愚昧、无知？其实不可能是那样的。心理学至少能告诉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关于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的感觉最大化。
幸福的奥妙在哪儿？我离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但我有一个比较肤浅的理解，我想幸福的奥妙套用一句广告词说，做一个平衡美人。一定要注意找到个人生活当中各种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让你对它们的追求和拥有处于一种协调平衡的状态。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可能离幸福挺远。衣食足，仓廪实了，幸福就会自然降临？它们越多幸福就越来越多？大家可能听过那样一个寓言故事：有一天上帝听到一对老夫妻唉声叹气，于是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忧愁。老夫妻说，我们家里有90多只羊，时常会有小羊出生，但同时有老羊死去，羊的总数怎么也达不到100只。达到100只，那我们的生活一定快乐无忧。上帝说你的要求明天就可以实现，第二天羊的数量很快超过了100只。可是过了没多久，这对老夫妻又开始唉声叹气，而且比以前越发忧愁了。上帝又去问他们，他们说，我们现在有126只羊，什么时候才能达到200只呢？我们距离自己的期望和目标更加遥不可及了。
如果我们生活中只有一种欲望，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欲望不知满足、不加克制，结果就是这样。因为只有这一种需要，它被满足之后，需要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满足能够达到的增长，造成了相对剥夺。这是马斯洛的理论。
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时候怎么去避免这种困境呢？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去努力挖掘，发现生活中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对它们的追求保持一种协调平衡的状态，意在让它们之间相互制约。
我认为，我们现在对那样一类价值——物质、财富、成功，强调得过多，乃至于对好多人构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迫。我仅仅是在平衡的意义上强调了它们的另一端，当然不能把这一端推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要追求幸福的生活，可能还有一种心理准备，就是要接受不完美的、有缺憾的人生，跟自己坎坷、挫折的人生妥协与和解。
崔永元：思索本身即是一种幸福
我见过很多大师，他们非常有趣。比如《雨人》的编剧，叫巴瑞·莫罗，他凭这个片子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奖。我们安排他住在北京昆仑饭店，他跑出来拍片子。他看到一辆劳斯莱斯，就把劳斯莱斯拍下来，忽然他的镜头就转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旁边的街道上有一个三轮车夫在费劲地骑着三轮，上面拉着很多纸箱子，有一个掉在地上了。你猜旁边的人在做什么？全部都在那儿摁喇叭，没有一个人下去帮他扶起来。后来我问巴瑞·莫罗，什么是电影，他说这就是电影，电影就是这样。电影的故事都非常简单，都在讲那些普通人，有理想、有追求却实现不了。追求，实现不了，再追求，实现不了，玩命追求，绝对实现不了，最后实现了。这就是一部电影。
他的《雨人》那部电影，大家可能都看过，讲一个有自闭症的人，这是真人真事。他见到的那个真人，远比我们电影里看到的达斯汀·霍夫曼演的奇怪得多。当时，他在图书馆里看书，巴瑞·莫罗坐在前排，就听到后面“刷刷”不停地翻书。他就回头看，意思就是这样不太有教养。结果那个人冲他点一下头，接着看书。巴瑞·莫罗就把手头的书放下来，走过去问：请问先生，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看书。巴瑞·莫罗说你看书的速度有这么快么？他说是啊，今天下午我看了这么多的书（打手势），有这么高一摞了。巴瑞·莫罗觉得这个人太讨厌了，你不光折腾我们、制造噪音，还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就说那我能考你一下吗？他说可以啊。巴瑞·莫罗就翻开一本书，随便翻到一页，念了一句，结果他把后面的全都背下来了。
后来，他们就成了好朋友，慢慢地他就了解了他的读书习惯。他是八秒钟看一页，一辈子忘不了。他说他最烦的是图书管理员说，我们快下班了，谁还要借书，赶快借。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了，他只能用两只眼睛同时看两页（全场笑）。
有一次，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跟他聊，问他能否谈谈中国历史，他说可以，随便点一个皇帝吧。“那就乾隆吧。”他就开始把乾隆身边所有的妃子、大臣的名字从头到尾背了一遍。当时的场面很让人震惊，为什么？因为那位历史学教授也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他的计算能力我觉得也是季羡林先生羡慕的。这位先生的计算能力到什么程度？他去拉斯韦加斯玩轮盘赌，拿一堆筹码押在一个地方，不管你转多少圈，停下来就是他押的那个地方，这是他算出来的。后来赌场就不再让他赌了，每次一去就问你想玩哪一个，我们找几个人陪着你，你需要多少钱，我们送给你。
后来《雨人》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巴瑞·莫罗觉得这应该是“雨人”的奖，就把这个奖杯送给了“雨人”。半年以后他去看，发现这个小金人上面没有金子了。他就问他金子哪儿去了，他说这是孩子们的玩具，他让很多孩子抱着这个小金人去玩，所以上面就没有金子了，现在是个白色的小金人，奥斯卡历史上可能只有这么一座。
巴瑞·莫罗看我们那天做的慈善项目，叫“给孩子加一个菜”，他看得流眼泪了。他说了一句话，我也特别感动。他说，我要把那个褪了色的小金人拿到中国来，让这些乡村学校的孩子每个人抱着它拍一张照片。这就是他们内心的追求，这也是他们的幸福感，我们也想做到有他们这样的追求，有他们这样的幸福感。但是非常抱歉，现在还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