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研究
——检验参与—认同模型
张 凌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截面数据，基于参与认同模型，分析大学生互联网使用与学生参与、学生表现和学校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学校类型正向影响了互联网学习和互联网社交；互联网学习推动了学生参与；互联网娱乐存在负面影响；学习参与正向影响了学生表现；学生表现对学校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学业成就影响最大，自我认同影响次之。互联网背景下，学生参与仍然是学生发展的核心，信息传播技术在推动学生发展的同时，可能加剧不同社会阶层学生之间的差距。
[关键词] 互联网学习；互联网娱乐；学生参与；学生表现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信息传播技术正在高速的发展和渗透。截至2017年12月份，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普及率达55.8%，手机网民占比97.5%，其中学生网民群体规模最大，达到25.4%[1]。对于媒体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信息传播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语境的一部分，被广泛地用于学习、社交、娱乐等方面。一方面，信息和知识的边界被打破，从技术角度看，网络学习、社交可以让人们接触到任何想要接触的内容，这似乎给弱势群体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另一方面，低社会阶层的孩子却更多地沉迷于互联网娱乐，引发大量行为问题。互联网使用是一个多元概念，差异化的使用习惯将对个人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而当前鲜有研究分析互联网使用差异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角色。
在经典的学生发展研究的视角下，学生的背景特征以及学校所提供的各类学生参与机会是学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经验研究的学者认为，通过推动学生参与，可以提升学业成就、教学质量，并缓解辍学、越轨行为。在互联网背景下，学生在参与各类教学活动、校园生活的同时，聊微信、刷微博、打游戏、追剧已成常态。把握这些因素的影响，有助于准确理解当前学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截面数据，选取大专生和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费恩(Finn)提出的参与——认同模型[2]进行理论分析。
二、理论视角和概念界定
(一)分析框架：参与—认同模型
学生参与是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研究概念，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相对于天赋和家庭出身其是一个可以通过调控和设计加以改变，并且能够随着个人生活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因素[3]。对学生参与的干预可以提升学业成就，解决学生的疏离以及辍学的问题。
由于自身充满灵性，再加之身体条件非常优越，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后，朱易很快便成为了中国花滑队中的“红人”，而且和队友相处得非常融洽。经过陈露的亲自点播，进步神速的朱易，也被认定是代表中国参加下届冬奥会的重点培养对象。
参与认同模型是这些举措背后的主要思路之一。以费恩为主的学者通过对辍学的研究提出了这个模型(见图1)[4]。在该模型中，认同和参与是核心的构成部分。学生如果能够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包括课堂、课外的活动，参与教学活动，与教师、同学交流，那么他们通常能够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继而提升学校认同。认同主要表现为归属感，以及对学校更高的评价。费恩认为这个模型描述了学生在校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一个循环过程。那些因家庭、语境等因素不能获得必要鼓励的学生，可能在学校处于低度参与和低度认同的状况，因此不能进入图1中的发展循环，继而面临更大地疏离，甚至是辍学的风险[5]。
图 1参与—认同模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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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参与
学生参与(Student Engagement)是学情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是制度设计和评价的标准。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可以对学生在学校生活过程的多个方面进行描述。被学者广为接受的三个维度分别是行为的、情感的和认知的 [7]。行为参与往往指那些正面的行为，是投入到学习活动中的时间和努力[8]。认知参与比行为参与的程度更深，它是一种内在的行为，指的是学生在学习、理解、掌握知识和技能、参与学术活动等方面的心理投入[9]，相当于行为投入的质量。情感投入可以被视为一种归属行为，是学生对老师、同辈、学校的一种情感感知、价值判断[10]。
对学校认同的操作化往往会询问学生对学校的态度，是否喜欢学校或者在意教师对他们的看法[23]，有的研究也通过询问学生是否喜欢课程、班级、教师等来测量学生对学校的认同[24]。本文通过询问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来测量学校认同，那些对学校更加满意的学生，更加适应学校的文化、管理和规则，反映了学生对学校的认同状况。
(三)互联网使用
本文认为互联网使用嵌入在学生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学生既有的背景影响。由于当前我国在大学入学方面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居住地对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仍然有直接影响[20]，本文将考虑城乡差异、性别以及学校类型三个背景变量。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揭示了大部分出身于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由于家庭和生活语境所限，难以融入到学校生活中，也很少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但是部分接受和遵循主流文化价值和规则的较低阶层的孩子在进入大学之后，他们与富裕阶层的孩子之间的差距不再那么明显。换句话说，能进入大学的贫困出身的孩子，对学校已经有了相当的适应性，因此学生的背景因素可能并不会对学生参与、学业成就和学校认同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仍然会影响他们的其他行为，例如互联网使用，据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H3：学生表现对学校认同产生正向影响。
H1a：互联网学习对学习参与产生正向影响；
在信息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学校已经不是过去的象牙塔般的存在。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交中大量地使用互联网、无线通讯工具，它们是学生能力不可分割的部分。信息和知识边界的消失会消融过去那些阻隔学生参与的障碍。
乔治·华盛顿大学儿童心理学教授葛林斯班认为：“感情能力不只是未来发展亲密关系与依赖的基石，也是智能与许多认知能力的基础。在孩子不同的发展时期，感情能力都扮演主导的角色，学习与认知技巧则跟随其后。即使是数学能力，表面看来是与个人无关，是绝对属于认知技巧的领域，其实也是透过感情来学习。例如：‘很多’对一个2岁的孩子而言，指的是超乎他所预期的；‘很少’是指比他想要的还少。”
H1c：互联网社交对学习参与产生负面影响；
(四)学生背景
在传播学研究中，媒介使用不是一个单维度概念，对于人们的影响并不是等同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贝克(Becker)和怀特尼(Whitney)提出不应将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应区分人们对于不同媒介的依赖[13]。人们按照自身的物质条件、文化、制度特征、个体心理和行为目标来使用互联网。对互联网的不同使用可能强化已有的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14][15]。简而言之，差异性的互联网使用带来了差异的结果。本文主要考虑三类互联网使用：学习、娱乐和社交。当前经验研究的证据所报告的互联网使用的结果各不相同。有些研究证明了技术使用对学生参与的正面效应[16]，也有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对学生表现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即时性通讯工具对学校工作的负面效果[17]，互联网使用对大学生学习进步的负面效应[18]，脸书使用与成绩的负相关等[19]，据此提出第二组研究假设：
研究问题1：户口类型、学校类型如何影响大学生的互联网学习？
研究问题2：户口类型、学校类型如何影响大学生的互联网社交？
研究问题3：户口类型、学校类型如何影响大学生的互联网娱乐？
(五)学生表现和学校认同
参与——认同模型认为，成功的学生往往比相对不那么成功大学生有着更高的学校认同。那些对学校认同度高的学生，往往有一种内化的归属感，这些个体也更加看重基于学校标准的成功[3]。威利斯认为工人阶级的子弟无法融入学校文化和制度，他们通过自己的策略对抗学校文化，最终完成了阶级地位的代际复制[21]。布尔迪厄等在《再生产》一书中也持有类似观点[22]。
从当前的文献来看，除去一些大型的学情调查，以及以贡献测量量表为目的的研究，学者一般只选取学生参与的某一个方面对概念进行操作化研究。本文从行为层面探讨学生参与。行为参与可以表现为课堂中学生的行为，例如提问和回答，在课堂中保持专注和好的学习习惯[11]。行为参与往往是外在的、可观察的。它的概念有时被延伸到学生对学校举办额外课程的参与程度等[12]。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也提高了我们的社会责任感，这次活动也许对我们未来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还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活动，我绝不错过。
学生表现(Performance)是模型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同样包含着多个维度，既可以体现为课程的学习结果、成绩排名，也可体现为其他的素质。在研究中，既能通过专门的量表来测量学生的能力、素质，也能从心理学视角，对学生的认同、自我评价方面进行测量。基于参与认同模型，不同的学生参与将带来学生表现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可被视为一种结果，但学生参与并不直接影响学校认同。对于学生而言，学习成就、自我评价、党员身份、评奖评优等都曾经被作为学生表现的测量指标。根据以上文献，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我国实行科层制的组织治理结构，政府内部缺乏横向和纵向之间数据共享制度，数据存在于各个不同层级的部门之中，各个部门数据之间自成体系，由于缺乏共享数据标准，没有统一制度规范，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的不同差异，造成数据处理过程的随意性，各部门数据类型不能集中统一，使得部门数据之间共享程度差，阻碍了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
H2：学习参与对学生表现产生正向影响；
中华文明对泛北部湾地区产生深刻影响。历史上，中国就通过各种边贸活动、友好访问和邀请外国使者来访等活动将传统的丝绸、陶瓷、茶叶、纸张等销往海外，早期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就经过东南亚等国。通过商贸活动和人口迁移，有大量华侨迁徙到东南亚国家，而他们还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与生活方式，并对当地人产生影响。
实施实验室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工作中，提高人员素质是关键。管理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与人之间发生作用的过程，在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只有人才是主体，是决定管理效率的关键，而决定管理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人员素质，人员素质是指管理人员在承担一定的管理事务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在实验室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工作中要求工作人员应具有政治素质、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等基本素质。
H1b：互联网娱乐对学习参与产生负面影响；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概念测量
本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涉及经济活动、教育获得、手机和互联网使用等，样本调查对象为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中样本家庭的所有成员[25]。数据从2010年开始，每两年一次，已经进行四轮。本文使用STATA和SPSS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检验以上假设。
本文考察大学生如何使用互联网，主要测量问题是“您使用互联网学习”“互联网社交”“互联网娱乐的频率”，回答1—7分别表示从不、几个月一次、一月一次、一月2—3次，一周1—2次，一周3—4次，几乎每天。学生参与从两个方面测量，学习参与和第二课堂参与，后者包含两个问题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参加学生社团(否=0，是=1)。学习参与的测量问题是“我学习很努力，我在课堂上会集中精力学习，我会在完成学校功课时核对数遍，看看是否正确，完成学校功课后才能玩”，用5点量表测量(1—5依次是十分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十分同意)，Crobach a=.700。学生表现通过两个问题测量，“你对你的学业满意吗”(1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你觉得作为学生您有多优秀”(1非常差，5非常优秀)，Crobach a=.590。由于一致性指标偏低，通常认为低于0.6，两个指标的内在结构就存在问题。换句话说，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并不一定同时产生对自己作为学生的较高的评价。因此将两个因素分别作为因变量，测量互联网使用和学生参与的影响。人口学因素考虑性别、学校类型(大专0，本科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变量是所属的城乡分类(乡村编码为0，城市编码为1)。学校满意度反映大学生对学校的认同，询问学生“您对自己学校满意吗？”(1表示非常不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
(二)样本和数据描述
调查数据中包含的样本包含大学生共773人，其中大专学生332人(编码为0，占比42.9)，本科生441人(编码为1，占比57.1)，来自27个省市。农业户口534人，非农业户口239人；男生354人，女生419人。课外活动参与方面，参加学生社团的为313人，没有参加的417人，缺失43人；没有担任班干部的学生为517人，担任班干部的为227人，缺失29人。数据中的缺失值采用均值替代的方法进行处理。互联网学习(M=5.4，SD=1.64)，互联网娱乐(M=6.47，SD=1.103)，互联网社交(M=6.71，SD=1.076)，学习参与(M=3.43，SD=0.610)，学业成就(M=3.39,SD=0.741)，自我认知(M=3.17,SD=0.656)，学校认同(M=3.54，SD=0.878)。
四、分析结果
(一)影响互联网使用的因素
本文考虑了性别、户口类型和学校类型，分别以互联网学习、互联网社交和互联网娱乐作为因变量，结果(见表1)。学校类型是大学生互联网学习和互联网社交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对互联网学习影响系数较高。就读于本科的大学生比专科生更加可能使用互联网学习，也较多地运用了互联网社交。户口类型直接影响了互联网娱乐的频率，其他因素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表 1预测互联网使用的回归分析
注：表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p<0.05. ** P<0.01. *** p<0.001. n.s.P>0.05
(二)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个人社会背景，互联网使用行为与参=与—认同模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分别以学习参与、学生表现、学校认同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四轮多元阶层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本文考虑的受访者特征变量包括性别、户口类型(城乡)、学校类型。四轮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学习参与方面，女生比男生更专注；专科学校的学生比本科学校的学生学习参与度更高。研究假设H1a,H1b得到验证，H1c被拒绝。互联网学习推动了学习参与，而互联网娱乐则发生了负面的影响，互联网社交的影响并不显著。三轮的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仅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并未对学生表现和学校认同产生直接影响。在第二、三轮回归分析中，加入学习参与变量之后，所有其他变量均不显著，仅学习参与对学生表现产生正向影响，H2得到验证。在第四轮回归分析中，学习参与没有直接影响学校认同，而学生表现对学校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学业成就的影响大于自我认同的影响，H3得到验证。
表 2预测学习参与、学生表现和学校认同的多元阶层回归分析
注：表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 p<0.05. ** P<0.01. *** p<0.001. n.s.P>0.05
五、讨论和结论
(一)互联网使用的差异和影响
本文的结果表明，城乡差异仅在互联网娱乐方面发挥了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更多地使用互联网娱乐。学校类型的影响十分突出，本科学生比专科学生更多地使用了互联网学习和互联网社交。互联网使用并没有对学生发展的循环模式发挥直接影响，它仅仅通过影响学生参与，对学生表现和学校认同产生潜在影响。在数字鸿沟研究中，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被认为是造成信息富有者和贫困者之间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这种差距会被逐步转化为知识差距、参与差距，以致加剧信息贫困和富有者之间的不平等。但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方式在我国普及程度的提高，硬件设备和上网渠道的成本已经大幅缩减，经济条件，城乡差异已经不是决定互联网使的直接的、显性的影响因素，对大学生群体尤其如此。本文并未发现互联网使用方面的城乡二元化，但学校类型却显著地影响了互联网学习和社交。
从表5三次考查结果可以看出，进入锡石浮选脱泥前-0.010 mm粒级产率为56.68%，含泥较高，经过三次脱泥后，有45.30%的锡金属进入锡石浮选中，整个锡石浮选作业效率达到79.44%，对原矿的回收率为5.15%。超过了预期目标。
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往往拥有更高地进入优质高校的机率，而这些学校更好地学习环境和教学水平，会进一步促进学生合理利用网络学习资源，提升学习参与，使之进入一个发展的正向循环。可见，互联网使用虽然可能给低社会阶层的学生跳出阶层话语体系提供了路径，但这条路上阶层的局限仍然如影随行。
(二)参与——认同模式的验证
本文研究的结果验证了参与——认同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学生参与对学生表现产生了较强的正向影响，但并未对学校认同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学生表现的显著正向效果间接地影响了学校认同。家庭经济地位和互联网使用虽然没有对学生表现和学校认同产生直接效应，但其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潜在效应不容忽视。
互联网可能强化了这个模型的效果。一方面学生参与、学业成就以及学校认同之间仍然存在着费恩所提出的影响机制。通俗地说，学习认真的学生可能成绩更好，自我认同度更高，继而更加认同学校，这促使他们在之后的学习经历中，能更多地参与学习活动，进入良性发展的循环。另一方面，正确的互联网使用，例如有效地互联网学习，较少的互联网娱乐可能让那些身处于正向发展循环的学生，因为互联网的助力而进入更加高速的发展趋势。但对于那些被抛下的学生，丰富的互联网娱乐，以及与形形色色人所进行的互联网社交将使得他们更加疏远学校和教育制度，甚至面临辍学风险。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互联网视为推进学生发展的良药，那么它可能是一剂扶强不扶弱的药。
限于本文的分析方式，该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学生参与的考虑还不够全面；其二，对网络使用的具体效用还需要放在更加微观的参与活动中去考察。互联网时代，学生参与仍然是学生发展的核心，但随着信息、知识、社交的边界逐渐被消融，这一机制发生的语境可能变得更加宏大，后续需要更多的实证观察，为学生参与活动的设计、互联网使用的引导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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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using Internet for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 ——Test Participation—identification Model
ZHANG Ling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28,China )
Abstract ： This paper uses the interface data of Chinese family tracking survey in 2016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use, student participation, student performance and school identity based on the participation identity model.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chool type positively affects Internet learning and Internet social contact; Internet learning promotes student participation, while Internet entertainment has negative effects. Learning participation positively affects student performance; Students' performance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school identity, among which academic achievement has the largest influence, self-identity has the seco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student participation is still the core of student development. While promoting student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ay aggravate the gap between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Key words : internet learning; internet entertainment; student participation; student performance; school identity
[中图分类号] G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843(2019)08-0145-06
[收稿日期] 2019-05-13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农村大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XSJ17B09)”；湖南农业大学教改课题“在线学习社区用户社交关系及知识共享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张凌(1980-)，湖南长沙人，博士，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学、教育传播学。
[DOI ]10.13980/j.cnki.xdjykx.2019.08.027
(责任编辑：刘爽)